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036《宗子维城》（美）罗泰
给我推荐这本书的是位圈内的学者。他说，这是夏商周考古的权威著作。
作者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从考古学的角度重建孔子时代”。他认为历史文献有很大的主观性，在中国，考古学家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认为考古学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佐证，为基于文献的历史学研究服务。他主张考古学必须从文献历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不受这些文献干扰的前提下，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独立的认识。
这是他与国内历史学研究者最大的不同。应用和分析已经公布的考古资料，而不是传统的以考古佐证历史文献。他也很遗憾，因为众多的考古成果还没有公开发表，无法得出一些抽样统计学的结论。
这也造成了一个挺高的门槛。这本书是我近几年读过最辛苦的一本，几次拿起读不了多少又放下，那些考古的专业分析，器物的归类和统计等等根本记不住，直到我从河南回来，对那个时代有了点感性认识之后，才又看出乐趣来。
作者指出周文化圈发展的三大趋势，即对内融合同化、对外的不同越来越清晰和不断向非周区域扩张。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周文化圈内的人群像非周文化圈迁徙，另一种则是非周文化圈的人使用周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礼制，前者似乎更倾向于扩张，后者或可以称之为归化。
东周时期社会发展的几大趋势即低级贵族和平民的融合（在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变法之后迅速展开）、高等级贵族与一般贵族差异的拉大（以楚国为例，战国时期的中型墓大量消失）、东周时期宗教思想的转变（祖先从神位归于人）。
《翦商》中关于周的内容，除了对《周易》的解读之外，其他诸如周王室与周边族群的关系，不见于文献记载的西周晚期重大礼仪制度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丧葬制度、宗教改革等都与作者的观点一脉相承。读来就有一些发现源头的小乐趣。
给我推荐这本书的是位圈内的学者。他说，这是夏商周考古的权威著作。
作者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从考古学的角度重建孔子时代”。他认为历史文献有很大的主观性，在中国，考古学家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认为考古学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佐证，为基于文献的历史学研究服务。他主张考古学必须从文献历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不受这些文献干扰的前提下，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独立的认识。
这是他与国内历史学研究者最大的不同。应用和分析已经公布的考古资料，而不是传统的以考古佐证历史文献。他也很遗憾，因为众多的考古成果还没有公开发表，无法得出一些抽样统计学的结论。
这也造成了一个挺高的门槛。这本书是我近几年读过最辛苦的一本，几次拿起读不了多少又放下，那些考古的专业分析，器物的归类和统计等等根本记不住，直到我从河南回来，对那个时代有了点感性认识之后，才又看出乐趣来。
作者指出周文化圈发展的三大趋势，即对内融合同化、对外的不同越来越清晰和不断向非周区域扩张。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周文化圈内的人群像非周文化圈迁徙，另一种则是非周文化圈的人使用周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礼制，前者似乎更倾向于扩张，后者或可以称之为归化。
东周时期社会发展的几大趋势即低级贵族和平民的融合（在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变法之后迅速展开）、高等级贵族与一般贵族差异的拉大（以楚国为例，战国时期的中型墓大量消失）、东周时期宗教思想的转变（祖先从神位归于人）。
《翦商》中关于周的内容，除了对《周易》的解读之外，其他诸如周王室与周边族群的关系，不见于文献记载的西周晚期重大礼仪制度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丧葬制度、宗教改革等都与作者的观点一脉相承。读来就有一些发现源头的小乐趣。
#而立龙岗 鹤湖之约# 【“创意联合体”赋能龙岗文化高质量发展！鹤湖智库再添5名“大咖”】2月25日下午，深圳市龙岗区举办“而立龙岗，鹤湖之约”鹤湖智库年度大会。王京生、樊希安、杭间、祝勇等约30位知名专家齐聚吉华二十四史书院，共商龙岗文化高质量发展大计，助推龙岗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深圳东部中心。
本次会议上，鹤湖智库专家阵容再添新力量。新聘5位专家分别为：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傅才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副院长张志安，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深圳市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朱荣远，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员、趣城工作室（AR City Office）创始人张宇星，财新传媒副总裁、财新创意总经理周智琛。至此，鹤湖智库专家增至44人。
