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结束了总算结束了
说实话这一路走来并不轻松
大家身边多多少少都有成功案例 所以理所当然的认为升本这件事很简单 可能也是信任我 所以认为我一定能上 但我真的不喜欢这种信任 从始至终我都不觉得 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所以我总是很怕 怕自己努力了很久很久 没得到想要的结果 怕自己又让身边的人失望
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都没有一个过渡 因为考试时间提前 直接就进入了高强度的备考状态 从早到晚 没有午休 几天之后就明显感觉到自己不行了 心态不行 身体各方面也陆续不行 自己专业课学不进去学不懂 会焦虑 会对身边的人发脾气 会想放弃 还会摆烂
一段时间后慢慢进入状态了 但也没有觉得自己就一定能行 但是好像可以应试了 结果考试又推迟 突然又多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天知道我有多想结束 可是只能又开始了每天做一样的事 就这样一直到6月18
考完之后觉得自己考的好好 特别开心 心里对自己能不能上其实已经有数了 但到查分的时候 最后的分数跟自己估的差别还挺大的 又有点失望 开始担心自己这个分数是不是能上 等了又等 终于昨天出了预录取名单 有我
说实话这一路走来并不轻松
大家身边多多少少都有成功案例 所以理所当然的认为升本这件事很简单 可能也是信任我 所以认为我一定能上 但我真的不喜欢这种信任 从始至终我都不觉得 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所以我总是很怕 怕自己努力了很久很久 没得到想要的结果 怕自己又让身边的人失望
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都没有一个过渡 因为考试时间提前 直接就进入了高强度的备考状态 从早到晚 没有午休 几天之后就明显感觉到自己不行了 心态不行 身体各方面也陆续不行 自己专业课学不进去学不懂 会焦虑 会对身边的人发脾气 会想放弃 还会摆烂
一段时间后慢慢进入状态了 但也没有觉得自己就一定能行 但是好像可以应试了 结果考试又推迟 突然又多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天知道我有多想结束 可是只能又开始了每天做一样的事 就这样一直到6月18
考完之后觉得自己考的好好 特别开心 心里对自己能不能上其实已经有数了 但到查分的时候 最后的分数跟自己估的差别还挺大的 又有点失望 开始担心自己这个分数是不是能上 等了又等 终于昨天出了预录取名单 有我
#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嘉靖年间，在完成广西田州思田靖乱及平定了为祸上百年的断藤峡土匪患乱后，本就抱病赴任的两广巡抚王阳明因肺病加重，终于病倒，于是给嘉靖皇帝上疏《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后，不等朝廷批复，便把广西政务交由郧阳巡抚林富代管，由广西布政使王大用带亲兵数人陪同从南宁启程，乘船东归，告老还乡。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1529年1月9日8时）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码头舟中。弥留之际的王阳明，让家童把唯一在身边的弟子周积叫进船舱，然后徐徐睁开眼睛对他说：“吾去矣。”周积泣不成声，问先生有何遗言，王阳明微笑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便阖目而逝。
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称其为王文成公。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这是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版本，记载于《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的《年谱三》中。这个年谱，是由王阳明的高足及最亲近弟子之一的钱德洪编纂的。
【王阳明临终留下8个字的遗言，为何说它是阳明心学的真谛 - 原创 千面略懂先生 2022-01-01】
王阳明曾留下八字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有人说这八个字是理解阳明心学的真谛，这是为何呢？
这八个字的核心在于“此心光明”，何为“此心光明”呢？在阳明心学中“光明”意味着人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具有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这些正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而要理解阳明心学必须以此为基础。
1. 致良知
“此心光明”意味对良知的发现。
作为儒家学说的一门，由王阳明所发展的心学，继承陆九渊的思想，强调“我心即理”，反对程朱（程颐、朱熹）理学通过追求外在事物的“格物”、“至理”说。
王阳明认为，外在事物是无穷尽的，不断的追求外在事物只会让自身沦陷在纷繁错乱的事物表象之中，最终迷失自身。
因此王阳明强调从内心去求得“理”。“理”可以生化出宇宙的万事万物，而人恰好具有灵气，人心能领略宇宙生化的精要，所以“心即理也”，这“心”便是良知。
“良知”一词最早是由孟子所提出来的，指的是一种道德的意识，即“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不需要通过思考就知道的事情就是良知。
后来，王阳明将“良知”的范畴扩大，他说：“良知者，心之本体”，又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在这里，王阳明是将良知看做“吾心”，将两者等同起来。
同时，他又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在这王阳明又将心和理等同起来，认为天地万物的流动都是因为人心的变化。
有一回王阳明的友人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王阳明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这便是“心即理也”，也就是良知即理，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将人的地位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人的道德意识抬到宇宙的创造者的地位。
