【重大项目建设 || 量孚新能源：打造磷酸铁锂超级工厂】近日，记者来到自贸开投集团参股公司广西自贸区量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科技材料研发实验室。研发员刘圣权向记者介绍着公司的“高科技”：“这台电子仪器价值近百万元，主要用来测试生产的高性能磷酸铁锂材料微观形貌。通过测试，我们能观察到材料的微观形貌并得到材料颗粒的大小数据，颗粒尺寸必须控制在50—800纳米之间，这样的产品才能达标。”
量孚新能源拥有上海、钦州两大基地，广西自贸区量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主要从事高性能磷酸铁锂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该公司创新“绿色一步法”年产2000吨高性能磷酸铁锂示范线，已经成功完成设备的联调联运，各项主要性能参数指标符合预期。打破传统生产工艺的技术壁垒、独家创新的绿色生产工艺“一步液相固化法”大幅集成全流程生产过程，无“三废”污染排放，能耗显著降低，规模化扩产速度更快。项目满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亿元，利税约2400万元。
目前，实验室、办公区域，配套的新材料研发中心、电池测试中心、新材料展示中心等同步建设完成投入使用，即将进入试生产阶段。
该公司总经理毕彤彤告诉记者，“建设高性能磷酸铁锂超级工厂”是公司的规划目标。项目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就分布在钦州石化产业园里，给生产带来巨大的便利。依托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现有石化产业基础，该公司今年计划实现产能逐步爬坡释放，产线稳定投产，产品稳定销售。同时也将计划启动2万吨的扩产规划和新一代磷酸锰铁锂等材料的量产规划，将绿色新工艺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辐射放大，为钦州高质量发展作出量孚贡献。https://t.cn/A6CIDLsB
量孚新能源拥有上海、钦州两大基地，广西自贸区量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主要从事高性能磷酸铁锂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该公司创新“绿色一步法”年产2000吨高性能磷酸铁锂示范线，已经成功完成设备的联调联运，各项主要性能参数指标符合预期。打破传统生产工艺的技术壁垒、独家创新的绿色生产工艺“一步液相固化法”大幅集成全流程生产过程，无“三废”污染排放，能耗显著降低，规模化扩产速度更快。项目满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亿元，利税约2400万元。
目前，实验室、办公区域，配套的新材料研发中心、电池测试中心、新材料展示中心等同步建设完成投入使用，即将进入试生产阶段。
该公司总经理毕彤彤告诉记者，“建设高性能磷酸铁锂超级工厂”是公司的规划目标。项目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就分布在钦州石化产业园里，给生产带来巨大的便利。依托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现有石化产业基础，该公司今年计划实现产能逐步爬坡释放，产线稳定投产，产品稳定销售。同时也将计划启动2万吨的扩产规划和新一代磷酸锰铁锂等材料的量产规划，将绿色新工艺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辐射放大，为钦州高质量发展作出量孚贡献。https://t.cn/A6CIDLsB
【“百城千企之钱塘春潮”——浑南区核心板块推介会（杭州站）成功举行】#见证争分夺秒的春天#
“钱塘春潮 澎湃浑南”。2月27日，浑南区核心板块推介会在杭州举行，宣传推介浑南区投资环境和发展机遇。邀请浙江50余家企业及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合作，共谋发展。浑南区委书记、沈阳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闫占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区领导王立勋出席会议。
在活动现场，王立勋就浑南区“1+6+5”，12个核心发展板块空间规划、产业规划及发展目标进行了全面推介，并与讯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沃凌的机电有限公司、抖赢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拜赛思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瓴科技（浙江）有限公司、郡原地产等6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为了更好的发挥以商引商的作用，浙江省辽宁商会还被沈阳高新区授予沈阳高新区投资促进中心招商联络处，以起到在浙江地区招商的“桥头堡”作用。
闫占峰表示，浑南区作为沈阳最年轻的主城区，同时也是沈阳国家高新区，是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沈阳片区的核心区，是中国（辽宁）自贸区沈阳片区的重要承载区，具有战略地位突出、发展规划超前、制度创新有力、营商环境优越、科技基础深厚、人才基础扎实、要素保障完备、生态环境优美、生活环境舒适、交通物流便捷等十大优势。12个核心板块正以崭新的姿态冉冉升起，正是发展最好的时代，也是企业发展壮大最佳的契机。
闫占峰郑重地向企业家发出邀请，欢迎广大企业家们投资选浑南，创业在浑南，观光到浑南，与浑南携手开启新征程，浑南区也将为广大投资者创造最好的投资机遇和巨大的投资空间，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创建最佳的投资环境。
