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诗文可以当作参考文献，但该列参考文献的地方又没列[摊手] （虽然《苏东坡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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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王安石传》出版后很果断地下单了，虽然刚读完上卷，但读得我抓狂，忍不住吐槽[哼] 并不是说本书没有可取之处，但我读前期望颇高，现在失望得捶胸顿足，不吐不快。
书籍用纸没什么问题，封面颜色素雅，但不知道封底那几个图案是什么，看着有点像石头，每次看到心里总是嘀咕。
作者崔铭是个中文系副教授，本书最大的缺点是欠缺文学之外的视角。上卷几乎就是王安石诗文编年赏析。王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变法，是变法！真有必要把他写得平平的诗文都列出来吗？如果说诗文可以当作参考文献，但该列参考文献的地方又没列[摊手] （虽然《苏东坡新传》也是这么干的，可人家苏轼最重要的就是文学成就嘛。
如此强调诗文，本书诗文排版却糟糕得令人发指！虽然有注音和注释挺贴心的，但是谁会把这些放在正文里啊！不会用脚注嘛！这样怎么能通读原诗？而且你们明明有用脚注的！实在不清楚这是作者的主意还是编辑的主意。
最令我感到痛苦的是作者糟糕的水平。首先是文字拙劣。我是一个对文字水平很不挑剔的人，但读这本书时感觉别扭之处甚多。作者有时会做莫名其妙的比喻，有时会在文中突兀地加上四字成语或古语，有的句子很难读通。
然而更为糟糕的是作者史料功底的匮乏，不少我有印象的事迹书中压根没提。我非常好奇的一点是，王在变法前，在地方任职时到底干得怎么样？怎么产生变法思想的？某些新法条例的雏形已经在地方实施了吗？实施效果如何？可惜作者罗列的材料甚少，例如有写王离任后十多年，当地知州顺应民意给他建生祠。没有别的佐证，单以此来说明地方百姓对王的感恩，未免天真。十多年后王已身居中枢要职，这不是地方官的谄媚之举？何况借修生祠之机搜刮民脂，实乃古代官吏的“常规操作”。
作者行文常有矛盾之处。例如经常说宋朝的官场风气如何糟糕，却又突然说宋代文人有种“整体自觉”多么多么有节操。
我觉得最难以理解的一点是，作者总强调王安石是因为家庭贫困才出来做官的。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宁愿做个隐士，去追求学问之道。他不仅自己想这样做，也很鼓励朋友这样做。此类诗文罗列之多，似乎已经不能将其视为偶尔的牢骚了。如果这是王安石早年的真实想法，那么他在地方周转多年，思想是如何转变的？他所谓的“学问”和“道”到底是什么？是经学？是文人虚无缥缈的理想？还是他在宦游生涯中每每想逃避现实时的自我慰藉？在吏治败坏民生困苦的时代，一个总想着去隐居的人，如何下定决心行变法之事？他想过变法的后果吗？知道自己踏上的是万劫不复之路吗？
读完上卷，我真的很纳闷这样一个人是怎么“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就这？我不信。

#读书#
人的本性往往藏得很深，这时可以用酒打开对方心扉，使他倾吐内心最真实的自我。

庸俗之人，喝酒以后胡言乱语，甚至耍酒疯，闹得场面尴尬。而能够自我克制的人，有时会在此时流露心底的感慨，或谈理想，或谈挫折。因此识人的伯乐，最应该在酒桌上考察人的品性。

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观察对方面对利益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的节操。节操高洁之人，对不义之财绝不享用。《孟子》有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义之财，数额再大，终究逃不过清空的一天。

相反，如果以自己清廉的节操辛苦获利，则利虽小，也是可以久享的。
在拜托对方办事时，还可以由此观察对方是否能如约办到。

晁说之有名言：“不信不立，不诚不行。”一个人能否在社会立稳脚跟，就看他能否信守诺言。

如果一个人答应对方的事办不到，他会诚意向人道歉，有时甚至会推荐能办好事的人。虽然此时他失信了，但反而彰显出他的品质。

现代社会社交网络发达，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大量陌生人。因此，虽然诸葛亮的识人之法已经提出了一千多年，但对于现代社会依然意义巨大。

结交好的朋友，任用适当的人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大获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