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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抵都希望自己能够站在高处，能够享受鲜花掌声，能够得到别人的赞同。可是，道在低处，低才是高。一个人，唯有匍匐下来为人民服务，人们才会赞叹他的格局境界高；如果他站在台上居高临下，在人民的心目中，反而降低了对他的评分。原来我们不清楚这些道理，只知道如何出人头地，如何拥有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声望、更多的财富，在衣食住行上如何高人一等……我们都希望自己成为人上人，希望生命能节节攀升，可是攀升到哪里去呢？为什么会感到“高处不胜寒”呢？在来回顾一下我13号说的攀钢钒钛这票，真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早盘很明显是主力的洗盘手法，午盘杀了一个回马枪，涨停，这票我一直有提示加仓跟踪。粉丝们你的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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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杰[超话]# 李连杰 横跨传统与现代之间
从黄飞鸿到方世玉，他是观众们的最爱
李连杰在电影史上扮演的不是一个功夫神话，他所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俨然已经成为现代人心目中的精神寄托！
十年前凭《少林寺》成为中国人的功夫偶像，李连杰自出道以来都努力在演员方面打拼，虽然以往或多或少有许多不如人意的作品，但他仍然是炙手可热独当一面的功夫演员，《黄飞鸿》显然是经典之作，也引来风风雨雨，之后，有了《方世玉》。
方世玉与黄飞鸿
「方世玉在创作上是选择他为一个无忧无虑的年青人，脑筋一切都是空白，也不会跟国家民族扯上什么关系，他只有母亲，但母子关系却更近乎姐弟感情，无所不谈，路见不平，打过再算。」谈到方世玉他兴致便来了，对角色的认同就像诉说自己种种一样。
「少不更事的方世玉，心目中就只有父母，父亲是严厉正义而母亲是爱护有加，父亲选择红花会时，说出这条路可能影响母子两人今后的生活，方世玉胡乱说了一番后，仍然认定父亲是对的！」李连杰在说着说着，是分析了方世玉一家人的关系，从他口出更多了一份肯定，肯定对人伦亲情的重视。
方世玉的处境在他来说也饶有意义，「很多事当下不是有意想做，而是历史潮流不断把你推推推，到那个地方你要面对而已，人许多时候便是在不知不觉中到达某种目的地。」他说
「为什么选择了方世玉，是不是你的意思？」
「我经常对不同的导演说假如你拍我，你会怎样拍，其实方世玉是想创作一些新东西，作为一个监制更是个挑战，元奎告诉我的故事中方世玉是一个，而且古装片对我专长的动作是有帮助，况且把方世玉这个人物用这样方法去拍，大家便得到新鲜感。」
一次挫败的经历
《中华英雄》是他早年导演作品，无论在取材及时空背景都为，或者说，《方世玉》并没有借电影抒发什么特定的不满，而《中华英雄》却由始至终都要打老外，消除对中国的歧视，他却解释说，许多是自己的感受，自己在海外有名，但在大陆却连友谊商店也不能进，是想表现一个时代的悲哀，但现在看来，那个是必经的阶段，就算他管理国家也会这样做，也颇有经一事长一智的味道。
「现在却想，怎样表达一个人物观众才会喜爱，经过市场分析各地观众所需，以前却是找一个时空来抒发自己的感受，最后才发觉，那些东西是你自己的经历而已，根本引不起其他人共鸣。」《中华英雄》的失败令他反省到这些涉及创作取向的问题，他说现在已比较客观。
李连杰的中国
谈到《黄飞鸿》所表达中国在新与旧之间冲击，他说是赞同徐克的处理方法: 用今天的事放在古代来反映，他自己是亲身经历过的感受，对外国事物，从经济上如物质是较容易接受的，但涉及文化便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个可不是一朝一夕可改变，中国便是这样。
介乎传统与现代之间
从中国大陆出身，自小练武，他怎样看自己的文化包袱。
「我很注重中国文化，我从小便知道应该怎样对待父母兄弟朋友师父，甚至国家，但我自己较为反叛，我认为须吸收外国好的东西来结合中国的传统，因为中国武术及文化也好，一定要同步前进，否则会被淘汰，就像现在练武为了健康一样。」谈及传统的问题，他更兴致盎然。
「人不需要的东西自然会被淘汰，把需要的变得更好，我不相信现在还有人用十多年去练一样东西，譬如铁布衫，以往只是为了突出自己来生存。」
但黄飞鸿不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李连杰却认为黄也是跟着潮流的一群，他耻笑白莲教的刀枪不入，《狮王争霸》已经表达了与十三姨的感情，他已主动追求自己所要的东西。
《方世玉》续集
方世玉是计划了拍二集，第一集是拍他无忧无虑，到他踏入社会，跟随红花会，陈家洛的角色是带他入社会。而第二集却集中在他怎样面对这样一个社会，这是人生的两个阶段，二十岁前属于第一集，二十岁至三十岁是很精彩，尤其他在处理本来糊涂开始的婚姻，及在反清复明所釆取积极或消极的态度上都极有趣，从他絮絮不休地述说第二集的设计时，已令人不再怀疑续集的诚意，续集中的方世玉或李连杰，相信也会是个新的突破，也断不会走回黄飞鸿的老路吧！
后话
李连杰从不讳言他的人生观是从武学而来，但他却执着的与时代同看法，却是由许多挫折中磨练而竟，银幕上的方世玉无忧无虑，银幕下的李连杰却负担重重。
