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如何看待M2与社融及M1增速背离】#透过财经看世界# #财经#
“社融是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M2是金融机构的货币供给”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能简单地推动大幅度宽货币、宽信用，搞大水漫灌，而是要在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8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59.51万亿元，同比增长12.2%，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2个和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6.46万亿元，同比增长6.1%，增速比上月末低0.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1.9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37.21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比上月低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
针对上述数据，有人认为，社融是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M2是金融机构的货币供给，（继7月之后）8月继续呈现社融回落、M2高增的背离特征，且M1增速也明显回落，反映出货币政策宽松，但从宽货币到宽信用传导不畅，货币政策部门给了金融机构很多钱，但企业和居民不来借，钱都堆积在银行体系内形成堰塞湖（并未进入实体领域），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不旺，稳增长急需推动从宽货币转为宽信用。
上述说法存在概念上的偏差，还需要仔细斟酌。
首先需要明确，社融与M2并不是完全对应的。
1、在我国，M2（广义货币）是指社会上持有的货币（购买力）总量，包括流通中现金（M0），以及银行吸收的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个人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其中，M0加上企事业单位结算类活期存款，即为狭义货币（M1）；M2则等于M1加上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以及居民个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M0、M1与M2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反映的是中央银行与各类银行投放出来已经被社会主体所拥有的货币，这些货币尽管大量存放在银行，并不代表其都堆积在银行体系内形成堰塞湖而未进入到实体领域。如果银行利用这些存款（货币）更多的向企业和居民等进行信贷投放，作为间接融资，只会增加更多的存款（货币），推动M2更大幅度的增长，而并不会减少现有存款，降低M2增幅。
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投放主要由各类银行通过向中央银行以外的社会主体购买黄金、外汇等金融产品，以及向社会主体提供信贷投放（发放贷款、购买债券、提供透支等）实现，可以直接提供现金，更多的则是直接记入社会主体的存款账户（存款），现金和存款都成为货币的表现形态，而且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存款或数字货币，现金所占比重越来越低（现在依然将货币等同于现金，是完全过时的、不准确的）。中央银行主要负责现金的管理（包括设计、印制、投放、流通和回笼等），但中央银行并不直接面向社会主体办理现金投放和回笼等相关事宜，而是主要面向商业银行办理，再由商业银行面向社会主体办理现金的投放和回笼。中央银行更不能直接面向社会主体进行信贷投放，包括不能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向政府提供透支，而只能为维持金融体系稳定，面向金融机构（主要是各类银行）进行基础货币投放、提供流动性支持（《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提供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的除外；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所以，央行不再是货币投放的主体，银行才是货币投放的主体；央行主要负责基础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调控，央行扩大对金融机构的基础货币投放，并不一定能推动社会货币总量同比例或更大幅度的增长；现金投放不再是货币投放的全部，存款在货币总量中占据绝对高的比重。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各国一般规定，由中央银行经理国库，即政府收缴的税费收入或发行债券，会从缴纳税费或购买债券的企业或个人等主体的银行存款，转入政府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将货币从社会上回笼到中央银行，会减少社会货币总量（M2）。而政府实际进行各种开支时，则会转化为企事业单位等的银行存款，即增加社会货币总量。这样，政府部门在中央银行的财政性存款的增加与减少，就成为影响货币总量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M2只是反映一定时点全社会持有的货币总量，并不是反映金融机构的货币供给。反映金融机构货币供给的，更多的是“社会融资规模”（社融）。
2、社会融资规模是指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或信用支持总额，分为一定时点的存量规模与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的增量规模两类指标（这里的金融体系为整体金融的概念）。比如：2022年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37.21万亿元，同比增长10.5%；8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5571亿元。
社会融资规模会列明不同融资渠道提供的融资规模，比如：
