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导读：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韩焕忠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太虚大师《略说贤...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Domaine Doudet Naudin
创立于1849年，勃艮第最古老的酒庄之一。
顶级白科通查理曼，标准传统老派风格，酒体非常扎实，香气陈年后无比绽放。1000+的科通查理曼，怎么都很值
在林裕森老師 《布根地葡萄酒一酒瓶裡的風景》提到：
「勃艮地的老式風格酒商已經越來越少見，
Doudet-Naudin 是少數僅存，但近年來酒風開始轉為現代一些，不過仍保有舊風，酒年輕時稍堅硬粗獷，但卻非常耐久，在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地下酒窖中還存有相當多的陳年美酒。」
创立于1849年，勃艮第最古老的酒庄之一。
顶级白科通查理曼，标准传统老派风格，酒体非常扎实，香气陈年后无比绽放。1000+的科通查理曼，怎么都很值
在林裕森老師 《布根地葡萄酒一酒瓶裡的風景》提到：
「勃艮地的老式風格酒商已經越來越少見，
Doudet-Naudin 是少數僅存，但近年來酒風開始轉為現代一些，不過仍保有舊風，酒年輕時稍堅硬粗獷，但卻非常耐久，在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地下酒窖中還存有相當多的陳年美酒。」
#点赞新宁夏#【央媒看宁夏 | 西海固走向“机遇之海”】西海固，没有海。如今，挥别“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过去，曾经光秃秃的荒山，已开垦为“中国最美旱作梯田”，山桃山杏花海漫山、生机遍野；一度树影稀疏的六盘山，勃发起簇簇落叶松绿岛，高山林海、溪水潺潺；留下来的西海固人，在地方党委政府引领下，从植树造林到改土治水，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正在走向生态红利不断释放的“机遇之海”。
迁出百万人 换得千山绿
“西海固”是宁夏中南部9个县区的概称，西——西吉，海——海原，固——固原，构成其核心区域。“喊叫水”“旱天岭”“水断头”等“求水若渴”的地名，道出往昔缺水、地焦的恶劣生态环境。
在这里，每平方公里土地理论上最多承载22人，却一度要养活142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通过吊庄移民、生态移民、劳务移民等方式，将123万人搬出大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投入105亿元实施的35万生态移民工程，大大减轻了西海固的人口、资源矛盾，移民得以在近水、沿路、靠城的区域拔掉穷根。与此同时，迁出区800多万亩生态用地和未利用地也得到自然恢复。
47岁的固原市隆德县观堡村村民李小钢，见证了“迁出百万人，换得千山绿”的变化，更有幸成为山林守护人之一。“变化真是太大了！以前一场大雨都能把庄稼冲走。现在刮再大的风也不见土，看着满山绿色，搬出去的人回来都不敢相信这里曾是自己的家。”李小钢说。
自2016年起，宁夏在西海固地区开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目前已有万余名生态护林员上岗，每人年均工资1万元。
2003年宁夏全境实施封山禁牧时，马维虎刚成为固原市原州区青石林场的一名护林员。禁牧初期，放牧村民和护林员玩“躲猫猫”。但即使是自己的大哥上山放牧，马维虎也毫不留情地把羊扣下。“为此我们俩三年没说过一句话。”马维虎说。而今，马维虎感慨乡亲们不仅变得特别支持他的工作，还和他一起“护绿”。
现在的西海固大地已然群山葱茏、梯田层绿，水土流失治理程度达到80%，年平均减少入黄泥沙3000万吨以上。固原市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1.4%提升至目前的27.28%。近期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名单，固原市榜上有名。
近年来，金钱豹等珍稀动物频频现身。大自然精灵们的光临，正是对西海固山水“换装记”最有说服力的认可。
不单纯追求增长 更关注质的提升
海拔2110米，在位于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水沟林场，两片试验林地对比显著——一片林子排列密集，但树干细得可怜，树下难觅草本植被；另一片看着稀疏，但阳光通透，地表灌木和草木盎然生长。
