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2022全国两会#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网暴本身不是立法可解决的问题#， 更应该从道德规范去约束】网络暴力依旧凶猛，“按键伤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到网红“罗小猫猫子”直播中喝农药自杀悲剧，再到近期的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
近期，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联律师事务所重庆办公室执行合伙人韩德云。
北青报：目前，对网络暴力的界定是怎样的？
韩德云：网络暴力是一个通俗的说法，通常指人们在网上使用非正常的、可能涉及人身伤害的侮辱性语言，对他人进行人格攻击的行为。
所有网络暴力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不同价值观、不同人生经历、方方面各不相同的个人，对同一件事发表的不同看法。如果这些不同看法在言语表达上超出了正常探讨、发表意见的平和限度，使用了不礼貌，甚至侮辱性、攻击性的言语，就会上升为“暴力”行为。
“网络暴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从法律上讲，网络暴力不过是一种集中了一堆难听、粗俗、肮脏言辞的群体骂人行为，受害人被侵害的是自己的人格权，涉及民法典的“人格权保护”条款。现实生活中，网络暴力给很多人造成的伤害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我们看到了不少因不堪忍受网暴而自杀的人如刘学州，但是法律上对网暴进行惩罚的力度其实是比较轻的。就像两个人当街骂架，如果一方或多方使用了不好听的、甚至侮辱人格的语言，在民法典规定的范围内，就构成了人身受辱为主要内容的人身权侵害事件，法律会要求侵权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不外乎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有时还涉及经济补偿性的赔偿责任，但基本不触及刑事责任。所以我们也很少见到因为谁骂谁构成了“犯罪”。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比如说，对英雄烈士进行的侮辱性表达，就可能容易构成了犯罪。但对一般人的人身权侵害来讲，很少会产生构成“犯罪”的后果。
北青报：有代表建议，网络暴力事件应该可公诉、或者专门立法，您怎么看待这个建议？
韩德云：这不是法律立法可以解决的问题。现行法律本身是有规定的，比如宪法，尤其是民法典等，都是有规定而且规定得很清楚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网上骂和在线下骂，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不过，线上骂的话，因为互联网传播的开放性，很容易引起暴风骤雨般的激烈效果，造成的人格伤害也就非同小可。
我认为，除了针对英雄烈士等特定个体引发的网暴，可能构成犯罪并提起公诉之外，网暴本身不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网暴”这种现象，以及该从哪里去制止、制约网络暴力现象的产生，这才是比较重要的话题。
北青报：您觉得如果法律规定已经有了，还要靠哪些行为才能制约网暴呢？道德吗？道德本身肯定很重要的。
韩德云：是的。网络暴力总体是一个被网络放大了的语言暴力，不是现实中扔石头、打耳光这样直接的人身侵害。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制约？我认为更多还是要从道德上去规范、去引领，只有当我们整个社会更多人变得更文明，网暴才会减少。
现实中一些受到网络暴力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人身伤害，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以去追究相关人的民事责任。如果觉得媒体对他造成了伤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追究媒体的责任。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不少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平台公司、传媒，对有些名人传播谣言构成人身侵害，基本是一告一个准，这种案例各地都有。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很多个案都与网络暴力有关，比如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比如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您怎么看这些事件？
韩德云：第一，我们的社会因为互联网正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只有一种声音。如果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去发表言论，不管是评价别人的行为，还是把自己的行为或观点曝光给整个社会知晓，从而寻求社会的理解、同情或支持，就一定要意识到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从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或观点可以得到一边倒的赞美和肯定。这个社会愈来愈复杂，同一件事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管这些看法是真的假的，但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要通过互联网表达观点，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接受不同情你、不理解你，甚至还要批评你、攻击你的这么一种观点的表述。
第二，在互联网媒介愈来愈发达的公共社会，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把自己的隐私暴露给社会公众。社会公众对个人隐私有天生的探究、评说爱好，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表观点，而是自己把隐私暴露给社会，就要有强大的心理能力去接受一个多元的社会对你隐私的追踪和评价。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奉劝大家不要轻易在互联网上讲自己的故事。珍惜个人隐私，比什么都重要，这个社会有多少流量、有多少荣誉、有多少金钱，是值得你用隐私去换取的。
