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老公的生日礼物～
虽然和老公已经结婚多年了，但仪式感还是要有的，这次虽然不能出去吃饭了，但该有的礼物还是不能少．
我老公平时是一个很随意的人，以舒服为主，他平时出门儿也就装个手机耳机，带个⌚️手表，带个钥匙就出门了～
所以我送他的礼物一般都是他✔️需要并且✔️实用的东西！
今年挑了个♥️德国LANZOOM的手表送他，比较小众，
一眼就被它的颜值吸引啊～
表盘的光碟纹真的敲炫！闪耀！
然主要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款式也是属于简约的风格，穿啥都比较好搭配～
因为我老公大部分时候还是比较粗糙的，这个手表能比较好的帮到他～
这个只是帮他看时间？？？NO ❗️NO ❗️NO❗️～
我老公很满意当然是因为这个手表还能帮我这个粗心大意的老公找到不记得放在❗️哪里的手机～
还有我老公本就是很爱运动，跑步、打篮球⛹️，手表还能运动计步，还能音乐控制～他平时去跑步可方便多了！
是不是感觉很好用！哈哈哈～像我这样♀️机智的媳妇儿多好！
虽然美好的感情不是非得需要礼物才能体现～
但是用一个好的礼物来表达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虽然和老公已经结婚多年了，但仪式感还是要有的，这次虽然不能出去吃饭了，但该有的礼物还是不能少．
我老公平时是一个很随意的人，以舒服为主，他平时出门儿也就装个手机耳机，带个⌚️手表，带个钥匙就出门了～
所以我送他的礼物一般都是他✔️需要并且✔️实用的东西！
今年挑了个♥️德国LANZOOM的手表送他，比较小众，
一眼就被它的颜值吸引啊～
表盘的光碟纹真的敲炫！闪耀！
然主要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款式也是属于简约的风格，穿啥都比较好搭配～
因为我老公大部分时候还是比较粗糙的，这个手表能比较好的帮到他～
这个只是帮他看时间？？？NO ❗️NO ❗️NO❗️～
我老公很满意当然是因为这个手表还能帮我这个粗心大意的老公找到不记得放在❗️哪里的手机～
还有我老公本就是很爱运动，跑步、打篮球⛹️，手表还能运动计步，还能音乐控制～他平时去跑步可方便多了！
是不是感觉很好用！哈哈哈～像我这样♀️机智的媳妇儿多好！
虽然美好的感情不是非得需要礼物才能体现～
但是用一个好的礼物来表达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人要借天，而不是胜天：我们从未征服过非典！
小虫二大饰界
3小时前
前些天，在微信群里，一个曾经当过医生的现个体经营者也说过这种话：
前些天，在微信群里，一个曾经当过医生的现个体经营者也说过这种话：2003年SARS被征服就证明非典可防可控。网络上，无知无畏的喷子很多，不必理会。而一个呼吸病专家也这样说，就太不专业了。
请问，人类何时征服过非典？
2003年的SARS是人类征服的吗？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都没有找到针对SARS的特效治疗方法，也没弄清SARS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只是推测和天气转暖有关。
2003年非典期间，我曾经参与了北京市政府抗击非典行动，并进入军队接管的小汤山医院进行采访，对当时的情况有所了解。事后，也一直和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副主任保持联系，并关注非典的后续情况。
可以说：2003年的非典，来的莫名其妙，传播的莫名其妙，走的也莫名其妙。
当时，人们急于弄清三个问题：
一是它怎么来的，病源在哪里？
二是它怎样传播的，传染链是什么？
三是不知怎样消亡的，消失的原因是什么？
专家首先要找到病毒来源，专家们在广东食材市场上果子狸体内找到一种SARS病毒，确认病毒来自果子狸，于是，果子狸从人们餐桌消失。
2003年5月，SARS在北京肆虐了两个多月之后，新发病人数持续为零。6月20日，以小汤山医院的封闭为标志，北京市政府宣告北京抗击非典战役结束。
SARS疫情结束后，专家并没有停止追踪的脚步，他们继续寻找，一直追踪到了云南。
自2011年起，他们对云南省一处洞穴里的菊头蝠种群开展了长期监测，结果发现，2003肆虐的SARS病毒全部基因组组分，都可以在这个菊头蝠种群的冠状病毒天然基因库中找到。
2017年，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确认SARS病毒宿主是云南的菊头蝠。
也就是说，直到非典突然肆虐又突然消失的14年后，人们才弄清肆虐中国的SARS宿主来自哪里。
他们勾勒出一个SARS病毒迁徙图：菊头蝠的病毒传给了果子狸，感染病毒的果子狸被运送到广东，进入食材市场，再摆上人们的餐桌，吃了果子狸的人，成为一个超级毒王，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人传人标志着疫情的开始泛滥。
但是，回顾整个非典过程，还有三个问题，一直是个谜团。
首先是：传染链不明。
北京的患者都是从广东输入并传染的。但广东最初发病的数人，症状都比较轻，家属也没有传染，而这些发病人之间似乎也没有任何关系。后续接诊，多数病人传染性比较弱，个别病例却非常强，出现传染上百人的超级毒王。而传播的方式，并不清晰。
香港淘大花园甚至出现整栋楼染病的病况，最后不得不封楼隔离。
其次，治疗无药。
发病后，出现发热，当时的治疗并没什么特效药物，只能维持机体功能，唤醒人体免疫力，自愈。
众所周知，病毒入侵，人体疫系统会启动，清除病毒，由于病毒藏于细胞中并大量复制，因此机体免疫系统会攻击患病的细胞，造成细胞的损伤。多数病毒类疾病最后会致命，都是由于机体免疫系统过度杀伤自身细胞造成，如乙肝。
