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論文打卡+46】
《唐代“貞觀之治”的儒治問題新探》
——孫景壇
一、唐代“貞觀之治”的主要治國思想為“儒、釋、道”或“道”之商榷
唐初,尤其是“貞觀之治”,其主要信仰為儒教,這是十分明確的。
唐初統治者在貫徹《道德經》`慎動兵革'精神方面也做得很好,唐初治國方略是偃武修文。”
但李氏父子這裡所用的道家思想,不是道家特有的主張,儒家對此也有類似的看法,是儒、道在思想上共有的東西;而且,此時唐沒有將《道德經》置為治國經典,李氏父子在治國思想上,一直是以儒家為主,同時兼收並蓄。
二、唐代“貞觀之治”時期儒學的主要特點
第一,關於對儒家經典的選擇。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主要儒家經典仍是《五經》。但是,必須指出:
唐代尤其“貞觀之治”時期的《五經》與以往是不一樣的,如漢武帝時期的《五經》是《詩》、《今文尚書》、《易》、《士禮》和《春秋公羊傳》,漢宣帝石渠閣會議之後,絀退了《春秋公羊傳》,增加了《春秋轂梁傳》,而“貞觀之治”時期的《五經》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和《春秋左傳》。
漢人自己講的是《七經》治國,還有《孝經》和《論語》,《孝經》和《論語》一直被視作《常經》,即是必備的基礎經學。
可見,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主要儒家經典應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春秋左傳》、《孝經》和《論語》等七經。
第二,關於對儒家經典的解讀。
唐代尤其“貞觀之治”時期的解經,主要是“正義”即“訓詁”和“義疏”。
“訓詁”主要是訓解字詞的音義,把握經文的原義;“義疏”則是在原義的基礎上進行發揮,對經文有所發展。
漢代解經主要是“訓詁”,也用“義理”,唐人不用“義理”,而重“訓詁”,還發明了“義疏”。
第三,關於對其他思想的寬容、兼容和並蓄問題。
第四,關於對理論聯繫實際問題的重視。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既倡導認真研讀儒學,又重視理論聯繫實際。
三、後來理學對唐代“貞觀之治”儒治的責難和曲解
第一,詬病“儒、釋、道”鼎立。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儒學,既在政治上堅持了以儒家為治國的主要思想,又在信仰上堅持信仰自由,是正確的。
第二,否認顏師古、孔穎達等對“貞觀之治”時期儒學的貢獻。
理學家在講到唐代儒學時,都諱言顏師古、孔穎達,只用主張“排佛”的韓愈來代表。
第三,詆毀“正義”。
理學認為,唐人對儒經的“正義”,即“訓詁”和“義疏”都是“章句之學”,用這種方法解經,是錯誤的。
理學家從解經之始,就摒棄唐人的“訓詁”和“義疏”,而用“義理”,如北宋邢昺新校《五經正義》和劉敞的《七經小傳》,就是這樣做的,而朱熹的《四書集注》則是這種解經方法的集大成。
事實上,“正義”是“我注六經”,堅持對經文原義的理解;“義理”是“六經注我”,脫離了原義,搞實用主義。
第四,歪曲唐代的主要儒經是擴大的《九經》系統。
在舊、新唐書中,有唐一代,“公羊學”的科舉對策只有一篇,即晚唐劉蕡仿董仲舒對策所制的對策,但卻名落孫山。
實際上,劉蕡“精《左氏春秋》”,當時被推舉來是參加《左傳》考試的,而他以《公羊》對,顯然是溜題了。
可見,《公羊傳》在中、晚唐時期仍不是主流儒經。
弄清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儒治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它使我們進一步明確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唐代治國的主導政治思想是儒學,後來理學說的“儒、釋、道”鼎立等不對。
第二,唐代的儒學經典主要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和《孝經》等擴大的《五經》系統,後來理學將《公羊傳》等強行塞入唐代主流儒經,是不對的。
唐代主流儒經沒有《公羊傳》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公羊傳》是董學和宋明理學的根本經典,唐代主流儒學中不含《公羊傳》,這是唐儒和宋儒(包括董仲舒)在經典上的根本區別。
第三,唐代的學術是開放的、信仰是自由的、思維是理性的,後來理學批評唐人不用“義理”解經,不妥。
第四,唐代治國思想的研究是中國傳統文化反思的根本。人類歷史每前進一步,
都要反思傳統,西方人對希臘、羅馬的科學反思,使西方最先步入現代文明,中國傳統文化反思長期在宋明理學中打轉,這是“怪圈”。
科學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基礎應在漢、唐,其中唐是根本。
《唐代“貞觀之治”的儒治問題新探》
——孫景壇
一、唐代“貞觀之治”的主要治國思想為“儒、釋、道”或“道”之商榷
唐初,尤其是“貞觀之治”,其主要信仰為儒教,這是十分明確的。
唐初統治者在貫徹《道德經》`慎動兵革'精神方面也做得很好,唐初治國方略是偃武修文。”
但李氏父子這裡所用的道家思想,不是道家特有的主張,儒家對此也有類似的看法,是儒、道在思想上共有的東西;而且,此時唐沒有將《道德經》置為治國經典,李氏父子在治國思想上,一直是以儒家為主,同時兼收並蓄。
二、唐代“貞觀之治”時期儒學的主要特點
