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是一句暗语，
怎么样，
开悟了吗？
惠能回答 ：
“ 米熟久矣，
犹欠筛在。”
米已经舂好了，
但是还有点不干净，
需要筛。
什么意思呢？
见道了，
但是还不透彻。
惠能大师没有广学经教，
到了
“ 本来无一物 ”的境界，
也就是教下所讲的法我空境界，
类似的说法，
还有
“ 若人识得心，
大地无寸土 ”
“ 虚空粉碎，
大地平沉 ”
“ 泥牛入海无消息 ”，
讲的都是禅宗的重关境界，
这时能够泯一切相，
一切现象不再是障碍，
但是还有无相的执著，
所谓还有微细的能所。
惠能大师到了这个境界，
知道那还不成熟、
不透彻，
完全不以为意。
《 坛经 》的后面，
惠能大师针对大通和尚给智常禅师的开示，
有一首偈颂，
讲的就是这个阶段的局限性 ：
“ 不见一法存无见，
大似浮云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还如太虚生闪电。
此之知见瞥然兴，
错认何曾解方便。
汝当一念自知非，
自己灵光常显现。”
不见一法，
还有无相境，
就好比还有一层薄云，
遮住了本有的智慧，
不得透彻。
“ 不知一法守空知，
还如太虚生闪电。”
不知一法，
住于这样的空知当中，
就好比太虚中有闪电一样，
有极微细、
极迅猛的妄念流注。
如果认此为了义的佛之境界，
认为这就是到家了，
那就会错认路头，
错失提升机会，
不会再有更透彻的境界。
所以叫
“ 此之知见瞥然兴，
错认何曾解方便 ”。
这个时候应该如何用功呢？
“ 汝当一念自知非 ”，
这时应该反观己心的过患，
就能够破除无明，
打开本有的灵光，
让它念念现前。
这是六祖大师彻悟以后对智常禅师的开示。
当时六祖大师到了这个境界，
以他自己的能力，
不能够马上进一步突破。
但是他以自己的宿慧，
知道这个境界还不行，
“ 米熟久矣，
犹欠筛在。”
六祖大师彻悟此心的因缘
五祖弘忍大师用锡杖拄地板三下，
就离开了。
惠能大师心知这是一个信号，
于是晚上三更，
他悄悄来到丈室，
这时五祖大师正在等着他，
然后
“ 以袈裟遮围，
不令人见 ”。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传法因缘，
直接涉及到释迦牟尼佛教法下，
三大语系佛法中受众最广的汉传佛教的高度，
直接涉及到整个汉地众生的法身慧命。
五祖大师
“ 为说《 金刚经 》，
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
讲到《 金刚经 》的三分之一，
第十品
“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的时候，
惠能大师
“ 言下大悟，
一切万法不离自性！”
这时自性与万法才彻底统一，
打开了佛智，
真正地彻悟。
于是他就向五祖大师汇报，
来表达他的悟境 ：
“ 何期自性，
本自清净；
何期自性，
本不生灭；
何期自性，
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
本无动摇；
何期自性，
能生万法！”
何期，
就是
“ 原来 ”或
“ 谁曾想 ”的意思，
原来自性本自清净，
本不生灭，
本自具足，
本无动摇，
能生万法！
这时惠能大师，
全身揽入法界，
法界即自身，
自身即法界。
《 楞严经 》中讲
此时的境界，
用了一个比喻，
“ 一切世间诸所有物，
皆即菩提妙明元心，
心精遍圆含裹十方；
反观父母所生之身，
犹彼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
若存若亡，
如湛巨海流一浮沤，
起灭无从。
了然自知获本妙心常住不灭。”
这是对
“ 但用此心，
直了成佛 ”的
“ 此心 ”
最好的注解。
“ 祖知悟本性，
谓惠能曰 ：
‘ 不识本心，
学法无益，
若识自本心，
见自本性，
即名丈夫、
天人师、
佛。’”
五祖大师这时知道卢行者彻悟了，
这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 ——
到家的境界。
“ 不识本心，
学法无益。”
不识本心，
学法没有真实利益。
这是站在成佛第一义的高度来说。
因为佛性本自具足，
在圣不增在凡不减，
关键在于打开本心，
其他的都是因缘法。
但是站在世俗谛的角度，
对于我们来说，
一瞻一礼都有功德，
所以
“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一称南无佛，
皆已成佛道 ”。
哪怕我们以妄想心到了寺院，
称诵一句佛号，
都是成佛的因。
这是从两个层面来讲的，
不可偏废。
《 坛经 》里面讲的
