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暗访：#小地方成大明星避税聚集地#，地方用里子赚了面子，明星得到了实惠】记者近日在基层暗访发现，一些明星艺人在注销影视公司或个人工作室的同时，会换个地方和名称重新注册设立新的类似市场主体。个别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也给这些明星工作室避税带来便利，以致大量漏税现象产生。
企查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在业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司等市场主体共新增65万余家，以各类明星工作室居多，注册地集中在个别地区。《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一些明星工作室“扎堆地”调查了解到，一些远离大城市和主城区的“小地方”为招商引资而打造的税收政策“洼地”，成为不少“大明星”工作室趋之若鹜的注册地。
1000余家明星工作室扎堆“小地方”
新沂是一座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北部的县级市，来自企查查、天眼查等提供的数据显示，这里陆陆续续注册有近1200家影视文化类市场主体，其中不乏知名艺人的工作室。记者近期在当地走访发现，它们几乎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
新沂的多数艺人工作室注册地为“新沂市新华路馨园影视文化产业园”，记者按图索骥，打开地图导航查询不到这一注册地址。记者驱车来到注册地所在的新沂市新华路，来回巡游也未看到任何带有“影视文化产业园”字眼标牌的场所。在一家房地产评估公司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来到疑似是文化产业园前身的馨园公园。
“这里原来是文化产业园，现在其实也是，只不过牌子换了一下。”记者佯装成来注册明星工作室的客商，在馨园公园一栋楼房里寻访到曾是文化产业园工作人员。他透露自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后，“行业受到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当地新成立的明星工作室有所减少。
这类“幽灵注册”明星工作室的现象并不止新沂一地。位于长三角地区的石湫影视基地，从注册数据显示，也聚集了大量明星工作室，但记者前往注册地走访发现，也未看到一家挂牌的明星工作室。
“都是假的，我在这上班四年了，里面有没有工作室我们不知道吗？”石湫影视基地一名售票员说，这个影视基地以前是为拍摄《金陵十三钗》，仿造了几栋民国风格建筑，后来用作录制综艺节目，现在对外开放卖门票，场地用于拍摄婚纱照、开展单位团建活动。
记者随机拨打了几家在这里注册的明星工作室联系电话，有的显示是空号，有的无人接听。多个不同的明星工作室却留着相同的联系号码。随后，记者买票进入影视基地，走访了多处楼栋也未发现悬有明星工作室标牌的场所。多名工作人员也表示没看到过明星工作室，但有工作人员表示听说过一些明星工作室“挂靠”在影视基地名下。
明星注册工作室无实际场所的现象此前就出现过。相关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2018年一位明星被曝光偷逃税时，执法部门曾去其名下市场主体注册地实地走访，并询问了相关工作人员，未找到办公场所。
据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明星工作室一般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也有少数注册成为企业的。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后，一些地方对经营场所要求只需要提供产权和租赁证明材料，不会一一现场核实。如果执法人员在“双随机”检查中发现空壳市场主体，会将之纳入经营异常目录，若满三年还会纳入失信黑名单。
“小地方”悄悄招引“大明星”
“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之后，对明星工作室的税收征管开始收紧，一些税收‘洼地’比如霍尔果斯、无锡、横店等地，也开始清理不符合条件的‘一址多照’市场主体，一度导致注册在霍尔果斯等地的影视工作室、公司扎堆申请注销。”一位知情人士说，一些想发展影视行业或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地方政府，依然会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明星前来注册。
记者以文化企业负责人身份实地走访发现，一些地方打着发展“总部经济”的幌子招引影视文化项目，整个招商流程十分隐蔽、税收优惠政策秘不示人。
——招商项目由财政干部“亲自抓”。在咨询影视文化企业适合入驻哪种园区时，新沂一招商干部称，建议以“总部经济”形式入驻园区，享受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只要在这里注册就好，除了报税平时不用过来。”招商干部热情地带领记者参观了位于新沂发展大道一侧的总部经济园，并表示很多明星工作室曾藏身于此。
记者进一步询问具体税收优惠政策时，这位招商干部表示，有关影视公司、明星工作室相关的招商项目全由当地财政局负责，他们只负责前期对接，具体优惠细则、签订合同等事宜都由财政局领导亲手抓。