第三，即使有涉世不深的人，不管因什么原因暴露了自己的隐私，希望得到社会的同情和理解，在面对整个社会有不同看法的情况下，我们的媒体媒介平台一定要用正确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去为舆论引航导向。不应该把某个人的隐私去刻意曝光，更不应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推波助澜。
最后，我们利用互联网来表达对他人的看法，对他人的经历、观点进行评判，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接受他人对我们的经历观点的不理解、不同情，甚至指责与批驳，面对一个网络让人轻易就可表达观点的世界，我们都要有一个更加独立的人格，更为平常的心态。
当然，不同观点的交汇交锋，都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表，这样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而这除了要靠法律，更多的还要靠道德规范。你能让法律去追究每一个不同情刘学州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北青报：很多人觉得，在网络虚拟空间骂别人一句，对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韩德云：现在的网络社会，虚拟已经是一个表象。自从IP地址实名化之后，所有的网上言论都是实名的，都是可溯的。君不见，所有的谣言为何很快就公开了造谣者的身份。今天你要告谁，你都能查得到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不管你在网上取什么名字，今天的后台，所有人的IP地址都是可循的。
北青报：平台没有责任吗？
韩德云：平台不是说没有责任。比如，对于极端侮辱性的言语、字句，平台理论上是应该删掉的。
但平台更多的是提供了平台而已，如果我们要把所有发表言论的责任包括不当言论的责任归咎于平台，我估计任何一个平台经营者都会感到很困难，也许我们就再也没有平台了。
我们必须看到平台本身的中立性，很多时候平台也不能关掉一种声音，只允许另外一种声音存在。
北青报：网络暴力产生之后，是不是只能事后救济？这是不是助长了“网络喷子”“网络水军”“键盘侠”的气焰？
韩德云：怎么去事前救济呢？事前救济就很容易导致不准说、不准评价、不准发言。表达自由，评价、发言是每个人的宪法权利。
所以，我认为制约网暴的核心不是法律的问题，法律已经提供了救济渠道，任何人受到伤害，该告的就要告，该要侵权人赔的就让他们赔。但是，构建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更需要伦理规范的约束。法律只是对伦理当中最必需的、最基本的规范进行了强制性要求，大量的社会规则还是需要用伦理规范去解决的，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互联网社会提供了非常开放的、各自表达意见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任何人要介入这个场合的话，不仅应该想到这一点，而且也应该首先学会适应这一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从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到网红“罗小猫猫子”直播中喝农药自杀悲剧，再到近期的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
近期，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联律师事务所重庆办公室执行合伙人韩德云。
北青报：目前，对网络暴力的界定是怎样的？
韩德云：网络暴力是一个通俗的说法，通常指人们在网上使用非正常的、可能涉及人身伤害的侮辱性语言，对他人进行人格攻击的行为。
所有网络暴力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不同价值观、不同人生经历、方方面各不相同的个人，对同一件事发表的不同看法。如果这些不同看法在言语表达上超出了正常探讨、发表意见的平和限度，使用了不礼貌，甚至侮辱性、攻击性的言语，就会上升为“暴力”行为。
“网络暴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从法律上讲，网络暴力不过是一种集中了一堆难听、粗俗、肮脏言辞的群体骂人行为，受害人被侵害的是自己的人格权，涉及民法典的“人格权保护”条款。现实生活中，网络暴力给很多人造成的伤害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我们看到了不少因不堪忍受网暴而自杀的人如刘学州，但是法律上对网暴进行惩罚的力度其实是比较轻的。就像两个人当街骂架，如果一方或多方使用了不好听的、甚至侮辱人格的语言，在民法典规定的范围内，就构成了人身受辱为主要内容的人身权侵害事件，法律会要求侵权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不外乎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有时还涉及经济补偿性的赔偿责任，但基本不触及刑事责任。所以我们也很少见到因为谁骂谁构成了“犯罪”。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比如说，对英雄烈士进行的侮辱性表达，就可能容易构成了犯罪。但对一般人的人身权侵害来讲，很少会产生构成“犯罪”的后果。
北青报：有代表建议，网络暴力事件应该可公诉、或者专门立法，您怎么看待这个建议？
韩德云：这不是法律立法可以解决的问题。现行法律本身是有规定的，比如宪法，尤其是民法典等，都是有规定而且规定得很清楚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网上骂和在线下骂，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不过，线上骂的话，因为互联网传播的开放性，很容易引起暴风骤雨般的激烈效果，造成的人格伤害也就非同小可。
我认为，除了针对英雄烈士等特定个体引发的网暴，可能构成犯罪并提起公诉之外，网暴本身不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网暴”这种现象，以及该从哪里去制止、制约网络暴力现象的产生，这才是比较重要的话题。
北青报：您觉得如果法律规定已经有了，还要靠哪些行为才能制约网暴呢？道德吗？道德本身肯定很重要的。
