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张向荣：“老先生”的纸上造园 】
凡是踏足过中式园林的，没有人不深深喜爱。于我，则无论是家乡的北方小园十笏园，还是久居北京常常会去的各个公园，以及每次去苏州出差都会去的网师园、拙政园等，这些年游览过的中式园林数量可观。但是，囿于自己的学养，我一直以为园林建筑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作为建筑工业、土木工程的门外汉，自己只能从古典美学的角度来体悟、欣赏，从未想到将园林艺术与中国深厚的古代文化和学术建立联系。所以，自己多年来游览众园，除了赏心悦目，新知收获寥寥。
拿到曹汛先生《中国造园艺术》一书时，我特意拍下了封面发给一位业内颇有建树的建筑师朋友。我什么也没问，朋友却心领神会，回复我说：“你好好读读吧，曹汛先生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这三个字倒是耐人寻味。但直到我读完全书之后，才理解朋友所说的“老先生”是什么意思。
其一，是作者身份的“老派”。
诚如我以往认为园林是一门专业学科，所以研究园林的学者当然是专家了，最多也就在鉴赏方面与美学有些关系。直到读了曹汛先生这本书，才发现我谬之大矣。
研究园林，实际上与中国古代文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远不只是一种“工科”或泛泛而谈的“美学”。书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收录的《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网师园的历史变迁》这三篇雄文。其中，关于陆游和沈园的文章尤为漂亮，以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证逻辑，证明了陆游《钗头凤》一词并非写于绍兴，与沈园也无关，而是写于四川；同理，南宋的沈园与今天作为旅游景点的沈园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对这个历史上美丽的错误进行了精审考订，还其真实。
即使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人士，恐怕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钗头凤》背后的真相，这篇文章透露出曹先生对古代文学文献极为熟悉，将园林与古代文学文化的考证结合起来，令读者大呼过瘾，拍案叫绝。另外两篇对所谓现存石涛造园的辨误，对网师园内因为历史变迁导致的拙劣败笔的指瑕，曹汛也都做了梳理和考证。总之，这三篇文章从方法看，完全可以是文史考古研究的典范之作，绝不仅局限于园林领域。
这就是曹汛的“老派”之处，他虽然是建筑学专家，但底色是一位文史学者。就像他的老师梁思成、林徽因，他不仅有着扎实的专业水平，还有着深厚的文史学术能力，这是研究中国园林所不可或缺的，正如曹汛先生自己所说：“我受益于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和年代学。”
另外，尤为令我感到曹汛先生“老派”的一点，就是他在文章中对各种错误、虚张声势的不良现象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也不为他人讳，涉及到的同仁学者、地方单位、利益主体，都会指名道姓。这些批评显然出于公心，这种风骨显得格外珍贵。
其二，是对中国园林的基础性“先导性”研究。
《中国造园艺术》里，收录了不少作者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章，有的是宏观的通论，有的是人物的梳理，初读觉得“卑之无甚高论”，但细思其年代，品味其术语，才慢慢知道这些今天看起来比较平淡、比较基础的文章，在当时却是有开创之功的。
例如，他呈现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不同历史时期和各时期对诗情画意的理解、对叠山理水技巧的不同运用、不同时期造园家身份的变化。指出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以前，人工叠山倾向于整个摹仿真山，规模巨大，例如秦始皇“筑土为蓬莱山”、汉代建章宫“宫内苑聚土为山”，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一种复制自然的“自然主义”；第二阶段是魏晋以后，随着诗情画意的融入，讲究“神游万仞”，于是出现了“小山假景”，依然摹仿真山，但尺度极力缩小，讲求“小中见大”，这与当时老庄玄学思想的兴起不无关系；第三阶段则是明清时期，不同于第二阶段文人、画士主导造园，这一时期是职业造园家驾驭诗情画意，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混合开始呈现，即摹写自然只呈现山脚，如同描绘龙则只精雕细琢龙爪，一面确实如同身临其境，一面又引人遐想。
曹先生在书中并不拘泥于理论的探讨，而是全部立足于具体的案例，在考察具体园林的布置、沿革中呈现中国造园艺术的成就，同时也寄托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时代责任感：中国造园艺术的辉煌终止于道光年间，随着乱世到来，园林自然也荒芜了，而国人的审美趣味在经历长期动乱以后也跌至低谷，作者在文中偶有流露出不满的同时，也寄托着凭借自己所学扭转这一局面的愿望。这或许就是作者写下相关文章的动力。
其三，是对东西方园林艺术比较的“生发启悟”。
曹汛先生介绍说，世界造园史的三大体系是中国、西亚和古希腊，而古代西亚的体系随着历史上各种动荡演变而衰落湮没，古希腊的体系后来则发展成为欧洲系统，其中的卓越代表当数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几何形花园、英国的自然风致园。继承了古希腊体系的欧洲造园系统一向注重规整、严谨、对称等几何图形的美感，这一点与中国造园艺术极为不同。
在中国人看来，造园艺术的最高准则，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换言之，我国的自然山水园，无不以再现自然丘壑为主要意趣。通过安排由植物、山水、建筑、装饰等构成的园林来直接摹仿自然山水。因而，叠山理水的手法技巧和其中蕴含的诗情画意，就成了理解中国造园艺术的关键。
这种不同，从美学的角度看，可以视为东西方对“摹仿”有着不同的理解。事实上，欧洲的造园艺术曾经历过一个受到中国造园艺术冲击和影响的时期。著名观念史家洛夫乔伊发现，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影响了英国造园艺术的形态，并很自然地在18世纪作为浪漫主义的一种“中国起源”，对当时欧洲的文艺思潮产生了实际作用。而洛夫乔伊文中所说的“中国造园艺术”，实际上指的是中国造园艺术在明清时期的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形态。规律性、一致性、明显的均衡和对应，日渐被视为艺术作品的重要缺陷，而这些特征本来正是古希腊传统遗留下来、新古典主义时期被发扬光大的艺术标准。而不规则、非对称、变化、出人意料以及避免使整个构思一览无余的简单和一致，成了更高一级的审美特性。这种变化体现在英国式或所谓“自然的”造园风格上，也体现在对中国园林、中国建筑的欣赏上，这二者在当时被称为“英华趣味”（le gout anglo-chinois）。在18世纪上半叶的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那里，这个词代表一种基本美学原则：不规则的不同运用，回归摹仿自然的不同方式，这个自然不是几何的、规整的、齐一的，而是摆脱了形式而自具特色的、变化无尽的自然。总之，英国园林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园林的理想化。