——项目台账“不见光”，私下签订保密协议。“明星们不想让外界知道在这里注册了工作室，我们只能告诉你有很多大牌明星已经在这注册了。”石湫街道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称，很多明星在当地影视基地注册了工作室，且都要求签订“保密协议”，“我们的税收优惠力度没有一些偏远地区大，但我们营商环境好、政策更稳定，交通也更为便利。”
为了让记者吃上“定心丸”，工作人员还展示了锁在文件柜里的明星返税凭证。记者看到，这些收据归置在标有日期的蓝色文件筐里，每一本收据对应着一位明星，查看时要求不许拍照。“如果你们不放心，也可以和我们街道的平台公司签订正式的合同。”
——税收高额返还，最高可返九成。在与多地招商干部沟通中，记者了解到，明星艺人如果注册为影视文化公司法人，需缴纳25%企业所得税。如果以工作室名义，其演出费收入通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类目报税，超额累进的最高税率为35%。如果按照个人所得扣缴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的最高税率为45%。看似税率较高，但在此基础上，还会享受当地政府承诺的所得税地方留成的70%—90%作为返还奖励。
据知情人士透露，有的规模较大的明星工作室或公司法人，还会通过增加关联公司交易将应税所得资金变成成本费用“洗”出去，以达到逃税目的。
招商干部们坦言，通过“政策洼地”吸引明星设立工作室，实际上是地方用里子赚了面子，而明星得到了实惠。对地方政府来说，明星工作室基本上不会占用当地的土地厂房等资源，除了带来税收，还能帮地方完成招商引资考核任务，虽然地方政府返还了地方留成，但毕竟还能得到一部分，有胜于无。
铲除“脱实向虚”风险土壤，堵住明星偷逃税漏洞
记者了解到，明星工作室的收入，除去供养团队等日常开销外，几乎等同于明星的个人收入。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一些地方对明星个人工作室个税不再采用极低税率的核定征收方式，而是转为查账征收。
影视行业“注销潮”近3年来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18年6月至10月，在霍尔果斯、无锡等地出现了影视公司扎堆注销的情况；一次是今年4月以来，出现明星关联市场主体注销潮。“与其说是注销，不如说是搬迁。”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说，2018年后一大批影视公司、明星工作室从霍尔果斯、无锡、横店等地撤离，转移到其他地方。
而据天眼查统计，2021年4月以来，一些明星在扎堆注销工作室的同时，会改换名称和地址成立新的工作室。比如，今年8月6日，与一位演员相关的公司注销，8月10日，与其相关的另一公司注册。
企查查数据显示：2018年之后，霍尔果斯等地明星艺人注册的公司及工作室明显减少，而在另外一些地方的注册数据明显增多。比如在最近三个月，多个明星工作室或影视文化公司的注册地点都显示为同一省份，该地在业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司在2019年注册量达到1949家，为历年最高。2021年以来截至8月18日，新增2397家，约是2020年全年注册量的2倍。
一位不愿具名的财税专家认为，一些经济落后地区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在给地方文化产业税收政策开口子，吸引一些明星到地方来注册工作室，实际上仅增加了开票收入税收数据，不带动地方就业，也不会拉动消费，只是做大了GDP。长此以往，不利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存在“放空”地方财力、“放大”涉税风险的可能。
专家进一步指出，明星本已属于高收入群体，还利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来避税，破坏了社会公平，极易引起民众不满。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监管，保持税收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将个人、公司法人及利益相关人合并纳入监管，在现有税收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切实做到监管全覆盖。
企查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在业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司等市场主体共新增65万余家，以各类明星工作室居多，注册地集中在个别地区。《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一些明星工作室“扎堆地”调查了解到，一些远离大城市和主城区的“小地方”为招商引资而打造的税收政策“洼地”，成为不少“大明星”工作室趋之若鹜的注册地。
1000余家明星工作室扎堆“小地方”
新沂是一座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北部的县级市，来自企查查、天眼查等提供的数据显示，这里陆陆续续注册有近1200家影视文化类市场主体，其中不乏知名艺人的工作室。记者近期在当地走访发现，它们几乎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