很多都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知识、
概念、
结论，
都是为了对治我们种种的邪见，
非常活泼，
我们不能断章取义，
执于一端。
这是六祖惠能大师发明
“ 此心 ”、
彻悟
“ 菩提自性 ” 的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相当于禅宗三关 ——
初关、
重关、
牢关。
禅宗成就的是什么佛？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也经常引起误解，
我们看看六祖大师如何开示。
六祖开示智通禅师说 ：
“ 三身者，
清净法身，
汝之性也；
圆满报身，
汝之智也；
千百亿化身，
汝之行也。
若离本性，
别说三身，
即名有身无智。
若悟三身无有自性，
即名四智菩提。
听吾偈曰 ：
‘ 自性具三身，
发明成四智。
不离见闻缘，
超然登佛地。
吾今为汝说，
谛信永无迷。
莫学驰求者，
终日说菩提。’”
法报化三身，
是我们修行总的目标，
那么六祖大师如何来开示禅宗所成就的三身佛的内涵呢？
“ 清净法身，
汝之性也。”
我们本有的菩提自性就是清净法身；
“ 圆满报身，
汝之智也。”
打开菩提自性，
彻悟自性的智慧，
即圆满报身；
“ 千百亿化身，
汝之行也。”
利益众生的菩萨行，
一切身口意的运作都是我们的化身。
那么本性与三身的关系呢？
“ 若离本性，
别说三身，
即名有身无智。”
如果离开本性说三身，
那么三身就没有智，
此时就谈不上什么三身。
“ 若悟三身无有自性，
即名四智菩提。”
如果了悟三身并非实有，
也就是没有遍计所执自性，
那么就证得了四智。
对于报身无有自性可以这样理解 ：
报身有两种，
一个是他受用，
一个是自受用。
前面讲的
“ 圆满报身，
汝之智也 ”
是自受用报身，
是证悟法身的智慧；
菩萨的色身，
是他受用报身，
不同的福德因缘，
感得不同，
与众生的缘不同，
众生看到的也不一样。
千百亿化身，
指的是我们利益众生的身口意三业的运作。
能够了知三身无有自性，
就能够打开法身所具备的四智菩提，
所以叫
“ 自性具三身，
发明成四智 ”。
禅宗所成就的三身，
是自性三身。
直接发明自性，
然后打开四智。
诸佛所具有的四智，
就是大圆镜智、
平等性智、
妙观察智、
成所作智，
它对应我们凡夫的八识。
以肉身直入佛智，
这叫
“ 不离见闻缘，
超然登佛地 ”，
这是禅宗顿悟成佛的法门。
对于四智的内涵，
六祖大师接下来又开示说 ：
“ 大圆镜智性清净，
平等性智心无病，
妙观察智见非功，
成所作智同圆镜。
五八六七果因转，
但用名言无实性，
若于转处不留情，
繁兴永处那伽定。”
大圆镜智是指我们清净的本心；
“ 平等性智心无病 ”，
这时第七末那识已经转变了，
不再有一切凡夫所共有的根本心病 ——
我执；
那么妙观察智呢？
第六意识转变为妙观察智，
它清净无染，
观察一切事物没有执取，
见一切法而不起分别想；
前五识则转变为成所作智，
这是利益众生的悲用。
一定要打开大圆镜智，
“ 在千人万人中，
不背一人，
不向一人 ”，
这才能称为禅师。
如何成就四智？
“ 五八六七果因转 ”，
“ 六七因中转，
五八果上圆 ”。
第六意识和第七末那识在因地转成智慧以后，
第八阿赖耶识和前五识在果地才能圆满。
若依教下唯识宗的教理，
第六意识第一次转智是在初地；
第二次转智是在七地末八地初，
证得无生法忍；
第六意识彻底转成妙观察智是在佛智境界。
那么第六意识一转，
末那识跟着转，
第六意识转变成妙观察智，
第七末那识同时跟着转变成平等性智。
此时，
阿赖耶识才转成大圆镜智；
前五识，
跟着转变为成所作智。
这是八识转智的次第，
是基本规律。
那么禅宗的祖师，
于转处不留情，
念念亲见本性，
不管动静，
都恒与法身相应，
处于那伽大定之中，
这时八识同时圆成四智，
这是禅宗不共的修行路线。
菩提自性在何处？
《 坛经 》中六祖大师这样开示 ：
“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净心在妄中，
但正无三障。”
我们生命的真性是本有的觉知之性，
菩提妙心我们本有。
但是，
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它，
所以
“ 起心即是妄 ”，
起心动念都是妄念。
“ 净心在妄中 ”，
我们清净的本心就在我们的妄念中。
那么如何来把它发明呢？
“ 但正无三障 ”，
只要把我们的种种妄心、
邪见都止息，
就能够打开我们本有的觉性，
破除三障。
《 坛经 》中还开示 ：
“ 真如有性，
所以起念；
真如若无，
眼耳色声当时即坏。”
正是因为有真如妙心，
所以我们才能起念，
真如若无，
