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元素在星盘里的作用:水元素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因此能净化、滋润世间万物，水相的人也像水一样内向低调，他们关切的是情绪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水相人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有融入的能力但十分敏感，还格外脆弱，表面看似平静，内心有可能已波涛汹涌。水元素一旦过度，就可能无法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感觉，过于执着、依赖、不理性、喜欢操控或是过度认同周遭发生的事。水元素一旦缺乏最大的困难就是不易消化感觉，他们往往以情绪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觉，也容易被那些以天真的方式表达情感的人所吸引。音乐和绘画能为缺少水元素的人提供一个宣泄口，让他们表达感情，所以，缺少水元素的人很适合从事类似工作。
#三晋法援基层行# 【朔州市法律援助服务中心创新工作思路真诚为民解忧】法律援助，是一座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让贫弱者感受到，困难面前法治来“撑腰”，驱散阴霾，就会迎来晴空。
炎炎盛夏，记者随“三晋法援基层行”采访团来到朔州市，一起感受这里的法援“连心桥”获得了怎样的信任感和美誉度。
近年来，朔州市法律援助服务中心认真履行法律援助工作职责，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思路，打造工作亮点，积极为经济困难群众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无偿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及时雨”般的帮助，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保障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今年上半年，朔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222件，提供法律咨询3281人次，值班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帮助261人次，办理认罪认罚案件261件；代写法律文书256件，共进行法律宣传31次，共发放宣传资料28000余册。
怀仁市：一个典型案例催生更好的服务支点
“继母将12岁女童打成植物人，却向警方谎称孩子自己摔伤。”2021年的一则新闻，曾牵动着无数人的心，随着法槌敲响，朔州市中级人民院宣判，继母被判无期徒刑。
8月3日，“三晋法援基层行”采访团一行来到怀仁市，见到了该案的承办律师山西海腾律师事务所主任曹海仙，提起案情，她一次又一次哽咽。
2020年5月14日，12岁女孩朵朵因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继母王某蓉送到大同第三人民医院抢救。继母称朵朵的伤是从车库顶摔下造成的，但在检查时医生却发现，除了头部的伤势外，朵朵的下腹部、大腿内侧、臀部等多处皮肤破溃感染，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医护人员怀疑朵朵遭到虐待，随即报警。
朵朵的父亲刘某在北京从事安保工作，直到5月14日接到王某蓉的电话，才知道孩子出事了。
“刘某到朔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根据指派在侦查阶段我接手了此案，我觉得案件性质严重，多次与公安局、检察院沟通，达成一致意见。”曹海仙说。
去年4月15日，该案在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某蓉在庭审中辩称，自己对受害者朵朵只是“教育式打骂”。5月31日上午，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判决：王某蓉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某蓉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朵朵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28万余元（已支付的5万余元相应核减）。
“这样的结果作为一名援助律师非常满意，但作为一位母亲我深感遗憾。法律的作用不仅仅在于事后的惩罚与担责，更应注重事前的预防与引导。”曹海仙感慨。
近几年来，怀仁市法律援助中心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法律服务团队走进居民家中、文化广场等地，向群众发放《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手册》《防诈骗防溺水宣传彩页》等资料，介绍关于老年人赡养、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婚姻家庭权益、农民工权益、民法典等应知应会的法律知识，并就法律援助的含义、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流程和注意事项等问题进行详细解读，让广大群众更加详细地了解法律援助的工作内容，引导群众正确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朔城区：一组数据找准法援重点服务对象
“朔城区法律援助中心主要是面向基层，解决老百姓的实际法律问题。”该中心主任徐聪介绍。