SARS重症患者出现肺水肿并呼吸衰竭，就是由于免疫系统过度反应或叫超敏反应造成的。阻止免疫系统对肺部细胞的攻击而损伤，只能用激素抑制免疫系统，但也造成人体免疫力低下。而机体对病毒入侵的反应大小和形式，是有个体差异和种族差异的！就好像平常有些人对青霉素过敏，有些人不过敏一样。
所以，激素用量因人而异，既抑制免疫系统过于活跃，又不能完全压制免疫系统，造成病毒损伤。
能捱过这个阶段的病人，都会慢慢康复。很多人没有熬过这个阶段，就死去了，很多人熬过了这个阶段，就痊愈了。也就是说，大部分病人的痊愈，是依赖人力自身免疫力。
直到今天，人们也没研制出治疗SARS的有效药物和疫苗。
第三，莫名地消失
SARSA来的突然，走的也突然。一个专业人士就此评论道：我最担心和感到恐怖的地方，就是SARS完全消失了！这完全不符合人类几千年流行病学的研究，和没有传染源一样，它竟然没有任何原因的消失了。
回顾SARS的突发，爆发和消失，有一个条件，就是气候。它兴起于天气渐冷的2002年12月，从顺德出现，并逐步在珠三角散播。冬季春节前后进入北京，并开始爆发。3月，形势失控后，导致了北京政府抗击非典动员，军队接管小汤山非典病医院。而在天气渐暖后，传染逐渐减弱。至5月，疑似和确诊病例逐渐减少，至为零。
以上的SARS的起源、传播和消失，接触这个领域的人都清楚，人类从来没有征服SARS。即便疫情真的最终被人类攻克，也不能说当时的失控就是可防可控。过程曾经失控，和结果被征服是两码事，结果并不等于过程，这是基本的逻辑常识。
事实上，在1月10日，专家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表“可防可控”结论后，就受到舆论质疑：在病毒出现的起源、传播途径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可防可控”结论怎样得出的？
正是在“可防可控”的结论下，当地组织了万家宴和市级的春晚，还给市民发放了十万计的免费旅游券，而这些大型集体活动，无疑加剧了疫情。
在已经全国开始扩散，局面失控的情况下，王专家依然信誓旦旦地表示“可防可控”，多少有点强词夺理。专家表态两天后，武汉宣布封城，周边城市跟进，直至整个湖北封省，全国30个省市启动一级响应机制。这是一场战争。
我们当然知道失控是暂时的，不断升级的应急响应，终将会将疫情控制住，我们也会战胜疫情，但是，过程的失控必须正视，不该盲目乐观。
目前人们要做的，就是严防死守，切断传染链，相信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率，但是，一味鼓吹“可防可控”，只会让人麻痹大意，重蹈前一段时间的覆辙。
关于疫情，即便在医务界有这样的想法，疫情的最终解除，大概率还是要寄托在天气上，期待能熬到今年的5月，待天气转暖，病毒活力减弱，通过隔离，疫情彻底消失。我们战胜了疫情，并未战胜SARS。
人要借天，而不是胜天。 2003年SARS被征服就证明非典可防可控。网络上，无知无畏的喷子很多，不必理会。而一个呼吸病专家也这样说，就太不专业了。
请问，人类何时征服过非典？
2003年的SARS是人类征服的吗？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都没有找到针对SARS的特效治疗方法，也没弄清SARS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只是推测和天气转暖有关。
2003年非典期间，我曾经参与了北京市政府抗击非典行动，并进入军队接管的小汤山医院进行采访，对当时的情况有所了解。事后，也一直和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副主任保持联系，并关注非典的后续情况。
可以说：2003年的非典，来的莫名其妙，传播的莫名其妙，走的也莫名其妙。
当时，人们急于弄清三个问题：
一是它怎么来的，病源在哪里？
二是它怎样传播的，传染链是什么？
三是不知怎样消亡的，消失的原因是什么？
专家首先要找到病毒来源，专家们在广东食材市场上果子狸体内找到一种SARS病毒，确认病毒来自果子狸，于是，果子狸从人们餐桌消失。
2003年5月，SARS在北京肆虐了两个多月之后，新发病人数持续为零。6月20日，以小汤山医院的封闭为标志，北京市政府宣告北京抗击非典战役结束。
SARS疫情结束后，专家并没有停止追踪的脚步，他们继续寻找，一直追踪到了云南。
自2011年起，他们对云南省一处洞穴里的菊头蝠种群开展了长期监测，结果发现，2003肆虐的SARS病毒全部基因组组分，都可以在这个菊头蝠种群的冠状病毒天然基因库中找到。
2017年，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确认SARS病毒宿主是云南的菊头蝠。
也就是说，直到非典突然肆虐又突然消失的14年后，人们才弄清肆虐中国的SARS宿主来自哪里。
他们勾勒出一个SARS病毒迁徙图：菊头蝠的病毒传给了果子狸，感染病毒的果子狸被运送到广东，进入食材市场，再摆上人们的餐桌，吃了果子狸的人，成为一个超级毒王，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人传人标志着疫情的开始泛滥。
但是，回顾整个非典过程，还有三个问题，一直是个谜团。
首先是：传染链不明。
北京的患者都是从广东输入并传染的。但广东最初发病的数人，症状都比较轻，家属也没有传染，而这些发病人之间似乎也没有任何关系。后续接诊，多数病人传染性比较弱，个别病例却非常强，出现传染上百人的超级毒王。而传播的方式，并不清晰。
香港淘大花园甚至出现整栋楼染病的病况，最后不得不封楼隔离。
其次，治疗无药。
发病后，出现发热，当时的治疗并没什么特效药物，只能维持机体功能，唤醒人体免疫力，自愈。