8月末社融总量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06.8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为2.19万亿元，同比下降6.7%；委托贷款余额为11.06万亿元，同比增长1.2%；信托贷款余额为3.88万亿元，同比下降27.4%；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2.9万亿元，同比下降11.5%；企业债券余额为31.54万亿元，同比增长8%；政府债券余额为58.42万亿元，同比增长17.6%；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10.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9%。
8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33万亿元，同比多增631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826亿元，同比多减1173亿元；委托贷款增加1755亿元，同比多增1578亿元；信托贷款减少472亿元，同比少减890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3485亿元，同比多增3358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148亿元，同比少3501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3045亿元，同比少6693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1251亿元，同比少227亿元。1-8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4.1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1万亿元。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第一，社会融资规模仅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或信用支持，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从政府（财政）直接获得的税费返回、政府补贴、购物券等，同样会增加社会货币总量，但并不纳入社会融资规模中。例如，国家税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新增减税累计10088亿元，新增降费累计1647亿元。2022年截至6月25日，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累计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约2.58万亿元（其中，增值税留抵退税18266亿元，是去年全年退税规模的2.8倍；新增减税降费2859亿元；缓缴税费4632亿元）。预计上半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将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约2.86万亿元，全年规模更大。这成为推动M2与社融增速出现背离，M2同比增速自3月开始不断提高，自4月即超过社融增速的重要因素。
另外，银行提高或降低存款利率，相应增加或减少利息支出，会增加或减少货币投放；银行提高或降低贷款利率乃至减免贷款利息，相应增加或减少利息收入，会减少或增加货币投放。这会影响到M2，但并不会影响到社融。
2022年M1、M2和社融各月增速（%）
第二，社融中有的因素并不会直接影响到M2的变化。比如，M2仅指人民币的总量，而不包含外币。但社融中包含了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并未实现真正的信贷投放，并不会增加货币总量；严格意义上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企业或个人购买股票、债券等，都属于社会主体间的直接融资，都不会增加货币总量；银行核销不良贷款，会减少贷款余额规模，影响贷款增长速度，但不会直接影响到货币总量。
今年一个特殊情况是，在房地产开发商大量陷入流动性或债务危机，6月底开始又出现快速蔓延的住房贷款“停贷潮”后，不少地方政府都加大了对房地产的支持力度，其中包括扩大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运用申请公积金贷款的职工所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委托商业银行向其发放的房屋抵押贷款）支持力度，这可能成为7月以来委托贷款同比多增的重要原因，会影响社融增长，但不会扩大货币总量。
综上，说“社融是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M2是金融机构的货币供给”并不准确。M2的影响因素比社融更加复杂，其增幅波动也比社融更加明显。
从贷款增长情况看，8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25万亿元，比上月多增0.57万亿元。其中，住户贷款增加4580亿元，比上月多增3363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750亿元，比上月多增5873亿元；企业票据融资增加1591亿元，比上月新增额减少了1545亿元。反映出人民币贷款增长进一步改善。
从M1的增速看，作为流通中现金与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并不是越多越好，其中，减少流通中现金的比重甚至规模是大势所趋；企事业单位为提高资金收益，也应该将活期存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M1余额增减并不一定能反映出企业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尽管8月M1增速环比下降了0.6个百分点，但同比增长6.1%，仍比去年6-12月各月的增速要高，并不成问题。
综合社融、M2与M1增长情况看，现在的问题不是货币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全社会的存款与贷款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存在越来越严重的差距；有存款、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企业或个人，并不一定需要贷款，尽管银行愿意扩大贷款支持，对其提供贷款的利率越来越低；而急需要贷款的，往往是缺乏存款和稳定的收入来源，需要扩大贷款保持流动性或日常开支的，但银行基于防控风险考虑，并不愿意给予足够的贷款支持，利率降低不一定能够惠及他们。所以，不能简单地推动大幅度宽货币、宽信用，搞大水漫灌，而是要在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新推出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积极落实好国务院确定的稳经济一篮子政策举措和要求，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与活力，保持经济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尽快恢复增长。