采访团记者在该中心看到徐聪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法律援助案件卷宗，翻阅卷宗，可以发现他们将每一起案件都详细记录在册：家住魏家窑村的王某为精神类残疾人还是农村五保户，与妻子婚后感情不和、分居多年，因离婚纠纷需要法律援助；李某曾在某医院从事保洁工作，因工资问题产生劳动争议，申请法律援助；曹某系残疾人，因交通事故受伤，对方不愿赔偿，上诉至中院，发还重审，一审判决后，又上诉至中院，申请法律援助……
谈及该中心如何让群众找得到、用得着、用得好，不得不说说该中心的日常宣传。
该中心积极开展法律宣传活动，经常在政府广场、崇福寺广场、神头二电厂、利民镇、神头镇、朔城区七中等地开展法律宣传和咨询活动，发放法律援助法、民法典等宣传资料，这里的援助律师还经常性地走到群众身边，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
“经过一段时间工作，我们发现办理的案件中民事案件的80%都是农民工维权案件。于是，我们重点开展了农民工法律宣传，就是想最大限度地让农民工在受到伤害和侵权时，可以通过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徐聪说。
去年7月，从四川省来朔城区务工的夏某，受雇于一面皮加工店，在做工过程中右手被洗面机器绞伤，诊断多指离断、粉碎性骨折及血管神经肌腱断裂。伤愈后，夏某手指不能屈伸，影响生活和劳作。雇主不愿赔偿，且申请人受伤前工资微薄，勉强生活，受伤后因无法工作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住房，加之还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和上学，属于特别贫困者，恰巧碰到法律工作者在广场宣传，于是夏某到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
为了更好地服务农民工，该中心按照省政府《关于完善全省农民工工作暨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联系和调度制度的通知》的要求，开展点对点、面对面的宣传。农民工欠薪案件大都集中在工程建筑领域，建筑领域对劳动力技能要求低，用工数量大，工程项目承包、分包、转包、挂靠存在违法乱象，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与拖欠工程款互相交织，严重侵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中心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契机，进工地、进厂矿、进企业、进农村开展法治宣传，在活动中共发放《农民工维权手册》2000多册，宣传资料2500多册，不断提高民众对国家根治欠薪工作专项行动的知晓率，从源头上预防欠薪风险。
2022年1月到7月底，该中心共办理各类案件154件，其中刑事辩护案件38件（主要是未成年人指定案件和盲聋哑人指定案件），民事诉讼案件23件（涉及农民工的案件16件，为农民工挽回或避免经济损失35万元），认罪认罚案件93件，中心大厅接待咨询970余人次，免费代书90余份。在法律援助惠民工程中，2022年省司法厅下达目标任务办理援助诉讼案件15件、咨询量1900余人次，目前，已完成援助诉讼案件27件，咨询1816人次。
平鲁区：一场建设让群众充分感受法援的便利
“我们从加强法律援助机构、队伍建设入手，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初步形成了‘应援尽援’的工作格局。”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说。
在乡镇和社区，逐步建立了“以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法律援助工作站为辅助，法律援助联络员为补充”的三级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在井坪城区，与区妇联、残联、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联合建立了维权工作站；在区人民法院和区人民检察院设立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站”，建立了面对面服务群众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辖区群众表示：“在平鲁区申请法律援助真方便。”
平鲁区法律援助中心把做好宣传工作作为实现“应援尽援”工作的突破口，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宣传活动。为加大法律援助法的宣传力度，工作人员在各法治工作群组织微信有奖竞答，累计组织竞答人员达2600余人；坚持常规宣传，每年年初制定年度宣传计划、专项宣传方案，年内认真落实各项宣传任务，真正做到“四个结合”，即：与司法行政工作相结合、与普法规划相结合、与“法律六进”活动相结合、与工作职责和实际相结合，不断提高宣传实效。同时，注重媒体宣传，利用区司法局一楼大厅设立醒目的法律援助电子宣传屏和宣传专栏，将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办案流程、工作人员联系方式、监督电话等公开在宣传栏上，极大地方便了群众，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020年以来，平鲁区中心法律援助覆盖面不断扩大，办案质量和数量逐年提高。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各类来访咨询1707人次、电话咨询1300余人次，办理援助案件107余件（其中刑事案件38件、民事案件69件），为困难群众代写法律文书305余份，有效化解群体性上访事件19起，受援人数达3919余人，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约275万元。