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张成在致辞时表示，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将继续发挥驻地优势和前沿哨作用，形成“前方高效对接、后方有力承接、动态循环推进”的良好局面。在谈到对浑南区的评价时，他表示浑南区作为多重政策优势叠加的区域，具有强大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人才优势和科技创新优势。浑南科技城核心板块具有巨大的投资和发展空间，相信各位企业家选择浑南就是选择了未来。
辽宁省浙江商会执行会长、朗勤集团董事长王正平对浑南区的投资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辽宁省浙江商会将积极发挥作用，招引更多的浙江企业到浑南区实地参观考察，感受不一样的浑南。同时也将在杭州举行浙江企业的座谈会，在本地更多的推介浑南区。#振兴新突破 我要当先锋##追寻先烈足迹辽宁在行动##网红打卡地辽宁杠杠滴##美好辽宁欢迎您##美味辽宁等您来#
“钱塘春潮 澎湃浑南”。2月27日，浑南区核心板块推介会在杭州举行，宣传推介浑南区投资环境和发展机遇。邀请浙江50余家企业及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合作，共谋发展。浑南区委书记、沈阳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闫占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区领导王立勋出席会议。
在活动现场，王立勋就浑南区“1+6+5”，12个核心发展板块空间规划、产业规划及发展目标进行了全面推介，并与讯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沃凌的机电有限公司、抖赢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拜赛思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瓴科技（浙江）有限公司、郡原地产等6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为了更好的发挥以商引商的作用，浙江省辽宁商会还被沈阳高新区授予沈阳高新区投资促进中心招商联络处，以起到在浙江地区招商的“桥头堡”作用。
闫占峰表示，浑南区作为沈阳最年轻的主城区，同时也是沈阳国家高新区，是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沈阳片区的核心区，是中国（辽宁）自贸区沈阳片区的重要承载区，具有战略地位突出、发展规划超前、制度创新有力、营商环境优越、科技基础深厚、人才基础扎实、要素保障完备、生态环境优美、生活环境舒适、交通物流便捷等十大优势。12个核心板块正以崭新的姿态冉冉升起，正是发展最好的时代，也是企业发展壮大最佳的契机。
闫占峰郑重地向企业家发出邀请，欢迎广大企业家们投资选浑南，创业在浑南，观光到浑南，与浑南携手开启新征程，浑南区也将为广大投资者创造最好的投资机遇和巨大的投资空间，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创建最佳的投资环境。
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张成在致辞时表示，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将继续发挥驻地优势和前沿哨作用，形成“前方高效对接、后方有力承接、动态循环推进”的良好局面。在谈到对浑南区的评价时，他表示浑南区作为多重政策优势叠加的区域，具有强大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人才优势和科技创新优势。浑南科技城核心板块具有巨大的投资和发展空间，相信各位企业家选择浑南就是选择了未来。
辽宁省浙江商会执行会长、朗勤集团董事长王正平对浑南区的投资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辽宁省浙江商会将积极发挥作用，招引更多的浙江企业到浑南区实地参观考察，感受不一样的浑南。同时也将在杭州举行浙江企业的座谈会，在本地更多的推介浑南区。#振兴新突破 我要当先锋##追寻先烈足迹辽宁在行动##网红打卡地辽宁杠杠滴##美好辽宁欢迎您##美味辽宁等您来#
#京报理论周刊#【#怎么让高水平开放进一步落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里包含两个总论与五大举措，其中最后一个举措就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报告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放到战略地位上。中国的传统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需要深度思考：如何促进改革与开放的联动效应，寻找释放二十大红利的突破口？如何让开放真正具有高水平的内涵？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在理论上有对标、在实践上有对表。对此，我想从八个角度谈谈二十大报告中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探索将其内涵具象化，阐明什么是“高水平”。
第一，市场规模大，足以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和规模经济。高水平开放的第一个特征是规模大。只有当规模达到一定体量，才能使内外贸一体化，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而这也是新时期中国进行国际竞争的新基本盘和新竞争力来源。新时期全球竞争版图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外部对我国的需求将上升至全新的台阶，我们需抓住这一重要时点，在过去简单利用资源禀赋进行产品开放和市场开放的基础上，形成内部大市场和全球大市场的相互统一，推动规模经济进一步深化。