众所周知，病毒入侵，人体疫系统会启动，清除病毒，由于病毒藏于细胞中并大量复制，因此机体免疫系统会攻击患病的细胞，造成细胞的损伤。多数病毒类疾病最后会致命，都是由于机体免疫系统过度杀伤自身细胞造成，如乙肝。
SARS重症患者出现肺水肿并呼吸衰竭，就是由于免疫系统过度反应或叫超敏反应造成的。阻止免疫系统对肺部细胞的攻击而损伤，只能用激素抑制免疫系统，但也造成人体免疫力低下。而机体对病毒入侵的反应大小和形式，是有个体差异和种族差异的！就好像平常有些人对青霉素过敏，有些人不过敏一样。
所以，激素用量因人而异，既抑制免疫系统过于活跃，又不能完全压制免疫系统，造成病毒损伤。
能捱过这个阶段的病人，都会慢慢康复。很多人没有熬过这个阶段，就死去了，很多人熬过了这个阶段，就痊愈了。也就是说，大部分病人的痊愈，是依赖人力自身免疫力。
直到今天，人们也没研制出治疗SARS的有效药物和疫苗。
第三，莫名地消失
SARSA来的突然，走的也突然。一个专业人士就此评论道：我最担心和感到恐怖的地方，就是SARS完全消失了！这完全不符合人类几千年流行病学的研究，和没有传染源一样，它竟然没有任何原因的消失了。
回顾SARS的突发，爆发和消失，有一个条件，就是气候。它兴起于天气渐冷的2002年12月，从顺德出现，并逐步在珠三角散播。冬季春节前后进入北京，并开始爆发。3月，形势失控后，导致了北京政府抗击非典动员，军队接管小汤山非典病医院。而在天气渐暖后，传染逐渐减弱。至5月，疑似和确诊病例逐渐减少，至为零。
以上的SARS的起源、传播和消失，接触这个领域的人都清楚，人类从来没有征服SARS。即便疫情真的最终被人类攻克，也不能说当时的失控就是可防可控。过程曾经失控，和结果被征服是两码事，结果并不等于过程，这是基本的逻辑常识。
事实上，在1月10日，专家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表“可防可控”结论后，就受到舆论质疑：在病毒出现的起源、传播途径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可防可控”结论怎样得出的？
正是在“可防可控”的结论下，当地组织了万家宴和市级的春晚，还给市民发放了十万计的免费旅游券，而这些大型集体活动，无疑加剧了疫情。
在已经全国开始扩散，局面失控的情况下，王专家依然信誓旦旦地表示“可防可控”，多少有点强词夺理。专家表态两天后，武汉宣布封城，周边城市跟进，直至整个湖北封省，全国30个省市启动一级响应机制。这是一场战争。
我们当然知道失控是暂时的，不断升级的应急响应，终将会将疫情控制住，我们也会战胜疫情，但是，过程的失控必须正视，不该盲目乐观。
目前人们要做的，就是严防死守，切断传染链，相信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率，但是，一味鼓吹“可防可控”，只会让人麻痹大意，重蹈前一段时间的覆辙。
关于疫情，即便在医务界有这样的想法，疫情的最终解除，大概率还是要寄托在天气上，期待能熬到今年的5月，待天气转暖，病毒活力减弱，通过隔离，疫情彻底消失。我们战胜了疫情，并未战胜SARS。
人要借天，而不是胜天。
小虫二大饰界
3小时前
前些天，在微信群里，一个曾经当过医生的现个体经营者也说过这种话：
前些天，在微信群里，一个曾经当过医生的现个体经营者也说过这种话：2003年SARS被征服就证明非典可防可控。网络上，无知无畏的喷子很多，不必理会。而一个呼吸病专家也这样说，就太不专业了。
请问，人类何时征服过非典？
2003年的SARS是人类征服的吗？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都没有找到针对SARS的特效治疗方法，也没弄清SARS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只是推测和天气转暖有关。
2003年非典期间，我曾经参与了北京市政府抗击非典行动，并进入军队接管的小汤山医院进行采访，对当时的情况有所了解。事后，也一直和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副主任保持联系，并关注非典的后续情况。
可以说：2003年的非典，来的莫名其妙，传播的莫名其妙，走的也莫名其妙。
当时，人们急于弄清三个问题：
一是它怎么来的，病源在哪里？
二是它怎样传播的，传染链是什么？
三是不知怎样消亡的，消失的原因是什么？
专家首先要找到病毒来源，专家们在广东食材市场上果子狸体内找到一种SARS病毒，确认病毒来自果子狸，于是，果子狸从人们餐桌消失。
2003年5月，SARS在北京肆虐了两个多月之后，新发病人数持续为零。6月20日，以小汤山医院的封闭为标志，北京市政府宣告北京抗击非典战役结束。
SARS疫情结束后，专家并没有停止追踪的脚步，他们继续寻找，一直追踪到了云南。
自2011年起，他们对云南省一处洞穴里的菊头蝠种群开展了长期监测，结果发现，2003肆虐的SARS病毒全部基因组组分，都可以在这个菊头蝠种群的冠状病毒天然基因库中找到。
2017年，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确认SARS病毒宿主是云南的菊头蝠。
也就是说，直到非典突然肆虐又突然消失的14年后，人们才弄清肆虐中国的SARS宿主来自哪里。
他们勾勒出一个SARS病毒迁徙图：菊头蝠的病毒传给了果子狸，感染病毒的果子狸被运送到广东，进入食材市场，再摆上人们的餐桌，吃了果子狸的人，成为一个超级毒王，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人传人标志着疫情的开始泛滥。
但是，回顾整个非典过程，还有三个问题，一直是个谜团。
首先是：传染链不明。