炎炎盛夏，记者随“三晋法援基层行”采访团来到朔州市，一起感受这里的法援“连心桥”获得了怎样的信任感和美誉度。
近年来，朔州市法律援助服务中心认真履行法律援助工作职责，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思路，打造工作亮点，积极为经济困难群众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无偿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及时雨”般的帮助，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保障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今年上半年，朔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222件，提供法律咨询3281人次，值班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帮助261人次，办理认罪认罚案件261件；代写法律文书256件，共进行法律宣传31次，共发放宣传资料28000余册。
怀仁市：一个典型案例催生更好的服务支点
“继母将12岁女童打成植物人，却向警方谎称孩子自己摔伤。”2021年的一则新闻，曾牵动着无数人的心，随着法槌敲响，朔州市中级人民院宣判，继母被判无期徒刑。
8月3日，“三晋法援基层行”采访团一行来到怀仁市，见到了该案的承办律师山西海腾律师事务所主任曹海仙，提起案情，她一次又一次哽咽。
2020年5月14日，12岁女孩朵朵因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继母王某蓉送到大同第三人民医院抢救。继母称朵朵的伤是从车库顶摔下造成的，但在检查时医生却发现，除了头部的伤势外，朵朵的下腹部、大腿内侧、臀部等多处皮肤破溃感染，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医护人员怀疑朵朵遭到虐待，随即报警。
朵朵的父亲刘某在北京从事安保工作，直到5月14日接到王某蓉的电话，才知道孩子出事了。
“刘某到朔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根据指派在侦查阶段我接手了此案，我觉得案件性质严重，多次与公安局、检察院沟通，达成一致意见。”曹海仙说。
去年4月15日，该案在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某蓉在庭审中辩称，自己对受害者朵朵只是“教育式打骂”。5月31日上午，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判决：王某蓉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某蓉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朵朵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28万余元（已支付的5万余元相应核减）。
“这样的结果作为一名援助律师非常满意，但作为一位母亲我深感遗憾。法律的作用不仅仅在于事后的惩罚与担责，更应注重事前的预防与引导。”曹海仙感慨。
近几年来，怀仁市法律援助中心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法律服务团队走进居民家中、文化广场等地，向群众发放《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手册》《防诈骗防溺水宣传彩页》等资料，介绍关于老年人赡养、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婚姻家庭权益、农民工权益、民法典等应知应会的法律知识，并就法律援助的含义、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流程和注意事项等问题进行详细解读，让广大群众更加详细地了解法律援助的工作内容，引导群众正确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朔城区：一组数据找准法援重点服务对象
“朔城区法律援助中心主要是面向基层，解决老百姓的实际法律问题。”该中心主任徐聪介绍。
采访团记者在该中心看到徐聪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法律援助案件卷宗，翻阅卷宗，可以发现他们将每一起案件都详细记录在册：家住魏家窑村的王某为精神类残疾人还是农村五保户，与妻子婚后感情不和、分居多年，因离婚纠纷需要法律援助；李某曾在某医院从事保洁工作，因工资问题产生劳动争议，申请法律援助；曹某系残疾人，因交通事故受伤，对方不愿赔偿，上诉至中院，发还重审，一审判决后，又上诉至中院，申请法律援助……
谈及该中心如何让群众找得到、用得着、用得好，不得不说说该中心的日常宣传。
该中心积极开展法律宣传活动，经常在政府广场、崇福寺广场、神头二电厂、利民镇、神头镇、朔城区七中等地开展法律宣传和咨询活动，发放法律援助法、民法典等宣传资料，这里的援助律师还经常性地走到群众身边，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
“经过一段时间工作，我们发现办理的案件中民事案件的80%都是农民工维权案件。于是，我们重点开展了农民工法律宣传，就是想最大限度地让农民工在受到伤害和侵权时，可以通过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徐聪说。
