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图有声 | 《人世间》意犹未尽？茅奖作家梁晓声还有这些作品值得一读！
“我们周家的人，以后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没有德行的人。以后不必非要成为大家所认为的成功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不爱家、不爱国的人。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央视开年大剧《人世间》在观众的如潮好评中完结。
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剧中周家三兄妹平凡而曲折的人生，展现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和人情百态，用小人物为大时代添注脚，以世间人照见人世间百态。
“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
作家梁晓声在谈到《人世间》的创作初衷时，一语道出这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最感人的地方——“不管时代和环境如何改变，善良与勇敢永远是最简单、最重要的品质。”
梁晓声，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20世纪80年代，他首开知青文学的先河，其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相继被拍成影视剧，轰动一时。他的这类作品，气势雄浑、沉郁悲壮，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浓郁。他的另一类作品则相对平实，多取材于城镇、农村、学校、家庭等领域的生活，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
2019年8月，梁晓声凭借长篇小说《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长篇小说《雪城》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梁晓声曾表示：“我觉得青年们应该去真正了解我们自己的国家，不仅仅是遥远的曾经和当下的繁荣强大。今天的中国，我们一路走来经历了什么，这很重要。”
《黄卡》
尽管它（《黄卡》）是我二十多年前的作品，然即使今天看来，我自认为它也不失我的水准——它内容丰富，时间跨度也有四十几年，人物众多，各年代特点分明。如果由我今天来评价它，我觉得它也近乎农村版的《人世间》。——梁晓声（著名作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城市居民的户口本，一律以黄牛皮纸做皮儿，故又称为“黄卡”。工人张广泰家与卖馄饨的黄吉顺家就因为这本黄卡，由原本的儿女亲家变成了仇人。但伴随着时代的大潮，城乡不断融合发展，他们的第三代勇敢地面对家族的宿怨，两家重新结为了亲家。 《黄卡》时间跨度近五十年，从平民视角对新中国建国以来几十年间社会发展进行了独特回顾，是见证时代变迁的平民史诗，是呼唤东方民族传统道德价值观回归的动人的情感故事。
《知青》
著名作家梁晓声是中国文坛的常青树，他开了知青文学创作的先河，出版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深刻地展示了知青群体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梦想，真诚地礼赞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心灵与情操，为知青一代树立起不屈的精神丰碑……
——《人民日报》（海外版）
这部作品描绘了一幅2000多万知识青年从城市走进农村、在广阔天地经受青春洗礼的恢宏历史画卷，史诗般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青春的磨砺和奋斗、激情和梦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老高三”学生赵曙光、“老初二”学生赵天亮兄弟为代表的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生命轨迹从此改变。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