种得密一定好吗？这个问题，放在前些年，可能还有不同答案。早在20世纪80年代，造林直接目标是尽快让大山绿起来。种得过密的“高龄树”如今遭遇“成长的烦恼”——密度过大、林分单一、土壤酸化、水源涵养能力下降。
是时候更新生态建设理念了。六盘山地区是建设宁夏南部水源涵养区的重要坐标，也是西北重要的生态屏障，宁夏林草部门2019年启动了“六盘山区高密度人工林质量精准提升研究与示范”项目。
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院长余治甲一直关注着试验林地的变化。通过不同密度间伐效果的对比，进而确定适宜方式来致力最终形成多树种、多层型、可天然更新的高质量森林生态系统。
“无论当初密集地种，还是如今科学地砍伐，都是为了生态更好。现在生态建设理念更关注质的提升。”余治甲说。
固原市以流域为基本单元，针对不同山形、沟道、土质等要素特征，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并举，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绿、一个流域接着一个流域攻……仅彭阳一县，森林资源保存面积由27万亩增加到180.16万亩。
中卫市海原县是西海固中“海”的所在地，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其干旱程度之深可谓西海固之最。
在距海原县一个小时车程的老虎村，这里的新貌令人震撼——山坡上，密密麻麻刨挖出用于种树的“鱼鳞坑”；山坡下，移民迁出而废弃的老宅已被草木掩映；道路两旁，新栽种的火炬树迎风挺立，一排排望不到边。
“山沟里的群众迁出后，我们先进行自然恢复，这两年通过人工干预补植补造乔木和灌木，植被更稳定了，景观也更错落有致、色彩丰富。”海原县自然资源局局长田小武说。
他形象地说，过去西海固“天上下雨地下流，肥土冲到沟里头”，现在通过“山顶林草戴帽子、山腰梯田系带子、沟谷乔木穿靴子”等治理方式，水不下山、泥不出沟。
生态林建设如此，经济林建设亦如此。
前些年，苗木产业一度成为西海固部分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然而，针叶多、阔叶少，小苗多、大苗少等种植结构短板逐渐显现，苗木大面积滞销，曾经的“钱袋子”成为“烫手山芋”，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云杉、油松价格以前能卖到五六十块一株，现在十几块钱都没人要，目前基地还有15亩云杉卖不出去。”在固原市原州区流转了400亩地种植苗木的王勇告诉记者。
后来，王勇根据绿化市场变化和政府引导，调整育苗结构，大面积增加了四季玫瑰、大花月季等花卉类及红梅杏、樱桃等经果林苗木。“价格好，市场也好，除了政府绿化采购外，老百姓自家美化庭院也有很大需求。”
山山水水焕然一新，西海固的灵气日益外露。
田小武欣慰地说：“生态建设的阵地不止在大山荒野，触角已延伸到千家万户。以海原县为例，这里以乡村空地、房前屋后等为重点，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让老百姓‘抬头见绿，出门见花’。”
念好“生态经” 走出致富路
“我的‘致富经’就是念好‘生态经’，绿水青山是最宝贵的资源，我们不能端着金饭碗挨饿。”西海固人焦建鹏，大学毕业后曾到城市搞广告公司。伴随退耕还林的推进，他10年前又回到老家固原市西吉县龙王坝村“搞生态”。
建立合作社、发展休闲农业、成立旅游公司……焦建鹏当起致富带头人，把穷乡村打造成颇有名气的旅游村。去年，龙王坝村接待游客达19万人次，人均纯收入达11200元。
“一产利用生态、二产服从生态、三产保护生态，发展林果经济、林下经济、庭院经济，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新渠道。”固原市自然资源局副调研员裴京斐说。目前固原市已培育出近500个乡村旅游点，形成各具特色的县域乡村旅游板块和聚集带。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海原县关桥乡，以前百姓在房前屋后栽上几棵梨树，不具规模也没有品牌效应。这两年，当地在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还依托村庄面貌，规划了步道、观景台、停车场等服务设施，昔日的西海固山乡被打造成集休闲、旅游及农产品加工一条龙的特色“梨花小镇”。
47岁的关桥乡方堡村村民张小龙在“梨花小镇”租下摊位做起了烧烤生意。连他自己都不敢想，节假日每天竟能有2000元左右的纯收入。“现在树多了、山绿了，守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饭。”