北京的患者都是从广东输入并传染的。但广东最初发病的数人，症状都比较轻，家属也没有传染，而这些发病人之间似乎也没有任何关系。后续接诊，多数病人传染性比较弱，个别病例却非常强，出现传染上百人的超级毒王。而传播的方式，并不清晰。
香港淘大花园甚至出现整栋楼染病的病况，最后不得不封楼隔离。
其次，治疗无药。
发病后，出现发热，当时的治疗并没什么特效药物，只能维持机体功能，唤醒人体免疫力，自愈。
众所周知，病毒入侵，人体疫系统会启动，清除病毒，由于病毒藏于细胞中并大量复制，因此机体免疫系统会攻击患病的细胞，造成细胞的损伤。多数病毒类疾病最后会致命，都是由于机体免疫系统过度杀伤自身细胞造成，如乙肝。
SARS重症患者出现肺水肿并呼吸衰竭，就是由于免疫系统过度反应或叫超敏反应造成的。阻止免疫系统对肺部细胞的攻击而损伤，只能用激素抑制免疫系统，但也造成人体免疫力低下。而机体对病毒入侵的反应大小和形式，是有个体差异和种族差异的！就好像平常有些人对青霉素过敏，有些人不过敏一样。
所以，激素用量因人而异，既抑制免疫系统过于活跃，又不能完全压制免疫系统，造成病毒损伤。
能捱过这个阶段的病人，都会慢慢康复。很多人没有熬过这个阶段，就死去了，很多人熬过了这个阶段，就痊愈了。也就是说，大部分病人的痊愈，是依赖人力自身免疫力。
直到今天，人们也没研制出治疗SARS的有效药物和疫苗。
第三，莫名地消失
SARSA来的突然，走的也突然。一个专业人士就此评论道：我最担心和感到恐怖的地方，就是SARS完全消失了！这完全不符合人类几千年流行病学的研究，和没有传染源一样，它竟然没有任何原因的消失了。
回顾SARS的突发，爆发和消失，有一个条件，就是气候。它兴起于天气渐冷的2002年12月，从顺德出现，并逐步在珠三角散播。冬季春节前后进入北京，并开始爆发。3月，形势失控后，导致了北京政府抗击非典动员，军队接管小汤山非典病医院。而在天气渐暖后，传染逐渐减弱。至5月，疑似和确诊病例逐渐减少，至为零。
以上的SARS的起源、传播和消失，接触这个领域的人都清楚，人类从来没有征服SARS。即便疫情真的最终被人类攻克，也不能说当时的失控就是可防可控。过程曾经失控，和结果被征服是两码事，结果并不等于过程，这是基本的逻辑常识。
事实上，在1月10日，专家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表“可防可控”结论后，就受到舆论质疑：在病毒出现的起源、传播途径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可防可控”结论怎样得出的？
正是在“可防可控”的结论下，当地组织了万家宴和市级的春晚，还给市民发放了十万计的免费旅游券，而这些大型集体活动，无疑加剧了疫情。
在已经全国开始扩散，局面失控的情况下，王专家依然信誓旦旦地表示“可防可控”，多少有点强词夺理。专家表态两天后，武汉宣布封城，周边城市跟进，直至整个湖北封省，全国30个省市启动一级响应机制。这是一场战争。
我们当然知道失控是暂时的，不断升级的应急响应，终将会将疫情控制住，我们也会战胜疫情，但是，过程的失控必须正视，不该盲目乐观。
目前人们要做的，就是严防死守，切断传染链，相信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率，但是，一味鼓吹“可防可控”，只会让人麻痹大意，重蹈前一段时间的覆辙。
关于疫情，即便在医务界有这样的想法，疫情的最终解除，大概率还是要寄托在天气上，期待能熬到今年的5月，待天气转暖，病毒活力减弱，通过隔离，疫情彻底消失。我们战胜了疫情，并未战胜SARS。
人要借天，而不是胜天。 2003年SARS被征服就证明非典可防可控。网络上，无知无畏的喷子很多，不必理会。而一个呼吸病专家也这样说，就太不专业了。
请问，人类何时征服过非典？
2003年的SARS是人类征服的吗？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都没有找到针对SARS的特效治疗方法，也没弄清SARS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只是推测和天气转暖有关。
2003年非典期间，我曾经参与了北京市政府抗击非典行动，并进入军队接管的小汤山医院进行采访，对当时的情况有所了解。事后，也一直和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副主任保持联系，并关注非典的后续情况。
可以说：2003年的非典，来的莫名其妙，传播的莫名其妙，走的也莫名其妙。
当时，人们急于弄清三个问题：
一是它怎么来的，病源在哪里？
二是它怎样传播的，传染链是什么？
三是不知怎样消亡的，消失的原因是什么？
专家首先要找到病毒来源，专家们在广东食材市场上果子狸体内找到一种SARS病毒，确认病毒来自果子狸，于是，果子狸从人们餐桌消失。
2003年5月，SARS在北京肆虐了两个多月之后，新发病人数持续为零。6月20日，以小汤山医院的封闭为标志，北京市政府宣告北京抗击非典战役结束。
SARS疫情结束后，专家并没有停止追踪的脚步，他们继续寻找，一直追踪到了云南。
自2011年起，他们对云南省一处洞穴里的菊头蝠种群开展了长期监测，结果发现，2003肆虐的SARS病毒全部基因组组分，都可以在这个菊头蝠种群的冠状病毒天然基因库中找到。
2017年，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确认SARS病毒宿主是云南的菊头蝠。
也就是说，直到非典突然肆虐又突然消失的14年后，人们才弄清肆虐中国的SARS宿主来自哪里。
他们勾勒出一个SARS病毒迁徙图：菊头蝠的病毒传给了果子狸，感染病毒的果子狸被运送到广东，进入食材市场，再摆上人们的餐桌，吃了果子狸的人，成为一个超级毒王，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人传人标志着疫情的开始泛滥。