老派、先导性、生发启悟，就是我理解的“老先生”三个字的意义。
* 《“老先生”的纸上造园》一文首发于2020年1月5日《南方日报》“读书”专栏，作者张向荣。
附：《中国造园艺术》内容及作者简介
《中国造园艺术》是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曹汛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本书收录《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等曹汛先生的代表性文章，材料翔实，证据充分，纠正了流传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大错案。“破旧”之外更长于“立新”。本书不仅对中国古代造园艺术进行了精到的介绍，还将园林建筑纳入艺术的视角加以审视，对园林建筑艺术进行总结，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园林的历史脉络、艺术特征和国际地位，奠定了风景园林历史理论的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还对一些造园名家加以介绍，本书收录的对计成、张南垣、叶洮和戈裕良等造园名家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园林艺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蓬勃气象，议论精湛，见解高妙，从中可领略一代学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淳雅古风。
《中国造园艺术》一书的作者曹汛，1935年6月28日出生在辽宁盖县，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文史学家，兼善绘画与建筑画。196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师从于梁思成、林徽因，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台湾树德大学建筑系特聘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园林史》，现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已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涉及建筑、园林、考古、艺术和文学等诸多领域。治学严谨，尤精于史源学、年代学考证，擅长攻解学术难题和考断无头公案。
凡是踏足过中式园林的，没有人不深深喜爱。于我，则无论是家乡的北方小园十笏园，还是久居北京常常会去的各个公园，以及每次去苏州出差都会去的网师园、拙政园等，这些年游览过的中式园林数量可观。但是，囿于自己的学养，我一直以为园林建筑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作为建筑工业、土木工程的门外汉，自己只能从古典美学的角度来体悟、欣赏，从未想到将园林艺术与中国深厚的古代文化和学术建立联系。所以，自己多年来游览众园，除了赏心悦目，新知收获寥寥。
拿到曹汛先生《中国造园艺术》一书时，我特意拍下了封面发给一位业内颇有建树的建筑师朋友。我什么也没问，朋友却心领神会，回复我说：“你好好读读吧，曹汛先生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这三个字倒是耐人寻味。但直到我读完全书之后，才理解朋友所说的“老先生”是什么意思。
其一，是作者身份的“老派”。
诚如我以往认为园林是一门专业学科，所以研究园林的学者当然是专家了，最多也就在鉴赏方面与美学有些关系。直到读了曹汛先生这本书，才发现我谬之大矣。
研究园林，实际上与中国古代文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远不只是一种“工科”或泛泛而谈的“美学”。书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收录的《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网师园的历史变迁》这三篇雄文。其中，关于陆游和沈园的文章尤为漂亮，以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证逻辑，证明了陆游《钗头凤》一词并非写于绍兴，与沈园也无关，而是写于四川；同理，南宋的沈园与今天作为旅游景点的沈园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对这个历史上美丽的错误进行了精审考订，还其真实。
即使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人士，恐怕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钗头凤》背后的真相，这篇文章透露出曹先生对古代文学文献极为熟悉，将园林与古代文学文化的考证结合起来，令读者大呼过瘾，拍案叫绝。另外两篇对所谓现存石涛造园的辨误，对网师园内因为历史变迁导致的拙劣败笔的指瑕，曹汛也都做了梳理和考证。总之，这三篇文章从方法看，完全可以是文史考古研究的典范之作，绝不仅局限于园林领域。
这就是曹汛的“老派”之处，他虽然是建筑学专家，但底色是一位文史学者。就像他的老师梁思成、林徽因，他不仅有着扎实的专业水平，还有着深厚的文史学术能力，这是研究中国园林所不可或缺的，正如曹汛先生自己所说：“我受益于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和年代学。”
另外，尤为令我感到曹汛先生“老派”的一点，就是他在文章中对各种错误、虚张声势的不良现象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也不为他人讳，涉及到的同仁学者、地方单位、利益主体，都会指名道姓。这些批评显然出于公心，这种风骨显得格外珍贵。
其二，是对中国园林的基础性“先导性”研究。
《中国造园艺术》里，收录了不少作者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章，有的是宏观的通论，有的是人物的梳理，初读觉得“卑之无甚高论”，但细思其年代，品味其术语，才慢慢知道这些今天看起来比较平淡、比较基础的文章，在当时却是有开创之功的。