本次会议上，鹤湖智库专家阵容再添新力量。新聘5位专家分别为：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傅才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副院长张志安，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深圳市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朱荣远，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员、趣城工作室（AR City Office）创始人张宇星，财新传媒副总裁、财新创意总经理周智琛。至此，鹤湖智库专家增至44人。
#文学汇[超话]#听见世界丨古中国和古希腊文化在似乎不知晓彼此存在的情况下，各自充当了世界文明进程中两股主要的影响力量。古典时代中国的诸多文本和文化价值遍及整个东亚，成为韩国、日本和越南这些国家的文教基础。哪怕在今天，有些学者仍在谈论“儒家东亚”，认为环太平洋经济体令人吃惊的崛起归功于儒家模式。类似地，希腊文明也被认为创造了西方的许多思想范式。许多人认为，现代哲学、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轨迹，早在古代雅典已经被奠定了。这两大文化都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产物，“轴心时代”指的是约公元前800至前200年间的一段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内，创造性的思想家似乎“纷纷从小邦相争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中涌现”。
我们对能证明古中国和古希腊间可能确实知晓彼此存在的证据很感兴趣，即便这种知晓很可能并不直接，而且须经由中亚游牧民族作为中介。举个例子，最近在一座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墓葬中发现了中国丝绸，这个惊人的发现表明，西方世界和远东早在已知的丝绸之路建立前几个世纪就存在来往。当然，操印欧语系的民族最早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就和中国有密切联系，有可能充当了中西间的桥梁。但如果关于古代中国和希腊文学的比较著作只限于展现这类历史交流的实例的话，那么比较文学家们早就可以收工了。或许“比较文学”的真义之一就在于亚里士多德的这样一个观察：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因为若想编出好的隐喻，就必先看出事物间可资借喻的相似之处（陈中梅译）（Poetics， 1459a），哪怕这些事物有可能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对于“为什么要去比较希腊和中国”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怎么可能不去比较它们？”在日益文化多元的世界中，如果想避免孤立主义，不想把人文学科巴尔干化为彼此分离的文化实体，我们就不得不都成为比较文学家。
古中国和古希腊的研究领域为此提供了一片大有可为甚至是代表性的领地。在何意义上它是“有代表性的”？我们不妨稍微考虑一下与语言和书写文本有关的问题。汉语是汉藏语系中已知最早的书写语言，也是如今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口头语言。古希腊语则是印欧语系中最早的书写语言之一，而印欧语系是母语人口最多的一个语系。事实上，讲汉藏语和印欧语的人口加起来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
古希腊语和古汉语的运作机制非常不同。作为约公元前500—前100年间中国的书面语言，古典汉语主要是单音节的（monosyllabic）；语词常常对应单个音节，相应地用单个的汉字来书写。因为古典汉语像大多数现代汉语形式一样，是一种没有屈折变化的语言，通常没法从语词的形式本身判断出我们通常称为“词类”（parts of speech）的那种东西。相反，汉语语法功能的实现依赖于语词的顺序或者合适的语助词。对比之下，古希腊语是一门高度屈折的语言，通过繁复的词形变化将词语安排到复杂的关联形式中。语言学上的这种差异——在此只能过分简略地呈现出来——伴随着一系列可以在文学（希腊史诗和中国抒情诗）、历史（作为统一叙事的希腊历史和作为“片段”展示的中国历史）和哲学（希腊对系统化的倾向和中国对情境反应的强调）中找到的差异。
两门语言的文字形式同样对比鲜明。古希腊语用一套来自早期腓尼基楔形文字的字母表来进行书写，最晚可能在公元前10世纪前出现。有人甚至认为，“赢获个体性的决定性一步不是文字本身，而是字母文字…［亦即］在语言中［用字母来］代表个别声音的相关原则”。众所周知，汉字也许是最具冲击性同时当然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顽强而有生命力的非字母文字。关于汉字的起源聚讼纷纭，但公元前13世纪的甲骨文清楚地表明，汉字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体系。汉字很可能起源于象形文字，但到甲骨文阶段，许多字已经由多种方式得以程序化，从而遮蔽了它们象形或表意的源头。语音原则随着文字的发展被广泛采用，并且是一套成熟完备的书写系统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至于阅读汉语是否牵涉与阅读希腊文或其他字母文字完全不同的心理学的问题，我们无意在此卷入此类论争。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己从传统上就认为，他们的文字和文字所代表的自然世界存在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通常是参与性的。许慎（30？—124？年）是第一部中国汉字字源学字典的作者，他认为迈向文字的第一步肇始于传说中的君王庖牺（=伏羲，约公元前2800年），他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稍后，许慎又说，黄帝的贤臣仓颉（约公元前2500年）在 “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的时候初造书契。