去年7月，从四川省来朔城区务工的夏某，受雇于一面皮加工店，在做工过程中右手被洗面机器绞伤，诊断多指离断、粉碎性骨折及血管神经肌腱断裂。伤愈后，夏某手指不能屈伸，影响生活和劳作。雇主不愿赔偿，且申请人受伤前工资微薄，勉强生活，受伤后因无法工作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住房，加之还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和上学，属于特别贫困者，恰巧碰到法律工作者在广场宣传，于是夏某到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
为了更好地服务农民工，该中心按照省政府《关于完善全省农民工工作暨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联系和调度制度的通知》的要求，开展点对点、面对面的宣传。农民工欠薪案件大都集中在工程建筑领域，建筑领域对劳动力技能要求低，用工数量大，工程项目承包、分包、转包、挂靠存在违法乱象，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与拖欠工程款互相交织，严重侵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中心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契机，进工地、进厂矿、进企业、进农村开展法治宣传，在活动中共发放《农民工维权手册》2000多册，宣传资料2500多册，不断提高民众对国家根治欠薪工作专项行动的知晓率，从源头上预防欠薪风险。
2022年1月到7月底，该中心共办理各类案件154件，其中刑事辩护案件38件（主要是未成年人指定案件和盲聋哑人指定案件），民事诉讼案件23件（涉及农民工的案件16件，为农民工挽回或避免经济损失35万元），认罪认罚案件93件，中心大厅接待咨询970余人次，免费代书90余份。在法律援助惠民工程中，2022年省司法厅下达目标任务办理援助诉讼案件15件、咨询量1900余人次，目前，已完成援助诉讼案件27件，咨询1816人次。
平鲁区：一场建设让群众充分感受法援的便利
“我们从加强法律援助机构、队伍建设入手，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初步形成了‘应援尽援’的工作格局。”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说。
在乡镇和社区，逐步建立了“以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法律援助工作站为辅助，法律援助联络员为补充”的三级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在井坪城区，与区妇联、残联、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联合建立了维权工作站；在区人民法院和区人民检察院设立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站”，建立了面对面服务群众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辖区群众表示：“在平鲁区申请法律援助真方便。”
平鲁区法律援助中心把做好宣传工作作为实现“应援尽援”工作的突破口，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宣传活动。为加大法律援助法的宣传力度，工作人员在各法治工作群组织微信有奖竞答，累计组织竞答人员达2600余人；坚持常规宣传，每年年初制定年度宣传计划、专项宣传方案，年内认真落实各项宣传任务，真正做到“四个结合”，即：与司法行政工作相结合、与普法规划相结合、与“法律六进”活动相结合、与工作职责和实际相结合，不断提高宣传实效。同时，注重媒体宣传，利用区司法局一楼大厅设立醒目的法律援助电子宣传屏和宣传专栏，将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办案流程、工作人员联系方式、监督电话等公开在宣传栏上，极大地方便了群众，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020年以来，平鲁区中心法律援助覆盖面不断扩大，办案质量和数量逐年提高。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各类来访咨询1707人次、电话咨询1300余人次，办理援助案件107余件（其中刑事案件38件、民事案件69件），为困难群众代写法律文书305余份，有效化解群体性上访事件19起，受援人数达3919余人，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约275万元。
【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更要“养海”】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也是天津至今唯一仍保持传统打鱼作业的的渔村。
在这个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传统与巨变并存。
一早出海打鱼，涨潮回港卖海货，大神堂村的渔民依然保持着传统渔业的诸多风俗。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
昔日的小渔港如今变身现代化码头；过去身披油布衣、划着小木船的渔民住进楼房、开上了小车……靠海吃海的渔民从“捕鱼达人”变身为“旅游业者”。
大神堂村民搬进了楼房
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清晨，位于滨海新区的大神堂在曙光中醒来，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这是天津市150多公里海岸线上最后的一个渔村，也是天津的最东面，“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在这里。