例如，他呈现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不同历史时期和各时期对诗情画意的理解、对叠山理水技巧的不同运用、不同时期造园家身份的变化。指出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以前，人工叠山倾向于整个摹仿真山，规模巨大，例如秦始皇“筑土为蓬莱山”、汉代建章宫“宫内苑聚土为山”，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一种复制自然的“自然主义”；第二阶段是魏晋以后，随着诗情画意的融入，讲究“神游万仞”，于是出现了“小山假景”，依然摹仿真山，但尺度极力缩小，讲求“小中见大”，这与当时老庄玄学思想的兴起不无关系；第三阶段则是明清时期，不同于第二阶段文人、画士主导造园，这一时期是职业造园家驾驭诗情画意，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混合开始呈现，即摹写自然只呈现山脚，如同描绘龙则只精雕细琢龙爪，一面确实如同身临其境，一面又引人遐想。
曹先生在书中并不拘泥于理论的探讨，而是全部立足于具体的案例，在考察具体园林的布置、沿革中呈现中国造园艺术的成就，同时也寄托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时代责任感：中国造园艺术的辉煌终止于道光年间，随着乱世到来，园林自然也荒芜了，而国人的审美趣味在经历长期动乱以后也跌至低谷，作者在文中偶有流露出不满的同时，也寄托着凭借自己所学扭转这一局面的愿望。这或许就是作者写下相关文章的动力。
其三，是对东西方园林艺术比较的“生发启悟”。
曹汛先生介绍说，世界造园史的三大体系是中国、西亚和古希腊，而古代西亚的体系随着历史上各种动荡演变而衰落湮没，古希腊的体系后来则发展成为欧洲系统，其中的卓越代表当数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几何形花园、英国的自然风致园。继承了古希腊体系的欧洲造园系统一向注重规整、严谨、对称等几何图形的美感，这一点与中国造园艺术极为不同。
在中国人看来，造园艺术的最高准则，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换言之，我国的自然山水园，无不以再现自然丘壑为主要意趣。通过安排由植物、山水、建筑、装饰等构成的园林来直接摹仿自然山水。因而，叠山理水的手法技巧和其中蕴含的诗情画意，就成了理解中国造园艺术的关键。
这种不同，从美学的角度看，可以视为东西方对“摹仿”有着不同的理解。事实上，欧洲的造园艺术曾经历过一个受到中国造园艺术冲击和影响的时期。著名观念史家洛夫乔伊发现，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影响了英国造园艺术的形态，并很自然地在18世纪作为浪漫主义的一种“中国起源”，对当时欧洲的文艺思潮产生了实际作用。而洛夫乔伊文中所说的“中国造园艺术”，实际上指的是中国造园艺术在明清时期的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形态。规律性、一致性、明显的均衡和对应，日渐被视为艺术作品的重要缺陷，而这些特征本来正是古希腊传统遗留下来、新古典主义时期被发扬光大的艺术标准。而不规则、非对称、变化、出人意料以及避免使整个构思一览无余的简单和一致，成了更高一级的审美特性。这种变化体现在英国式或所谓“自然的”造园风格上，也体现在对中国园林、中国建筑的欣赏上，这二者在当时被称为“英华趣味”（le gout anglo-chinois）。在18世纪上半叶的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那里，这个词代表一种基本美学原则：不规则的不同运用，回归摹仿自然的不同方式，这个自然不是几何的、规整的、齐一的，而是摆脱了形式而自具特色的、变化无尽的自然。总之，英国园林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园林的理想化。
老派、先导性、生发启悟，就是我理解的“老先生”三个字的意义。
* 《“老先生”的纸上造园》一文首发于2020年1月5日《南方日报》“读书”专栏，作者张向荣。
附：《中国造园艺术》内容及作者简介
《中国造园艺术》是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曹汛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本书收录《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等曹汛先生的代表性文章，材料翔实，证据充分，纠正了流传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大错案。“破旧”之外更长于“立新”。本书不仅对中国古代造园艺术进行了精到的介绍，还将园林建筑纳入艺术的视角加以审视，对园林建筑艺术进行总结，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园林的历史脉络、艺术特征和国际地位，奠定了风景园林历史理论的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还对一些造园名家加以介绍，本书收录的对计成、张南垣、叶洮和戈裕良等造园名家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园林艺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蓬勃气象，议论精湛，见解高妙，从中可领略一代学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淳雅古风。
《中国造园艺术》一书的作者曹汛，1935年6月28日出生在辽宁盖县，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文史学家，兼善绘画与建筑画。196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师从于梁思成、林徽因，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台湾树德大学建筑系特聘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园林史》，现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已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涉及建筑、园林、考古、艺术和文学等诸多领域。治学严谨，尤精于史源学、年代学考证，擅长攻解学术难题和考断无头公案。
【牛津大学流行病学专家：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只是时间问题】#紫荆快讯# 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大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呈扩散趋势。
截至北京时间3月1日20时，中国以外共6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7600余例，已有七国的累计确诊病例逾一百例。
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高”上调至“非常高”，希望推动各国加大疫情应对力度。针对疫情的全球蔓延形势，记者专访了著名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