第二，开放质量高，足以构建强大的议价能力和竞争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衡量方式之一是质量高，这也是我们进一步提升规模经济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而衡量开放质量的重要标准是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全球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和竞争能力。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两端朝上，左边是研发、中间是制造、右边是营销，当前制造产生的利润低，全球制造也已供过于求，因此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的研发设计和销售上。目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中部底端，如何向两端延伸是未来需要把握的核心问题。
对此，我国提出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四链”融合，为高水平开放打下基础。一方面，我们要在科技上进行全面创新，巩固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本盘。只有基本盘稳固，才会真正具有创新的功能和赶超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只有提高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上铸就长板，铸就议价能力和竞争能力。此外，未来中国在从曲线底部向两端进发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做好充足准备，在高水平开放中、在质量提升中、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开辟新领域。
第三，开放范围广，足以让所有区域和要素在开放条件下配置。高水平开放不仅仅是所有区域、所有要素的开放，更重要的是配置方式也要发生立体性的变革。目前，我们在资金、资源、人才、科技、产品、要素、服务、资本等领域的开放过程中，有些领域已经完成开放，有些才刚刚开始，而有些已经遇到了难点、堵点、卡点，因此如何选择战略路径成为了重点。
在要素资源方面，目前一般商品市场开放已经基本完成，但在技术贸易和资产配置等领域，尤其在服务底层产品，形成综合性风险定价方面的开放比较不足，这可能也反映了我们在金融安全和金融开放之间面临的难题。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开放，可能是我们未来弯道超车、后来者居上的开放新路径。譬如数据跨境流动开放，这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较大，在相应的设施、标准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该领域也是我国弯道超车开放的重要方面。又比如在新能源领域，我国利用超大市场经济体和应用场景，实现了新能源的全面市场化。而对运用标准、相应产品进出口以及知识产权领域的开放，使我们能够打造自己的品牌。
因此，在要素资源配置领域的高水平开放，使我们能够不仅仅拘泥于传统的堵点和卡点，而是可以从新领域进行突破，在拓展中寻找到新的开放路径，在开放中形成新的利益再分配格局，并消融利益再分配所产生的阻碍。对于这一路径需要形成一系列的新思路。
第四，开放方式新，足以引领数字化、绿色化的贸易新浪潮。我们要在数字化、绿色化的贸易新浪潮中有弯道超车的引领意识，并将其作为我们高水平开放的龙头支点，这也是我们有能力、有动力，也是阻力最小的一个方面。
第五，开放动力足，足以在大市场和大创新中成为全球贸易的引擎，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洼地和全球资产配置中心。高水平开放要求我们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中高速增长所产生的资产红利，占据全球经济的引领性地位。中国与全球之间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错位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将成为我们在构建新动能，并以中国超大市场优势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尤其是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佳时点和切入点。我们不应因为外部环境的大动荡固步自封。也许进一步开放，在混乱中寻找到新的路径，将是我们发展的新契机。
第六，开放制度优，足以减少各种交易成本，主导国际标准和治理体系。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高水平开放必须是建立在高水平制度体系上的开放。首先，高水平开放要减少各种交易成本，也要主导国际标准和治理体系，否则不能称为“高水平开放”。目前，世界上有“三零原则”——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我们要向这个方向靠拢。其次，在制度开放的进程中，我们要稳步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上做文章。这也意味着，新时期高水平开放的重中之重在于推动内部改革，比如我们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就必须在知识产权、补贴政策以及一系列法律上进行全面梳理，向国际规则靠拢。