《返城年代》
这群人（知青）绝不是历史的展览品，他们咬着牙把中国历史的断裂处连接起来了。是的，历史曾使他们的生命断裂，没想到他们在修补了自己的生命之后，立即又以生命修补了断裂的历史。——余秋雨（著名作家）
知青是悲剧的一代，困难时期吃过糠；文革当中扛过枪；运动后期下过乡；好不容易盼到返城，基本都到了而立之年，整整一代人第二次面临无职业、无住房、无学上的局面，不久国企改革又下了岗。国家的每次大悲大喜都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今这代人已成为中国政坛乃至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有不如意的生活，《返城年代》并非史鉴，而是活的“中国灵魂进行时”。这部作品全景再现了知青群体返城之后，曲折的生存经历和坚忍的意志，为历史留下了这一代人追求理想的印记。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也祝你不忘少年样，也无惧那白发苍苍”
来源：云图数字有声图书馆
“我们周家的人，以后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没有德行的人。以后不必非要成为大家所认为的成功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不爱家、不爱国的人。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央视开年大剧《人世间》在观众的如潮好评中完结。
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剧中周家三兄妹平凡而曲折的人生，展现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和人情百态，用小人物为大时代添注脚，以世间人照见人世间百态。
“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
作家梁晓声在谈到《人世间》的创作初衷时，一语道出这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最感人的地方——“不管时代和环境如何改变，善良与勇敢永远是最简单、最重要的品质。”
梁晓声，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20世纪80年代，他首开知青文学的先河，其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相继被拍成影视剧，轰动一时。他的这类作品，气势雄浑、沉郁悲壮，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浓郁。他的另一类作品则相对平实，多取材于城镇、农村、学校、家庭等领域的生活，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
2019年8月，梁晓声凭借长篇小说《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长篇小说《雪城》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梁晓声曾表示：“我觉得青年们应该去真正了解我们自己的国家，不仅仅是遥远的曾经和当下的繁荣强大。今天的中国，我们一路走来经历了什么，这很重要。”
《黄卡》
尽管它（《黄卡》）是我二十多年前的作品，然即使今天看来，我自认为它也不失我的水准——它内容丰富，时间跨度也有四十几年，人物众多，各年代特点分明。如果由我今天来评价它，我觉得它也近乎农村版的《人世间》。——梁晓声（著名作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城市居民的户口本，一律以黄牛皮纸做皮儿，故又称为“黄卡”。工人张广泰家与卖馄饨的黄吉顺家就因为这本黄卡，由原本的儿女亲家变成了仇人。但伴随着时代的大潮，城乡不断融合发展，他们的第三代勇敢地面对家族的宿怨，两家重新结为了亲家。 《黄卡》时间跨度近五十年，从平民视角对新中国建国以来几十年间社会发展进行了独特回顾，是见证时代变迁的平民史诗，是呼唤东方民族传统道德价值观回归的动人的情感故事。