但是，回顾整个非典过程，还有三个问题，一直是个谜团。
首先是：传染链不明。
北京的患者都是从广东输入并传染的。但广东最初发病的数人，症状都比较轻，家属也没有传染，而这些发病人之间似乎也没有任何关系。后续接诊，多数病人传染性比较弱，个别病例却非常强，出现传染上百人的超级毒王。而传播的方式，并不清晰。
香港淘大花园甚至出现整栋楼染病的病况，最后不得不封楼隔离。
其次，治疗无药。
发病后，出现发热，当时的治疗并没什么特效药物，只能维持机体功能，唤醒人体免疫力，自愈。
众所周知，病毒入侵，人体疫系统会启动，清除病毒，由于病毒藏于细胞中并大量复制，因此机体免疫系统会攻击患病的细胞，造成细胞的损伤。多数病毒类疾病最后会致命，都是由于机体免疫系统过度杀伤自身细胞造成，如乙肝。
SARS重症患者出现肺水肿并呼吸衰竭，就是由于免疫系统过度反应或叫超敏反应造成的。阻止免疫系统对肺部细胞的攻击而损伤，只能用激素抑制免疫系统，但也造成人体免疫力低下。而机体对病毒入侵的反应大小和形式，是有个体差异和种族差异的！就好像平常有些人对青霉素过敏，有些人不过敏一样。
所以，激素用量因人而异，既抑制免疫系统过于活跃，又不能完全压制免疫系统，造成病毒损伤。
能捱过这个阶段的病人，都会慢慢康复。很多人没有熬过这个阶段，就死去了，很多人熬过了这个阶段，就痊愈了。也就是说，大部分病人的痊愈，是依赖人力自身免疫力。
直到今天，人们也没研制出治疗SARS的有效药物和疫苗。
第三，莫名地消失
SARSA来的突然，走的也突然。一个专业人士就此评论道：我最担心和感到恐怖的地方，就是SARS完全消失了！这完全不符合人类几千年流行病学的研究，和没有传染源一样，它竟然没有任何原因的消失了。
回顾SARS的突发，爆发和消失，有一个条件，就是气候。它兴起于天气渐冷的2002年12月，从顺德出现，并逐步在珠三角散播。冬季春节前后进入北京，并开始爆发。3月，形势失控后，导致了北京政府抗击非典动员，军队接管小汤山非典病医院。而在天气渐暖后，传染逐渐减弱。至5月，疑似和确诊病例逐渐减少，至为零。
以上的SARS的起源、传播和消失，接触这个领域的人都清楚，人类从来没有征服SARS。即便疫情真的最终被人类攻克，也不能说当时的失控就是可防可控。过程曾经失控，和结果被征服是两码事，结果并不等于过程，这是基本的逻辑常识。
事实上，在1月10日，专家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表“可防可控”结论后，就受到舆论质疑：在病毒出现的起源、传播途径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可防可控”结论怎样得出的？
正是在“可防可控”的结论下，当地组织了万家宴和市级的春晚，还给市民发放了十万计的免费旅游券，而这些大型集体活动，无疑加剧了疫情。
在已经全国开始扩散，局面失控的情况下，王专家依然信誓旦旦地表示“可防可控”，多少有点强词夺理。专家表态两天后，武汉宣布封城，周边城市跟进，直至整个湖北封省，全国30个省市启动一级响应机制。这是一场战争。
我们当然知道失控是暂时的，不断升级的应急响应，终将会将疫情控制住，我们也会战胜疫情，但是，过程的失控必须正视，不该盲目乐观。
目前人们要做的，就是严防死守，切断传染链，相信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率，但是，一味鼓吹“可防可控”，只会让人麻痹大意，重蹈前一段时间的覆辙。
关于疫情，即便在医务界有这样的想法，疫情的最终解除，大概率还是要寄托在天气上，期待能熬到今年的5月，待天气转暖，病毒活力减弱，通过隔离，疫情彻底消失。我们战胜了疫情，并未战胜SARS。
人要借天，而不是胜天。
#全球超8亿人没有充足食物#
“东非和近东国家饥饿风险升级，有37个国家需要外部粮食援助。”
“受干旱影响，埃塞俄比亚饥民数量达到35万。”
”罗兴亚难民每月需要12000多吨食物救助。”
“刚果（金）有超过460万儿童严重营养不良。”
……
每一天都有新的数字痛陈新的苦难，以至于你逐渐对百万级的数字脱敏，大规模饥荒只变成地图上一个遥远的、急促呼吸的红点。
饥饿是如何形成的？很容易想到的是因为食物供给的不充足。例如，由于自然和社会禀赋的匮乏，粮食收成不能满足人口消费。FAO在今年3月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也将“气候变化”和“战乱”对农业生产的强干扰列为造成粮食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但事实上，目前世界粮食产量足够喂饱100亿人。这可能听起来很可笑：我们的食物生产其实是过剩的。
为什么过剩的食物未能喂饱有限的人口？首先是食物浪费：FAO在2013年的报告《食物浪费足迹》中指出，“全球每年有13亿吨食物被浪费，这相当于我们已经生产出的粮食的三分之一。”一类浪费发生在生产环节，即收获和贮存过程中的浪费；一类浪费发生在消费环节——购买完成后，被过量购买的食物在家里腐烂，最终被扔掉。FAO在2012年的报告中指出，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每年浪费100公斤食品。世界上最富有的二十个国家居民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为2.2亿吨，相当于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总产量。“一切人丢弃一些人需要的东西，一些人缺乏另一些人过剩的东西。”卡帕罗斯的笔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巨大的垃圾山上，上千人为找到被丢弃的香肠、薯条、狗粮、罐头你推我搡。“这个城市在2011年每天丢掉的粮食有200-250吨。"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是给人吃的。世界粮食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生产畜牧业饲料和生物能源。在美国，畜牧业消费了70%的谷物。而生物燃料对粮食的消耗更加密集：填满一个乙醇-85型油箱需要170公斤玉米制成的乙醇，这足够一个赞比亚人吃一年。卡帕罗斯在书中指出，人类社会每年需要用乙醇填满将近9亿个同等规模的油箱；如果将美国汽车消耗的农业生物质燃料换算成粮食分发给世界上所有饥饿的人，他们每人每天可以拿到一斤玉米。
