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河洪渡镇：一个库区移民集镇的华丽转身
清晨，冬日里的乌江，晨雾缭绕。
穿过乌江王沱大桥，笔者走进沿河自治县洪渡镇，真切感受了这个移民古镇日新月异的变化，新楼沿街整齐排列，店面商铺生意兴隆，搬迁移民安居乐业……到处呈现欣欣向荣奔小康的新气象。
洪渡镇位于沿河东北边陲乌江西岸，距沿河县城陆路138公里，水路76公里，东与重庆市酉阳自治县相接，北与重庆市彭水自治县毗邻，是贵州乌江水运进入重庆的桥头堡，素有“黔东北门户”之称。
近年来，一个通过水库移民新建起来的集镇，在当地党委政府加快发展和移民政策的后续扶持下，交通、城镇、产业、旅游、文化、生态等建设和发展均取得巨大成就。
一桥飞架黔渝，天堑变坦途
冬日暖阳，伫立乌江的王沱大桥，过往车辆不息，站在桥上，微风拂面而来，波光粼粼的江面，一改过去波涛汹涌的野性，变得更加宁静祥和。
陈超，是洪渡镇计生协会会长，地地道道的洪渡人，曾经多年从事镇移民搬迁工作，是洪渡变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陈超告诉记者，王沱大桥是乌江重庆彭水电站库区的移民基础设施，是连接黔渝两岸的主要通道，于2009年9月开工建设，2011年12月竣工通车，全长328米，其中主桥长240米，桥面宽8.5米，总投资7600多万元。
陈超说，过去由于乌江阻隔，沿江黔渝两岸人民来往就依靠摇橹划船，时间不仅慢，还不安全。王沱大桥的建成，不仅方便了两岸群众的往来，更加强黔渝两地间的交流与合作。
王沱大桥让洪渡镇与重庆东南的酉阳、彭水等地紧密相连，从地域、时空上直接拉近了沿河与重庆的距离，对沿河融入成渝经济圈，实现北部乡镇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拉动作用，通过大桥，洪渡发展的动脉快速延伸到成渝经济圈和大湘西地区。
“近年来，沿河北部乡镇依托重庆市场，规模化发展特色产业，洪渡的红苕粉、塘坝的千年古茶、后坪的蔬菜、客田的灰豆腐、新景的柑橘等农特产业如雨后春笋，逐步形成规模，通过便捷的交通运到重庆市场。”该县生态移民局局长黄勇说。
王沱大桥的修建，不仅方便了沿河洪渡、后坪、塘坝等北部乡镇的群众，也惠及了洪渡镇对岸重庆彭水、酉阳两地的群众，彭水至酉阳公路两旁店铺林立，两岸群众赶集办事直接从王沱大桥来来往往，不仅便捷、节约了时间，还增添了车来人往的热闹。
发源于贵州乌蒙山区的乌江，从潺潺溪流汇聚成磅礴大江，横贯贵州全境，素有“贵州母亲河”之称。
近日，因修建乌江梯级电站断航近20年的贵州乌江水运，首次全线复航。14艘500吨级货船运载6800吨磷矿石，从贵阳市开阳港洛旺河码头出发，沿乌江水路经余庆、石阡、思南、德江、沿河直下重庆涪陵入长江。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渝怀铁路建成通车，加之乌江流域多个梯级水电站开发，乌江干流航道一度处于分段通航状态，曾经的“通江达海”被中断。
二十年来，随着乌江多个梯级水电枢纽的建成，航道整治工程也同步开展，特别是构皮滩水电站通航设施建成投用，使乌江水运能力大幅提升，贵州北入长江的“黄金水道”得以恢复畅通。
通航船队进入沿河那天，洪渡镇61岁的田永会早早就等在乌江边，看着一艘艘轮船鸣笛通过，田永会又想起当年在乌江上开船的日子。
田永会的青春因乌江而精彩，从 16岁开始就在贵州乌江轮船公司沿河港工作，从一般的工作人员到轮船驾驶员，田永会大半辈子都在乌江上度过。当年洪渡码头的繁华，田永会至今仍记忆犹新。
“每天最少都有十几艘轮船从洪渡经过，只要货船汽笛一响，码头边就坐满了搬运货物的村民。”田永会告诉记者，那时江边村民的收入比较单一，因山里生产生存条件恶劣，周边很多村民都到洪渡码头做搬运工，大部分生活来源是靠在乌江上搬运货物，没建王沱大桥前，更多村民选择依江而活，靠船为生。
昔日旧貌不再 今朝华丽转身
冬日暖阳宾客至，高朋满座店似春。走进洪渡古镇，街道两边是一排排整齐漂亮的小楼房，临街餐馆旅店一家接着一家，老板们不时站在门口招揽生意，小镇的热闹尽现眼前。
“以前虽也热闹，但哪有现在好，搬迁到这里，很多村民已成了餐馆、宾馆老板了。”客运码头上，55岁的陈忠直告诉记者，十多年前，老洪渡街道狭窄，只有三五百米，到处坑坑洼洼，镇容镇貌很差。现在的洪渡街道长2000多米，宽20多米。当年由于城镇功能不足，很多村民想发展也难找空间。
陈忠直说，他在老洪渡集镇上做了12年的教师，现在已调到沿河县城工作，经常回洪渡走亲探戚。
看着美丽如画的新洪渡，陈忠直感慨：搬迁后变化太大了，街道宽阔干净，环境绿化漂亮，曾经杂草丛生的地方，如今小洋楼林立，依山傍水，环境宜人，很适合养老。