疫情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
记者：目前来看，您认为疫情是否已转变为世界大流行疾病？国际社会在应对疫情方面是否应该借鉴武汉的防控措施，比如，封城或限制人员流动？
陈铮鸣：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预警级别在逐步提高，也在动态、定期评估疫情的发展趋势。传染病大流行通常有几个大的标准：第一，范围非常广。现在疫情已经蔓延至61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南极以外，所有其他的6大洲已经覆盖了。第二，它比较严重，即病死率较高。普通的流感虽然覆盖面很广，但它对健康的危害并不是很大，病死率还是非常低的，所以不会称之为大流行。第三，在当地形成传播。
武汉是新冠疫情的首发地，对这个病的临床表现和诊断刚开始认识不足，大家的警惕性不高，所以耽搁了2~3周的防控关键期，这导致了疫情的蔓延。现在全球对这个病的理解相对比较成熟了，警惕性比较高。但尽管这样，个别的国家和地区还是疏忽。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就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首例接触史不清楚的病人。这说明疫情很容易扩散，而且很难防控。假如疫情扩散了以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发展成国际大流行疾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来看，除了中国的疫情控制得还不错，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几个国家形势非常严峻。其他国家，像巴西、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等现在没有明确的报道，但是这个病毒你看不见摸不着，很难防控，只要有一个人带着病毒进去传播就能完全扩散，所以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散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记者：韩国和伊朗的疫情突然暴发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延及周边地区，针对医疗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陈铮鸣：韩国的情况有些特殊，主要暴发在一个地下的宗教组织，他们的很多活动不对外宣布。现在政府花很大的力气来排查，但还有相当部分人追踪不到。韩国政府现在采取了一些防控措施，比如停课、禁止聚集、错峰上班等等，以减少人员的交叉感染。但其实政府很难控制，不可能把整个国家封掉，毕竟还要开展经济活动，还要考虑维持民生。如果韩国发生大规模扩散的话，肯定也是不堪重负。现在韩国已经有3000多例感染者，负压的病床大概1000多张，肯定会带来超负荷运转等一系列的问题。
伊朗现在的状况非常严峻。宗教圣城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政府应该取消宗教活动了，但他们没有听从公共卫生学家和医务人员的劝告，造成了病毒扩散，这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另外，西方国家长期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它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医疗资源也非常缺乏。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朝圣的人到宗教圣地还是很多的，肯定会扩散出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控制疫情难度非常大。伊朗邻国都采取了封锁边境的措施，希望能够有效遏制扩散。
如果疫情扩大到非洲国家，那么前景实在难以想象，因为非洲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医疗卫生事业、基础的设施都比较薄弱。像埃博拉这种病的传播途径相对来讲是很容易控制的，因为这个病毒是通过体液传播。但新冠病毒一旦扩散起来，防控的难度会非常大。好在非洲在气候因素上相对占了一点优势，气温相对比较高，不利于病毒的繁殖。
记者：怎样评估欧洲面临的疫情风险，您认为欧盟及各国应采取哪些防控措施？
陈铮鸣：由于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急剧增加，欧洲疫情有恶化的风险，现在各国防控的警戒程度都升级了。而且，像英国、法国也出现了小范围的社区传播。所谓社区传播，就是说传染源和接触者不是很明确。在人数少的时候，可以花很大的精力来进行追踪排查，假如是社区传播，可能就有10个、20个、50个病人，原来的防控体系没办法应对，医院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来进行护理。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假如欧洲的疫情严重到像意大利那样的程度，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可能要封城或者半封城，学校都要关闭，所有的商场、影院、餐馆停止营业，体育赛事都要停止。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地方还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别的国家的病例还是零星的，基本上是个位数，而且欧洲的医疗水平普遍比较高，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而且欧洲各国政府都很警觉。
欧洲国家人口密度比较低，病情不太严重的话患者可以在家隔离。欧盟不可能宣布统一的防控措施，碰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更多还是取决于各个国家采取各自的措施。比如，法国和意大利就把公路封了。
英国现在有20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8人已治愈出院。2月28日，英格兰卫生部门确认了一名在英国境内感染的患者。英国的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和理性的。中国的疫情发生以后，英国官方马上出台对策，武汉来的人员要求在家隔离两个星期。中国的疫情严重了以后，英国的防控也稍微升级了。政府要对防疫政策通盘考虑，不希望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民生造成很大影响，尽量避免因为疫情引起恐慌。政府医疗部门的团队每天都在开会，分析要不要对政策作出调整，包括它的计算机系统，还有电话调查设计的问题和收到的答案，都有一个团队后面在支撑，需要调整时它可以很快调整。这一点很重要。