在此，生物燃料是否在成本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方面有显著优势暂且不谈。但上述数字告诉我们两点：
一，虽然目前有8亿人吃不上饭，但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似乎并不是我们的头等关切；
二，如果我们依然将生产饲料和生物能源放在解决饥饿问题之前，那么即使我们通过升级农业技术、开垦新的农地、加大农业投资，使粮食产量如联合国所呼吁的那样在2050年翻倍，我们依然无法解决饥饿问题。
如果我们想解决饥饿问题，毫无疑问我们是有能力解决的。但是，我们真的愿意解决饥饿问题吗？
有充足的食物供给却无法充分地满足食物需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贫困与饥荒》中称之为“权利失败”（failure of entitlement）。个人可以通过生产、贸易或两者的结合来实现商品的拥有，这是人对于商品的“交换权利”；而饥饿意味着人既无法生产足够的食物，也无法通过交换获得足够的食物，即“交换权利下降”。阿玛蒂亚·森认为，权利关系的变化与分配的失衡才是导致饥饿发生的真实原因。但他没有解释的是在食物总量充足的情况下饥荒究发生的原因。
通过还原食物价值链各个环节上的参与者，卡帕罗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认为其中的一大缘由是食物的金融化——目前食物系统的目的是盈利，而非把人喂饱。在这个系统里，食物被剥夺了“为人类进食所用”的本质，而变成高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他指出，那些在大宗粮食交易市场上声称市场是最好的调节工具的人，实际上在人为的制造市场的“不正常”，并且从市价每分每秒的变化中获取收益。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考夫曼（Frederick Kaufman）在《食品泡沫：华尔街是如何让数百万人陷入饥饿然后脱身的》里面也提到：“食品更加商业化了，变成了一种投资，和石油、金银或者其他有指数的商品一样。投资越多，食物就会越贵，那些付不起钱的人只能挨饿。”
这组数据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2003年，用于食品商品的投资额是130亿美元，2008年则是3170亿美元，增长了25倍。芝加哥交易所小麦的交易量是世界小麦年产量的50倍，世界上的每一粒小麦都在这里被反复交易了50次。粮食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本应有很低的市场弹性，但事实上，2008年一吨小麦的价格是2005年的三倍。
同时，全球化推动了国际贸易，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由粮食贸易订单联动，粮食生产的主动权逐渐被发达国家把持；粮食涌向资本密集的地方，而非按需达到穷人的手里，粮食也越来越多的成为政治干预的工具。贸易的逐利性和粮食价格的虚高扰乱了阿玛蒂亚·森定义的“食物获取权”。购买力有限的人买不起口粮了，小农户也因市场信息的极度不对称而被迫承担巨大的生产风险。2008年，埃及的面包价格上涨了5倍，之后，便是“阿拉伯之春”。
卡帕罗斯说，饥饿不是一个农业技术问题。饥饿是一个权力和政治的问题。
卡帕罗斯承认，他无法给出解决饥饿的最终答案，因为饥饿是个过于庞杂的命题。但这不意味着衣食无忧的人们不能为饥饿做点什么。
首先，试图理解饥饿。食物意味着饱足、放松、团聚和快乐，而饥饿意味着无力、疾病、早夭，甚至强暴、奴役、暴动。饥饿是丑陋的，当我们享受食物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去想“没有食物”是怎样的情景；但至少有一点需要明白：填饱肚子是一种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的特权；而同样，没有谁“活该”挨饿。
几十年来有一种流行论调是：贫穷是因为人们懒惰、愚蠢、无法与时俱进，所以这都是穷人们自己的错。《穷人经济学》（Poor Economics，作者为Abhijit V. Banerjee 和Esther Duflo）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穷人”之所以囿于困窘并非因为其懒惰、愚蠢，而是因为他们将大量的精力花在了解决一些“富人”根本无需挂怀的事情上：如何获得明天的口粮？如何去几公里之外的另外一个村庄购买种子？如何喝仅有的浑浊的井水而不生病？……当城市居民伸手从饮水机中接到温度适中的水，或者扫扫二维码就可以买到种类丰富的便当时，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站在道德高地上，用“勤奋”、“聪明”与否去评判那些资源极度匮乏、活得精疲力尽的忍饥挨饿的人。