新沂的多数艺人工作室注册地为“新沂市新华路馨园影视文化产业园”，记者按图索骥，打开地图导航查询不到这一注册地址。记者驱车来到注册地所在的新沂市新华路，来回巡游也未看到任何带有“影视文化产业园”字眼标牌的场所。在一家房地产评估公司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来到疑似是文化产业园前身的馨园公园。
“这里原来是文化产业园，现在其实也是，只不过牌子换了一下。”记者佯装成来注册明星工作室的客商，在馨园公园一栋楼房里寻访到曾是文化产业园工作人员。他透露自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后，“行业受到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当地新成立的明星工作室有所减少。
这类“幽灵注册”明星工作室的现象并不止新沂一地。位于长三角地区的石湫影视基地，从注册数据显示，也聚集了大量明星工作室，但记者前往注册地走访发现，也未看到一家挂牌的明星工作室。
“都是假的，我在这上班四年了，里面有没有工作室我们不知道吗？”石湫影视基地一名售票员说，这个影视基地以前是为拍摄《金陵十三钗》，仿造了几栋民国风格建筑，后来用作录制综艺节目，现在对外开放卖门票，场地用于拍摄婚纱照、开展单位团建活动。
记者随机拨打了几家在这里注册的明星工作室联系电话，有的显示是空号，有的无人接听。多个不同的明星工作室却留着相同的联系号码。随后，记者买票进入影视基地，走访了多处楼栋也未发现悬有明星工作室标牌的场所。多名工作人员也表示没看到过明星工作室，但有工作人员表示听说过一些明星工作室“挂靠”在影视基地名下。
明星注册工作室无实际场所的现象此前就出现过。相关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2018年一位明星被曝光偷逃税时，执法部门曾去其名下市场主体注册地实地走访，并询问了相关工作人员，未找到办公场所。
据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明星工作室一般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也有少数注册成为企业的。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后，一些地方对经营场所要求只需要提供产权和租赁证明材料，不会一一现场核实。如果执法人员在“双随机”检查中发现空壳市场主体，会将之纳入经营异常目录，若满三年还会纳入失信黑名单。
“小地方”悄悄招引“大明星”
“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之后，对明星工作室的税收征管开始收紧，一些税收‘洼地’比如霍尔果斯、无锡、横店等地，也开始清理不符合条件的‘一址多照’市场主体，一度导致注册在霍尔果斯等地的影视工作室、公司扎堆申请注销。”一位知情人士说，一些想发展影视行业或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地方政府，依然会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明星前来注册。
记者以文化企业负责人身份实地走访发现，一些地方打着发展“总部经济”的幌子招引影视文化项目，整个招商流程十分隐蔽、税收优惠政策秘不示人。
——招商项目由财政干部“亲自抓”。在咨询影视文化企业适合入驻哪种园区时，新沂一招商干部称，建议以“总部经济”形式入驻园区，享受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只要在这里注册就好，除了报税平时不用过来。”招商干部热情地带领记者参观了位于新沂发展大道一侧的总部经济园，并表示很多明星工作室曾藏身于此。
记者进一步询问具体税收优惠政策时，这位招商干部表示，有关影视公司、明星工作室相关的招商项目全由当地财政局负责，他们只负责前期对接，具体优惠细则、签订合同等事宜都由财政局领导亲手抓。
——项目台账“不见光”，私下签订保密协议。“明星们不想让外界知道在这里注册了工作室，我们只能告诉你有很多大牌明星已经在这注册了。”石湫街道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称，很多明星在当地影视基地注册了工作室，且都要求签订“保密协议”，“我们的税收优惠力度没有一些偏远地区大，但我们营商环境好、政策更稳定，交通也更为便利。”
为了让记者吃上“定心丸”，工作人员还展示了锁在文件柜里的明星返税凭证。记者看到，这些收据归置在标有日期的蓝色文件筐里，每一本收据对应着一位明星，查看时要求不许拍照。“如果你们不放心，也可以和我们街道的平台公司签订正式的合同。”
——税收高额返还，最高可返九成。在与多地招商干部沟通中，记者了解到，明星艺人如果注册为影视文化公司法人，需缴纳25%企业所得税。如果以工作室名义，其演出费收入通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类目报税，超额累进的最高税率为35%。如果按照个人所得扣缴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的最高税率为45%。看似税率较高，但在此基础上，还会享受当地政府承诺的所得税地方留成的70%—90%作为返还奖励。
据知情人士透露，有的规模较大的明星工作室或公司法人，还会通过增加关联公司交易将应税所得资金变成成本费用“洗”出去，以达到逃税目的。