实施国家储备林、“碳汇交易”项目，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发展智慧低碳城镇项目……宁夏致力以增绿量、建机制、富百姓为基础做实生态经济。当生态改善政策在西海固大地陆续落地，生态红利不断放大。
当前，乘着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东风，西海固地区正努力通过山林权改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打造“生态经济”新高地等一系列举措，寻找为生态赋能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老百姓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提高了。这两年国家、自治区层面对生态建设的投入和支持力度都在加大，因此基层更有决心和能力解决老问题、蹚出新路子。”固原市隆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马进川说 。（新华社银川6月12日电）
迁出百万人 换得千山绿
“西海固”是宁夏中南部9个县区的概称，西——西吉，海——海原，固——固原，构成其核心区域。“喊叫水”“旱天岭”“水断头”等“求水若渴”的地名，道出往昔缺水、地焦的恶劣生态环境。
在这里，每平方公里土地理论上最多承载22人，却一度要养活142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通过吊庄移民、生态移民、劳务移民等方式，将123万人搬出大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投入105亿元实施的35万生态移民工程，大大减轻了西海固的人口、资源矛盾，移民得以在近水、沿路、靠城的区域拔掉穷根。与此同时，迁出区800多万亩生态用地和未利用地也得到自然恢复。
47岁的固原市隆德县观堡村村民李小钢，见证了“迁出百万人，换得千山绿”的变化，更有幸成为山林守护人之一。“变化真是太大了！以前一场大雨都能把庄稼冲走。现在刮再大的风也不见土，看着满山绿色，搬出去的人回来都不敢相信这里曾是自己的家。”李小钢说。
自2016年起，宁夏在西海固地区开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目前已有万余名生态护林员上岗，每人年均工资1万元。
2003年宁夏全境实施封山禁牧时，马维虎刚成为固原市原州区青石林场的一名护林员。禁牧初期，放牧村民和护林员玩“躲猫猫”。但即使是自己的大哥上山放牧，马维虎也毫不留情地把羊扣下。“为此我们俩三年没说过一句话。”马维虎说。而今，马维虎感慨乡亲们不仅变得特别支持他的工作，还和他一起“护绿”。
现在的西海固大地已然群山葱茏、梯田层绿，水土流失治理程度达到80%，年平均减少入黄泥沙3000万吨以上。固原市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1.4%提升至目前的27.28%。近期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名单，固原市榜上有名。
近年来，金钱豹等珍稀动物频频现身。大自然精灵们的光临，正是对西海固山水“换装记”最有说服力的认可。
不单纯追求增长 更关注质的提升
海拔2110米，在位于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水沟林场，两片试验林地对比显著——一片林子排列密集，但树干细得可怜，树下难觅草本植被；另一片看着稀疏，但阳光通透，地表灌木和草木盎然生长。
种得密一定好吗？这个问题，放在前些年，可能还有不同答案。早在20世纪80年代，造林直接目标是尽快让大山绿起来。种得过密的“高龄树”如今遭遇“成长的烦恼”——密度过大、林分单一、土壤酸化、水源涵养能力下降。
是时候更新生态建设理念了。六盘山地区是建设宁夏南部水源涵养区的重要坐标，也是西北重要的生态屏障，宁夏林草部门2019年启动了“六盘山区高密度人工林质量精准提升研究与示范”项目。
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院长余治甲一直关注着试验林地的变化。通过不同密度间伐效果的对比，进而确定适宜方式来致力最终形成多树种、多层型、可天然更新的高质量森林生态系统。
“无论当初密集地种，还是如今科学地砍伐，都是为了生态更好。现在生态建设理念更关注质的提升。”余治甲说。
固原市以流域为基本单元，针对不同山形、沟道、土质等要素特征，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并举，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绿、一个流域接着一个流域攻……仅彭阳一县，森林资源保存面积由27万亩增加到180.16万亩。