整个过程，从他谈吐中隐隐引着我们的，是要负担许多人的，回复很多人对他能力的怀疑「到底李连杰还成不成？」正反说，任何争辩也是徒劳，唯有让电影去给观众评价。
十年来都是观众的焦点，《方世玉Ⅱ》能否让他继续下去，我们拭目以待！
从黄飞鸿到方世玉，他是观众们的最爱
李连杰在电影史上扮演的不是一个功夫神话，他所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俨然已经成为现代人心目中的精神寄托！
十年前凭《少林寺》成为中国人的功夫偶像，李连杰自出道以来都努力在演员方面打拼，虽然以往或多或少有许多不如人意的作品，但他仍然是炙手可热独当一面的功夫演员，《黄飞鸿》显然是经典之作，也引来风风雨雨，之后，有了《方世玉》。
方世玉与黄飞鸿
「方世玉在创作上是选择他为一个无忧无虑的年青人，脑筋一切都是空白，也不会跟国家民族扯上什么关系，他只有母亲，但母子关系却更近乎姐弟感情，无所不谈，路见不平，打过再算。」谈到方世玉他兴致便来了，对角色的认同就像诉说自己种种一样。
「少不更事的方世玉，心目中就只有父母，父亲是严厉正义而母亲是爱护有加，父亲选择红花会时，说出这条路可能影响母子两人今后的生活，方世玉胡乱说了一番后，仍然认定父亲是对的！」李连杰在说着说着，是分析了方世玉一家人的关系，从他口出更多了一份肯定，肯定对人伦亲情的重视。
方世玉的处境在他来说也饶有意义，「很多事当下不是有意想做，而是历史潮流不断把你推推推，到那个地方你要面对而已，人许多时候便是在不知不觉中到达某种目的地。」他说
「为什么选择了方世玉，是不是你的意思？」
「我经常对不同的导演说假如你拍我，你会怎样拍，其实方世玉是想创作一些新东西，作为一个监制更是个挑战，元奎告诉我的故事中方世玉是一个，而且古装片对我专长的动作是有帮助，况且把方世玉这个人物用这样方法去拍，大家便得到新鲜感。」
一次挫败的经历
《中华英雄》是他早年导演作品，无论在取材及时空背景都为，或者说，《方世玉》并没有借电影抒发什么特定的不满，而《中华英雄》却由始至终都要打老外，消除对中国的歧视，他却解释说，许多是自己的感受，自己在海外有名，但在大陆却连友谊商店也不能进，是想表现一个时代的悲哀，但现在看来，那个是必经的阶段，就算他管理国家也会这样做，也颇有经一事长一智的味道。
「现在却想，怎样表达一个人物观众才会喜爱，经过市场分析各地观众所需，以前却是找一个时空来抒发自己的感受，最后才发觉，那些东西是你自己的经历而已，根本引不起其他人共鸣。」《中华英雄》的失败令他反省到这些涉及创作取向的问题，他说现在已比较客观。
李连杰的中国
谈到《黄飞鸿》所表达中国在新与旧之间冲击，他说是赞同徐克的处理方法: 用今天的事放在古代来反映，他自己是亲身经历过的感受，对外国事物，从经济上如物质是较容易接受的，但涉及文化便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个可不是一朝一夕可改变，中国便是这样。
介乎传统与现代之间
从中国大陆出身，自小练武，他怎样看自己的文化包袱。
「我很注重中国文化，我从小便知道应该怎样对待父母兄弟朋友师父，甚至国家，但我自己较为反叛，我认为须吸收外国好的东西来结合中国的传统，因为中国武术及文化也好，一定要同步前进，否则会被淘汰，就像现在练武为了健康一样。」谈及传统的问题，他更兴致盎然。
「人不需要的东西自然会被淘汰，把需要的变得更好，我不相信现在还有人用十多年去练一样东西，譬如铁布衫，以往只是为了突出自己来生存。」
但黄飞鸿不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李连杰却认为黄也是跟着潮流的一群，他耻笑白莲教的刀枪不入，《狮王争霸》已经表达了与十三姨的感情，他已主动追求自己所要的东西。
《方世玉》续集
方世玉是计划了拍二集，第一集是拍他无忧无虑，到他踏入社会，跟随红花会，陈家洛的角色是带他入社会。而第二集却集中在他怎样面对这样一个社会，这是人生的两个阶段，二十岁前属于第一集，二十岁至三十岁是很精彩，尤其他在处理本来糊涂开始的婚姻，及在反清复明所釆取积极或消极的态度上都极有趣，从他絮絮不休地述说第二集的设计时，已令人不再怀疑续集的诚意，续集中的方世玉或李连杰，相信也会是个新的突破，也断不会走回黄飞鸿的老路吧！
后话
李连杰从不讳言他的人生观是从武学而来，但他却执着的与时代同看法，却是由许多挫折中磨练而竟，银幕上的方世玉无忧无虑，银幕下的李连杰却负担重重。
整个过程，从他谈吐中隐隐引着我们的，是要负担许多人的，回复很多人对他能力的怀疑「到底李连杰还成不成？」正反说，任何争辩也是徒劳，唯有让电影去给观众评价。
十年来都是观众的焦点，《方世玉Ⅱ》能否让他继续下去，我们拭目以待！
嘉靖年间，在完成广西田州思田靖乱及平定了为祸上百年的断藤峡土匪患乱后，本就抱病赴任的两广巡抚王阳明因肺病加重，终于病倒，于是给嘉靖皇帝上疏《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后，不等朝廷批复，便把广西政务交由郧阳巡抚林富代管，由广西布政使王大用带亲兵数人陪同从南宁启程，乘船东归，告老还乡。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1529年1月9日8时）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码头舟中。弥留之际的王阳明，让家童把唯一在身边的弟子周积叫进船舱，然后徐徐睁开眼睛对他说：“吾去矣。”周积泣不成声，问先生有何遗言，王阳明微笑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便阖目而逝。