《知青》
著名作家梁晓声是中国文坛的常青树，他开了知青文学创作的先河，出版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深刻地展示了知青群体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梦想，真诚地礼赞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心灵与情操，为知青一代树立起不屈的精神丰碑……
——《人民日报》（海外版）
这部作品描绘了一幅2000多万知识青年从城市走进农村、在广阔天地经受青春洗礼的恢宏历史画卷，史诗般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青春的磨砺和奋斗、激情和梦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老高三”学生赵曙光、“老初二”学生赵天亮兄弟为代表的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生命轨迹从此改变。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
《返城年代》
这群人（知青）绝不是历史的展览品，他们咬着牙把中国历史的断裂处连接起来了。是的，历史曾使他们的生命断裂，没想到他们在修补了自己的生命之后，立即又以生命修补了断裂的历史。——余秋雨（著名作家）
知青是悲剧的一代，困难时期吃过糠；文革当中扛过枪；运动后期下过乡；好不容易盼到返城，基本都到了而立之年，整整一代人第二次面临无职业、无住房、无学上的局面，不久国企改革又下了岗。国家的每次大悲大喜都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今这代人已成为中国政坛乃至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有不如意的生活，《返城年代》并非史鉴，而是活的“中国灵魂进行时”。这部作品全景再现了知青群体返城之后，曲折的生存经历和坚忍的意志，为历史留下了这一代人追求理想的印记。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也祝你不忘少年样，也无惧那白发苍苍”
来源：云图数字有声图书馆
#三联读书# #怎么解释无聊# 第一个公开演说“无聊”的是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他在《论生命之短暂》中将无聊视作人类短促一生中的必修之课，只有通过无聊，人才能将目光从旁人处收回，重新审视自己。他的无聊也与他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克劳狄王朝被三朝元首排挤的身世有关。无聊是他出世的一种方式，他必须显得无所事事才能躲过迫害。但是他也受惠于无聊，仕途上的无所为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悲剧上。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何为寿命与慧命
一 、生命的组织
世间事物，
由无而有谓之生，
能令生起的事物不断生长，
得以延续的有机体谓之命。
所以，
生命不仅限于动物，
一切植物皆能生长，
皆有限期的延续，
所以，
一切植物皆有生命。
人之老死，
与值物的枯死，
同样是有生必有死。
今天，
我们讨论的，
不是值物的生命，
也不涉及其他动物的生命，
只限于人类的生命。
人类生命的组织，
不外物质与精神两大元素。
人的生命，
是否健康正常，
要视乎组织生命的两大元素能否获得平衡发展。
如果偏于物质，
或偏于精神，
人的生命，
必然毛病百出，
甚至走向死亡边缘。
佛经将构造人体的物质部份，
名为色蕴。
精神部份，
名受蕴，
想蕴、
行蕴、
识蕴、
合言之名为五蕴。
五蕴中的色蕴，
是指人体中的物质元素。
例如 ：
人体中的骨骼，
是地的元素，
属于坚性；
人体中的水份，
是水的元素，
属于湿性；
人的体温，
是火的元素，
属于暖性；
人体可以俯仰屈伸，
行动进止，
是风的元素，
属于动性。
地水火风四种元素，
能构造万物，
因名四大，
有形色可见，
故名色蕴。
五蕴中的受，