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
每年5月到9月是休渔期，数十条渔船有序地停靠在岸边，有的渔民在梳理修补渔网，有的检查机器设备，休渔期的大神堂码头一片宁静，渔民们休养生息，等待开海的那一天。
大神堂码头上，一条钢壳渔船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这艘船长31米，宽5.7米，是这个码头上最大的船。2021年12月，渔民李永全花费280万元购置了这个新型“重器”。
“这是探鱼器，利用3D成像技术能直接看到海底有没有礁石、海产品量大不大、自己的网撒在了哪里，如果有断网还能利用探鱼器找回来。这是北斗卫星，遇险时可以发射信号，救援部门就知道你在哪个方位了。” 在驾驶舱里，李永全“讲解”着他的新船，颇为兴奋，数字雷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卫星定位系统，李永全的这艘安全系数极高的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49岁的李永全是大神堂村人，18岁便和父亲开着木质捕捞渔船出海打鱼。大神堂是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捕鱼是大神堂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但捕鱼太苦，很多村民转做其他行业，目前大神堂还剩下60多条渔船，100多人靠打鱼为生。
从事了30年的捕鱼生涯，捕鱼的辛苦、危险都是李永全的经历，他曾转行卖过海鲜产品，但在大海上的自由吸引他重回渔民的身份。
“过去用的是无动力帆船，没有天气预报，只凭指南针出海，必须靠经验看好风向算好潮期，有时风大怕危险，更不敢出海作业，极大地制约捕捞效益。现在渔船安装了先进的卫星导航、通讯系统，在海上还能收听天气预报和预警通知，渔民等于有了‘护身符’。”从最初的小木渔船，到现在的钢制渔船，李永全见证了渔业的巨大变化。
海洋环境的改善也是吸引李永全坚持下来的原因，常年与大海为伍，李永全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喜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渔民出海一趟能捕2000多斤鱼，一斤重的海螃蟹也不稀罕。但是由于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渤海的渔业资源一度减少，渔民出海打捞的鱼虾产量越来越低。”
靠海吃海，更要“养海”。随着近年来伏季休渔政策的推行，海洋生态得到修复，渔民捕捞量有所上升。“鱼多了、虾蟹多了，休渔才能捕到更多的鱼，现在每次出海都能捕捞1000多斤。”李永全说。
渔村的昨日
“我是刘翠波，出海打鱼哥，家在汉沽住，文化了解多。”在刘翠波的抖音主页上，他这样介绍自己。
57岁的刘翠波可谓大神堂的“网红”，他写渔家故事，拍短视频，教做渔家菜，办渔家故事和汉沽非遗展览，出版《渔民笔下渔家事》《蔡家堡记忆》等多部著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讲述着大神堂的故事和变化。
刘翠波自小在渔村里长大，儿时，他走出家门十几步就是海边，游泳、在岸边捉小鱼小虾，刘翠波在海边自由快乐地成长。
在刘翠波的印象中，从记事起，爸爸就靠用渔具在海边捕捞海鲜养活一家人，“在海边拉网，落潮的时候网里能收获很多鱼虾海鲜。”刘翠波渐渐长大，十几岁开始跟着父亲一起捕鱼。
出海打鱼很苦。满潮出海满朝归是出海捕鱼的规律，渔民常常在深夜出发，一出海就是几天或十几天，“为了在鱼汛期多捞鱼，一出海就是连轴转，基本上睡不了觉。”刘翠波说，辛苦之外，渔民的“职业病”很多，风湿病、腰腿疼，渔民每天的衣服都是湿答答的。
虽然辛苦，但那个年代，捕鱼的收益颇丰，“一网子下去最多能捞上千万渔获，一天就能赚几百块钱，那个时候，海面上几百艘船打着灯连夜干，把海面都照亮了。”
昔日，刘翠波捕鱼的丰收
“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改革开放后，大神堂的名气越来越大，村里的万元户很多，“当时有个笑话，媒婆介绍对象，问对方是想找拿镰刀的，还是拉渔网的，姑娘们都愿意嫁给渔民，那会儿的渔民都能娶到漂亮媳妇。”
但渐渐的，刘翠波也体会到了海洋环境的变化，由于过度捕捞，大海透支了，刘翠波出海的收获越来越少。“渔船越来越大，渔网越来越细，没过几年，鱼就少多了。”刘翠波说，有时一天捕的鱼几个篮子就装完，最难的时候，连船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网红”渔民
我国在东海、黄渤海海域实行全面伏季休渔制度后，大神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李永全用改善渔具的方式提高捕捞量，坚持以捕鱼为生。
刘翠波则换了思路，做起渔业旅游。“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过要换个吃法。”刘翠波说。
上世纪90年代，海产品销售、加工业、出海一日游等产业在沿海区域逐渐发展起来，“我们300多户的小村庄，最多的时候开了20多个海鲜餐馆，顾客吃完了去出海游，观光休闲船对游客的吸引力很大。”
刘翠波简单改造，把自家木船变成观光休闲船，带着游客出海。游客们拼团出海，基本十个人一条船，除了出海，刘翠波还会给游客展示在船上撒网捕鱼的方式，再熬上一条鲜美的海鱼、做上皮皮虾、虾酱炒鸡蛋等渔家饭，让游客体验渔民生活。
刘翠波带着游客出海
目前，大神堂有20多条观光船，与其他的观光船相比，在刘翠波的游船上，可以感受到地道的风土人情。“来我船上的很多外地游客，有时候我唱上几句‘渔家号子’，他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直都想把那些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渔家谚语’‘渔家号子’传承下去，现在还会这些的太少了，我们不能让传统民俗枯竭了。”