招商干部们坦言，通过“政策洼地”吸引明星设立工作室，实际上是地方用里子赚了面子，而明星得到了实惠。对地方政府来说，明星工作室基本上不会占用当地的土地厂房等资源，除了带来税收，还能帮地方完成招商引资考核任务，虽然地方政府返还了地方留成，但毕竟还能得到一部分，有胜于无。
铲除“脱实向虚”风险土壤，堵住明星偷逃税漏洞
记者了解到，明星工作室的收入，除去供养团队等日常开销外，几乎等同于明星的个人收入。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一些地方对明星个人工作室个税不再采用极低税率的核定征收方式，而是转为查账征收。
影视行业“注销潮”近3年来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18年6月至10月，在霍尔果斯、无锡等地出现了影视公司扎堆注销的情况；一次是今年4月以来，出现明星关联市场主体注销潮。“与其说是注销，不如说是搬迁。”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说，2018年后一大批影视公司、明星工作室从霍尔果斯、无锡、横店等地撤离，转移到其他地方。
而据天眼查统计，2021年4月以来，一些明星在扎堆注销工作室的同时，会改换名称和地址成立新的工作室。比如，今年8月6日，与一位演员相关的公司注销，8月10日，与其相关的另一公司注册。
企查查数据显示：2018年之后，霍尔果斯等地明星艺人注册的公司及工作室明显减少，而在另外一些地方的注册数据明显增多。比如在最近三个月，多个明星工作室或影视文化公司的注册地点都显示为同一省份，该地在业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司在2019年注册量达到1949家，为历年最高。2021年以来截至8月18日，新增2397家，约是2020年全年注册量的2倍。
一位不愿具名的财税专家认为，一些经济落后地区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在给地方文化产业税收政策开口子，吸引一些明星到地方来注册工作室，实际上仅增加了开票收入税收数据，不带动地方就业，也不会拉动消费，只是做大了GDP。长此以往，不利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存在“放空”地方财力、“放大”涉税风险的可能。
专家进一步指出，明星本已属于高收入群体，还利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来避税，破坏了社会公平，极易引起民众不满。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监管，保持税收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将个人、公司法人及利益相关人合并纳入监管，在现有税收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切实做到监管全覆盖。
#三线四档颁布一年 房地产行业有哪些变化# 去年8月，针对重点房企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的“三线四档”政策出台。按照监管要求，到2023年6月底，试点房企“三道红线”指标必须全部达标;2023年底所有房企实现达标。如今，“三线四档”政策出台已经一年。在这一年里，房企都做了哪些努力?效果如何?行业经历了哪些变化?
“三线四档”影响深远
“行业发展的最佳窗口期已经过去，房地产公司依赖融资杠杆弯道超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这是接受《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的一位TOP10房企高管对于房地产行业新形势的判断。之所以这么说，在他看来，完全是由于“三线四档”政策的出台给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与变革。
所谓“三线四档”，是指2020年8月住建部、央行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12家房企出席会议。会上提出三个监管要求，即“三道红线”：剔除预收款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1倍。根据“三道红线”踩线的条数，监管部门将房企分成“红、橙、黄、绿”四档管理，每降低一档，有息负债规模增速上限增加5%，即使是处于绿档位置的房企，有息负债年增幅也不得超过15%。而“踩线”数量越多，房地产企业面临的降杠杆压力越大。按照监管要求，从今年1月1日起，房企正式进入降杠杆测试期。到2023年6月底，12家试点房企的“三道红线”指标必须全部达标，2023年底所有房企实现达标。这一举措被认为是颠覆了房地产行业过去发展的底层逻辑，一时间在行业内引发了极大的震动。
贝壳研究院策略分析师贾莎莎对《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表示，如按照“三线四档”有息负债增长规模的要求统计，仅TOP60上市房企每年预计将少增长约9371亿元的有息负债。这将极大有利于房地产行业稳健经营，有效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优化全社会资源配置。
调控效果加速显现
“三线四档”政策出台已经一年，调控效果相当显著，不少房企的财务情况得到改善，不仅控制了总有息负债规模的增长，债务结构也优化显著，还有部分企业快速下降至黄档甚至是绿档。