韩德云：是的。网络暴力总体是一个被网络放大了的语言暴力，不是现实中扔石头、打耳光这样直接的人身侵害。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制约？我认为更多还是要从道德上去规范、去引领，只有当我们整个社会更多人变得更文明，网暴才会减少。
现实中一些受到网络暴力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人身伤害，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以去追究相关人的民事责任。如果觉得媒体对他造成了伤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追究媒体的责任。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不少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平台公司、传媒，对有些名人传播谣言构成人身侵害，基本是一告一个准，这种案例各地都有。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很多个案都与网络暴力有关，比如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比如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您怎么看这些事件？
韩德云：第一，我们的社会因为互联网正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只有一种声音。如果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去发表言论，不管是评价别人的行为，还是把自己的行为或观点曝光给整个社会知晓，从而寻求社会的理解、同情或支持，就一定要意识到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从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或观点可以得到一边倒的赞美和肯定。这个社会愈来愈复杂，同一件事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管这些看法是真的假的，但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要通过互联网表达观点，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接受不同情你、不理解你，甚至还要批评你、攻击你的这么一种观点的表述。
第二，在互联网媒介愈来愈发达的公共社会，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把自己的隐私暴露给社会公众。社会公众对个人隐私有天生的探究、评说爱好，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表观点，而是自己把隐私暴露给社会，就要有强大的心理能力去接受一个多元的社会对你隐私的追踪和评价。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奉劝大家不要轻易在互联网上讲自己的故事。珍惜个人隐私，比什么都重要，这个社会有多少流量、有多少荣誉、有多少金钱，是值得你用隐私去换取的。
第三，即使有涉世不深的人，不管因什么原因暴露了自己的隐私，希望得到社会的同情和理解，在面对整个社会有不同看法的情况下，我们的媒体媒介平台一定要用正确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去为舆论引航导向。不应该把某个人的隐私去刻意曝光，更不应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推波助澜。
最后，我们利用互联网来表达对他人的看法，对他人的经历、观点进行评判，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接受他人对我们的经历观点的不理解、不同情，甚至指责与批驳，面对一个网络让人轻易就可表达观点的世界，我们都要有一个更加独立的人格，更为平常的心态。
当然，不同观点的交汇交锋，都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表，这样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而这除了要靠法律，更多的还要靠道德规范。你能让法律去追究每一个不同情刘学州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北青报：很多人觉得，在网络虚拟空间骂别人一句，对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韩德云：现在的网络社会，虚拟已经是一个表象。自从IP地址实名化之后，所有的网上言论都是实名的，都是可溯的。君不见，所有的谣言为何很快就公开了造谣者的身份。今天你要告谁，你都能查得到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不管你在网上取什么名字，今天的后台，所有人的IP地址都是可循的。
北青报：平台没有责任吗？
韩德云：平台不是说没有责任。比如，对于极端侮辱性的言语、字句，平台理论上是应该删掉的。
但平台更多的是提供了平台而已，如果我们要把所有发表言论的责任包括不当言论的责任归咎于平台，我估计任何一个平台经营者都会感到很困难，也许我们就再也没有平台了。
我们必须看到平台本身的中立性，很多时候平台也不能关掉一种声音，只允许另外一种声音存在。
北青报：网络暴力产生之后，是不是只能事后救济？这是不是助长了“网络喷子”“网络水军”“键盘侠”的气焰？
韩德云：怎么去事前救济呢？事前救济就很容易导致不准说、不准评价、不准发言。表达自由，评价、发言是每个人的宪法权利。
所以，我认为制约网暴的核心不是法律的问题，法律已经提供了救济渠道，任何人受到伤害，该告的就要告，该要侵权人赔的就让他们赔。但是，构建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更需要伦理规范的约束。法律只是对伦理当中最必需的、最基本的规范进行了强制性要求，大量的社会规则还是需要用伦理规范去解决的，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互联网社会提供了非常开放的、各自表达意见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任何人要介入这个场合的话，不仅应该想到这一点，而且也应该首先学会适应这一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打两针的人比不打疫苗的竟更易感染？真可怕...