眼耳色声 ——
我们的根身世界当时即坏。
我们之所以有
“ 在眼曰见、
在耳曰闻、
在手执捉、
在足运奔 ”
这样的生命基本特征和能力，
正是由于我们有无限自由、
无限广大的觉性。
这是不可复制的，
不是进化而来的，
不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也不会死去。
人工智能再发达，
也不可能有佛性，
这是我们学禅之人应该特别明确的一个认知。
《 坛经 》中还开示 ：
“ 若能心中自见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见自性外觅佛，
起心总是大痴人。”
如果能在我们的妄心中见真心，
打开了真心，
也就是发明了此心，
“ 有真即是成佛因 ”，
这才是成佛的正因，
直了成佛。
怎么样，
开悟了吗？
惠能回答 ：
“ 米熟久矣，
犹欠筛在。”
米已经舂好了，
但是还有点不干净，
需要筛。
什么意思呢？
见道了，
但是还不透彻。
惠能大师没有广学经教，
到了
“ 本来无一物 ”的境界，
也就是教下所讲的法我空境界，
类似的说法，
还有
“ 若人识得心，
大地无寸土 ”
“ 虚空粉碎，
大地平沉 ”
“ 泥牛入海无消息 ”，
讲的都是禅宗的重关境界，
这时能够泯一切相，
一切现象不再是障碍，
但是还有无相的执著，
所谓还有微细的能所。
惠能大师到了这个境界，
知道那还不成熟、
不透彻，
完全不以为意。
《 坛经 》的后面，
惠能大师针对大通和尚给智常禅师的开示，
有一首偈颂，
讲的就是这个阶段的局限性 ：
“ 不见一法存无见，
大似浮云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还如太虚生闪电。
此之知见瞥然兴，
错认何曾解方便。
汝当一念自知非，
自己灵光常显现。”
不见一法，
还有无相境，
就好比还有一层薄云，
遮住了本有的智慧，
不得透彻。
“ 不知一法守空知，
还如太虚生闪电。”
不知一法，
住于这样的空知当中，
就好比太虚中有闪电一样，
有极微细、
极迅猛的妄念流注。
如果认此为了义的佛之境界，
认为这就是到家了，
那就会错认路头，
错失提升机会，
不会再有更透彻的境界。
所以叫
“ 此之知见瞥然兴，
错认何曾解方便 ”。
这个时候应该如何用功呢？
“ 汝当一念自知非 ”，
这时应该反观己心的过患，
就能够破除无明，
打开本有的灵光，
让它念念现前。
这是六祖大师彻悟以后对智常禅师的开示。
当时六祖大师到了这个境界，
以他自己的能力，
不能够马上进一步突破。
但是他以自己的宿慧，
知道这个境界还不行，
“ 米熟久矣，
犹欠筛在。”
六祖大师彻悟此心的因缘
五祖弘忍大师用锡杖拄地板三下，
就离开了。
惠能大师心知这是一个信号，
于是晚上三更，
他悄悄来到丈室，
这时五祖大师正在等着他，
然后
“ 以袈裟遮围，
不令人见 ”。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传法因缘，
直接涉及到释迦牟尼佛教法下，
三大语系佛法中受众最广的汉传佛教的高度，
直接涉及到整个汉地众生的法身慧命。
五祖大师
“ 为说《 金刚经 》，
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
讲到《 金刚经 》的三分之一，
第十品
“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的时候，
惠能大师
“ 言下大悟，
一切万法不离自性！”
这时自性与万法才彻底统一，
打开了佛智，
真正地彻悟。
于是他就向五祖大师汇报，
来表达他的悟境 ：
“ 何期自性，
本自清净；
何期自性，
本不生灭；
何期自性，
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
本无动摇；
何期自性，
能生万法！”
何期，
就是
“ 原来 ”或
“ 谁曾想 ”的意思，
原来自性本自清净，
本不生灭，
本自具足，
本无动摇，
能生万法！
这时惠能大师，
全身揽入法界，
法界即自身，
自身即法界。
《 楞严经 》中讲
此时的境界，
用了一个比喻，
“ 一切世间诸所有物，
皆即菩提妙明元心，
心精遍圆含裹十方；
反观父母所生之身，
犹彼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
若存若亡，
如湛巨海流一浮沤，
起灭无从。
了然自知获本妙心常住不灭。”
这是对
“ 但用此心，
直了成佛 ”的
“ 此心 ”
最好的注解。
“ 祖知悟本性，
谓惠能曰 ：
‘ 不识本心，
学法无益，
若识自本心，
见自本性，
即名丈夫、
天人师、
佛。’”
五祖大师这时知道卢行者彻悟了，