克而瑞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根据其监测的99家重点房地产企业财务情况来看，现金短债比和净负债率两项指标相比2020年上半年均有明显改善，尤其是净负债率的平均值，相比2020年上半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从不同的颜色档位来看，处于绿档的房企明显扩容，与去年年中的13%相比，占比上升了22个百分点，达到了35%;黄档房企占比下降，相比去年年中下降了6个百分点，至45%;此外橙档、红档房企占比也有所下降，分别下降至9%、11%。
整体来看，自“三线四档”政策出台以来，99家样本房企中有41家房企成功降档，其中24家成功回归绿档。在降档的房企中，降一档的有35家，降两档的有5家，有一家房企成功连降三档，直接从红档企业变为绿档企业。此外，在2020年踩线的房企中还有部分已提出了降档时间表，大多规划未来3年内力争“三道红线”的全部达标。
据央行披露，2021年二季度末，房地产贷款余额50.8万亿元，同比增长9.5%，低于各项贷款增速2.8个百分点，比上年末增速低2.2个百分点。贾莎莎告诉《中国消费者报》记者：“一方面，房地产贷款增速在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速继续提升以及绿色贷款增长速度加快，说明金融资源在社会分工的角色中达到了更好的均衡，为全社会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倒逼房企专注产品升级
以前，房地产行业发展主要依靠融资来驱动投资，对融资依赖度较高。“三线四档”政策对于长期“高融资、高负债、高杠杆”发展的房企来说，无疑是近年来最重磅的政策之一。
北京房协副秘书长陈志对《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表示，“三线四档”是房地产行业调控由需求端向供应端的重要调整，将成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中的重要举措，预计该项政策在未来的执行阶段，适用范围和指标维度会“更广更深”，监管执行力度会“只严不松”。
进入2021年，房地产调控政策更加精准、高频，政策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影响，形成合力，短期内房企压力倍增，但从长期看，则会加快房企的转型升级，努力寻找合适的定位与发展的契机。
克而瑞研究中心分析师房玲对《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表示，对房企而言，发展规模以及所在的梯队会相对固定，留给企业在传统赛道上弯道超车的机会越来越小，房企拿地失误的容错率会越来越低，绝大多数房企会选择聚焦主业。尤其是在销售方面，尽快回款显得更加重要，这将倒逼房企对项目运营管理更为标准化和精细化，对项目品质的关注将提高，升级迭代产品成为关键。
房玲认为，房地产行业正在发生深度重构，结合我国“十四五规划”的战略方向，房企可以在租赁市场、物管服务、社区养老、城市更新、数字经济等更细分的领域中寻求更大的发展机遇，布局企业新的增长曲线。
“三线四档”影响深远
“行业发展的最佳窗口期已经过去，房地产公司依赖融资杠杆弯道超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这是接受《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的一位TOP10房企高管对于房地产行业新形势的判断。之所以这么说，在他看来，完全是由于“三线四档”政策的出台给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与变革。
所谓“三线四档”，是指2020年8月住建部、央行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12家房企出席会议。会上提出三个监管要求，即“三道红线”：剔除预收款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1倍。根据“三道红线”踩线的条数，监管部门将房企分成“红、橙、黄、绿”四档管理，每降低一档，有息负债规模增速上限增加5%，即使是处于绿档位置的房企，有息负债年增幅也不得超过15%。而“踩线”数量越多，房地产企业面临的降杠杆压力越大。按照监管要求，从今年1月1日起，房企正式进入降杠杆测试期。到2023年6月底，12家试点房企的“三道红线”指标必须全部达标，2023年底所有房企实现达标。这一举措被认为是颠覆了房地产行业过去发展的底层逻辑，一时间在行业内引发了极大的震动。
贝壳研究院策略分析师贾莎莎对《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表示，如按照“三线四档”有息负债增长规模的要求统计，仅TOP60上市房企每年预计将少增长约9371亿元的有息负债。这将极大有利于房地产行业稳健经营，有效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优化全社会资源配置。
调控效果加速显现
“三线四档”政策出台已经一年，调控效果相当显著，不少房企的财务情况得到改善，不仅控制了总有息负债规模的增长，债务结构也优化显著，还有部分企业快速下降至黄档甚至是绿档。