正如加国一位传染病专家所说，这种趋势是“令人费解的”。
最近一项数据显示，在至少三个省，接受双重疫苗接种的加拿大人比未接种的人更有可能检测出 COVID 阳性，这一事实被反疫苗接种活动人士视为疫苗无效的证据。
数据显示，在完成疫苗接种的人中，每 10 万人中有 89 人对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而在迄今为止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当中，这一比例为 68人 / 10 万。
但专家表示这一趋势可能源于统计学上的“偏见”——接受检测的人和最经常接触病毒的人本质上是最可能接种疫苗的人——而绝对不是疫苗没有用。
从本质上讲，他们表明接种疫苗的人更有可能进行PCR测试，而且他们更容易因为工作和其他原因暴露于 COVID ，该统计数据至少说明了这一点。
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传染病医生和教授马克·勒布博士承认，“这个研究数据很奇怪。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找不到任何生物学上的解释——我觉得没道理。”
渥太华大学的流行病学家 Raywat Deonandan 说这种“令人困惑”的趋势在逻辑上是可以解释的，但是“我们不应该逃避这些数据，也不应该将它们说成是谣言。”
同时，数据明确显示，未接种疫苗的加拿大人仍更有可能患上严重的 COVID疾病。
不过另外一个数据相对正常——在一个有数据可查的省份，接受第三次加强剂量的人比未接种疫苗的人检测出阳性的比率低。
更重要的是，阿省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几乎 58 %的病例是在未接种疫苗或在首次接种后不久的人群中。
尽管如此，随着少数加拿大人对 COV ID 疫苗的抵抗加强，联邦和省政府发布的大量流行病相关数据正受到密切关注。
包括这个“不接种反而阳性率低”的数据正在被反疫苗者大肆引用。
与啊省的经验相似安大略省卫生部统计数据表示1月24日每 10 万名接受两次疫苗接种的居民中有 41 人检测出 COV ID - 19 阳性，相比之下， 未接种疫苗者中为39 人， 接受了一剂疫苗者中为27 人。
这一趋势始于去年 12 月下旬，当时奥米克戎病毒开始流行，病毒传播更加容易和广泛。
疫苗在对抗严重疾病方面仍然很强大，据专家表示疫苗对来自奥米克戎病毒的感染的保护作用已经很好了。
而接种疫苗者的绝对数是没有接种者的 10 倍左右。
但是Deonandan教授还是觉得这个数据让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双重疫苗接种者在检测中阳性率更高的？
他在博客里发问“怎么了?