指人体五官对外界环境的感受，
领纳于心，
引生情绪反应谓之受。
因外境有顺逆，
人的感受便有苦乐之分，
苦则憎，
憎则嗔，
嗔则烦恼无尽。
乐则爱，
爱则贪，
贪则欲望无穷。
人生于世，
生存于顺逆二境不断交替中，
憎爱贪嗔的心理亦恶性循环不已。
因而产生种种颠倒妄想谓之痴。
人的生命，
既充满贪嗔痴，
也就带来罪恶与苦恼的命运。
五蕴中的想，
指人类意识的想像力，
人因外境牵心，
故心取境，
构成概念，
安立名言，
分别是非好丑，
而产生喜怒哀乐种种意念，
谓之想。
五蕴中的行，
其定义是迁流造作。
人对外界之顺逆二境，
引生内心的反应，
经过思考、
判断，
而策动于语言行为，
心理学称为人的意志，
佛学名为思心所。
人类精神界，
除前之感受及想像外，
一切有关心理活动，
皆属于行蕴。
五蕴中的识，
定义是对境明了识别，
心理学名为认识，
但认识只限于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
对外界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
生起见、闻、嗅、味、觉、知等识别作用。
佛学认为，
人除眼等生理器官，
对色等物质产生认识，
感受、
取舍，
以及意志活动等作用外，
还有微细的精神活动，
及精神的主体。
前者是唯识宗所立的第七末那识，
后者是唯识宗所说的第八阿赖耶识。
末那译名意。
因第七识缘第八识见分，
引生自我的观念与执著，
产生我见，
我慢、
我爱、
我痴等心理状态，
恒审思量，
因名意识。
以七识执我，
引起眼等六识的心理活动，
对色等六尘，
产生感受、
领纳、
占有等反应。
又名意根，
是我法二执的根本。
阿赖耶识译名含藏，
可分为能藏，
所藏及执藏。
因此识是人类生命的主体，
亦是宇宙万法的生因，
以其能接收眼等六识所传递的经验 ——
业种子，
妥为储藏，
为储藏业种子的仓库，
因名所藏；
以其能保持业力种子，
令其不失不坏，
作为开展未来一切现象的主因，
因名能藏；
以其是我执的发源地，
第七识依之坚执自我，
而产生我见，
我爱、
我慢、
我痴等心理病态，
因名执藏。
由精神与物质等五蕴所组成的人类生命，
是不断成长，
不停的衰老，
而终至于死，
所以说 ：
有生必有死，
但死并不等如生命的完结。
而是此一生结束时，
又开展另一新的生命。
所谓 ：
‘ 此死彼生，
彼死此生 ’，
彼此间似乎互不相关，
实际上彼此是继往开来的过程，
人的生命物质部份虽然死亡，
但精神部份却永恒不死，
特别是作为精神主体的八识心王，
含藏著人过去所造的业因，
引生现世的结果，
再由现世行为形成不可磨灭的业种子，
储藏放入识田中，
作为引生未来生命的主因，
遂成为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生命的流传，
生生不已。
楞严经说 ：
‘ 生死死生，
生生死死，
如旋火轮，
未有休息 ’。
此从不休息，
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又因八识田中所含藏的业力种子有善恶好丑的关系，
而有六道苦乐天渊的结果。
虽然，
一般人仅凭眼见耳闻的官感知识，
无法理解此作为人类精神主体、
万物生因的八识心王，
所含藏善恶业种的微妙关系，
而不肯信受三世生命延续之说，
但三世生命的延续，
及六道因果轮回之理，
并不因一般人的不信受而不存在。
正如牛顿未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之前，
地心吸引力已经存在一样，
可惜人没有先知先觉的智慧。
虽然先知先觉的佛陀，
把生命的原理、
识心的秘奥给人类说明，
但人仍然没有智慧接受。
即使中外古今的典籍，
很多记载著有关生死轮回的道理，
及生前死后的事实证明，
但人限于智慧，
仍然不肯相信，
宁可流浪在失望、
痛苦、
空虚的人生旅途中，
无依无归。
宇宙秘奥固无法揭开，
人生意义与理想，
也无法实现，
多么可惜。
事实上，
唯有佛教所说生命三世流转，
及六道因果轮回之理，
才符合现实，
人类才有希望，
有进步，
有前途。
因为依据生命三世因果轮回之理，
人的际遇随时可以改变，
而改变的主权，
又操纵在人类自己。
虽然，
人今生的遭遇多半由过去业因所招感，
但现在可从因缘方面寻求补救。
一方面停止坏的助缘，
冻结恶的种子，
使恶果不生；
一方面努力开发精神领域，
散播良善的种子。
由于理解业因所感不可避免，
则当逆境之来，
唯有逆来顺受，
不怨天，
不尤人，
才不会愤世嫉俗，
做出越轨行为，