“社融是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M2是金融机构的货币供给”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能简单地推动大幅度宽货币、宽信用，搞大水漫灌，而是要在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8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59.51万亿元，同比增长12.2%，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2个和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6.46万亿元，同比增长6.1%，增速比上月末低0.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1.9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37.21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比上月低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
针对上述数据，有人认为，社融是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M2是金融机构的货币供给，（继7月之后）8月继续呈现社融回落、M2高增的背离特征，且M1增速也明显回落，反映出货币政策宽松，但从宽货币到宽信用传导不畅，货币政策部门给了金融机构很多钱，但企业和居民不来借，钱都堆积在银行体系内形成堰塞湖（并未进入实体领域），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不旺，稳增长急需推动从宽货币转为宽信用。
上述说法存在概念上的偏差，还需要仔细斟酌。
首先需要明确，社融与M2并不是完全对应的。
1、在我国，M2（广义货币）是指社会上持有的货币（购买力）总量，包括流通中现金（M0），以及银行吸收的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个人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其中，M0加上企事业单位结算类活期存款，即为狭义货币（M1）；M2则等于M1加上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以及居民个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M0、M1与M2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反映的是中央银行与各类银行投放出来已经被社会主体所拥有的货币，这些货币尽管大量存放在银行，并不代表其都堆积在银行体系内形成堰塞湖而未进入到实体领域。如果银行利用这些存款（货币）更多的向企业和居民等进行信贷投放，作为间接融资，只会增加更多的存款（货币），推动M2更大幅度的增长，而并不会减少现有存款，降低M2增幅。
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投放主要由各类银行通过向中央银行以外的社会主体购买黄金、外汇等金融产品，以及向社会主体提供信贷投放（发放贷款、购买债券、提供透支等）实现，可以直接提供现金，更多的则是直接记入社会主体的存款账户（存款），现金和存款都成为货币的表现形态，而且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存款或数字货币，现金所占比重越来越低（现在依然将货币等同于现金，是完全过时的、不准确的）。中央银行主要负责现金的管理（包括设计、印制、投放、流通和回笼等），但中央银行并不直接面向社会主体办理现金投放和回笼等相关事宜，而是主要面向商业银行办理，再由商业银行面向社会主体办理现金的投放和回笼。中央银行更不能直接面向社会主体进行信贷投放，包括不能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向政府提供透支，而只能为维持金融体系稳定，面向金融机构（主要是各类银行）进行基础货币投放、提供流动性支持（《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提供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的除外；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所以，央行不再是货币投放的主体，银行才是货币投放的主体；央行主要负责基础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调控，央行扩大对金融机构的基础货币投放，并不一定能推动社会货币总量同比例或更大幅度的增长；现金投放不再是货币投放的全部，存款在货币总量中占据绝对高的比重。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各国一般规定，由中央银行经理国库，即政府收缴的税费收入或发行债券，会从缴纳税费或购买债券的企业或个人等主体的银行存款，转入政府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将货币从社会上回笼到中央银行，会减少社会货币总量（M2）。而政府实际进行各种开支时，则会转化为企事业单位等的银行存款，即增加社会货币总量。这样，政府部门在中央银行的财政性存款的增加与减少，就成为影响货币总量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M2只是反映一定时点全社会持有的货币总量，并不是反映金融机构的货币供给。反映金融机构货币供给的，更多的是“社会融资规模”（社融）。
2、社会融资规模是指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或信用支持总额，分为一定时点的存量规模与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的增量规模两类指标（这里的金融体系为整体金融的概念）。比如：2022年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37.21万亿元，同比增长10.5%；8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5571亿元。