我们建议利用欧洲板块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加紧实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全面落地。这同样涉及大量的开放政策和内部制度梳理，但这也是我们的契机。内部制度梳理的关键点是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我们要通过要素市场的制度改革，真正使交易成本降下来，充分显示出我国制度在微观领域里的显著优势。目前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多体现在宏观层面，特别是在举国体制上优势显著。但是与世界进行接轨，需要在微观、动力层面做文章，这要求我们必须直面关键性改革。因此，制度型开放是最为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主导全球治理体系并对其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我们要从内部出发，进行制度改革，这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
第七，开放基本盘牢，足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驱动内外循环的良性互动，统筹发展与安全。当前美国基本盘的布局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近五年来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布局基本完成。如“小院高墙”政策，是指美国政府需要确定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即“小院”），并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即“高墙”）。对“小院”内的核心技术，政府更严密更大力度地进行封锁，“小院”之外的其他高科技领域，则可以重新对外开放。美国在各种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关键资源配置上形成以“回岸”“友岸”“近岸”三重举措所推进的新循环模式。对此，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应抢先进行基本盘构建，产业政策要发展与安全并举。
第八，开放平台新，足以构建新的网络体系和新的竞争力。我们要加强与外部的合作，进一步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新平台新合作机制，真正夯实在亚洲的“基本盘”，以自贸区、自贸港作为内部的开放平台，进一步提升网络体系和竞争力。我们应从多维度解读“高水平”，并与相应的改革举措、内部战略全面对应，在未来按照二十大精神的指引，在经济发展上逐步落地。（刘元春，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第一，市场规模大，足以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和规模经济。高水平开放的第一个特征是规模大。只有当规模达到一定体量，才能使内外贸一体化，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而这也是新时期中国进行国际竞争的新基本盘和新竞争力来源。新时期全球竞争版图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外部对我国的需求将上升至全新的台阶，我们需抓住这一重要时点，在过去简单利用资源禀赋进行产品开放和市场开放的基础上，形成内部大市场和全球大市场的相互统一，推动规模经济进一步深化。
第二，开放质量高，足以构建强大的议价能力和竞争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衡量方式之一是质量高，这也是我们进一步提升规模经济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而衡量开放质量的重要标准是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全球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和竞争能力。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两端朝上，左边是研发、中间是制造、右边是营销，当前制造产生的利润低，全球制造也已供过于求，因此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的研发设计和销售上。目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中部底端，如何向两端延伸是未来需要把握的核心问题。
对此，我国提出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四链”融合，为高水平开放打下基础。一方面，我们要在科技上进行全面创新，巩固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本盘。只有基本盘稳固，才会真正具有创新的功能和赶超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只有提高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上铸就长板，铸就议价能力和竞争能力。此外，未来中国在从曲线底部向两端进发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做好充足准备，在高水平开放中、在质量提升中、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开辟新领域。
第三，开放范围广，足以让所有区域和要素在开放条件下配置。高水平开放不仅仅是所有区域、所有要素的开放，更重要的是配置方式也要发生立体性的变革。目前，我们在资金、资源、人才、科技、产品、要素、服务、资本等领域的开放过程中，有些领域已经完成开放，有些才刚刚开始，而有些已经遇到了难点、堵点、卡点，因此如何选择战略路径成为了重点。