这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 ——
到家的境界。
“ 不识本心，
学法无益。”
不识本心，
学法没有真实利益。
这是站在成佛第一义的高度来说。
因为佛性本自具足，
在圣不增在凡不减，
关键在于打开本心，
其他的都是因缘法。
但是站在世俗谛的角度，
对于我们来说，
一瞻一礼都有功德，
所以
“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一称南无佛，
皆已成佛道 ”。
哪怕我们以妄想心到了寺院，
称诵一句佛号，
都是成佛的因。
这是从两个层面来讲的，
不可偏废。
《 坛经 》里面讲的
很多都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知识、
概念、
结论，
都是为了对治我们种种的邪见，
非常活泼，
我们不能断章取义，
执于一端。
这是六祖惠能大师发明
“ 此心 ”、
彻悟
“ 菩提自性 ” 的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相当于禅宗三关 ——
初关、
重关、
牢关。
禅宗成就的是什么佛？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也经常引起误解，
我们看看六祖大师如何开示。
六祖开示智通禅师说 ：
“ 三身者，
清净法身，
汝之性也；
圆满报身，
汝之智也；
千百亿化身，
汝之行也。
若离本性，
别说三身，
即名有身无智。
若悟三身无有自性，
即名四智菩提。
听吾偈曰 ：
‘ 自性具三身，
发明成四智。
不离见闻缘，
超然登佛地。
吾今为汝说，
谛信永无迷。
莫学驰求者，
终日说菩提。’”
法报化三身，
是我们修行总的目标，
那么六祖大师如何来开示禅宗所成就的三身佛的内涵呢？
“ 清净法身，
汝之性也。”
我们本有的菩提自性就是清净法身；
“ 圆满报身，
汝之智也。”
打开菩提自性，
彻悟自性的智慧，
即圆满报身；
“ 千百亿化身，
汝之行也。”
利益众生的菩萨行，
一切身口意的运作都是我们的化身。
那么本性与三身的关系呢？
“ 若离本性，
别说三身，
即名有身无智。”
如果离开本性说三身，
那么三身就没有智，
此时就谈不上什么三身。
“ 若悟三身无有自性，
即名四智菩提。”
如果了悟三身并非实有，
也就是没有遍计所执自性，
那么就证得了四智。
对于报身无有自性可以这样理解 ：
报身有两种，
一个是他受用，
一个是自受用。
前面讲的
“ 圆满报身，
汝之智也 ”
是自受用报身，
是证悟法身的智慧；
菩萨的色身，
是他受用报身，
不同的福德因缘，
感得不同，
与众生的缘不同，
众生看到的也不一样。
千百亿化身，
指的是我们利益众生的身口意三业的运作。
能够了知三身无有自性，
就能够打开法身所具备的四智菩提，
所以叫
“ 自性具三身，
发明成四智 ”。
禅宗所成就的三身，
是自性三身。
直接发明自性，
然后打开四智。
诸佛所具有的四智，
就是大圆镜智、
平等性智、
妙观察智、
成所作智，
它对应我们凡夫的八识。
以肉身直入佛智，
这叫
“ 不离见闻缘，
超然登佛地 ”，
这是禅宗顿悟成佛的法门。
对于四智的内涵，
六祖大师接下来又开示说 ：
“ 大圆镜智性清净，
平等性智心无病，
妙观察智见非功，
成所作智同圆镜。
五八六七果因转，
但用名言无实性，
若于转处不留情，
繁兴永处那伽定。”
大圆镜智是指我们清净的本心；
“ 平等性智心无病 ”，
这时第七末那识已经转变了，
不再有一切凡夫所共有的根本心病 ——
我执；
那么妙观察智呢？
第六意识转变为妙观察智，
它清净无染，
观察一切事物没有执取，
见一切法而不起分别想；
前五识则转变为成所作智，
这是利益众生的悲用。
一定要打开大圆镜智，
“ 在千人万人中，
不背一人，
不向一人 ”，
这才能称为禅师。
如何成就四智？
“ 五八六七果因转 ”，
“ 六七因中转，
五八果上圆 ”。
第六意识和第七末那识在因地转成智慧以后，
第八阿赖耶识和前五识在果地才能圆满。
若依教下唯识宗的教理，
第六意识第一次转智是在初地；
第二次转智是在七地末八地初，
证得无生法忍；
第六意识彻底转成妙观察智是在佛智境界。
那么第六意识一转，
末那识跟着转，
第六意识转变成妙观察智，
第七末那识同时跟着转变成平等性智。
此时，
阿赖耶识才转成大圆镜智；
前五识，
跟着转变为成所作智。
这是八识转智的次第，
是基本规律。
那么禅宗的祖师，
于转处不留情，
念念亲见本性，
不管动静，
都恒与法身相应，
处于那伽大定之中，
这时八识同时圆成四智，
这是禅宗不共的修行路线。
菩提自性在何处？
《 坛经 》中六祖大师这样开示 ：
“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净心在妄中，