疫情解除标准需要分不同级别
记者：您预计中国的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结束，可以解除这种封闭隔离的状态？
陈铮鸣：目前还很难判断。中国境内疫情控制取得积极成效，民众的配合度也非常好。现在从数据来看，湖北以外省份基本上都是零增长。但是现在疫情控制出现一个复杂情况，那就是国际上疫情的影响。输入病例可能不是从武汉来的，而是来自日本或韩国，这又增加了一定的防疫难度。特别是北京、天津、山东、辽宁等跟韩国经贸交流比较密切的省市。
另一个复杂情况是新增病人的来源不清楚。像武汉这样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社会的管控再严格肯定会有死角。死角有几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或者不被社会关注的一些人口。还有可能是一些“城中城”，社区的管控可能不到位。还有就是以前感染的基数太大了，有相当部分人是隐性感染，潜伏期很长，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很难完全排查清楚。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关键需要一个疫情解除的标准。比如，像非洲的埃博拉疫情采取的标准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即最后一个病人全部出院以后观察两个潜伏周期，假设你的潜伏期是15天，那么出院以后一个月内没有任何症状才能解除疫情。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的传染性和病死率和埃博拉不同，中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和防控能力也与非洲的情况不一样。
我认为，什么时间解除疫情需要非常慎重，一定要拿出一个标准方案，可能需要不同级别的解除标准。江浙一带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将这几个省流动起来；武汉什么时候松动，要达到相应的标准。设定标准要考虑三个指标：一是新增者，二是疑似者，三是留观者。现在比较关注新增病例，但是一定要考虑后面两个因素。比如，留观者是零，疑似者是零，确诊的患者出院后14天内发病是零，那么这个地区疫情就可以解除了。当然，还要防范周边地区的疫情。其实封城容易、开城难，现在正规战结束了，接下来的游击战很难打。
记者：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制有什么进展？
陈铮鸣：现在这个病确实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主要还是以支持治疗为主，通过病人的免疫力来恢复。美国的瑞德西韦是目前最有效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的研究是最严谨的，对外宣布措辞也是最谨慎的，现在还在做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希望能得出一个结果。
其他的临床试验百花齐放，大概有上百个临床试验登记注册了，而且占用了很多病人的资源。很多研究实际上不科学，没有随机的对照，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另外它的样本量也很少，100个人也根本不够，因为这个病自愈性很强。比如，有人说有一种中药的效果是92%，也可能是90%，也可能是0%。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讲92%，因为这个病在国外不用中药，大部分也都治愈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科学常识。必须按照科学的流程，从病毒的筛查、基因检测等等一步步去做，否则很难拿出特别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科研主管部门应该组织专家选择2~3个重大的科研课题，或者几个大的有希望的药物，哪怕是中药也好，集中力量来做研究。比如，对症抗感染等药物，对一组病人用药、一组病人不用药，然后看试验的结果。
现在有二十几家疫苗研究机构、药厂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制疫苗，有不同的技术手段。现在做得比较好的就是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疫苗研发的速度相对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已经在生产了，估计就是6月份可以进入人体的临床试验。研制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因为它是基于埃博拉的疫苗基础上，所以技术相对比较稳定，当然最后还得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
记者：有专家称，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病毒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陈铮鸣：中间宿主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进一步的研究很重要。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病毒作彻底的溯源。我不赞成钟南山院士的说法，那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助长了一种阴谋论的谣言的散播。这是个科学常识，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所有的病例头几例都是跟武汉有密切关系。这条脉络非常清楚，至于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需要探索。我们讲要循证（Evidence-based），循证要有科学的依据，不能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媒体和科学家都要以科学、负责的态度说话。
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
记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我们从这次疫情最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陈铮鸣：一言难尽。我认为，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然后该追责的追责，制度上不合适的部分要重建。总的来讲，这是整个大的国家治理体系或者医疗卫生体系的问题。从信息开放、权力下放，包括分级诊疗等等，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希望通过这次疫情无论是政府还是全社会，要好好反思、好好分析。