2007年，乌江彭水水电站蓄水发电，老洪渡面临整体搬迁，沿河县委政府抓住搬迁契机，高标准建设城镇供水、排水、硬化、绿化等基础设施，对集镇房屋实施亮化，将临江400多户居民楼，美化成具有汉唐风格的古式楼房，新建了客运码头广场、文化健身广场等休闲娱乐场所。
搬迁以来，在国家移民政策的扶持下，洪渡集镇取得了快速发展，在完善城镇配套功能的同时，商铺、餐馆、旅社等旅游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集镇上配有公安交巡警中队，建有沿河北部片区唯一一所高中学校，投资2000多万元的星级宾馆也正在建设中。
此外，洪渡还以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成功引进沿河三和医院、鲟鱼生态产业园、集镇污水处理厂、生态蛋鸡养殖场等项目，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洪渡镇还积极与周边重庆市的乡镇携手合作，共同提出边区“三联三互”发展措施，即组织联建、治安联防、生态联保，旅游互推、城镇互建、经济互助，以休闲度假型示范小城镇建设为重点，统筹推进集镇基础建设，充分发挥区位上的“桥头堡”作用，助推社会全面快速发展。
后续扶持助力 百姓富路渐宽
水库移民搬迁不等同于易地扶贫搬迁，易地扶贫搬迁是建成后拎包入住。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由于时间紧，当年洪渡搬迁时是边搬迁、边建设、边完善，除了对搬迁移民进行合理化补偿外，还开展后续扶持，扶持政策如今都还在延续。
“对水库搬迁移民子女的教育，安排有专项资金扶持，中职、高职、大专、本科等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资助。”黄勇表示，近年来，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除了教育方面，在道路建设、城镇绿化、产业项目等扶持上，投入力度也很大。
借风行船，借梯登高。在当地党委政府加快发展和移民部门的合力努力下，洪渡朝着小康方向快步发展，城镇功能不断完善、环境不断美化，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走进街道居民谢成福家，他正在招待着前来买酒的客人。没搬到新洪渡来之前，谢成福和父亲在老洪渡集镇做酿酒生意。
“以往在老洪渡卖酒，客人主要是码头上的搬运工人，虽然每天都有点生意，但都是零零碎碎地卖，而搬到新洪渡来后，交通方便了，销售面不断扩大，顾客比以前多得多，每年卖酒的量也比以前大。”谢成福说。
以前在老洪渡，人均不足1亩地，大多数居民的收入都靠在码头做搬运，住的也是破旧木房。搬迁后，不仅住得宽敞、住得干净，生活更舒心。
谢成福告诉记者，他的店里不仅卖酒还卖茶叶等产品，平时不忙时还可在周边找点活做，择业面广了，收入渠道也越来越宽。
搬迁前的老洪渡，早已淹没在滔滔乌江之下。新镇相比老镇，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更多是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发生巨变。
作为乌江流经贵州的最后一个集镇，通过整体搬迁，加快发展，洪渡已从贵州的边缘，变为发展的前沿，又从前沿变为区域中心。
洪渡镇党委书记田茂安告诉记者，目前彭水至酉阳高速公路正在修建，通车后从洪渡上高速只需10分钟，从洪渡上高速到重庆主城230多公里，未来不管是西入成渝、北入长江还是东到湘西，都更方便更快捷。
“利用好洪渡的地理和区位优势，用好用活库区移民后续扶持政策，围绕‘四新’抓‘四化’，不断推动交通、城镇、工业、农业、旅游等全面发展，充分发挥沿河北部片区物资集散地的功能作用，使周边的农特产品从洪渡源源不断地走出大山，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助推高质量发展。”田茂安说。
面向成渝，依托乌江，挤进长江。
千年古镇，风生水起，洪渡正以开放包容、奋力争先的姿态逐浪前行。
清晨，冬日里的乌江，晨雾缭绕。
穿过乌江王沱大桥，笔者走进沿河自治县洪渡镇，真切感受了这个移民古镇日新月异的变化，新楼沿街整齐排列，店面商铺生意兴隆，搬迁移民安居乐业……到处呈现欣欣向荣奔小康的新气象。
洪渡镇位于沿河东北边陲乌江西岸，距沿河县城陆路138公里，水路76公里，东与重庆市酉阳自治县相接，北与重庆市彭水自治县毗邻，是贵州乌江水运进入重庆的桥头堡，素有“黔东北门户”之称。
近年来，一个通过水库移民新建起来的集镇，在当地党委政府加快发展和移民政策的后续扶持下，交通、城镇、产业、旅游、文化、生态等建设和发展均取得巨大成就。
一桥飞架黔渝，天堑变坦途