但正无三障。”
我们生命的真性是本有的觉知之性，
菩提妙心我们本有。
但是，
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它，
所以
“ 起心即是妄 ”，
起心动念都是妄念。
“ 净心在妄中 ”，
我们清净的本心就在我们的妄念中。
那么如何来把它发明呢？
“ 但正无三障 ”，
只要把我们的种种妄心、
邪见都止息，
就能够打开我们本有的觉性，
破除三障。
《 坛经 》中还开示 ：
“ 真如有性，
所以起念；
真如若无，
眼耳色声当时即坏。”
正是因为有真如妙心，
所以我们才能起念，
真如若无，
眼耳色声 ——
我们的根身世界当时即坏。
我们之所以有
“ 在眼曰见、
在耳曰闻、
在手执捉、
在足运奔 ”
这样的生命基本特征和能力，
正是由于我们有无限自由、
无限广大的觉性。
这是不可复制的，
不是进化而来的，
不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也不会死去。
人工智能再发达，
也不可能有佛性，
这是我们学禅之人应该特别明确的一个认知。
《 坛经 》中还开示 ：
“ 若能心中自见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见自性外觅佛，
起心总是大痴人。”
如果能在我们的妄心中见真心，
打开了真心，
也就是发明了此心，
“ 有真即是成佛因 ”，
这才是成佛的正因，
直了成佛。
【邓小南：制度史的“生命”所在】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通过对于制度得失的评议来观察政治得失，也就是说，制度在政治领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对于“制度”，学界有不同的概括和理解。大致上讲，可以说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和基本规范，是制约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的行为框架。
有学者强调：“制度的最基本要素就是结构、功能和形式，所以形式排比和结构分析，是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有学者指出：制度分为“无意中逐步形成”和“有意建构”的两种类型，即一类是“经历长久，约定俗成，无意中逐步形成的家族、伦理、信仰、仪式、节庆等”；另一类是“为特定需要、目的（如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律等），依特定权力分配关系、标准和程序（如地缘、血缘、财富、才德能力、意识形态、公民大会、议会、乡举里选或科举等）而有意建构出来”的多重秩序网络。不管是活在今天，还是活在历史上某个时间、空间里，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多种秩序形成的交叉网络之中，而不是在某种单一秩序里。如果放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进程的更大背景中看，制度就是政治文明的底色，是政治文明的支撑与映衬。制度所维系的正是特定的秩序。我们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种体制，其走势是否适合于文明进程，很大程度上是要观察它的制度及其运行。
我们知道，制度本身是有生命的，有它的节奏、韵律，历经形成、生长、发展，可能不断完善，也可能走向衰亡。追踪、观察、多维度反思这一过程，正是制度史的“生命”所在。
当说到制度、规则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相对稳定恒常的标准。但是，如果承认只有在“运行”之中，才能观察到真正的制度，我们就会注意到，制度必须应对多变的、流动的现实。因此，制度本身的恒常，它所追求的“可预期”，跟它需要应对的现实情况的复杂起伏，本身就构成一对矛盾，或者说构成有张力的两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折中的方式，出现非正式的制度运作。