社会融资规模会列明不同融资渠道提供的融资规模，比如：
8月末社融总量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06.8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为2.19万亿元，同比下降6.7%；委托贷款余额为11.06万亿元，同比增长1.2%；信托贷款余额为3.88万亿元，同比下降27.4%；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2.9万亿元，同比下降11.5%；企业债券余额为31.54万亿元，同比增长8%；政府债券余额为58.42万亿元，同比增长17.6%；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10.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9%。
8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33万亿元，同比多增631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826亿元，同比多减1173亿元；委托贷款增加1755亿元，同比多增1578亿元；信托贷款减少472亿元，同比少减890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3485亿元，同比多增3358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148亿元，同比少3501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3045亿元，同比少6693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1251亿元，同比少227亿元。1-8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4.1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1万亿元。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第一，社会融资规模仅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或信用支持，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从政府（财政）直接获得的税费返回、政府补贴、购物券等，同样会增加社会货币总量，但并不纳入社会融资规模中。例如，国家税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新增减税累计10088亿元，新增降费累计1647亿元。2022年截至6月25日，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累计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约2.58万亿元（其中，增值税留抵退税18266亿元，是去年全年退税规模的2.8倍；新增减税降费2859亿元；缓缴税费4632亿元）。预计上半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将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约2.86万亿元，全年规模更大。这成为推动M2与社融增速出现背离，M2同比增速自3月开始不断提高，自4月即超过社融增速的重要因素。
另外，银行提高或降低存款利率，相应增加或减少利息支出，会增加或减少货币投放；银行提高或降低贷款利率乃至减免贷款利息，相应增加或减少利息收入，会减少或增加货币投放。这会影响到M2，但并不会影响到社融。
2022年M1、M2和社融各月增速（%）
第二，社融中有的因素并不会直接影响到M2的变化。比如，M2仅指人民币的总量，而不包含外币。但社融中包含了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并未实现真正的信贷投放，并不会增加货币总量；严格意义上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企业或个人购买股票、债券等，都属于社会主体间的直接融资，都不会增加货币总量；银行核销不良贷款，会减少贷款余额规模，影响贷款增长速度，但不会直接影响到货币总量。
今年一个特殊情况是，在房地产开发商大量陷入流动性或债务危机，6月底开始又出现快速蔓延的住房贷款“停贷潮”后，不少地方政府都加大了对房地产的支持力度，其中包括扩大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运用申请公积金贷款的职工所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委托商业银行向其发放的房屋抵押贷款）支持力度，这可能成为7月以来委托贷款同比多增的重要原因，会影响社融增长，但不会扩大货币总量。
综上，说“社融是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M2是金融机构的货币供给”并不准确。M2的影响因素比社融更加复杂，其增幅波动也比社融更加明显。
从贷款增长情况看，8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25万亿元，比上月多增0.57万亿元。其中，住户贷款增加4580亿元，比上月多增3363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750亿元，比上月多增5873亿元；企业票据融资增加1591亿元，比上月新增额减少了1545亿元。反映出人民币贷款增长进一步改善。
从M1的增速看，作为流通中现金与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并不是越多越好，其中，减少流通中现金的比重甚至规模是大势所趋；企事业单位为提高资金收益，也应该将活期存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M1余额增减并不一定能反映出企业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尽管8月M1增速环比下降了0.6个百分点，但同比增长6.1%，仍比去年6-12月各月的增速要高，并不成问题。