王阳明在晚年的时候才提出“致良知”的思想，他认为这是“圣人教人的第一义”，这一思想也可以看做是王阳明思想的结晶。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先天所具有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都是圣人所传下来的潜藏在人的心中的，但良知总会蒙蔽，蒙蔽的原因在于人“欲”。
为了得到良知，必须去“人欲”。因此“致良知”也是一个“去蔽”的过程。达到了“致良知”便可算得上“此心光明”。
2. 克己去蔽
与“致良知”相联系的是克己，这是“致良知”的前提，也是达到“此心光明”境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此心光明”的境界就是具有独立的人格。王阳明所提倡的道德不是社会外在强制要求的道德，而是完全的出自个人的内在心愿，因此才算独立的人格。
个人的独立总是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因而就会产生社会与个人，公与私的矛盾问题。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克己，其次通过克己而“为己”。
何为“克己”？
王阳明说：“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矣。”
在王阳明看来，每个人天生都具有善的本性，但是现实的人因为外在的物欲的诱惑会产生私欲，这些私欲就会遮蔽善的本性，也就是“其私欲之蔽”，唯有去除私欲才能恢复心的本然之善，才能“以自明其明德”。
因此“克己”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的本善，在恢复人的本善之后就消除了对象与人的对立，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这也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只有消除了物与人之间的间隔，人才能够真正的完整，
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只有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才能称得上“仁”，才是一个完整的自我。
这便是“为己”。
“为己”是道德的完善，不是对功利的追求，这是儒家思想一贯的非功利的特征。达到“为己”其实也是达到“无我”的境界，王阳明自己也说：“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
他认为圣人都是追求“无我”的，其实这一境界就是他所说的“光明”，心中没有了私欲的小我，去除了私欲对良知的遮蔽，人心才出现光明。
3. 知行合一
王阳明所说的“光明”也意味着知行合一。真正的“光明”不仅仅是重视修心，更重要的是付诸于实践，念头一发动便可以付诸行动。
我们明白王阳明是反对朱熹的涵养功夫的，提倡“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能知和行事不可以分开而谈，必须两者合一。
他强调：“如果将知和行看做是两件事去做，以为得先有知，然后才能行。这种做法只能是知也知不了，行也行不了。”
他还表示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就是说，知和行是合而为一，合成一体的。
我们前面说王阳明追求的是道德的自我完善，但如果产生的是恶的念头，那知行合一不就是行的是恶的行为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王阳明对念头进行了限制，他说：“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这句话的意思是，产生的“知”如果是善的，那就可以“行”，如果是不善的，那就需要将不善的念头彻底断绝，因此知行合一是善知产善行。
知行合一在某种程度是将涵养、内察、践行合为一体。这一功夫既离不开“心上功夫”，也离不开“身上功夫”。
真正的“此心光明”不仅仅是“心上功夫”，更是将“心上功夫”放在事上磨练。
总之，在某种意义上，阳明心学可以说是对光明的追求，它是以对良知的追求而“去蔽”，将在现实中产生的私欲去除掉，以达到内心的光明的过程。
与此同时，它所强调的光明不是单纯的内在功夫，而是要将内在功夫运用于外界，达到“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最高境界。
这种最高境界便是天人合一的光明境界，这种内心的光明也必将给人生带来光明。因此，我们可以说王阳明临终时所说的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蕴含着阳明心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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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1529年1月9日8时）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码头舟中。弥留之际的王阳明，让家童把唯一在身边的弟子周积叫进船舱，然后徐徐睁开眼睛对他说：“吾去矣。”周积泣不成声，问先生有何遗言，王阳明微笑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便阖目而逝。
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称其为王文成公。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这是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版本，记载于《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的《年谱三》中。这个年谱，是由王阳明的高足及最亲近弟子之一的钱德洪编纂的。
【王阳明临终留下8个字的遗言，为何说它是阳明心学的真谛 - 原创 千面略懂先生 2022-01-01】
王阳明曾留下八字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有人说这八个字是理解阳明心学的真谛，这是为何呢？
这八个字的核心在于“此心光明”，何为“此心光明”呢？在阳明心学中“光明”意味着人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具有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这些正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而要理解阳明心学必须以此为基础。