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称其为王文成公。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这是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版本，记载于《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的《年谱三》中。这个年谱，是由王阳明的高足及最亲近弟子之一的钱德洪编纂的。
【王阳明临终留下8个字的遗言，为何说它是阳明心学的真谛 - 原创 千面略懂先生 2022-01-01】
王阳明曾留下八字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有人说这八个字是理解阳明心学的真谛，这是为何呢？
这八个字的核心在于“此心光明”，何为“此心光明”呢？在阳明心学中“光明”意味着人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具有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这些正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而要理解阳明心学必须以此为基础。
1. 致良知
“此心光明”意味对良知的发现。
作为儒家学说的一门，由王阳明所发展的心学，继承陆九渊的思想，强调“我心即理”，反对程朱（程颐、朱熹）理学通过追求外在事物的“格物”、“至理”说。
王阳明认为，外在事物是无穷尽的，不断的追求外在事物只会让自身沦陷在纷繁错乱的事物表象之中，最终迷失自身。
因此王阳明强调从内心去求得“理”。“理”可以生化出宇宙的万事万物，而人恰好具有灵气，人心能领略宇宙生化的精要，所以“心即理也”，这“心”便是良知。
“良知”一词最早是由孟子所提出来的，指的是一种道德的意识，即“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不需要通过思考就知道的事情就是良知。
后来，王阳明将“良知”的范畴扩大，他说：“良知者，心之本体”，又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在这里，王阳明是将良知看做“吾心”，将两者等同起来。
同时，他又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在这王阳明又将心和理等同起来，认为天地万物的流动都是因为人心的变化。
有一回王阳明的友人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王阳明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这便是“心即理也”，也就是良知即理，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将人的地位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人的道德意识抬到宇宙的创造者的地位。
王阳明在晚年的时候才提出“致良知”的思想，他认为这是“圣人教人的第一义”，这一思想也可以看做是王阳明思想的结晶。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先天所具有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都是圣人所传下来的潜藏在人的心中的，但良知总会蒙蔽，蒙蔽的原因在于人“欲”。
为了得到良知，必须去“人欲”。因此“致良知”也是一个“去蔽”的过程。达到了“致良知”便可算得上“此心光明”。
2. 克己去蔽
与“致良知”相联系的是克己，这是“致良知”的前提，也是达到“此心光明”境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此心光明”的境界就是具有独立的人格。王阳明所提倡的道德不是社会外在强制要求的道德，而是完全的出自个人的内在心愿，因此才算独立的人格。
个人的独立总是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因而就会产生社会与个人，公与私的矛盾问题。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克己，其次通过克己而“为己”。
何为“克己”？
王阳明说：“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矣。”
在王阳明看来，每个人天生都具有善的本性，但是现实的人因为外在的物欲的诱惑会产生私欲，这些私欲就会遮蔽善的本性，也就是“其私欲之蔽”，唯有去除私欲才能恢复心的本然之善，才能“以自明其明德”。
因此“克己”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的本善，在恢复人的本善之后就消除了对象与人的对立，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这也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只有消除了物与人之间的间隔，人才能够真正的完整，
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只有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才能称得上“仁”，才是一个完整的自我。