冬日暖阳，伫立乌江的王沱大桥，过往车辆不息，站在桥上，微风拂面而来，波光粼粼的江面，一改过去波涛汹涌的野性，变得更加宁静祥和。
陈超，是洪渡镇计生协会会长，地地道道的洪渡人，曾经多年从事镇移民搬迁工作，是洪渡变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陈超告诉记者，王沱大桥是乌江重庆彭水电站库区的移民基础设施，是连接黔渝两岸的主要通道，于2009年9月开工建设，2011年12月竣工通车，全长328米，其中主桥长240米，桥面宽8.5米，总投资7600多万元。
陈超说，过去由于乌江阻隔，沿江黔渝两岸人民来往就依靠摇橹划船，时间不仅慢，还不安全。王沱大桥的建成，不仅方便了两岸群众的往来，更加强黔渝两地间的交流与合作。
王沱大桥让洪渡镇与重庆东南的酉阳、彭水等地紧密相连，从地域、时空上直接拉近了沿河与重庆的距离，对沿河融入成渝经济圈，实现北部乡镇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拉动作用，通过大桥，洪渡发展的动脉快速延伸到成渝经济圈和大湘西地区。
“近年来，沿河北部乡镇依托重庆市场，规模化发展特色产业，洪渡的红苕粉、塘坝的千年古茶、后坪的蔬菜、客田的灰豆腐、新景的柑橘等农特产业如雨后春笋，逐步形成规模，通过便捷的交通运到重庆市场。”该县生态移民局局长黄勇说。
王沱大桥的修建，不仅方便了沿河洪渡、后坪、塘坝等北部乡镇的群众，也惠及了洪渡镇对岸重庆彭水、酉阳两地的群众，彭水至酉阳公路两旁店铺林立，两岸群众赶集办事直接从王沱大桥来来往往，不仅便捷、节约了时间，还增添了车来人往的热闹。
发源于贵州乌蒙山区的乌江，从潺潺溪流汇聚成磅礴大江，横贯贵州全境，素有“贵州母亲河”之称。
近日，因修建乌江梯级电站断航近20年的贵州乌江水运，首次全线复航。14艘500吨级货船运载6800吨磷矿石，从贵阳市开阳港洛旺河码头出发，沿乌江水路经余庆、石阡、思南、德江、沿河直下重庆涪陵入长江。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渝怀铁路建成通车，加之乌江流域多个梯级水电站开发，乌江干流航道一度处于分段通航状态，曾经的“通江达海”被中断。
二十年来，随着乌江多个梯级水电枢纽的建成，航道整治工程也同步开展，特别是构皮滩水电站通航设施建成投用，使乌江水运能力大幅提升，贵州北入长江的“黄金水道”得以恢复畅通。
通航船队进入沿河那天，洪渡镇61岁的田永会早早就等在乌江边，看着一艘艘轮船鸣笛通过，田永会又想起当年在乌江上开船的日子。
田永会的青春因乌江而精彩，从 16岁开始就在贵州乌江轮船公司沿河港工作，从一般的工作人员到轮船驾驶员，田永会大半辈子都在乌江上度过。当年洪渡码头的繁华，田永会至今仍记忆犹新。
“每天最少都有十几艘轮船从洪渡经过，只要货船汽笛一响，码头边就坐满了搬运货物的村民。”田永会告诉记者，那时江边村民的收入比较单一，因山里生产生存条件恶劣，周边很多村民都到洪渡码头做搬运工，大部分生活来源是靠在乌江上搬运货物，没建王沱大桥前，更多村民选择依江而活，靠船为生。
昔日旧貌不再 今朝华丽转身
冬日暖阳宾客至，高朋满座店似春。走进洪渡古镇，街道两边是一排排整齐漂亮的小楼房，临街餐馆旅店一家接着一家，老板们不时站在门口招揽生意，小镇的热闹尽现眼前。
“以前虽也热闹，但哪有现在好，搬迁到这里，很多村民已成了餐馆、宾馆老板了。”客运码头上，55岁的陈忠直告诉记者，十多年前，老洪渡街道狭窄，只有三五百米，到处坑坑洼洼，镇容镇貌很差。现在的洪渡街道长2000多米，宽20多米。当年由于城镇功能不足，很多村民想发展也难找空间。
陈忠直说，他在老洪渡集镇上做了12年的教师，现在已调到沿河县城工作，经常回洪渡走亲探戚。
看着美丽如画的新洪渡，陈忠直感慨：搬迁后变化太大了，街道宽阔干净，环境绿化漂亮，曾经杂草丛生的地方，如今小洋楼林立，依山傍水，环境宜人，很适合养老。
2007年，乌江彭水水电站蓄水发电，老洪渡面临整体搬迁，沿河县委政府抓住搬迁契机，高标准建设城镇供水、排水、硬化、绿化等基础设施，对集镇房屋实施亮化，将临江400多户居民楼，美化成具有汉唐风格的古式楼房，新建了客运码头广场、文化健身广场等休闲娱乐场所。
搬迁以来，在国家移民政策的扶持下，洪渡集镇取得了快速发展，在完善城镇配套功能的同时，商铺、餐馆、旅社等旅游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集镇上配有公安交巡警中队，建有沿河北部片区唯一一所高中学校，投资2000多万元的星级宾馆也正在建设中。