2017年，天津市政府要求加强对休闲渔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统一改造休闲渔船。刘翠波趁着“渔船更新改造资金补贴”的好政策，贷款投资了70万元，让船厂定制了一艘钢制渔船，“这些年国家对渔民的政策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有贴息贷款，70多万元的新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017年，刘翠波贷款定制的钢制渔船
刘翠波的生活透着海风，透着民俗，每到鱼汛期，很多人慕名去坐刘翠波的渔船。黝黑的面容、纯正的汉沽方言，笑容里透着朴实，刘翠波成了渔民的“形象代言人”，在渔船上，他给游客讲渔家的故事，故事生动细致，让游客了解渔家的生活。
休渔期的时候，刘翠波也不闲着，他拍视频讲渔家故事，收集民俗历史，如今，刘翠波的孩子已经成年，没有了生活的压力，他把更多的经历投入收集传播特色渔家民俗文化上。
休渔期，渔民们修船捕网
刘翠波说，经历了渤海综合治理带来的变化，曾经的风景回来了，如今的生活有滋有味，这些故事，他们还要讲给孩子们听，一起守护海洋，这个蓝色家园。
渔民的新生活
靠海吃海，大神堂有过光辉的历史，也经历了失落。渔民们也意识到，只有让眼前的这片海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才有可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2018年，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响，天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实施了“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禁止非法捕捞等，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随着增殖放流和伏期休渔等措施的深入落实，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
“养海”换回了海洋资源，渔民的思路转变了，有了新想法，纷纷投资水产养殖、开饭店、办冷库、从事海产品加工、水产批发等多种经营模式。
“客悦居海鲜馆”的老板刘宝菊是大神堂村人，父亲也是当地渔民，刘宝菊成年后在村里的网厂上班。
十多年前，看到大神堂村的新变化，刘宝菊盖了三间房，办起了这家饭店。“想要吃海鲜的，北京人经常往天津跑，天津人经常往大神堂跑。”“客悦居海鲜馆”离大神堂码头只有100多米距离，开海的季节，渔船每天能捕获新鲜的海鲜，刘宝菊和渔民商定好，渔民会把当天捕捞的海鲜送来，鲜美的海鲜、渔家最传统的烹饪方法，刘宝菊的饭店很是火爆。几年前，刘宝菊又将饭店扩建出10多个包间，“到了开海季，周末或假期都是满的，包间坐不下，我在大厅尽量多摆上桌子，也都坐满了人。”
刘宝菊经营“客悦居海鲜馆”已经20多年了
“大神堂村2000多口人，传统的渔民还剩下100多人，60多条渔船，部分村民充实到二产、三产，有的村民干修船，有的干养殖、育苗，还有的村民开起了渔家乐。靠海吃海，大家还是更愿意做和海有关的事情。”大神堂村所属寨上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寨上街现有现代设施渔业繁育养成企业13家，2021年全街渔业生产总值13458万元，其中海洋捕捞收入5634万元，渔业产业转型收入占比远高于传统捕捞收入。
此外，休闲渔业已成为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动农渔民就业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神堂将拟推动大神堂渔港提升改造项目：对大神堂外港进行扩建，将渔港建成集渔船停靠、上水、上油、渔船维修和海上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渔港。同时，对内港进行提升改造，发展游客休闲、购物、观光、娱乐等项目。
根据规划，大神堂和周边几个渔村进行了整体拆迁。村民们通过宅基地换房，以及补贴等政策，纷纷就近搬入了汉沽城区。对于搬迁出来的人们，政府帮着安置就业；放不下渔船的人，继续拿着捕捞许可证，在近海规定的渔业水域捕捞。
刘翠波从没有想过，自己能住进两室一厅的高楼，社区还有健身广场、小花园。每天晚上，刘翠波都要到小区楼下的健身广场去锻炼身体，“以前住的平房又旧又潮，现在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知足着呢。”
2021年，海洋领域污染防治攻坚的首战告捷，天津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70.4%，在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改善幅度最大。水清滩净，鱼鸥翔集，刘翠波说，他看见过白腰杓鹬等临危鸟类在近海岸的潮间带上栖息觅食……
https://t.cn/A6SP9cBa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也是天津至今唯一仍保持传统打鱼作业的的渔村。
在这个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传统与巨变并存。
一早出海打鱼，涨潮回港卖海货，大神堂村的渔民依然保持着传统渔业的诸多风俗。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
昔日的小渔港如今变身现代化码头；过去身披油布衣、划着小木船的渔民住进楼房、开上了小车……靠海吃海的渔民从“捕鱼达人”变身为“旅游业者”。