专家表示目前还没有数据能够最终解释这种现象，但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
像其他专家一样， Deonandan 说这一趋势是在 Omicron 接管后开始的，病毒以指数速度传播。
他说检测盒很快就变得紧张起来，一些省份建议症状轻微的人避开评估中心，可用的检测地点“基本上”留给了卫生保健和其他必要的工作人员。
“他们绝大多数更有可能接种疫苗，”他写道，“这可能就是原因。”
安大略省 COVID 科学咨询表的科学主任 Peter J ü ni 博士说过去对其他疾病的研究表明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很可能在生病时更倾向于接受检测。
他说“接种疫苗的人更有可能寻医问药。”
其他专家同意这个观点，他说大部分接种疫苗的人几乎都是首先进行检查的。
但是专家表示可能还有另一个因素。
J ü ni 指出接种疫苗的人将自己置于更大的病毒暴露风险中。
这是因为他们的双重接种身份允许他们去餐馆、健身房和剧院，这些地方需要疫苗护照——没接种疫苗的人没有。
卫生官员最新表示他们在安大略省检测到至少 15 例奥米克戎亚变异体 BA . 2。
安省公共卫生局周五下午发布最新数据称其中 8 例病例是在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1 日期间发现的，而剩下的 7 例病例则是在去年12月12日至 2022 年 1 日 8 日之间发现的。
BA . 2 是高传染性奥密克戎变异体的“后代”，迄今为止，至少有 40 个国家发现它。
它在去年 11 月首次被检测到。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尚未将 BA . 2 称为“关注的变体”但正在跟踪其传播情况。
安大略省 15 例病例中，有 7 例来自多伦多。
安大略公共卫生部未确定其余 8 例的发生地点。
尽管安省的新COVID-19感染率似乎已从创纪录的峰值放缓，但Omicron每日死亡人数仍在上升，并接近疫情爆发来的最高水平。
也没有迹象表明死亡率正在放缓。
科学家们预计，安省的每日报告将继续呈上升趋势，直至2月即使该省周一开始放宽 COVID-19 限制。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证据表明，接种疫苗的人群的死亡率和住院率有所降低。
还有一项基于安省的新研究证明了疫苗对严重健康结果的有效性，特别是来自 Omicron 变体的疫苗。
这项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新研究发现，接种三剂疫苗在预防因 Omicron 变异而住院或死亡方面的有效性约为 95%，而两剂疫苗的有效性为80%至85%。
“与接种疫苗的人相比，未接种疫苗的人的死亡率要高得多”，这项研究还显示了获得第三剂加强剂的重要性。
目前社区中基本上 100% 的疫情是 Omicron，但大约 10% 的住院病例仍然“与 Delta 有关”。
目前安省正在努力完善死亡报告流程，以更清楚地说明每起死亡事件是由COVID-19引起还是与COVID-19相关引起的。
安省还计划对死亡证明和记录在案的死亡进行“选择性审查”，以评估数据的质量。
正如加国一位传染病专家所说，这种趋势是“令人费解的”。
最近一项数据显示，在至少三个省，接受双重疫苗接种的加拿大人比未接种的人更有可能检测出 COVID 阳性，这一事实被反疫苗接种活动人士视为疫苗无效的证据。
数据显示，在完成疫苗接种的人中，每 10 万人中有 89 人对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而在迄今为止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当中，这一比例为 68人 / 10 万。
但专家表示这一趋势可能源于统计学上的“偏见”——接受检测的人和最经常接触病毒的人本质上是最可能接种疫苗的人——而绝对不是疫苗没有用。
从本质上讲，他们表明接种疫苗的人更有可能进行PCR测试，而且他们更容易因为工作和其他原因暴露于 COVID ，该统计数据至少说明了这一点。
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传染病医生和教授马克·勒布博士承认，“这个研究数据很奇怪。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找不到任何生物学上的解释——我觉得没道理。”
渥太华大学的流行病学家 Raywat Deonandan 说这种“令人困惑”的趋势在逻辑上是可以解释的，但是“我们不应该逃避这些数据，也不应该将它们说成是谣言。”
同时，数据明确显示，未接种疫苗的加拿大人仍更有可能患上严重的 COVID疾病。
不过另外一个数据相对正常——在一个有数据可查的省份，接受第三次加强剂量的人比未接种疫苗的人检测出阳性的比率低。
更重要的是，阿省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几乎 58 %的病例是在未接种疫苗或在首次接种后不久的人群中。
尽管如此，随着少数加拿大人对 COV ID 疫苗的抵抗加强，联邦和省政府发布的大量流行病相关数据正受到密切关注。
包括这个“不接种反而阳性率低”的数据正在被反疫苗者大肆引用。
与啊省的经验相似安大略省卫生部统计数据表示1月24日每 10 万名接受两次疫苗接种的居民中有 41 人检测出 COV ID - 19 阳性，相比之下， 未接种疫苗者中为39 人， 接受了一剂疫苗者中为27 人。
这一趋势始于去年 12 月下旬，当时奥米克戎病毒开始流行，病毒传播更加容易和广泛。
疫苗在对抗严重疾病方面仍然很强大，据专家表示疫苗对来自奥米克戎病毒的感染的保护作用已经很好了。
而接种疫苗者的绝对数是没有接种者的 10 倍左右。
但是Deonandan教授还是觉得这个数据让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双重疫苗接种者在检测中阳性率更高的？
他在博客里发问“怎么了?