这种关于汉语自然起源的观念无论最终是对是错，它在中国都通过书法艺术而愈加深入人心，文字的书写笔画同书法家用毛笔描绘的竹林、群花、山峦以及自然世界中的其他事物就此发生了关联。毫无疑问，在汉语这样的文字体系中，打破书写文字和它所表现出来的世界之间的联系——有些人会认为这种联系是任意的——比在希腊文中要难多了，后者除了表达声音之外什么也表达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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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能证明古中国和古希腊间可能确实知晓彼此存在的证据很感兴趣，即便这种知晓很可能并不直接，而且须经由中亚游牧民族作为中介。举个例子，最近在一座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墓葬中发现了中国丝绸，这个惊人的发现表明，西方世界和远东早在已知的丝绸之路建立前几个世纪就存在来往。当然，操印欧语系的民族最早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就和中国有密切联系，有可能充当了中西间的桥梁。但如果关于古代中国和希腊文学的比较著作只限于展现这类历史交流的实例的话，那么比较文学家们早就可以收工了。或许“比较文学”的真义之一就在于亚里士多德的这样一个观察：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因为若想编出好的隐喻，就必先看出事物间可资借喻的相似之处（陈中梅译）（Poetics， 1459a），哪怕这些事物有可能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对于“为什么要去比较希腊和中国”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怎么可能不去比较它们？”在日益文化多元的世界中，如果想避免孤立主义，不想把人文学科巴尔干化为彼此分离的文化实体，我们就不得不都成为比较文学家。
古中国和古希腊的研究领域为此提供了一片大有可为甚至是代表性的领地。在何意义上它是“有代表性的”？我们不妨稍微考虑一下与语言和书写文本有关的问题。汉语是汉藏语系中已知最早的书写语言，也是如今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口头语言。古希腊语则是印欧语系中最早的书写语言之一，而印欧语系是母语人口最多的一个语系。事实上，讲汉藏语和印欧语的人口加起来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
古希腊语和古汉语的运作机制非常不同。作为约公元前500—前100年间中国的书面语言，古典汉语主要是单音节的（monosyllabic）；语词常常对应单个音节，相应地用单个的汉字来书写。因为古典汉语像大多数现代汉语形式一样，是一种没有屈折变化的语言，通常没法从语词的形式本身判断出我们通常称为“词类”（parts of speech）的那种东西。相反，汉语语法功能的实现依赖于语词的顺序或者合适的语助词。对比之下，古希腊语是一门高度屈折的语言，通过繁复的词形变化将词语安排到复杂的关联形式中。语言学上的这种差异——在此只能过分简略地呈现出来——伴随着一系列可以在文学（希腊史诗和中国抒情诗）、历史（作为统一叙事的希腊历史和作为“片段”展示的中国历史）和哲学（希腊对系统化的倾向和中国对情境反应的强调）中找到的差异。
两门语言的文字形式同样对比鲜明。古希腊语用一套来自早期腓尼基楔形文字的字母表来进行书写，最晚可能在公元前10世纪前出现。有人甚至认为，“赢获个体性的决定性一步不是文字本身，而是字母文字…［亦即］在语言中［用字母来］代表个别声音的相关原则”。众所周知，汉字也许是最具冲击性同时当然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顽强而有生命力的非字母文字。关于汉字的起源聚讼纷纭，但公元前13世纪的甲骨文清楚地表明，汉字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体系。汉字很可能起源于象形文字，但到甲骨文阶段，许多字已经由多种方式得以程序化，从而遮蔽了它们象形或表意的源头。语音原则随着文字的发展被广泛采用，并且是一套成熟完备的书写系统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至于阅读汉语是否牵涉与阅读希腊文或其他字母文字完全不同的心理学的问题，我们无意在此卷入此类论争。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己从传统上就认为，他们的文字和文字所代表的自然世界存在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通常是参与性的。许慎（30？—124？年）是第一部中国汉字字源学字典的作者，他认为迈向文字的第一步肇始于传说中的君王庖牺（=伏羲，约公元前2800年），他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稍后，许慎又说，黄帝的贤臣仓颉（约公元前2500年）在 “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的时候初造书契。
这种关于汉语自然起源的观念无论最终是对是错，它在中国都通过书法艺术而愈加深入人心，文字的书写笔画同书法家用毛笔描绘的竹林、群花、山峦以及自然世界中的其他事物就此发生了关联。毫无疑问，在汉语这样的文字体系中，打破书写文字和它所表现出来的世界之间的联系——有些人会认为这种联系是任意的——比在希腊文中要难多了，后者除了表达声音之外什么也表达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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