在要素资源方面，目前一般商品市场开放已经基本完成，但在技术贸易和资产配置等领域，尤其在服务底层产品，形成综合性风险定价方面的开放比较不足，这可能也反映了我们在金融安全和金融开放之间面临的难题。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开放，可能是我们未来弯道超车、后来者居上的开放新路径。譬如数据跨境流动开放，这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较大，在相应的设施、标准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该领域也是我国弯道超车开放的重要方面。又比如在新能源领域，我国利用超大市场经济体和应用场景，实现了新能源的全面市场化。而对运用标准、相应产品进出口以及知识产权领域的开放，使我们能够打造自己的品牌。
因此，在要素资源配置领域的高水平开放，使我们能够不仅仅拘泥于传统的堵点和卡点，而是可以从新领域进行突破，在拓展中寻找到新的开放路径，在开放中形成新的利益再分配格局，并消融利益再分配所产生的阻碍。对于这一路径需要形成一系列的新思路。
第四，开放方式新，足以引领数字化、绿色化的贸易新浪潮。我们要在数字化、绿色化的贸易新浪潮中有弯道超车的引领意识，并将其作为我们高水平开放的龙头支点，这也是我们有能力、有动力，也是阻力最小的一个方面。
第五，开放动力足，足以在大市场和大创新中成为全球贸易的引擎，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洼地和全球资产配置中心。高水平开放要求我们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中高速增长所产生的资产红利，占据全球经济的引领性地位。中国与全球之间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错位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将成为我们在构建新动能，并以中国超大市场优势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尤其是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佳时点和切入点。我们不应因为外部环境的大动荡固步自封。也许进一步开放，在混乱中寻找到新的路径，将是我们发展的新契机。
第六，开放制度优，足以减少各种交易成本，主导国际标准和治理体系。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高水平开放必须是建立在高水平制度体系上的开放。首先，高水平开放要减少各种交易成本，也要主导国际标准和治理体系，否则不能称为“高水平开放”。目前，世界上有“三零原则”——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我们要向这个方向靠拢。其次，在制度开放的进程中，我们要稳步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上做文章。这也意味着，新时期高水平开放的重中之重在于推动内部改革，比如我们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就必须在知识产权、补贴政策以及一系列法律上进行全面梳理，向国际规则靠拢。
我们建议利用欧洲板块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加紧实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全面落地。这同样涉及大量的开放政策和内部制度梳理，但这也是我们的契机。内部制度梳理的关键点是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我们要通过要素市场的制度改革，真正使交易成本降下来，充分显示出我国制度在微观领域里的显著优势。目前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多体现在宏观层面，特别是在举国体制上优势显著。但是与世界进行接轨，需要在微观、动力层面做文章，这要求我们必须直面关键性改革。因此，制度型开放是最为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主导全球治理体系并对其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我们要从内部出发，进行制度改革，这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
第七，开放基本盘牢，足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驱动内外循环的良性互动，统筹发展与安全。当前美国基本盘的布局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近五年来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布局基本完成。如“小院高墙”政策，是指美国政府需要确定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即“小院”），并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即“高墙”）。对“小院”内的核心技术，政府更严密更大力度地进行封锁，“小院”之外的其他高科技领域，则可以重新对外开放。美国在各种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关键资源配置上形成以“回岸”“友岸”“近岸”三重举措所推进的新循环模式。对此，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应抢先进行基本盘构建，产业政策要发展与安全并举。
第八，开放平台新，足以构建新的网络体系和新的竞争力。我们要加强与外部的合作，进一步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新平台新合作机制，真正夯实在亚洲的“基本盘”，以自贸区、自贸港作为内部的开放平台，进一步提升网络体系和竞争力。我们应从多维度解读“高水平”，并与相应的改革举措、内部战略全面对应，在未来按照二十大精神的指引，在经济发展上逐步落地。（刘元春，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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