中卫市海原县是西海固中“海”的所在地，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其干旱程度之深可谓西海固之最。
在距海原县一个小时车程的老虎村，这里的新貌令人震撼——山坡上，密密麻麻刨挖出用于种树的“鱼鳞坑”；山坡下，移民迁出而废弃的老宅已被草木掩映；道路两旁，新栽种的火炬树迎风挺立，一排排望不到边。
“山沟里的群众迁出后，我们先进行自然恢复，这两年通过人工干预补植补造乔木和灌木，植被更稳定了，景观也更错落有致、色彩丰富。”海原县自然资源局局长田小武说。
他形象地说，过去西海固“天上下雨地下流，肥土冲到沟里头”，现在通过“山顶林草戴帽子、山腰梯田系带子、沟谷乔木穿靴子”等治理方式，水不下山、泥不出沟。
生态林建设如此，经济林建设亦如此。
前些年，苗木产业一度成为西海固部分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然而，针叶多、阔叶少，小苗多、大苗少等种植结构短板逐渐显现，苗木大面积滞销，曾经的“钱袋子”成为“烫手山芋”，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云杉、油松价格以前能卖到五六十块一株，现在十几块钱都没人要，目前基地还有15亩云杉卖不出去。”在固原市原州区流转了400亩地种植苗木的王勇告诉记者。
后来，王勇根据绿化市场变化和政府引导，调整育苗结构，大面积增加了四季玫瑰、大花月季等花卉类及红梅杏、樱桃等经果林苗木。“价格好，市场也好，除了政府绿化采购外，老百姓自家美化庭院也有很大需求。”
山山水水焕然一新，西海固的灵气日益外露。
田小武欣慰地说：“生态建设的阵地不止在大山荒野，触角已延伸到千家万户。以海原县为例，这里以乡村空地、房前屋后等为重点，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让老百姓‘抬头见绿，出门见花’。”
念好“生态经” 走出致富路
“我的‘致富经’就是念好‘生态经’，绿水青山是最宝贵的资源，我们不能端着金饭碗挨饿。”西海固人焦建鹏，大学毕业后曾到城市搞广告公司。伴随退耕还林的推进，他10年前又回到老家固原市西吉县龙王坝村“搞生态”。
建立合作社、发展休闲农业、成立旅游公司……焦建鹏当起致富带头人，把穷乡村打造成颇有名气的旅游村。去年，龙王坝村接待游客达19万人次，人均纯收入达11200元。
“一产利用生态、二产服从生态、三产保护生态，发展林果经济、林下经济、庭院经济，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新渠道。”固原市自然资源局副调研员裴京斐说。目前固原市已培育出近500个乡村旅游点，形成各具特色的县域乡村旅游板块和聚集带。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海原县关桥乡，以前百姓在房前屋后栽上几棵梨树，不具规模也没有品牌效应。这两年，当地在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还依托村庄面貌，规划了步道、观景台、停车场等服务设施，昔日的西海固山乡被打造成集休闲、旅游及农产品加工一条龙的特色“梨花小镇”。
47岁的关桥乡方堡村村民张小龙在“梨花小镇”租下摊位做起了烧烤生意。连他自己都不敢想，节假日每天竟能有2000元左右的纯收入。“现在树多了、山绿了，守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饭。”
实施国家储备林、“碳汇交易”项目，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发展智慧低碳城镇项目……宁夏致力以增绿量、建机制、富百姓为基础做实生态经济。当生态改善政策在西海固大地陆续落地，生态红利不断放大。
当前，乘着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东风，西海固地区正努力通过山林权改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打造“生态经济”新高地等一系列举措，寻找为生态赋能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老百姓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提高了。这两年国家、自治区层面对生态建设的投入和支持力度都在加大，因此基层更有决心和能力解决老问题、蹚出新路子。”固原市隆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马进川说 。（新华社银川6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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