专家表示目前还没有数据能够最终解释这种现象，但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
像其他专家一样， Deonandan 说这一趋势是在 Omicron 接管后开始的，病毒以指数速度传播。
他说检测盒很快就变得紧张起来，一些省份建议症状轻微的人避开评估中心，可用的检测地点“基本上”留给了卫生保健和其他必要的工作人员。
“他们绝大多数更有可能接种疫苗，”他写道，“这可能就是原因。”
安大略省 COVID 科学咨询表的科学主任 Peter J ü ni 博士说过去对其他疾病的研究表明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很可能在生病时更倾向于接受检测。
他说“接种疫苗的人更有可能寻医问药。”
其他专家同意这个观点，他说大部分接种疫苗的人几乎都是首先进行检查的。
但是专家表示可能还有另一个因素。
J ü ni 指出接种疫苗的人将自己置于更大的病毒暴露风险中。
这是因为他们的双重接种身份允许他们去餐馆、健身房和剧院，这些地方需要疫苗护照——没接种疫苗的人没有。
卫生官员最新表示他们在安大略省检测到至少 15 例奥米克戎亚变异体 BA . 2。
安省公共卫生局周五下午发布最新数据称其中 8 例病例是在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1 日期间发现的，而剩下的 7 例病例则是在去年12月12日至 2022 年 1 日 8 日之间发现的。
BA . 2 是高传染性奥密克戎变异体的“后代”，迄今为止，至少有 40 个国家发现它。
它在去年 11 月首次被检测到。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尚未将 BA . 2 称为“关注的变体”但正在跟踪其传播情况。
安大略省 15 例病例中，有 7 例来自多伦多。
安大略公共卫生部未确定其余 8 例的发生地点。
尽管安省的新COVID-19感染率似乎已从创纪录的峰值放缓，但Omicron每日死亡人数仍在上升，并接近疫情爆发来的最高水平。
也没有迹象表明死亡率正在放缓。
科学家们预计，安省的每日报告将继续呈上升趋势，直至2月即使该省周一开始放宽 COVID-19 限制。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证据表明，接种疫苗的人群的死亡率和住院率有所降低。
还有一项基于安省的新研究证明了疫苗对严重健康结果的有效性，特别是来自 Omicron 变体的疫苗。
这项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新研究发现，接种三剂疫苗在预防因 Omicron 变异而住院或死亡方面的有效性约为 95%，而两剂疫苗的有效性为80%至85%。
“与接种疫苗的人相比，未接种疫苗的人的死亡率要高得多”，这项研究还显示了获得第三剂加强剂的重要性。
目前社区中基本上 100% 的疫情是 Omicron，但大约 10% 的住院病例仍然“与 Delta 有关”。
目前安省正在努力完善死亡报告流程，以更清楚地说明每起死亡事件是由COVID-19引起还是与COVID-19相关引起的。
安省还计划对死亡证明和记录在案的死亡进行“选择性审查”，以评估数据的质量。
【北京日报评论：#杀人的网络暴力不整治不行了#】《生来即轻，还时亦净》——1月24日，“寻亲男孩”刘学州在发布7000字绝笔长文后，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个不满18岁的少年，做出如此悲怆的选择，让人分外唏嘘。