克而瑞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根据其监测的99家重点房地产企业财务情况来看，现金短债比和净负债率两项指标相比2020年上半年均有明显改善，尤其是净负债率的平均值，相比2020年上半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从不同的颜色档位来看，处于绿档的房企明显扩容，与去年年中的13%相比，占比上升了22个百分点，达到了35%;黄档房企占比下降，相比去年年中下降了6个百分点，至45%;此外橙档、红档房企占比也有所下降，分别下降至9%、11%。
整体来看，自“三线四档”政策出台以来，99家样本房企中有41家房企成功降档，其中24家成功回归绿档。在降档的房企中，降一档的有35家，降两档的有5家，有一家房企成功连降三档，直接从红档企业变为绿档企业。此外，在2020年踩线的房企中还有部分已提出了降档时间表，大多规划未来3年内力争“三道红线”的全部达标。
据央行披露，2021年二季度末，房地产贷款余额50.8万亿元，同比增长9.5%，低于各项贷款增速2.8个百分点，比上年末增速低2.2个百分点。贾莎莎告诉《中国消费者报》记者：“一方面，房地产贷款增速在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速继续提升以及绿色贷款增长速度加快，说明金融资源在社会分工的角色中达到了更好的均衡，为全社会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倒逼房企专注产品升级
以前，房地产行业发展主要依靠融资来驱动投资，对融资依赖度较高。“三线四档”政策对于长期“高融资、高负债、高杠杆”发展的房企来说，无疑是近年来最重磅的政策之一。
北京房协副秘书长陈志对《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表示，“三线四档”是房地产行业调控由需求端向供应端的重要调整，将成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中的重要举措，预计该项政策在未来的执行阶段，适用范围和指标维度会“更广更深”，监管执行力度会“只严不松”。
进入2021年，房地产调控政策更加精准、高频，政策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影响，形成合力，短期内房企压力倍增，但从长期看，则会加快房企的转型升级，努力寻找合适的定位与发展的契机。
克而瑞研究中心分析师房玲对《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表示，对房企而言，发展规模以及所在的梯队会相对固定，留给企业在传统赛道上弯道超车的机会越来越小，房企拿地失误的容错率会越来越低，绝大多数房企会选择聚焦主业。尤其是在销售方面，尽快回款显得更加重要，这将倒逼房企对项目运营管理更为标准化和精细化，对项目品质的关注将提高，升级迭代产品成为关键。
房玲认为，房地产行业正在发生深度重构，结合我国“十四五规划”的战略方向，房企可以在租赁市场、物管服务、社区养老、城市更新、数字经济等更细分的领域中寻求更大的发展机遇，布局企业新的增长曲线。
#乡村振兴# 组账村代管 管出新气象 ——崇义创新实施“组账村代管”改革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农村财务，一直是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现实中，村民小组财务存在账目混乱、随意支付、挪用公款、公款私存等问题，已成为影响农村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去年以来，崇义县纪委监委查处了一批违规占用、挪用组集体资金案件。为了有效防控此类案件的再次发生，崇义县以案促改，率先在铅厂镇推行“组账村代管”改革试点工作，并取得较好成效。如今，“组账村代管”已在崇义县全面推广，成为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内容。
“听说有的村民小组长挪用集体资金，有的村民小组有钱就‘一分了之’，村里要办正事时又没钱。我认为这样都不行。让村民对小组财务明明白白，让小组干部清清白白，让集体资金发挥更大作用，亟待一种新机制来破解。”崇义县文英乡古选村茶子丘组老组长吴承祠一语中的。
为加强新时期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推进组级财务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去年以来，崇义县探索开展了“组账村代管”改革。
崇义县森林资源得天独厚，素有“九分山半分田，半分道路、水面和庄园”之称。该县辖16个乡镇、127个村（含3个居民委员会）、1479个村民小组。各村民小组单独实行会计核算。（刊载于江西日报）
“组集体收入主要由生态公益林、山林流转、公益田、鱼塘、场地租赁等收入构成。我们村有12个村民小组。生态公益林方面，最少的组每年收入6000多元，多的每年收入7.5万元；山林流转方面，有的小组一年收入可以达到70万元。但不论多少，强化对组级集体资产的监管很有必要。”崇义县铅厂镇铅厂村村委会主任官悠柱坦言。
官悠柱所言非虚。2011年12月至2018年3月，吕某某担任崇义县铅厂镇石罗村湾里组组长，周某某担任组会计，戚某某担任组出纳。戚某某因常年在外地上班，于2017年擅自将组集体专用账户存折交由会计周某某保管。此后，周某某可一人单独支取所保管存折中的组集体资金。2018年3月，村民小组完成换届选举，周某某不再担任组会计职务，但仍长期留存组集体账款，拒不移交。直至县纪委监委核查组介入调查后，周某某才将存折及账户结余资金4万余元一并移交。