第一,關於對儒家經典的選擇。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主要儒家經典仍是《五經》。但是,必須指出:
唐代尤其“貞觀之治”時期的《五經》與以往是不一樣的,如漢武帝時期的《五經》是《詩》、《今文尚書》、《易》、《士禮》和《春秋公羊傳》,漢宣帝石渠閣會議之後,絀退了《春秋公羊傳》,增加了《春秋轂梁傳》,而“貞觀之治”時期的《五經》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和《春秋左傳》。
漢人自己講的是《七經》治國,還有《孝經》和《論語》,《孝經》和《論語》一直被視作《常經》,即是必備的基礎經學。
可見,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主要儒家經典應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春秋左傳》、《孝經》和《論語》等七經。
第二,關於對儒家經典的解讀。
唐代尤其“貞觀之治”時期的解經,主要是“正義”即“訓詁”和“義疏”。
“訓詁”主要是訓解字詞的音義,把握經文的原義;“義疏”則是在原義的基礎上進行發揮,對經文有所發展。
漢代解經主要是“訓詁”,也用“義理”,唐人不用“義理”,而重“訓詁”,還發明了“義疏”。
第三,關於對其他思想的寬容、兼容和並蓄問題。
第四,關於對理論聯繫實際問題的重視。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既倡導認真研讀儒學,又重視理論聯繫實際。
三、後來理學對唐代“貞觀之治”儒治的責難和曲解
第一,詬病“儒、釋、道”鼎立。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儒學,既在政治上堅持了以儒家為治國的主要思想,又在信仰上堅持信仰自由,是正確的。
第二,否認顏師古、孔穎達等對“貞觀之治”時期儒學的貢獻。
理學家在講到唐代儒學時,都諱言顏師古、孔穎達,只用主張“排佛”的韓愈來代表。
第三,詆毀“正義”。
理學認為,唐人對儒經的“正義”,即“訓詁”和“義疏”都是“章句之學”,用這種方法解經,是錯誤的。
理學家從解經之始,就摒棄唐人的“訓詁”和“義疏”,而用“義理”,如北宋邢昺新校《五經正義》和劉敞的《七經小傳》,就是這樣做的,而朱熹的《四書集注》則是這種解經方法的集大成。
事實上,“正義”是“我注六經”,堅持對經文原義的理解;“義理”是“六經注我”,脫離了原義,搞實用主義。
第四,歪曲唐代的主要儒經是擴大的《九經》系統。
在舊、新唐書中,有唐一代,“公羊學”的科舉對策只有一篇,即晚唐劉蕡仿董仲舒對策所制的對策,但卻名落孫山。
實際上,劉蕡“精《左氏春秋》”,當時被推舉來是參加《左傳》考試的,而他以《公羊》對,顯然是溜題了。
可見,《公羊傳》在中、晚唐時期仍不是主流儒經。
弄清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儒治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它使我們進一步明確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唐代治國的主導政治思想是儒學,後來理學說的“儒、釋、道”鼎立等不對。
第二,唐代的儒學經典主要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和《孝經》等擴大的《五經》系統,後來理學將《公羊傳》等強行塞入唐代主流儒經,是不對的。
唐代主流儒經沒有《公羊傳》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公羊傳》是董學和宋明理學的根本經典,唐代主流儒學中不含《公羊傳》,這是唐儒和宋儒(包括董仲舒)在經典上的根本區別。
第三,唐代的學術是開放的、信仰是自由的、思維是理性的,後來理學批評唐人不用“義理”解經,不妥。
第四,唐代治國思想的研究是中國傳統文化反思的根本。人類歷史每前進一步,
都要反思傳統,西方人對希臘、羅馬的科學反思,使西方最先步入現代文明,中國傳統文化反思長期在宋明理學中打轉,這是“怪圈”。
科學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基礎應在漢、唐,其中唐是根本。
今日法条：被保险人的同意
探险者联盟，
探人身之险，
探财产之险，
我们用专业的知识，用理性的思考，用中立的态度，
拨云见天，
一路探寻那条安心，适合，稳妥的保障之路！
探险者联盟可提供保单整理，保险产品检视，保障方案设计等相关财产/人身保障服务（个人/企业均可）#国旗法国徽法迎来重要修改#
探险者联盟，
探人身之险，
探财产之险，
我们用专业的知识，用理性的思考，用中立的态度，
拨云见天，
一路探寻那条安心，适合，稳妥的保障之路！
探险者联盟可提供保单整理，保险产品检视，保障方案设计等相关财产/人身保障服务（个人/企业均可）#国旗法国徽法迎来重要修改#
今日法条：保险理赔金权益归属与保护
如何传承给自己想要照顾的人？
需要我们好好设计受益人！
探险者联盟，
探人身之险，
探财产之险，
我们用专业的知识，用理性的思考，用中立的态度，
拨云见天，
一路探寻那条安心，适合，稳妥的保障之路！
探险者联盟可提供保单整理，保险产品检视，保障方案设计等相关财产/人身保障服务（个人/企业均可）
如何传承给自己想要照顾的人？
需要我们好好设计受益人！
探险者联盟，
探人身之险，
探财产之险，
我们用专业的知识，用理性的思考，用中立的态度，
拨云见天，
一路探寻那条安心，适合，稳妥的保障之路！
探险者联盟可提供保单整理，保险产品检视，保障方案设计等相关财产/人身保障服务（个人/企业均可）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