自害害人。
即使顺境当前，
亦知世事无常，
好景不永，
不生贪恋以误前程。
如是不为物喜，
不为己悲，
不贪不嗔，
超然物外，
自然可以跳出物欲陷阱，
粉碎烦恼枷锁。
由于积极开发精神领域，
散播良善种子，
就可以取消妄想错觉，
驾驭意识野马，
纳入真理正轨；
以真理作为日常生活的指南，
也以真理作为人生旅途的依归，
使人性恢复清净光明，
使人的生命更健康，
更充实。
所以，
佛教的生命观，
是积极的，
向上的，
不但可以驱除人心的颓丧，
还可以扭转人恶劣的命运。
如果人能学佛，
彻底取消八识田中不良的种子，
洗刷人性污染的部份，
发挥人性光明至善的一面，
保证可以改善充满苦恼与缺憾的人生。
成为究竟圆满的正觉生命。
二 、寿命的长短
人的际遇，
幸与不幸，
皆是阿赖耶识中所含藏善恶业种子引生的结果，
而人的寿命长短亦然。
人的肉体 ——
物质部份，
由婴儿诞生开始，
接著是由幼年而少年、
而青年、
而壮年、
而老年，
念念不住，
刹那生灭。
今天之我，
已非昨日之我，
明天之我，
又非今天之我。
结果，
匆匆数十寒暑，
随其业力因缘，
寿命长短，
终归于尽，
所以佛说，
人的生命无常，
四大皆空，
五蕴无我。
可惜世人不知五蕴无我，
因而执我，
著我，
爱我，
为我。
在短暂生命中，
不但求财富积多，
还求寿命的延长。
讲到死字，
谁都害怕。
其实，
死只是生命的一个过程，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死了又生，
此后生可能比今生更痛苦，
万一不幸投入牛胎马腹，
或走向地狱之门，
才是真正的可怕。
一 、生命的组织
世间事物，
由无而有谓之生，
能令生起的事物不断生长，
得以延续的有机体谓之命。
所以，
生命不仅限于动物，
一切植物皆能生长，
皆有限期的延续，
所以，
一切植物皆有生命。
人之老死，
与值物的枯死，
同样是有生必有死。
今天，
我们讨论的，
不是值物的生命，
也不涉及其他动物的生命，
只限于人类的生命。
人类生命的组织，
不外物质与精神两大元素。
人的生命，
是否健康正常，
要视乎组织生命的两大元素能否获得平衡发展。
如果偏于物质，
或偏于精神，
人的生命，
必然毛病百出，
甚至走向死亡边缘。
佛经将构造人体的物质部份，
名为色蕴。
精神部份，
名受蕴，
想蕴、
行蕴、
识蕴、
合言之名为五蕴。
五蕴中的色蕴，
是指人体中的物质元素。
例如 ：
人体中的骨骼，
是地的元素，
属于坚性；
人体中的水份，
是水的元素，
属于湿性；
人的体温，
是火的元素，
属于暖性；
人体可以俯仰屈伸，
行动进止，
是风的元素，
属于动性。
地水火风四种元素，
能构造万物，
因名四大，
有形色可见，
故名色蕴。
五蕴中的受，
指人体五官对外界环境的感受，
领纳于心，
引生情绪反应谓之受。
因外境有顺逆，
人的感受便有苦乐之分，
苦则憎，
憎则嗔，
嗔则烦恼无尽。
乐则爱，
爱则贪，
贪则欲望无穷。
人生于世，
生存于顺逆二境不断交替中，
憎爱贪嗔的心理亦恶性循环不已。
因而产生种种颠倒妄想谓之痴。
人的生命，
既充满贪嗔痴，
也就带来罪恶与苦恼的命运。
五蕴中的想，
指人类意识的想像力，
人因外境牵心，
故心取境，
构成概念，
安立名言，
分别是非好丑，
而产生喜怒哀乐种种意念，
谓之想。
五蕴中的行，
其定义是迁流造作。
人对外界之顺逆二境，
引生内心的反应，
经过思考、
判断，
而策动于语言行为，
心理学称为人的意志，
佛学名为思心所。
人类精神界，
除前之感受及想像外，
一切有关心理活动，
皆属于行蕴。
五蕴中的识，
定义是对境明了识别，
心理学名为认识，
但认识只限于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
对外界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
生起见、闻、嗅、味、觉、知等识别作用。
佛学认为，
人除眼等生理器官，
对色等物质产生认识，
感受、
取舍，
以及意志活动等作用外，
还有微细的精神活动，
及精神的主体。
前者是唯识宗所立的第七末那识，
后者是唯识宗所说的第八阿赖耶识。
末那译名意。
因第七识缘第八识见分，
引生自我的观念与执著，
产生我见，
我慢、
我爱、
我痴等心理状态，
恒审思量，
因名意识。
以七识执我，
引起眼等六识的心理活动，
对色等六尘，
产生感受、
领纳、
占有等反应。
又名意根，
是我法二执的根本。
阿赖耶识译名含藏，
可分为能藏，
所藏及执藏。
因此识是人类生命的主体，
亦是宇宙万法的生因，