这并非个案。去年以来，崇义县纪委监委延伸监督执纪触角，查处了一批违规占用、挪用组集体资金案件，赢得群众一片叫好声。为加强基层财务监督，切实维护组集体成员合法权益，2020年10月，崇义县纪委监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决定把“组账村代管”作为以案促改的重要抓手，率先在铅厂镇进行试点改革。
“这是海螺坝组修建水渠使用的1.4万元，这是下街组走访86岁以上高龄老人支出的600元，这是小屋组安装路灯的项目预算1.5万元……现在，各小组的账目都非常清楚，村民对组里的财务收支也放心！”近日，在铅厂镇铅厂村会计办公室，村会计刘伦焕向记者介绍了铅厂村组级资金结算账户的现金流水账。
在试点工作中，铅厂镇76个村民小组全都开设了组级存款专用账户，专门用于核算村民小组的收入和支出，避免了暗箱操作。通过账务清查，将各组账户结余资金上缴到新开设的组级存款专用账户上。同时，核查了各组集体所有林地、山塘、公益田等资产，使得各村民小组的“家底”一目了然。“以前组集体的钱都由小组长保管，组里有哪些资产我们也不清楚。现在有了存款专用账户，大家心里都踏实了。”铅厂村民邓温军感慨道。据悉，铅厂村12个村民小组已全部办理账款移交，组集体资金达105万元。
此外，为规范收入管理，整治“无本账”“白条账”，铅厂镇各村民小组新刻了组级公章，规定组级所有款项必须开具“崇义县村集体经济组织专用收据”后加盖组公章收取，严禁打白条或用自制收据收款，所有款项收入必须缴存银行，严禁现金坐支。该镇还出台办法规范支出管理、费用报账流程，村民小组长审批权限金额由户主会讨论决定，所有费用支出均需层层把关审批，并由村委会统一做账，加强监督。
“为避免出现组集体收入‘一分了之’等情况，镇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组集体收入全部或大部分用于组内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孝老助学、扶贫济困、城乡居民医疗、养老社保缴费等公益事业支出。”铅厂镇党委书记胡爱忠告诉记者。
今年2月，在铅厂镇成功试点的基础上，“组账村代管”改革在崇义县全面推行。截至目前，全县1479个村民小组清产核资全面完成。“组账村代管”成为崇义县完善基层管理制度、堵塞管理漏洞、探索乡村治理的一次有益探索。
晚饭后，龙勾乡寺里村黄勘垴组村民陆续来到荷花塘散步。夕阳的余晖洒向水面，微风吹过带来阵阵清香。“以前，路过池塘要捂着鼻子赶紧走，还怕蚊虫叮咬。现在水渠疏通了，荷花塘成为休闲娱乐的好地方。”7月22日，寺里村黄勘垴组村民吴隆寿告诉记者。
据了解，连通池塘的水渠曾因年久失修，淤泥堆积，造成池塘缺水发臭，蚊虫滋生。同时，池塘周边50余亩水田也缺乏灌溉水源，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5月6日，黄勘垴组结合“组账村代管”工作召开了户主会，广泛了解民情民意。会上，村民一致同意疏通水渠、新修池塘。“这个项目半个月就完工，仅花费1.8万元。其中组集体资金9000元，其余为上级奖补资金。”黄勘垴组小组长肖金林补充说，一般情况下，组级项目工程量小，无法通过立项争取上级项目资金，靠村民自筹资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今，不需要“等靠要”，用好组集体资金就可以办好民生实事，解决实际问题。截至目前，龙勾乡通过组集体资金实施了道路修复、路灯安装等一系列民生项目共计18个，累计投入资金19.08万元，其中组集体资金10.24万元。
为进一步推动全县“组账村代管”改革工作，引导各村民小组用好用活组集体资金，崇义县鼓励各乡镇结合实际出台政策，引导村民小组使用组集体资金发展公益事业，并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资金配套支持。此外，县纪委监委还根据各乡镇公益事业发展实际，给予3万至5万元的资金奖补。连日来，全县各村民小组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投入组级资金65.53万元，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75个，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
农村财务，一直是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现实中，村民小组财务存在账目混乱、随意支付、挪用公款、公款私存等问题，已成为影响农村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去年以来，崇义县纪委监委查处了一批违规占用、挪用组集体资金案件。为了有效防控此类案件的再次发生，崇义县以案促改，率先在铅厂镇推行“组账村代管”改革试点工作，并取得较好成效。如今，“组账村代管”已在崇义县全面推广，成为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内容。
“听说有的村民小组长挪用集体资金，有的村民小组有钱就‘一分了之’，村里要办正事时又没钱。我认为这样都不行。让村民对小组财务明明白白，让小组干部清清白白，让集体资金发挥更大作用，亟待一种新机制来破解。”崇义县文英乡古选村茶子丘组老组长吴承祠一语中的。
为加强新时期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推进组级财务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去年以来，崇义县探索开展了“组账村代管”改革。