大神堂村民搬进了楼房
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清晨，位于滨海新区的大神堂在曙光中醒来，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这是天津市150多公里海岸线上最后的一个渔村，也是天津的最东面，“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在这里。
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
每年5月到9月是休渔期，数十条渔船有序地停靠在岸边，有的渔民在梳理修补渔网，有的检查机器设备，休渔期的大神堂码头一片宁静，渔民们休养生息，等待开海的那一天。
大神堂码头上，一条钢壳渔船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这艘船长31米，宽5.7米，是这个码头上最大的船。2021年12月，渔民李永全花费280万元购置了这个新型“重器”。
“这是探鱼器，利用3D成像技术能直接看到海底有没有礁石、海产品量大不大、自己的网撒在了哪里，如果有断网还能利用探鱼器找回来。这是北斗卫星，遇险时可以发射信号，救援部门就知道你在哪个方位了。” 在驾驶舱里，李永全“讲解”着他的新船，颇为兴奋，数字雷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卫星定位系统，李永全的这艘安全系数极高的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49岁的李永全是大神堂村人，18岁便和父亲开着木质捕捞渔船出海打鱼。大神堂是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捕鱼是大神堂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但捕鱼太苦，很多村民转做其他行业，目前大神堂还剩下60多条渔船，100多人靠打鱼为生。
从事了30年的捕鱼生涯，捕鱼的辛苦、危险都是李永全的经历，他曾转行卖过海鲜产品，但在大海上的自由吸引他重回渔民的身份。
“过去用的是无动力帆船，没有天气预报，只凭指南针出海，必须靠经验看好风向算好潮期，有时风大怕危险，更不敢出海作业，极大地制约捕捞效益。现在渔船安装了先进的卫星导航、通讯系统，在海上还能收听天气预报和预警通知，渔民等于有了‘护身符’。”从最初的小木渔船，到现在的钢制渔船，李永全见证了渔业的巨大变化。
海洋环境的改善也是吸引李永全坚持下来的原因，常年与大海为伍，李永全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喜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渔民出海一趟能捕2000多斤鱼，一斤重的海螃蟹也不稀罕。但是由于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渤海的渔业资源一度减少，渔民出海打捞的鱼虾产量越来越低。”
靠海吃海，更要“养海”。随着近年来伏季休渔政策的推行，海洋生态得到修复，渔民捕捞量有所上升。“鱼多了、虾蟹多了，休渔才能捕到更多的鱼，现在每次出海都能捕捞1000多斤。”李永全说。
渔村的昨日
“我是刘翠波，出海打鱼哥，家在汉沽住，文化了解多。”在刘翠波的抖音主页上，他这样介绍自己。
57岁的刘翠波可谓大神堂的“网红”，他写渔家故事，拍短视频，教做渔家菜，办渔家故事和汉沽非遗展览，出版《渔民笔下渔家事》《蔡家堡记忆》等多部著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讲述着大神堂的故事和变化。
刘翠波自小在渔村里长大，儿时，他走出家门十几步就是海边，游泳、在岸边捉小鱼小虾，刘翠波在海边自由快乐地成长。
在刘翠波的印象中，从记事起，爸爸就靠用渔具在海边捕捞海鲜养活一家人，“在海边拉网，落潮的时候网里能收获很多鱼虾海鲜。”刘翠波渐渐长大，十几岁开始跟着父亲一起捕鱼。
出海打鱼很苦。满潮出海满朝归是出海捕鱼的规律，渔民常常在深夜出发，一出海就是几天或十几天，“为了在鱼汛期多捞鱼，一出海就是连轴转，基本上睡不了觉。”刘翠波说，辛苦之外，渔民的“职业病”很多，风湿病、腰腿疼，渔民每天的衣服都是湿答答的。
虽然辛苦，但那个年代，捕鱼的收益颇丰，“一网子下去最多能捞上千万渔获，一天就能赚几百块钱，那个时候，海面上几百艘船打着灯连夜干，把海面都照亮了。”
昔日，刘翠波捕鱼的丰收
“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改革开放后，大神堂的名气越来越大，村里的万元户很多，“当时有个笑话，媒婆介绍对象，问对方是想找拿镰刀的，还是拉渔网的，姑娘们都愿意嫁给渔民，那会儿的渔民都能娶到漂亮媳妇。”
但渐渐的，刘翠波也体会到了海洋环境的变化，由于过度捕捞，大海透支了，刘翠波出海的收获越来越少。“渔船越来越大，渔网越来越细，没过几年，鱼就少多了。”刘翠波说，有时一天捕的鱼几个篮子就装完，最难的时候，连船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网红”渔民
我国在东海、黄渤海海域实行全面伏季休渔制度后，大神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李永全用改善渔具的方式提高捕捞量，坚持以捕鱼为生。
刘翠波则换了思路，做起渔业旅游。“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过要换个吃法。”刘翠波说。
上世纪90年代，海产品销售、加工业、出海一日游等产业在沿海区域逐渐发展起来，“我们300多户的小村庄，最多的时候开了20多个海鲜餐馆，顾客吃完了去出海游，观光休闲船对游客的吸引力很大。”
刘翠波简单改造，把自家木船变成观光休闲船，带着游客出海。游客们拼团出海，基本十个人一条船，除了出海，刘翠波还会给游客展示在船上撒网捕鱼的方式，再熬上一条鲜美的海鱼、做上皮皮虾、虾酱炒鸡蛋等渔家饭，让游客体验渔民生活。