此外，洪渡还以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成功引进沿河三和医院、鲟鱼生态产业园、集镇污水处理厂、生态蛋鸡养殖场等项目，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洪渡镇还积极与周边重庆市的乡镇携手合作，共同提出边区“三联三互”发展措施，即组织联建、治安联防、生态联保，旅游互推、城镇互建、经济互助，以休闲度假型示范小城镇建设为重点，统筹推进集镇基础建设，充分发挥区位上的“桥头堡”作用，助推社会全面快速发展。
后续扶持助力 百姓富路渐宽
水库移民搬迁不等同于易地扶贫搬迁，易地扶贫搬迁是建成后拎包入住。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由于时间紧，当年洪渡搬迁时是边搬迁、边建设、边完善，除了对搬迁移民进行合理化补偿外，还开展后续扶持，扶持政策如今都还在延续。
“对水库搬迁移民子女的教育，安排有专项资金扶持，中职、高职、大专、本科等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资助。”黄勇表示，近年来，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除了教育方面，在道路建设、城镇绿化、产业项目等扶持上，投入力度也很大。
借风行船，借梯登高。在当地党委政府加快发展和移民部门的合力努力下，洪渡朝着小康方向快步发展，城镇功能不断完善、环境不断美化，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走进街道居民谢成福家，他正在招待着前来买酒的客人。没搬到新洪渡来之前，谢成福和父亲在老洪渡集镇做酿酒生意。
“以往在老洪渡卖酒，客人主要是码头上的搬运工人，虽然每天都有点生意，但都是零零碎碎地卖，而搬到新洪渡来后，交通方便了，销售面不断扩大，顾客比以前多得多，每年卖酒的量也比以前大。”谢成福说。
以前在老洪渡，人均不足1亩地，大多数居民的收入都靠在码头做搬运，住的也是破旧木房。搬迁后，不仅住得宽敞、住得干净，生活更舒心。
谢成福告诉记者，他的店里不仅卖酒还卖茶叶等产品，平时不忙时还可在周边找点活做，择业面广了，收入渠道也越来越宽。
搬迁前的老洪渡，早已淹没在滔滔乌江之下。新镇相比老镇，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更多是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发生巨变。
作为乌江流经贵州的最后一个集镇，通过整体搬迁，加快发展，洪渡已从贵州的边缘，变为发展的前沿，又从前沿变为区域中心。
洪渡镇党委书记田茂安告诉记者，目前彭水至酉阳高速公路正在修建，通车后从洪渡上高速只需10分钟，从洪渡上高速到重庆主城230多公里，未来不管是西入成渝、北入长江还是东到湘西，都更方便更快捷。
“利用好洪渡的地理和区位优势，用好用活库区移民后续扶持政策，围绕‘四新’抓‘四化’，不断推动交通、城镇、工业、农业、旅游等全面发展，充分发挥沿河北部片区物资集散地的功能作用，使周边的农特产品从洪渡源源不断地走出大山，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助推高质量发展。”田茂安说。
面向成渝，依托乌江，挤进长江。
千年古镇，风生水起，洪渡正以开放包容、奋力争先的姿态逐浪前行。
【#官方回应四川不能自家杀年猪#】“就这样吧。”近日，巴中市通江县泥溪镇大柏树村屠宰户杨波，封存了自家的杀猪刀。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相关链接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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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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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刚看了眼行运，然后发现在我今天发出公众号文章“聊聊事业宫与父亲”的同时，行运月亮正在合相我在10宫的土星[抠鼻]，这尼玛也太邪门了。软件显示合相度数0，我靠，月亮28天的黄道周期，合相只会在数小时内发生，而0度合相也就是一小时内吧，这样几率差不多就是28*24=672分之一，这算巧合，还是传说中的共时性呢？[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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