所谓“非正式”，就是不见于书面规定，“令式之外”但经常为人们行用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可能是无奈情况下的灵活处置，或是应对制度“形式目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制度的规定与初衷势必带来某些调适甚或扭曲。唐高宗巡幸洛阳前，曾经对居守京师的李晦说：“关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跼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于人者，随事即行，不须闻奏。”短短数语，点明了令式的局限性和令式之外的可能性。欧阳修在《新唐书·百官志》中也说到官制的两种情形：一种是“其纲目条理可为后法”，另一种则是“事虽非正，后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从积极的方面讲，这些“事虽非正”的运作，对于正式制度的施行可能有补充或者说是润滑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缺乏灵活弹性的制度借由非正式制度的“因仍”“调和”才得以推行。如果我们专注于观察制度运行的实践进程，那么几乎可以说，“正式”与“非正式”交错混糅互为所用，并非截然二分，甚至是相辅相成的。相对静态的制度规定与动态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空间里面有变形，有扭曲，有各种不曾预料的故事发生；这种空间中的活动，往往决定着制度的走向，也可能带来制度“平稳有效”的感觉。
当我们讨论制度史的时候，应该清楚，自己口中、笔下的“制度”二字，指的是书面规定，还是现实运行；二者从来不曾隔绝，但又并非同一层面的内容。陈寅恪先生早年曾经提醒学界说，有些研究，“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我们现在讲制度，例如宋代的文官制度，其实有同样的问题。看上去梳理得头头是道、严丝合缝的某些制度，往往是囿于甚至迎合书面规定的“整理”，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失真的。
有些制度史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经常认为制度是恒定存在的，而人为因素是一时、偶发的。实际上，制度本身从来都是“规范”和“人事”折中的结果。制度本为“设范立制”，既是引导、保障，也是对某些利益关系的限定，对某些行为方式的制约。这样的引导、限定与制约，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曾经生效？制度运行中总有不同力量的推动、修正、抵制，这些“人事”起到什么作用？都需要通过制度的运行过程来观察。
制度的活力与生命是“人”赋予的，研究制度史必须关注人的活动。制度史研究的活力和持久生命力，取决于对制度活力的认识深度。所谓“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更重要的是指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邓小南】（责任编辑：马奎）转引自：历史学研究通讯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通过对于制度得失的评议来观察政治得失，也就是说，制度在政治领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对于“制度”，学界有不同的概括和理解。大致上讲，可以说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和基本规范，是制约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的行为框架。
有学者强调：“制度的最基本要素就是结构、功能和形式，所以形式排比和结构分析，是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有学者指出：制度分为“无意中逐步形成”和“有意建构”的两种类型，即一类是“经历长久，约定俗成，无意中逐步形成的家族、伦理、信仰、仪式、节庆等”；另一类是“为特定需要、目的（如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律等），依特定权力分配关系、标准和程序（如地缘、血缘、财富、才德能力、意识形态、公民大会、议会、乡举里选或科举等）而有意建构出来”的多重秩序网络。不管是活在今天，还是活在历史上某个时间、空间里，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多种秩序形成的交叉网络之中，而不是在某种单一秩序里。如果放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进程的更大背景中看，制度就是政治文明的底色，是政治文明的支撑与映衬。制度所维系的正是特定的秩序。我们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种体制，其走势是否适合于文明进程，很大程度上是要观察它的制度及其运行。