刘翠波带着游客出海
目前，大神堂有20多条观光船，与其他的观光船相比，在刘翠波的游船上，可以感受到地道的风土人情。“来我船上的很多外地游客，有时候我唱上几句‘渔家号子’，他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直都想把那些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渔家谚语’‘渔家号子’传承下去，现在还会这些的太少了，我们不能让传统民俗枯竭了。”
2017年，天津市政府要求加强对休闲渔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统一改造休闲渔船。刘翠波趁着“渔船更新改造资金补贴”的好政策，贷款投资了70万元，让船厂定制了一艘钢制渔船，“这些年国家对渔民的政策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有贴息贷款，70多万元的新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017年，刘翠波贷款定制的钢制渔船
刘翠波的生活透着海风，透着民俗，每到鱼汛期，很多人慕名去坐刘翠波的渔船。黝黑的面容、纯正的汉沽方言，笑容里透着朴实，刘翠波成了渔民的“形象代言人”，在渔船上，他给游客讲渔家的故事，故事生动细致，让游客了解渔家的生活。
休渔期的时候，刘翠波也不闲着，他拍视频讲渔家故事，收集民俗历史，如今，刘翠波的孩子已经成年，没有了生活的压力，他把更多的经历投入收集传播特色渔家民俗文化上。
休渔期，渔民们修船捕网
刘翠波说，经历了渤海综合治理带来的变化，曾经的风景回来了，如今的生活有滋有味，这些故事，他们还要讲给孩子们听，一起守护海洋，这个蓝色家园。
渔民的新生活
靠海吃海，大神堂有过光辉的历史，也经历了失落。渔民们也意识到，只有让眼前的这片海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才有可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2018年，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响，天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实施了“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禁止非法捕捞等，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随着增殖放流和伏期休渔等措施的深入落实，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
“养海”换回了海洋资源，渔民的思路转变了，有了新想法，纷纷投资水产养殖、开饭店、办冷库、从事海产品加工、水产批发等多种经营模式。
“客悦居海鲜馆”的老板刘宝菊是大神堂村人，父亲也是当地渔民，刘宝菊成年后在村里的网厂上班。
十多年前，看到大神堂村的新变化，刘宝菊盖了三间房，办起了这家饭店。“想要吃海鲜的，北京人经常往天津跑，天津人经常往大神堂跑。”“客悦居海鲜馆”离大神堂码头只有100多米距离，开海的季节，渔船每天能捕获新鲜的海鲜，刘宝菊和渔民商定好，渔民会把当天捕捞的海鲜送来，鲜美的海鲜、渔家最传统的烹饪方法，刘宝菊的饭店很是火爆。几年前，刘宝菊又将饭店扩建出10多个包间，“到了开海季，周末或假期都是满的，包间坐不下，我在大厅尽量多摆上桌子，也都坐满了人。”
刘宝菊经营“客悦居海鲜馆”已经20多年了
“大神堂村2000多口人，传统的渔民还剩下100多人，60多条渔船，部分村民充实到二产、三产，有的村民干修船，有的干养殖、育苗，还有的村民开起了渔家乐。靠海吃海，大家还是更愿意做和海有关的事情。”大神堂村所属寨上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寨上街现有现代设施渔业繁育养成企业13家，2021年全街渔业生产总值13458万元，其中海洋捕捞收入5634万元，渔业产业转型收入占比远高于传统捕捞收入。
此外，休闲渔业已成为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动农渔民就业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神堂将拟推动大神堂渔港提升改造项目：对大神堂外港进行扩建，将渔港建成集渔船停靠、上水、上油、渔船维修和海上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渔港。同时，对内港进行提升改造，发展游客休闲、购物、观光、娱乐等项目。
根据规划，大神堂和周边几个渔村进行了整体拆迁。村民们通过宅基地换房，以及补贴等政策，纷纷就近搬入了汉沽城区。对于搬迁出来的人们，政府帮着安置就业；放不下渔船的人，继续拿着捕捞许可证，在近海规定的渔业水域捕捞。
刘翠波从没有想过，自己能住进两室一厅的高楼，社区还有健身广场、小花园。每天晚上，刘翠波都要到小区楼下的健身广场去锻炼身体，“以前住的平房又旧又潮，现在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知足着呢。”
2021年，海洋领域污染防治攻坚的首战告捷，天津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70.4%，在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改善幅度最大。水清滩净，鱼鸥翔集，刘翠波说，他看见过白腰杓鹬等临危鸟类在近海岸的潮间带上栖息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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