当然这次疫情防控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中国疾控中心，但它至少在很短时间内分离出了病毒，把基因的测序测出来，这个很关键，否则后面的检测诊断无法进行。还有一些防控措施也值得肯定，比如，建设方舱医院的经验是不错的。
教训涉及的面太多了，希望能够有真正的反思。从传染病预防的角度讲，三个警报系统都失灵了：第一，医生的警报，一线的临床医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第一时间报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先报上去。传染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二，网络直报系统也没有发挥作用。刚开始的时候症状表现跟非典非常相似，应该按照非典病例来录入系统，再来排查。第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互联网。国际上做了很多研究，即使像美国有很好的传染病报告系统，但是它的时效性比不上网络，像百度的关键词搜索，腾讯、微博等社交软件的热搜，它可以马上就找到一些疫情暴发的苗头，因为现在民众的这种社交的媒体很发达。
还有决策方面的问题，这场疫情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没必要到现在这么严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是错的，每个部门都有它的道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反思的。
还有一个需要反思的，就是中国的医疗制度，分级诊疗为什么推不下去。封城以后，一下子发烧门诊人满为患，造成交叉感染非常严重。所以，对医疗体系建设要深刻反思。这次疫情还反映出我们的医疗体系重点都放在治疗方面，对疾病的预防重视不够。
另外，这次各地派出的支援都是医疗队，很少涉及流行病学的调查，但后者非常关键。现在武汉到底多少人感染？可能没有人搞得清楚。武汉市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大，真正感染的人数有多少，这需要做流行病学调查，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都没有引起重视，就是医疗的次生危害，比如说得了心脏病、中风和肿瘤的病人，因为武汉医院都把精力用在新冠病人身上了，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这些病间接造成的对健康的危害需要做研究，它可能导致一些间接死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一定要尽快把相关医院、门诊恢复起来。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呈扩散趋势。
截至北京时间3月1日20时，中国以外共6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7600余例，已有七国的累计确诊病例逾一百例。
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高”上调至“非常高”，希望推动各国加大疫情应对力度。针对疫情的全球蔓延形势，记者专访了著名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
疫情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
记者：目前来看，您认为疫情是否已转变为世界大流行疾病？国际社会在应对疫情方面是否应该借鉴武汉的防控措施，比如，封城或限制人员流动？
陈铮鸣：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预警级别在逐步提高，也在动态、定期评估疫情的发展趋势。传染病大流行通常有几个大的标准：第一，范围非常广。现在疫情已经蔓延至61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南极以外，所有其他的6大洲已经覆盖了。第二，它比较严重，即病死率较高。普通的流感虽然覆盖面很广，但它对健康的危害并不是很大，病死率还是非常低的，所以不会称之为大流行。第三，在当地形成传播。
武汉是新冠疫情的首发地，对这个病的临床表现和诊断刚开始认识不足，大家的警惕性不高，所以耽搁了2~3周的防控关键期，这导致了疫情的蔓延。现在全球对这个病的理解相对比较成熟了，警惕性比较高。但尽管这样，个别的国家和地区还是疏忽。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就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首例接触史不清楚的病人。这说明疫情很容易扩散，而且很难防控。假如疫情扩散了以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发展成国际大流行疾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来看，除了中国的疫情控制得还不错，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几个国家形势非常严峻。其他国家，像巴西、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等现在没有明确的报道，但是这个病毒你看不见摸不着，很难防控，只要有一个人带着病毒进去传播就能完全扩散，所以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散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记者：韩国和伊朗的疫情突然暴发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延及周边地区，针对医疗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陈铮鸣：韩国的情况有些特殊，主要暴发在一个地下的宗教组织，他们的很多活动不对外宣布。现在政府花很大的力气来排查，但还有相当部分人追踪不到。韩国政府现在采取了一些防控措施，比如停课、禁止聚集、错峰上班等等，以减少人员的交叉感染。但其实政府很难控制，不可能把整个国家封掉，毕竟还要开展经济活动，还要考虑维持民生。如果韩国发生大规模扩散的话，肯定也是不堪重负。现在韩国已经有3000多例感染者，负压的病床大概1000多张，肯定会带来超负荷运转等一系列的问题。
伊朗现在的状况非常严峻。宗教圣城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政府应该取消宗教活动了，但他们没有听从公共卫生学家和医务人员的劝告，造成了病毒扩散，这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另外，西方国家长期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它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医疗资源也非常缺乏。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朝圣的人到宗教圣地还是很多的，肯定会扩散出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控制疫情难度非常大。伊朗邻国都采取了封锁边境的措施，希望能够有效遏制扩散。