我们知道，制度本身是有生命的，有它的节奏、韵律，历经形成、生长、发展，可能不断完善，也可能走向衰亡。追踪、观察、多维度反思这一过程，正是制度史的“生命”所在。
当说到制度、规则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相对稳定恒常的标准。但是，如果承认只有在“运行”之中，才能观察到真正的制度，我们就会注意到，制度必须应对多变的、流动的现实。因此，制度本身的恒常，它所追求的“可预期”，跟它需要应对的现实情况的复杂起伏，本身就构成一对矛盾，或者说构成有张力的两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折中的方式，出现非正式的制度运作。
所谓“非正式”，就是不见于书面规定，“令式之外”但经常为人们行用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可能是无奈情况下的灵活处置，或是应对制度“形式目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制度的规定与初衷势必带来某些调适甚或扭曲。唐高宗巡幸洛阳前，曾经对居守京师的李晦说：“关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跼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于人者，随事即行，不须闻奏。”短短数语，点明了令式的局限性和令式之外的可能性。欧阳修在《新唐书·百官志》中也说到官制的两种情形：一种是“其纲目条理可为后法”，另一种则是“事虽非正，后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从积极的方面讲，这些“事虽非正”的运作，对于正式制度的施行可能有补充或者说是润滑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缺乏灵活弹性的制度借由非正式制度的“因仍”“调和”才得以推行。如果我们专注于观察制度运行的实践进程，那么几乎可以说，“正式”与“非正式”交错混糅互为所用，并非截然二分，甚至是相辅相成的。相对静态的制度规定与动态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空间里面有变形，有扭曲，有各种不曾预料的故事发生；这种空间中的活动，往往决定着制度的走向，也可能带来制度“平稳有效”的感觉。
当我们讨论制度史的时候，应该清楚，自己口中、笔下的“制度”二字，指的是书面规定，还是现实运行；二者从来不曾隔绝，但又并非同一层面的内容。陈寅恪先生早年曾经提醒学界说，有些研究，“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我们现在讲制度，例如宋代的文官制度，其实有同样的问题。看上去梳理得头头是道、严丝合缝的某些制度，往往是囿于甚至迎合书面规定的“整理”，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失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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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作者：邓小南】（责任编辑：马奎）转引自：历史学研究通讯
【售399元！Redmi AirDots 3 Pro原神可莉联名版发布】
在昨晚新品发布会上，Redmi带来了Redmi AirDots 3 Pro原神可莉联名版。新品售价399元，目前已经开售。
外观方面，产品看起来非常可爱活泼，和可莉角色一样，以红色为主配色。Redmi AirDots 3 Pro可莉定制版除了外形，还有语音定制。Redmi AirDots3 Pro降噪耳机支持蓝牙5.2，使用非常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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