综合社融、M2与M1增长情况看，现在的问题不是货币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全社会的存款与贷款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存在越来越严重的差距；有存款、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企业或个人，并不一定需要贷款，尽管银行愿意扩大贷款支持，对其提供贷款的利率越来越低；而急需要贷款的，往往是缺乏存款和稳定的收入来源，需要扩大贷款保持流动性或日常开支的，但银行基于防控风险考虑，并不愿意给予足够的贷款支持，利率降低不一定能够惠及他们。所以，不能简单地推动大幅度宽货币、宽信用，搞大水漫灌，而是要在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新推出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积极落实好国务院确定的稳经济一篮子政策举措和要求，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与活力，保持经济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尽快恢复增长。
昨天跌，今天是一个小幅反弹修复的行情。个股还是跌多涨少，科创板大跌。光伏电源电机大跌领跌，其他跌幅居前的还有旅游酒店，半导体，电子元件，风电，光学光电子等。大金融，医疗消费，地产，建材等权重蓝筹股启动，带动指数反弹，稳住了大盘杀个股，杀小票，杀新能源赛道。指数形态得到修复，个股方面还是没有赚钱效应，大多数下跌亏钱的。#A股##今日股市#
【合肥“攥指成拳”织密基层监督网】力量集中、办案协同、联动同步、管理统一……近年来，市纪委监委持续推进乡镇（街道）纪检监察协作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明确协作区的组织形式、职责定位、运行机制等，织密扎牢基层监督网，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一线、向群众身边延伸。
攥指成拳，增强办案合力
“这起案件情况复杂，由街道纪工委独立查办难度较大……”2021年1月，巢湖市卧牛山街道纪工委在处置花园社区书记的问题线索时，发现社区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可能存在违规将储藏室销售款账外私存，并从中发放补贴的情况。
考虑到该案涉案金额较大、涉案人员较多，巢湖市纪委监委决定采用“室组地”联合办案方式，由巢湖市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牵头联合第三纪检监察协作区、卧牛山街道纪工委组成专班开展线索核查工作，实行交叉办案、异地办案。最终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给予5人党纪政务处分，该社区书记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98万元的储藏室销售款也上交到街道财政账户。“协作区统筹力量、协同办案，让有限的力量攥指成拳，发挥出1+1>2的合力。”巢湖市卧牛山街道纪工委书记陈旺青说。
人手不足、干扰多等因素，一直制约着基层纪检监察工作的开展。对此，瑶海区纪委监委建立1个监察室+1个派驻纪检监察组+N个镇街开发区纪委（纪工委、纪检监察工委）联动机制，将全区13个镇街开发区划分为3个协作区；同时，探索与辖区国企纪委合作机制，形成区纪委监委统一领导、内设机构具体指导、协作区统筹协作、基层纪检组织积极融入的运行模式。“协作区通过‘室组地’联动等方式，整合资源力量，措施协调高效，进一步增强了办案合力。”瑶海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协作区主任王敦虎说。
如何激发基层各参与主体积极性，推动形成监督合力？近年来，市纪委监委以协作区为纽带，整合县（市、区）纪委监委、乡镇街道纪（工）委、村级纪检委员力量，完善专项监督、交叉检查制度机制，构建“三纪联动”的基层监督网，实现基层从“单兵作战”向“攥指成拳”的转变。截至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建立34个协作区，推动破解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不敢监督、不会监督、不好监督的困局。
提级办理，破解办案难题
“这条线索涉及村‘两委’主要负责人，按照‘一事一授权’，属于协作区提级办理的情形。”2021年10月21日，长丰县双墩镇纪委收到县纪委监委交办的“反映大官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某涛冒领许湾小学附属物补偿款的问题”线索，在明确提级办理后，提请提级办理，第一协作区协调“室组地”力量，迅速查实案情。
“将重大复杂、乡镇自办确有困难的案件，提级到协作区办理，解决了‘办案难’问题。”长丰县纪委监委第三协作区主任叶礼成说，今年以来，协作区处置问题线索179件，立案43起，处理67人。
为明确协作区的组织形式、职责定位、运行机制等，今年以来，市纪委监委出台相关规定，推进纪检监察协作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进一步理顺协作区与县级纪委监委、乡镇（街道）党（工）委、纪（工）委的关系。“将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成果及时转化为治理效能。”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重点做实监督检查、严实审查调查、务实教育培训，对需要采取交叉、联合等方式进行提级办理的七类情况进行明确。
规范高效，提升协作水平
“原蜀山新产业园区综合管理处处长沈某清充当黑恶势力关系网，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们谋取私利……”2018年12月至2021年10月，蜀山区纪委监委分别收到省委巡视、市委巡察、信访举报关于沈某清相关问题线索9条。
由于时间跨度长、情况复杂等原因，案件核查进展缓慢，蜀山区纪委监委将问题线索交给第三纪检监察协作区办理。在区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指导下，该协作区统筹所联系的3个镇街、开发区的纪检力量成立核查组，迅速查实沈某清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充当黑恶势力“关系网”等严重违纪违法事实。今年5月，沈某清受到取消退休待遇的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协作区跨区域联动协作，大大提升了查办案件能力。”谈及协作区推行以来监督执纪的成效，蜀山区第三纪检监察协作区主任李建莉深有感触。
为确保协作区规范、有序、高效运转，市委积极推动协作区职责“清单化”、任务“具体化”，将协作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纳入年度市委改革督察事项、市纪委监委重点工作督办事项、县（市、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年度述职重要内容，定期调度、督查、通报；通过“室组地”联合办案，“巡察+协作区”、“派驻+协作区”联合监督等方式，充分发挥出室“统”的职能、组“协”的作用、地“近”的优势、巡“剑”的力量，提升协作区工作质效，切实把协作区打造成政治监督“前沿阵地”、审查调查“协作高地”、为民办事“暖心驻地”、纪检干部“培训基地”。