如果疫情扩大到非洲国家，那么前景实在难以想象，因为非洲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医疗卫生事业、基础的设施都比较薄弱。像埃博拉这种病的传播途径相对来讲是很容易控制的，因为这个病毒是通过体液传播。但新冠病毒一旦扩散起来，防控的难度会非常大。好在非洲在气候因素上相对占了一点优势，气温相对比较高，不利于病毒的繁殖。
记者：怎样评估欧洲面临的疫情风险，您认为欧盟及各国应采取哪些防控措施？
陈铮鸣：由于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急剧增加，欧洲疫情有恶化的风险，现在各国防控的警戒程度都升级了。而且，像英国、法国也出现了小范围的社区传播。所谓社区传播，就是说传染源和接触者不是很明确。在人数少的时候，可以花很大的精力来进行追踪排查，假如是社区传播，可能就有10个、20个、50个病人，原来的防控体系没办法应对，医院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来进行护理。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假如欧洲的疫情严重到像意大利那样的程度，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可能要封城或者半封城，学校都要关闭，所有的商场、影院、餐馆停止营业，体育赛事都要停止。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地方还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别的国家的病例还是零星的，基本上是个位数，而且欧洲的医疗水平普遍比较高，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而且欧洲各国政府都很警觉。
欧洲国家人口密度比较低，病情不太严重的话患者可以在家隔离。欧盟不可能宣布统一的防控措施，碰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更多还是取决于各个国家采取各自的措施。比如，法国和意大利就把公路封了。
英国现在有20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8人已治愈出院。2月28日，英格兰卫生部门确认了一名在英国境内感染的患者。英国的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和理性的。中国的疫情发生以后，英国官方马上出台对策，武汉来的人员要求在家隔离两个星期。中国的疫情严重了以后，英国的防控也稍微升级了。政府要对防疫政策通盘考虑，不希望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民生造成很大影响，尽量避免因为疫情引起恐慌。政府医疗部门的团队每天都在开会，分析要不要对政策作出调整，包括它的计算机系统，还有电话调查设计的问题和收到的答案，都有一个团队后面在支撑，需要调整时它可以很快调整。这一点很重要。
疫情解除标准需要分不同级别
记者：您预计中国的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结束，可以解除这种封闭隔离的状态？
陈铮鸣：目前还很难判断。中国境内疫情控制取得积极成效，民众的配合度也非常好。现在从数据来看，湖北以外省份基本上都是零增长。但是现在疫情控制出现一个复杂情况，那就是国际上疫情的影响。输入病例可能不是从武汉来的，而是来自日本或韩国，这又增加了一定的防疫难度。特别是北京、天津、山东、辽宁等跟韩国经贸交流比较密切的省市。
另一个复杂情况是新增病人的来源不清楚。像武汉这样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社会的管控再严格肯定会有死角。死角有几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或者不被社会关注的一些人口。还有可能是一些“城中城”，社区的管控可能不到位。还有就是以前感染的基数太大了，有相当部分人是隐性感染，潜伏期很长，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很难完全排查清楚。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关键需要一个疫情解除的标准。比如，像非洲的埃博拉疫情采取的标准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即最后一个病人全部出院以后观察两个潜伏周期，假设你的潜伏期是15天，那么出院以后一个月内没有任何症状才能解除疫情。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的传染性和病死率和埃博拉不同，中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和防控能力也与非洲的情况不一样。
我认为，什么时间解除疫情需要非常慎重，一定要拿出一个标准方案，可能需要不同级别的解除标准。江浙一带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将这几个省流动起来；武汉什么时候松动，要达到相应的标准。设定标准要考虑三个指标：一是新增者，二是疑似者，三是留观者。现在比较关注新增病例，但是一定要考虑后面两个因素。比如，留观者是零，疑似者是零，确诊的患者出院后14天内发病是零，那么这个地区疫情就可以解除了。当然，还要防范周边地区的疫情。其实封城容易、开城难，现在正规战结束了，接下来的游击战很难打。
记者：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制有什么进展？
陈铮鸣：现在这个病确实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主要还是以支持治疗为主，通过病人的免疫力来恢复。美国的瑞德西韦是目前最有效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的研究是最严谨的，对外宣布措辞也是最谨慎的，现在还在做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希望能得出一个结果。
其他的临床试验百花齐放，大概有上百个临床试验登记注册了，而且占用了很多病人的资源。很多研究实际上不科学，没有随机的对照，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另外它的样本量也很少，100个人也根本不够，因为这个病自愈性很强。比如，有人说有一种中药的效果是92%，也可能是90%，也可能是0%。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讲92%，因为这个病在国外不用中药，大部分也都治愈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科学常识。必须按照科学的流程，从病毒的筛查、基因检测等等一步步去做，否则很难拿出特别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科研主管部门应该组织专家选择2~3个重大的科研课题，或者几个大的有希望的药物，哪怕是中药也好，集中力量来做研究。比如，对症抗感染等药物，对一组病人用药、一组病人不用药，然后看试验的结果。