第二，支持本地农业，消费看得见源头的农产品。少吃工业化制成食品，从农夫市集或CSA等场所/模式直接向农户购买食材，代替超市购买和网购。愈加发达的供应链技术使我们能够更快速地获得来自远方的食物，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种功利主义的便利性使我们与食物的来源愈发割裂了，也让农业生产受到越来越多供求关系之外的因素的干扰，农户的风险愈发难以控制。直接从农户处购买，可以减少供应链的环节，消费者为农产品支付的价格能够更直接地改善农户的生活，而无需被采购、加工、包装、供应层层瓜分。消费者也可以对食品的质量和来源有更清晰的了解。
第三：减少肉类消费。一方面，畜牧业养殖是大豆种植最大的需求，全球97%的大豆豆粕都被用来生产动物饲料。在畜牧业利益的驱使下，大豆产量自1961年到2009年增长了10倍，原本用作口粮生产的土地被转换为种植大豆；另一方面，在肉类消费刺激下，日益扩张的畜牧业养殖吞噬着越来越多的土地和水资源，使得口粮种植环境进一步恶化。控制肉类消费并非要求素食，而是建议消费者更多地考虑肉食消费背后对食品系统的影响，减少肉类消费总量。201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周的畜禽肉摄入量应该在280-525克之间，也就是每天1-2两。
第四，减少食品浪费，理性购买。在饭店点菜或者在购买食品的时候量力而行，杜绝食品浪费。以我自己为例，我有囤积食品的“狂热”，加上集市离家比较远，每次买菜都会买到冰箱都塞不下。但我给自己定下两个挑战，即在每次大采购之后，坚持周一到周五的三餐在家吃或者从家里带饭；以及直到把冰箱差不多吃空再进行下一次采购。这样食物浪费被大大减少，同时也保证了对饮食的控制。
“东非和近东国家饥饿风险升级，有37个国家需要外部粮食援助。”
“受干旱影响，埃塞俄比亚饥民数量达到35万。”
”罗兴亚难民每月需要12000多吨食物救助。”
“刚果（金）有超过460万儿童严重营养不良。”
……
每一天都有新的数字痛陈新的苦难，以至于你逐渐对百万级的数字脱敏，大规模饥荒只变成地图上一个遥远的、急促呼吸的红点。
饥饿是如何形成的？很容易想到的是因为食物供给的不充足。例如，由于自然和社会禀赋的匮乏，粮食收成不能满足人口消费。FAO在今年3月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也将“气候变化”和“战乱”对农业生产的强干扰列为造成粮食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但事实上，目前世界粮食产量足够喂饱100亿人。这可能听起来很可笑：我们的食物生产其实是过剩的。
为什么过剩的食物未能喂饱有限的人口？首先是食物浪费：FAO在2013年的报告《食物浪费足迹》中指出，“全球每年有13亿吨食物被浪费，这相当于我们已经生产出的粮食的三分之一。”一类浪费发生在生产环节，即收获和贮存过程中的浪费；一类浪费发生在消费环节——购买完成后，被过量购买的食物在家里腐烂，最终被扔掉。FAO在2012年的报告中指出，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每年浪费100公斤食品。世界上最富有的二十个国家居民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为2.2亿吨，相当于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总产量。“一切人丢弃一些人需要的东西，一些人缺乏另一些人过剩的东西。”卡帕罗斯的笔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巨大的垃圾山上，上千人为找到被丢弃的香肠、薯条、狗粮、罐头你推我搡。“这个城市在2011年每天丢掉的粮食有200-250吨。"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是给人吃的。世界粮食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生产畜牧业饲料和生物能源。在美国，畜牧业消费了70%的谷物。而生物燃料对粮食的消耗更加密集：填满一个乙醇-85型油箱需要170公斤玉米制成的乙醇，这足够一个赞比亚人吃一年。卡帕罗斯在书中指出，人类社会每年需要用乙醇填满将近9亿个同等规模的油箱；如果将美国汽车消耗的农业生物质燃料换算成粮食分发给世界上所有饥饿的人，他们每人每天可以拿到一斤玉米。
在此，生物燃料是否在成本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方面有显著优势暂且不谈。但上述数字告诉我们两点：
一，虽然目前有8亿人吃不上饭，但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似乎并不是我们的头等关切；
二，如果我们依然将生产饲料和生物能源放在解决饥饿问题之前，那么即使我们通过升级农业技术、开垦新的农地、加大农业投资，使粮食产量如联合国所呼吁的那样在2050年翻倍，我们依然无法解决饥饿问题。
如果我们想解决饥饿问题，毫无疑问我们是有能力解决的。但是，我们真的愿意解决饥饿问题吗？
有充足的食物供给却无法充分地满足食物需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贫困与饥荒》中称之为“权利失败”（failure of entitlement）。个人可以通过生产、贸易或两者的结合来实现商品的拥有，这是人对于商品的“交换权利”；而饥饿意味着人既无法生产足够的食物，也无法通过交换获得足够的食物，即“交换权利下降”。阿玛蒂亚·森认为，权利关系的变化与分配的失衡才是导致饥饿发生的真实原因。但他没有解释的是在食物总量充足的情况下饥荒究发生的原因。