崇义县森林资源得天独厚，素有“九分山半分田，半分道路、水面和庄园”之称。该县辖16个乡镇、127个村（含3个居民委员会）、1479个村民小组。各村民小组单独实行会计核算。（刊载于江西日报）
“组集体收入主要由生态公益林、山林流转、公益田、鱼塘、场地租赁等收入构成。我们村有12个村民小组。生态公益林方面，最少的组每年收入6000多元，多的每年收入7.5万元；山林流转方面，有的小组一年收入可以达到70万元。但不论多少，强化对组级集体资产的监管很有必要。”崇义县铅厂镇铅厂村村委会主任官悠柱坦言。
官悠柱所言非虚。2011年12月至2018年3月，吕某某担任崇义县铅厂镇石罗村湾里组组长，周某某担任组会计，戚某某担任组出纳。戚某某因常年在外地上班，于2017年擅自将组集体专用账户存折交由会计周某某保管。此后，周某某可一人单独支取所保管存折中的组集体资金。2018年3月，村民小组完成换届选举，周某某不再担任组会计职务，但仍长期留存组集体账款，拒不移交。直至县纪委监委核查组介入调查后，周某某才将存折及账户结余资金4万余元一并移交。
这并非个案。去年以来，崇义县纪委监委延伸监督执纪触角，查处了一批违规占用、挪用组集体资金案件，赢得群众一片叫好声。为加强基层财务监督，切实维护组集体成员合法权益，2020年10月，崇义县纪委监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决定把“组账村代管”作为以案促改的重要抓手，率先在铅厂镇进行试点改革。
“这是海螺坝组修建水渠使用的1.4万元，这是下街组走访86岁以上高龄老人支出的600元，这是小屋组安装路灯的项目预算1.5万元……现在，各小组的账目都非常清楚，村民对组里的财务收支也放心！”近日，在铅厂镇铅厂村会计办公室，村会计刘伦焕向记者介绍了铅厂村组级资金结算账户的现金流水账。
在试点工作中，铅厂镇76个村民小组全都开设了组级存款专用账户，专门用于核算村民小组的收入和支出，避免了暗箱操作。通过账务清查，将各组账户结余资金上缴到新开设的组级存款专用账户上。同时，核查了各组集体所有林地、山塘、公益田等资产，使得各村民小组的“家底”一目了然。“以前组集体的钱都由小组长保管，组里有哪些资产我们也不清楚。现在有了存款专用账户，大家心里都踏实了。”铅厂村民邓温军感慨道。据悉，铅厂村12个村民小组已全部办理账款移交，组集体资金达105万元。
此外，为规范收入管理，整治“无本账”“白条账”，铅厂镇各村民小组新刻了组级公章，规定组级所有款项必须开具“崇义县村集体经济组织专用收据”后加盖组公章收取，严禁打白条或用自制收据收款，所有款项收入必须缴存银行，严禁现金坐支。该镇还出台办法规范支出管理、费用报账流程，村民小组长审批权限金额由户主会讨论决定，所有费用支出均需层层把关审批，并由村委会统一做账，加强监督。
“为避免出现组集体收入‘一分了之’等情况，镇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组集体收入全部或大部分用于组内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孝老助学、扶贫济困、城乡居民医疗、养老社保缴费等公益事业支出。”铅厂镇党委书记胡爱忠告诉记者。
今年2月，在铅厂镇成功试点的基础上，“组账村代管”改革在崇义县全面推行。截至目前，全县1479个村民小组清产核资全面完成。“组账村代管”成为崇义县完善基层管理制度、堵塞管理漏洞、探索乡村治理的一次有益探索。
晚饭后，龙勾乡寺里村黄勘垴组村民陆续来到荷花塘散步。夕阳的余晖洒向水面，微风吹过带来阵阵清香。“以前，路过池塘要捂着鼻子赶紧走，还怕蚊虫叮咬。现在水渠疏通了，荷花塘成为休闲娱乐的好地方。”7月22日，寺里村黄勘垴组村民吴隆寿告诉记者。
据了解，连通池塘的水渠曾因年久失修，淤泥堆积，造成池塘缺水发臭，蚊虫滋生。同时，池塘周边50余亩水田也缺乏灌溉水源，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5月6日，黄勘垴组结合“组账村代管”工作召开了户主会，广泛了解民情民意。会上，村民一致同意疏通水渠、新修池塘。“这个项目半个月就完工，仅花费1.8万元。其中组集体资金9000元，其余为上级奖补资金。”黄勘垴组小组长肖金林补充说，一般情况下，组级项目工程量小，无法通过立项争取上级项目资金，靠村民自筹资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今，不需要“等靠要”，用好组集体资金就可以办好民生实事，解决实际问题。截至目前，龙勾乡通过组集体资金实施了道路修复、路灯安装等一系列民生项目共计18个，累计投入资金19.08万元，其中组集体资金10.24万元。
为进一步推动全县“组账村代管”改革工作，引导各村民小组用好用活组集体资金，崇义县鼓励各乡镇结合实际出台政策，引导村民小组使用组集体资金发展公益事业，并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资金配套支持。此外，县纪委监委还根据各乡镇公益事业发展实际，给予3万至5万元的资金奖补。连日来，全县各村民小组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投入组级资金65.53万元，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75个，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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