现在有二十几家疫苗研究机构、药厂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制疫苗，有不同的技术手段。现在做得比较好的就是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疫苗研发的速度相对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已经在生产了，估计就是6月份可以进入人体的临床试验。研制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因为它是基于埃博拉的疫苗基础上，所以技术相对比较稳定，当然最后还得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
记者：有专家称，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病毒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陈铮鸣：中间宿主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进一步的研究很重要。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病毒作彻底的溯源。我不赞成钟南山院士的说法，那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助长了一种阴谋论的谣言的散播。这是个科学常识，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所有的病例头几例都是跟武汉有密切关系。这条脉络非常清楚，至于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需要探索。我们讲要循证（Evidence-based），循证要有科学的依据，不能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媒体和科学家都要以科学、负责的态度说话。
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
记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我们从这次疫情最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陈铮鸣：一言难尽。我认为，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然后该追责的追责，制度上不合适的部分要重建。总的来讲，这是整个大的国家治理体系或者医疗卫生体系的问题。从信息开放、权力下放，包括分级诊疗等等，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希望通过这次疫情无论是政府还是全社会，要好好反思、好好分析。
当然这次疫情防控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中国疾控中心，但它至少在很短时间内分离出了病毒，把基因的测序测出来，这个很关键，否则后面的检测诊断无法进行。还有一些防控措施也值得肯定，比如，建设方舱医院的经验是不错的。
教训涉及的面太多了，希望能够有真正的反思。从传染病预防的角度讲，三个警报系统都失灵了：第一，医生的警报，一线的临床医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第一时间报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先报上去。传染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二，网络直报系统也没有发挥作用。刚开始的时候症状表现跟非典非常相似，应该按照非典病例来录入系统，再来排查。第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互联网。国际上做了很多研究，即使像美国有很好的传染病报告系统，但是它的时效性比不上网络，像百度的关键词搜索，腾讯、微博等社交软件的热搜，它可以马上就找到一些疫情暴发的苗头，因为现在民众的这种社交的媒体很发达。
还有决策方面的问题，这场疫情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没必要到现在这么严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是错的，每个部门都有它的道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反思的。
还有一个需要反思的，就是中国的医疗制度，分级诊疗为什么推不下去。封城以后，一下子发烧门诊人满为患，造成交叉感染非常严重。所以，对医疗体系建设要深刻反思。这次疫情还反映出我们的医疗体系重点都放在治疗方面，对疾病的预防重视不够。
另外，这次各地派出的支援都是医疗队，很少涉及流行病学的调查，但后者非常关键。现在武汉到底多少人感染？可能没有人搞得清楚。武汉市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大，真正感染的人数有多少，这需要做流行病学调查，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都没有引起重视，就是医疗的次生危害，比如说得了心脏病、中风和肿瘤的病人，因为武汉医院都把精力用在新冠病人身上了，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这些病间接造成的对健康的危害需要做研究，它可能导致一些间接死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一定要尽快把相关医院、门诊恢复起来。
据2019中国区块链企业百强榜显示：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深圳壹帐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等100家企业上榜。从上榜企业地区分布来看：在上榜企业城市分布中，以北京企业最多，占比40%，深圳杭州随后，分别有14家和11家，然后依次是上海8家，成都5家，贵阳4家，广州、南京、济南、西安均有2家企业上榜。
资料来源：链塔智库、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以下是2019中国区块链企业百强榜详细情况：
资料来源：链塔智库、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以下是2019中国区块链企业百强榜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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