通过还原食物价值链各个环节上的参与者，卡帕罗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认为其中的一大缘由是食物的金融化——目前食物系统的目的是盈利，而非把人喂饱。在这个系统里，食物被剥夺了“为人类进食所用”的本质，而变成高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他指出，那些在大宗粮食交易市场上声称市场是最好的调节工具的人，实际上在人为的制造市场的“不正常”，并且从市价每分每秒的变化中获取收益。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考夫曼（Frederick Kaufman）在《食品泡沫：华尔街是如何让数百万人陷入饥饿然后脱身的》里面也提到：“食品更加商业化了，变成了一种投资，和石油、金银或者其他有指数的商品一样。投资越多，食物就会越贵，那些付不起钱的人只能挨饿。”
这组数据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2003年，用于食品商品的投资额是130亿美元，2008年则是3170亿美元，增长了25倍。芝加哥交易所小麦的交易量是世界小麦年产量的50倍，世界上的每一粒小麦都在这里被反复交易了50次。粮食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本应有很低的市场弹性，但事实上，2008年一吨小麦的价格是2005年的三倍。
同时，全球化推动了国际贸易，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由粮食贸易订单联动，粮食生产的主动权逐渐被发达国家把持；粮食涌向资本密集的地方，而非按需达到穷人的手里，粮食也越来越多的成为政治干预的工具。贸易的逐利性和粮食价格的虚高扰乱了阿玛蒂亚·森定义的“食物获取权”。购买力有限的人买不起口粮了，小农户也因市场信息的极度不对称而被迫承担巨大的生产风险。2008年，埃及的面包价格上涨了5倍，之后，便是“阿拉伯之春”。
卡帕罗斯说，饥饿不是一个农业技术问题。饥饿是一个权力和政治的问题。
卡帕罗斯承认，他无法给出解决饥饿的最终答案，因为饥饿是个过于庞杂的命题。但这不意味着衣食无忧的人们不能为饥饿做点什么。
首先，试图理解饥饿。食物意味着饱足、放松、团聚和快乐，而饥饿意味着无力、疾病、早夭，甚至强暴、奴役、暴动。饥饿是丑陋的，当我们享受食物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去想“没有食物”是怎样的情景；但至少有一点需要明白：填饱肚子是一种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的特权；而同样，没有谁“活该”挨饿。
几十年来有一种流行论调是：贫穷是因为人们懒惰、愚蠢、无法与时俱进，所以这都是穷人们自己的错。《穷人经济学》（Poor Economics，作者为Abhijit V. Banerjee 和Esther Duflo）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穷人”之所以囿于困窘并非因为其懒惰、愚蠢，而是因为他们将大量的精力花在了解决一些“富人”根本无需挂怀的事情上：如何获得明天的口粮？如何去几公里之外的另外一个村庄购买种子？如何喝仅有的浑浊的井水而不生病？……当城市居民伸手从饮水机中接到温度适中的水，或者扫扫二维码就可以买到种类丰富的便当时，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站在道德高地上，用“勤奋”、“聪明”与否去评判那些资源极度匮乏、活得精疲力尽的忍饥挨饿的人。
第二，支持本地农业，消费看得见源头的农产品。少吃工业化制成食品，从农夫市集或CSA等场所/模式直接向农户购买食材，代替超市购买和网购。愈加发达的供应链技术使我们能够更快速地获得来自远方的食物，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种功利主义的便利性使我们与食物的来源愈发割裂了，也让农业生产受到越来越多供求关系之外的因素的干扰，农户的风险愈发难以控制。直接从农户处购买，可以减少供应链的环节，消费者为农产品支付的价格能够更直接地改善农户的生活，而无需被采购、加工、包装、供应层层瓜分。消费者也可以对食品的质量和来源有更清晰的了解。
第三：减少肉类消费。一方面，畜牧业养殖是大豆种植最大的需求，全球97%的大豆豆粕都被用来生产动物饲料。在畜牧业利益的驱使下，大豆产量自1961年到2009年增长了10倍，原本用作口粮生产的土地被转换为种植大豆；另一方面，在肉类消费刺激下，日益扩张的畜牧业养殖吞噬着越来越多的土地和水资源，使得口粮种植环境进一步恶化。控制肉类消费并非要求素食，而是建议消费者更多地考虑肉食消费背后对食品系统的影响，减少肉类消费总量。201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周的畜禽肉摄入量应该在280-525克之间，也就是每天1-2两。
第四，减少食品浪费，理性购买。在饭店点菜或者在购买食品的时候量力而行，杜绝食品浪费。以我自己为例，我有囤积食品的“狂热”，加上集市离家比较远，每次买菜都会买到冰箱都塞不下。但我给自己定下两个挑战，即在每次大采购之后，坚持周一到周五的三餐在家吃或者从家里带饭；以及直到把冰箱差不多吃空再进行下一次采购。这样食物浪费被大大减少，同时也保证了对饮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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