这便是“为己”。
“为己”是道德的完善，不是对功利的追求，这是儒家思想一贯的非功利的特征。达到“为己”其实也是达到“无我”的境界，王阳明自己也说：“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
他认为圣人都是追求“无我”的，其实这一境界就是他所说的“光明”，心中没有了私欲的小我，去除了私欲对良知的遮蔽，人心才出现光明。
3. 知行合一
王阳明所说的“光明”也意味着知行合一。真正的“光明”不仅仅是重视修心，更重要的是付诸于实践，念头一发动便可以付诸行动。
我们明白王阳明是反对朱熹的涵养功夫的，提倡“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能知和行事不可以分开而谈，必须两者合一。
他强调：“如果将知和行看做是两件事去做，以为得先有知，然后才能行。这种做法只能是知也知不了，行也行不了。”
他还表示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就是说，知和行是合而为一，合成一体的。
我们前面说王阳明追求的是道德的自我完善，但如果产生的是恶的念头，那知行合一不就是行的是恶的行为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王阳明对念头进行了限制，他说：“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这句话的意思是，产生的“知”如果是善的，那就可以“行”，如果是不善的，那就需要将不善的念头彻底断绝，因此知行合一是善知产善行。
知行合一在某种程度是将涵养、内察、践行合为一体。这一功夫既离不开“心上功夫”，也离不开“身上功夫”。
真正的“此心光明”不仅仅是“心上功夫”，更是将“心上功夫”放在事上磨练。
总之，在某种意义上，阳明心学可以说是对光明的追求，它是以对良知的追求而“去蔽”，将在现实中产生的私欲去除掉，以达到内心的光明的过程。
与此同时，它所强调的光明不是单纯的内在功夫，而是要将内在功夫运用于外界，达到“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最高境界。
这种最高境界便是天人合一的光明境界，这种内心的光明也必将给人生带来光明。因此，我们可以说王阳明临终时所说的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蕴含着阳明心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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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版本，记载于《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的《年谱三》中。这个年谱，是由王阳明的高足及最亲近弟子之一的钱德洪编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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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个字的核心在于“此心光明”，何为“此心光明”呢？在阳明心学中“光明”意味着人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具有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这些正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而要理解阳明心学必须以此为基础。
1. 致良知
“此心光明”意味对良知的发现。
作为儒家学说的一门，由王阳明所发展的心学，继承陆九渊的思想，强调“我心即理”，反对程朱（程颐、朱熹）理学通过追求外在事物的“格物”、“至理”说。
王阳明认为，外在事物是无穷尽的，不断的追求外在事物只会让自身沦陷在纷繁错乱的事物表象之中，最终迷失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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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一词最早是由孟子所提出来的，指的是一种道德的意识，即“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不需要通过思考就知道的事情就是良知。
后来，王阳明将“良知”的范畴扩大，他说：“良知者，心之本体”，又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在这里，王阳明是将良知看做“吾心”，将两者等同起来。
同时，他又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在这王阳明又将心和理等同起来，认为天地万物的流动都是因为人心的变化。