以其能接收眼等六识所传递的经验 ——
业种子，
妥为储藏，
为储藏业种子的仓库，
因名所藏；
以其能保持业力种子，
令其不失不坏，
作为开展未来一切现象的主因，
因名能藏；
以其是我执的发源地，
第七识依之坚执自我，
而产生我见，
我爱、
我慢、
我痴等心理病态，
因名执藏。
由精神与物质等五蕴所组成的人类生命，
是不断成长，
不停的衰老，
而终至于死，
所以说 ：
有生必有死，
但死并不等如生命的完结。
而是此一生结束时，
又开展另一新的生命。
所谓 ：
‘ 此死彼生，
彼死此生 ’，
彼此间似乎互不相关，
实际上彼此是继往开来的过程，
人的生命物质部份虽然死亡，
但精神部份却永恒不死，
特别是作为精神主体的八识心王，
含藏著人过去所造的业因，
引生现世的结果，
再由现世行为形成不可磨灭的业种子，
储藏放入识田中，
作为引生未来生命的主因，
遂成为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生命的流传，
生生不已。
楞严经说 ：
‘ 生死死生，
生生死死，
如旋火轮，
未有休息 ’。
此从不休息，
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又因八识田中所含藏的业力种子有善恶好丑的关系，
而有六道苦乐天渊的结果。
虽然，
一般人仅凭眼见耳闻的官感知识，
无法理解此作为人类精神主体、
万物生因的八识心王，
所含藏善恶业种的微妙关系，
而不肯信受三世生命延续之说，
但三世生命的延续，
及六道因果轮回之理，
并不因一般人的不信受而不存在。
正如牛顿未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之前，
地心吸引力已经存在一样，
可惜人没有先知先觉的智慧。
虽然先知先觉的佛陀，
把生命的原理、
识心的秘奥给人类说明，
但人仍然没有智慧接受。
即使中外古今的典籍，
很多记载著有关生死轮回的道理，
及生前死后的事实证明，
但人限于智慧，
仍然不肯相信，
宁可流浪在失望、
痛苦、
空虚的人生旅途中，
无依无归。
宇宙秘奥固无法揭开，
人生意义与理想，
也无法实现，
多么可惜。
事实上，
唯有佛教所说生命三世流转，
及六道因果轮回之理，
才符合现实，
人类才有希望，
有进步，
有前途。
因为依据生命三世因果轮回之理，
人的际遇随时可以改变，
而改变的主权，
又操纵在人类自己。
虽然，
人今生的遭遇多半由过去业因所招感，
但现在可从因缘方面寻求补救。
一方面停止坏的助缘，
冻结恶的种子，
使恶果不生；
一方面努力开发精神领域，
散播良善的种子。
由于理解业因所感不可避免，
则当逆境之来，
唯有逆来顺受，
不怨天，
不尤人，
才不会愤世嫉俗，
做出越轨行为，
自害害人。
即使顺境当前，
亦知世事无常，
好景不永，
不生贪恋以误前程。
如是不为物喜，
不为己悲，
不贪不嗔，
超然物外，
自然可以跳出物欲陷阱，
粉碎烦恼枷锁。
由于积极开发精神领域，
散播良善种子，
就可以取消妄想错觉，
驾驭意识野马，
纳入真理正轨；
以真理作为日常生活的指南，
也以真理作为人生旅途的依归，
使人性恢复清净光明，
使人的生命更健康，
更充实。
所以，
佛教的生命观，
是积极的，
向上的，
不但可以驱除人心的颓丧，
还可以扭转人恶劣的命运。
如果人能学佛，
彻底取消八识田中不良的种子，
洗刷人性污染的部份，
发挥人性光明至善的一面，
保证可以改善充满苦恼与缺憾的人生。
成为究竟圆满的正觉生命。
二 、寿命的长短
人的际遇，
幸与不幸，
皆是阿赖耶识中所含藏善恶业种子引生的结果，
而人的寿命长短亦然。
人的肉体 ——
物质部份，
由婴儿诞生开始，
接著是由幼年而少年、
而青年、
而壮年、
而老年，
念念不住，
刹那生灭。
今天之我，
已非昨日之我，
明天之我，
又非今天之我。
结果，
匆匆数十寒暑，
随其业力因缘，
寿命长短，
终归于尽，
所以佛说，
人的生命无常，
四大皆空，
五蕴无我。
可惜世人不知五蕴无我，
因而执我，
著我，
爱我，
为我。
在短暂生命中，
不但求财富积多，
还求寿命的延长。
讲到死字，
谁都害怕。
其实，
死只是生命的一个过程，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死了又生，
此后生可能比今生更痛苦，
万一不幸投入牛胎马腹，
或走向地狱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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