1. 致良知
“此心光明”意味对良知的发现。
作为儒家学说的一门，由王阳明所发展的心学，继承陆九渊的思想，强调“我心即理”，反对程朱（程颐、朱熹）理学通过追求外在事物的“格物”、“至理”说。
王阳明认为，外在事物是无穷尽的，不断的追求外在事物只会让自身沦陷在纷繁错乱的事物表象之中，最终迷失自身。
因此王阳明强调从内心去求得“理”。“理”可以生化出宇宙的万事万物，而人恰好具有灵气，人心能领略宇宙生化的精要，所以“心即理也”，这“心”便是良知。
“良知”一词最早是由孟子所提出来的，指的是一种道德的意识，即“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不需要通过思考就知道的事情就是良知。
后来，王阳明将“良知”的范畴扩大，他说：“良知者，心之本体”，又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在这里，王阳明是将良知看做“吾心”，将两者等同起来。
同时，他又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在这王阳明又将心和理等同起来，认为天地万物的流动都是因为人心的变化。
有一回王阳明的友人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王阳明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这便是“心即理也”，也就是良知即理，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将人的地位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人的道德意识抬到宇宙的创造者的地位。
王阳明在晚年的时候才提出“致良知”的思想，他认为这是“圣人教人的第一义”，这一思想也可以看做是王阳明思想的结晶。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先天所具有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都是圣人所传下来的潜藏在人的心中的，但良知总会蒙蔽，蒙蔽的原因在于人“欲”。
为了得到良知，必须去“人欲”。因此“致良知”也是一个“去蔽”的过程。达到了“致良知”便可算得上“此心光明”。
2. 克己去蔽
与“致良知”相联系的是克己，这是“致良知”的前提，也是达到“此心光明”境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此心光明”的境界就是具有独立的人格。王阳明所提倡的道德不是社会外在强制要求的道德，而是完全的出自个人的内在心愿，因此才算独立的人格。
个人的独立总是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因而就会产生社会与个人，公与私的矛盾问题。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克己，其次通过克己而“为己”。
何为“克己”？
王阳明说：“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矣。”
在王阳明看来，每个人天生都具有善的本性，但是现实的人因为外在的物欲的诱惑会产生私欲，这些私欲就会遮蔽善的本性，也就是“其私欲之蔽”，唯有去除私欲才能恢复心的本然之善，才能“以自明其明德”。
因此“克己”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的本善，在恢复人的本善之后就消除了对象与人的对立，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这也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只有消除了物与人之间的间隔，人才能够真正的完整，
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只有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才能称得上“仁”，才是一个完整的自我。
这便是“为己”。
“为己”是道德的完善，不是对功利的追求，这是儒家思想一贯的非功利的特征。达到“为己”其实也是达到“无我”的境界，王阳明自己也说：“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
他认为圣人都是追求“无我”的，其实这一境界就是他所说的“光明”，心中没有了私欲的小我，去除了私欲对良知的遮蔽，人心才出现光明。
3. 知行合一
王阳明所说的“光明”也意味着知行合一。真正的“光明”不仅仅是重视修心，更重要的是付诸于实践，念头一发动便可以付诸行动。
我们明白王阳明是反对朱熹的涵养功夫的，提倡“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能知和行事不可以分开而谈，必须两者合一。
他强调：“如果将知和行看做是两件事去做，以为得先有知，然后才能行。这种做法只能是知也知不了，行也行不了。”
他还表示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就是说，知和行是合而为一，合成一体的。
我们前面说王阳明追求的是道德的自我完善，但如果产生的是恶的念头，那知行合一不就是行的是恶的行为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王阳明对念头进行了限制，他说：“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这句话的意思是，产生的“知”如果是善的，那就可以“行”，如果是不善的，那就需要将不善的念头彻底断绝，因此知行合一是善知产善行。
知行合一在某种程度是将涵养、内察、践行合为一体。这一功夫既离不开“心上功夫”，也离不开“身上功夫”。
真正的“此心光明”不仅仅是“心上功夫”，更是将“心上功夫”放在事上磨练。
总之，在某种意义上，阳明心学可以说是对光明的追求，它是以对良知的追求而“去蔽”，将在现实中产生的私欲去除掉，以达到内心的光明的过程。
与此同时，它所强调的光明不是单纯的内在功夫，而是要将内在功夫运用于外界，达到“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最高境界。
这种最高境界便是天人合一的光明境界，这种内心的光明也必将给人生带来光明。因此，我们可以说王阳明临终时所说的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蕴含着阳明心学的真谛。
『王阳明临终留下8个字的遗言，为何说它是阳明心学的真谛？』https://t.cn/A6abd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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