有一回王阳明的友人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王阳明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这便是“心即理也”，也就是良知即理，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将人的地位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人的道德意识抬到宇宙的创造者的地位。
王阳明在晚年的时候才提出“致良知”的思想，他认为这是“圣人教人的第一义”，这一思想也可以看做是王阳明思想的结晶。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先天所具有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都是圣人所传下来的潜藏在人的心中的，但良知总会蒙蔽，蒙蔽的原因在于人“欲”。
为了得到良知，必须去“人欲”。因此“致良知”也是一个“去蔽”的过程。达到了“致良知”便可算得上“此心光明”。
2. 克己去蔽
与“致良知”相联系的是克己，这是“致良知”的前提，也是达到“此心光明”境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此心光明”的境界就是具有独立的人格。王阳明所提倡的道德不是社会外在强制要求的道德，而是完全的出自个人的内在心愿，因此才算独立的人格。
个人的独立总是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因而就会产生社会与个人，公与私的矛盾问题。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克己，其次通过克己而“为己”。
何为“克己”？
王阳明说：“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矣。”
在王阳明看来，每个人天生都具有善的本性，但是现实的人因为外在的物欲的诱惑会产生私欲，这些私欲就会遮蔽善的本性，也就是“其私欲之蔽”，唯有去除私欲才能恢复心的本然之善，才能“以自明其明德”。
因此“克己”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的本善，在恢复人的本善之后就消除了对象与人的对立，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这也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只有消除了物与人之间的间隔，人才能够真正的完整，
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只有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才能称得上“仁”，才是一个完整的自我。
这便是“为己”。
“为己”是道德的完善，不是对功利的追求，这是儒家思想一贯的非功利的特征。达到“为己”其实也是达到“无我”的境界，王阳明自己也说：“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
他认为圣人都是追求“无我”的，其实这一境界就是他所说的“光明”，心中没有了私欲的小我，去除了私欲对良知的遮蔽，人心才出现光明。
3. 知行合一
王阳明所说的“光明”也意味着知行合一。真正的“光明”不仅仅是重视修心，更重要的是付诸于实践，念头一发动便可以付诸行动。
我们明白王阳明是反对朱熹的涵养功夫的，提倡“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能知和行事不可以分开而谈，必须两者合一。
他强调：“如果将知和行看做是两件事去做，以为得先有知，然后才能行。这种做法只能是知也知不了，行也行不了。”
他还表示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就是说，知和行是合而为一，合成一体的。
我们前面说王阳明追求的是道德的自我完善，但如果产生的是恶的念头，那知行合一不就是行的是恶的行为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王阳明对念头进行了限制，他说：“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这句话的意思是，产生的“知”如果是善的，那就可以“行”，如果是不善的，那就需要将不善的念头彻底断绝，因此知行合一是善知产善行。
知行合一在某种程度是将涵养、内察、践行合为一体。这一功夫既离不开“心上功夫”，也离不开“身上功夫”。
真正的“此心光明”不仅仅是“心上功夫”，更是将“心上功夫”放在事上磨练。
总之，在某种意义上，阳明心学可以说是对光明的追求，它是以对良知的追求而“去蔽”，将在现实中产生的私欲去除掉，以达到内心的光明的过程。
与此同时，它所强调的光明不是单纯的内在功夫，而是要将内在功夫运用于外界，达到“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最高境界。
这种最高境界便是天人合一的光明境界，这种内心的光明也必将给人生带来光明。因此，我们可以说王阳明临终时所说的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蕴含着阳明心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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