“今年1～7月，全市协作区累计处置问题线索423件，立案146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28人，运用四种形态处理339人。”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将以协作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为抓手，不断增强基层监督的有效性，让群众感受到纪检监察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刘颂 本报记者 苏龙鹏·
攥指成拳，增强办案合力
“这起案件情况复杂，由街道纪工委独立查办难度较大……”2021年1月，巢湖市卧牛山街道纪工委在处置花园社区书记的问题线索时，发现社区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可能存在违规将储藏室销售款账外私存，并从中发放补贴的情况。
考虑到该案涉案金额较大、涉案人员较多，巢湖市纪委监委决定采用“室组地”联合办案方式，由巢湖市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牵头联合第三纪检监察协作区、卧牛山街道纪工委组成专班开展线索核查工作，实行交叉办案、异地办案。最终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给予5人党纪政务处分，该社区书记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98万元的储藏室销售款也上交到街道财政账户。“协作区统筹力量、协同办案，让有限的力量攥指成拳，发挥出1+1>2的合力。”巢湖市卧牛山街道纪工委书记陈旺青说。
人手不足、干扰多等因素，一直制约着基层纪检监察工作的开展。对此，瑶海区纪委监委建立1个监察室+1个派驻纪检监察组+N个镇街开发区纪委（纪工委、纪检监察工委）联动机制，将全区13个镇街开发区划分为3个协作区；同时，探索与辖区国企纪委合作机制，形成区纪委监委统一领导、内设机构具体指导、协作区统筹协作、基层纪检组织积极融入的运行模式。“协作区通过‘室组地’联动等方式，整合资源力量，措施协调高效，进一步增强了办案合力。”瑶海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协作区主任王敦虎说。
如何激发基层各参与主体积极性，推动形成监督合力？近年来，市纪委监委以协作区为纽带，整合县（市、区）纪委监委、乡镇街道纪（工）委、村级纪检委员力量，完善专项监督、交叉检查制度机制，构建“三纪联动”的基层监督网，实现基层从“单兵作战”向“攥指成拳”的转变。截至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建立34个协作区，推动破解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不敢监督、不会监督、不好监督的困局。
提级办理，破解办案难题
“这条线索涉及村‘两委’主要负责人，按照‘一事一授权’，属于协作区提级办理的情形。”2021年10月21日，长丰县双墩镇纪委收到县纪委监委交办的“反映大官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某涛冒领许湾小学附属物补偿款的问题”线索，在明确提级办理后，提请提级办理，第一协作区协调“室组地”力量，迅速查实案情。
“将重大复杂、乡镇自办确有困难的案件，提级到协作区办理，解决了‘办案难’问题。”长丰县纪委监委第三协作区主任叶礼成说，今年以来，协作区处置问题线索179件，立案43起，处理67人。
为明确协作区的组织形式、职责定位、运行机制等，今年以来，市纪委监委出台相关规定，推进纪检监察协作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进一步理顺协作区与县级纪委监委、乡镇（街道）党（工）委、纪（工）委的关系。“将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成果及时转化为治理效能。”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重点做实监督检查、严实审查调查、务实教育培训，对需要采取交叉、联合等方式进行提级办理的七类情况进行明确。
规范高效，提升协作水平
“原蜀山新产业园区综合管理处处长沈某清充当黑恶势力关系网，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们谋取私利……”2018年12月至2021年10月，蜀山区纪委监委分别收到省委巡视、市委巡察、信访举报关于沈某清相关问题线索9条。
由于时间跨度长、情况复杂等原因，案件核查进展缓慢，蜀山区纪委监委将问题线索交给第三纪检监察协作区办理。在区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指导下，该协作区统筹所联系的3个镇街、开发区的纪检力量成立核查组，迅速查实沈某清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充当黑恶势力“关系网”等严重违纪违法事实。今年5月，沈某清受到取消退休待遇的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协作区跨区域联动协作，大大提升了查办案件能力。”谈及协作区推行以来监督执纪的成效，蜀山区第三纪检监察协作区主任李建莉深有感触。
为确保协作区规范、有序、高效运转，市委积极推动协作区职责“清单化”、任务“具体化”，将协作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纳入年度市委改革督察事项、市纪委监委重点工作督办事项、县（市、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年度述职重要内容，定期调度、督查、通报；通过“室组地”联合办案，“巡察+协作区”、“派驻+协作区”联合监督等方式，充分发挥出室“统”的职能、组“协”的作用、地“近”的优势、巡“剑”的力量，提升协作区工作质效，切实把协作区打造成政治监督“前沿阵地”、审查调查“协作高地”、为民办事“暖心驻地”、纪检干部“培训基地”。
“今年1～7月，全市协作区累计处置问题线索423件，立案146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28人，运用四种形态处理339人。”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将以协作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为抓手，不断增强基层监督的有效性，让群众感受到纪检监察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刘颂 本报记者 苏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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