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的中美关系，有点像春秋时期的齐国和秦国，一个是老大，一个是对老大形成有力威胁的老二，美国到处结盟打压中国用的其实就是"合纵之术"，而我们如何突破美国的结盟封锁成为关键: 采取传统的连横之术是下策；结合现今的国际局势调整结盟方式和对象搞升级版的连横之术是中策；学古通今，另辟蹊径用出人意料的方法破解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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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斋随笔》第66章[作揖][鲜花]
文 / 乐樵山人
【1】先生非是爱吟诗
南宋诗论家、诗人严羽，字丹丘，一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世称严沧浪，乃福建邵武莒溪人氏。严羽论诗，推重汉魏盛唐、号召学古，所著《沧浪诗话》名重于世，被誉为宋、元、明、清四朝诗话第一人。其《沧浪诗话·诗辨》有曰：“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
又曰：“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谓不幸也。”
袁枚《随园诗话》亦曰：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是故北宋大儒、易学大家邵雍先生，在其所撰《伊川击壤集》中有曰：所谓“击壤集，乃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唯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自古以来，写悲之名诗颇多，而写乐之诗，则为数甚少。由此可知，写乐之难矣哉！邵雍先生此集中，曾有《首尾吟》多首。山人颇爱之，每于闲暇之时，吟咏一二，亦可颇畅己怀。今谨附十余首，以飨诸君。其诗曰：
其一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春出时。
一点两点小雨过，三声五声流莺啼。
杯深似锦花间醉，车稳如茵草上归。
更在太平无事日，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二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可爱时。
实鉴造形难着发，鸾刀迎刃岂容丝。
风埃若不来侵路，尘土何由得上衣。
欲论诚明是难事，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三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忖度时。
先见固能无后悔，至诚方始有前知。
己之欲处人须欲，心可欺时天可欺。
只被世人难易地，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四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自得时。
已把乐为心事业，更将安作道枢机。
未来身上休思念，既入手中须指挥。
迎刃何烦多顾虑，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五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自足时。
开口笑多无若我，同心言少更为谁。
田园管勾凭诸子，樽俎安排仰老妻。
不信人间有忧事，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六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自喜时。
名在士人当盛世，生于中国作男儿。
良辰美景忍虚废，骤雨飘风无定期。
过此焉能事追悔，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七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喜老时。
好话说时常愈疾，善人逢处每忘机。
此心是物难为动，其志唯天然后知。
诗是尧夫分付处，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八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有激时。
留在胸中防作恨，发于词上恐成疵。
芝兰见处需收采，金玉逢时莫弃遗。
到此尧夫常自贺，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九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处困时。
事体极时观道妙，人情尽处看天机。
孝慈亲和未必见，松柏岁寒然后知。
匪石未闻心可转，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十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诧剑时。
当煅炼时分劲节，到磨砻处发光辉。
长蛇封豕休撩乱，狡兔妖狐莫陆离。
此器养来年岁久，尧夫非是爱吟诗。
十一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不寐时。
咀茹兰薰宜有主，恢张风雅更为谁。
三千来首收清月，二十余年撚白髭。
了却许多闲职分，尧夫非是爱吟诗。
十二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试墨时。
十室邑中须有信，三人行处岂无师。
谋谟不讲远疏略，思虑伤多又忸怩。
机会失时寻不得，尧夫非是爱吟诗。
十三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穷理时。
语爱何尝过父子，讲和曾未若夫妻。
恩多意思翻成恨，欢极情怀却似悲。
何事人间不如此，尧夫非是爱吟诗。
十四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赞易时。
士昧固难分体用，人灵岂不异蓍龟。
吉凶只向面前决，动静何烦心上疑。
由此敢开天下口，尧夫非是爱吟诗。
明道先生程颢，尝和其一。其诗云：
先生非是爱吟诗，为要形容至乐时。
醉里乾坤都寓物，闲来风月更输谁。
死生有命人何预，消长随时我不悲。
直到希夷无事处，先生非是爱吟诗。
司马光亦和有一首，其诗云：
尧夫非是爱吟诗，安乐窝中无所为。
古道白头无处用，今时青眼几人知。
嵩山洛水长相见，秋月春风不失期。
筋力虽衰才思壮，递年比较未尝亏。
《心斋随笔》第66章[作揖][鲜花]
文 / 乐樵山人
【1】先生非是爱吟诗
南宋诗论家、诗人严羽，字丹丘，一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世称严沧浪，乃福建邵武莒溪人氏。严羽论诗，推重汉魏盛唐、号召学古，所著《沧浪诗话》名重于世，被誉为宋、元、明、清四朝诗话第一人。其《沧浪诗话·诗辨》有曰：“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
又曰：“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谓不幸也。”
袁枚《随园诗话》亦曰：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是故北宋大儒、易学大家邵雍先生，在其所撰《伊川击壤集》中有曰：所谓“击壤集，乃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唯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自古以来，写悲之名诗颇多，而写乐之诗，则为数甚少。由此可知，写乐之难矣哉！邵雍先生此集中，曾有《首尾吟》多首。山人颇爱之，每于闲暇之时，吟咏一二，亦可颇畅己怀。今谨附十余首，以飨诸君。其诗曰：
其一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春出时。
一点两点小雨过，三声五声流莺啼。
杯深似锦花间醉，车稳如茵草上归。
更在太平无事日，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二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可爱时。
实鉴造形难着发，鸾刀迎刃岂容丝。
风埃若不来侵路，尘土何由得上衣。
欲论诚明是难事，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三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忖度时。
先见固能无后悔，至诚方始有前知。
己之欲处人须欲，心可欺时天可欺。
只被世人难易地，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四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自得时。
已把乐为心事业，更将安作道枢机。
未来身上休思念，既入手中须指挥。
迎刃何烦多顾虑，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五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自足时。
开口笑多无若我，同心言少更为谁。
田园管勾凭诸子，樽俎安排仰老妻。
不信人间有忧事，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六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自喜时。
名在士人当盛世，生于中国作男儿。
良辰美景忍虚废，骤雨飘风无定期。
过此焉能事追悔，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七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喜老时。
好话说时常愈疾，善人逢处每忘机。
此心是物难为动，其志唯天然后知。
诗是尧夫分付处，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八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有激时。
留在胸中防作恨，发于词上恐成疵。
芝兰见处需收采，金玉逢时莫弃遗。
到此尧夫常自贺，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九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处困时。
事体极时观道妙，人情尽处看天机。
孝慈亲和未必见，松柏岁寒然后知。
匪石未闻心可转，尧夫非是爱吟诗。
其十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诧剑时。
当煅炼时分劲节，到磨砻处发光辉。
长蛇封豕休撩乱，狡兔妖狐莫陆离。
此器养来年岁久，尧夫非是爱吟诗。
十一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不寐时。
咀茹兰薰宜有主，恢张风雅更为谁。
三千来首收清月，二十余年撚白髭。
了却许多闲职分，尧夫非是爱吟诗。
十二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试墨时。
十室邑中须有信，三人行处岂无师。
谋谟不讲远疏略，思虑伤多又忸怩。
机会失时寻不得，尧夫非是爱吟诗。
十三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穷理时。
语爱何尝过父子，讲和曾未若夫妻。
恩多意思翻成恨，欢极情怀却似悲。
何事人间不如此，尧夫非是爱吟诗。
十四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赞易时。
士昧固难分体用，人灵岂不异蓍龟。
吉凶只向面前决，动静何烦心上疑。
由此敢开天下口，尧夫非是爱吟诗。
明道先生程颢，尝和其一。其诗云：
先生非是爱吟诗，为要形容至乐时。
醉里乾坤都寓物，闲来风月更输谁。
死生有命人何预，消长随时我不悲。
直到希夷无事处，先生非是爱吟诗。
司马光亦和有一首，其诗云：
尧夫非是爱吟诗，安乐窝中无所为。
古道白头无处用，今时青眼几人知。
嵩山洛水长相见，秋月春风不失期。
筋力虽衰才思壮，递年比较未尝亏。
【姜燕：《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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