从#刘学州#的自述中，大致可以勾勒出其异常坎坷的生命轨迹：出生时被父母“卖掉”，4岁养父母双亡，曾是校园霸凌受害者，在寻亲成功后被“二次遗弃”，更因在网上公开自己被生母拉黑的截图以及“要求父母买房子”之类传言，遭遇网暴谩骂。如今，人不在了，很多事实真相难以追索。但可以肯定的是，只凭他刚认亲不久、已分别组建家庭的亲生父母单方面发声，就跑到刘学州社交平台上大肆谩骂、乱扣帽子、宣泄情绪，已经构成了典型的网络暴力。
网暴如一把“消音的枪”，杀人伤人于无形。从浙江女子取个快递被造谣出轨，到成都女孩流调轨迹泄露被人肉，再到某网红记者所谓“私人信息”曝光后被攻击……在多起事件中，总有一些网民听风是雨，事情尚未厘清，便喊打喊杀；争议观点偏听一方，便启动“无脑喷”模式；信息来源不知何处，就大肆跟风起哄……飞短流长、恶意汹涌，轻则违背公序良俗，重则击穿法律底线，时常搅得舆论场乌烟瘴气，更成为当事人“不能承受之重”。
细观这些“网暴”狂欢事件，往往都有搬弄是非、强带节奏、掀起舆论风暴的“节点人物”。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年代，借助网络扩音器的加持，每一种声音的杀伤力都可能被放大成千上万倍，这更提醒我们：发言需谨慎，表达有边界。尤其对于那些本就拥有大量粉丝，功能等同于媒体的大V来说，更要管好自己，绝不能为了逞口舌之快，或是为仨瓜俩枣的流量，就丢掉了良知。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能够幸免”。网络空间的环境生态如何，深度影响每一个人，更依靠着每一个人。如今的互联网上，多的是吐槽题材，多的是情绪诱导，多的是流量生意，每个人在冲浪之时，都必须擦亮眼睛、理性表达，不因主观情绪先行而不负责任轻易置评，不因“法难责众”而口无遮拦喊打喊杀，决不当谣言传声筒、暴力扩散器。人人坚守底线，明白表达的责任、自由的边界，通过切实言行修复网络生态，受益的也将是我们所有人。
为期1个月的“清朗·2022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正在开展，集中整治网络暴力、散播谣言等问题，正是重点之一。我们相信，随着相关法律的日益健全以及治理重拳的不断祭出，更多人会认识到网暴的可怕之处，也会意识到网络发言的边界之所在。
从#刘学州#的自述中，大致可以勾勒出其异常坎坷的生命轨迹：出生时被父母“卖掉”，4岁养父母双亡，曾是校园霸凌受害者，在寻亲成功后被“二次遗弃”，更因在网上公开自己被生母拉黑的截图以及“要求父母买房子”之类传言，遭遇网暴谩骂。如今，人不在了，很多事实真相难以追索。但可以肯定的是，只凭他刚认亲不久、已分别组建家庭的亲生父母单方面发声，就跑到刘学州社交平台上大肆谩骂、乱扣帽子、宣泄情绪，已经构成了典型的网络暴力。
网暴如一把“消音的枪”，杀人伤人于无形。从浙江女子取个快递被造谣出轨，到成都女孩流调轨迹泄露被人肉，再到某网红记者所谓“私人信息”曝光后被攻击……在多起事件中，总有一些网民听风是雨，事情尚未厘清，便喊打喊杀；争议观点偏听一方，便启动“无脑喷”模式；信息来源不知何处，就大肆跟风起哄……飞短流长、恶意汹涌，轻则违背公序良俗，重则击穿法律底线，时常搅得舆论场乌烟瘴气，更成为当事人“不能承受之重”。
细观这些“网暴”狂欢事件，往往都有搬弄是非、强带节奏、掀起舆论风暴的“节点人物”。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年代，借助网络扩音器的加持，每一种声音的杀伤力都可能被放大成千上万倍，这更提醒我们：发言需谨慎，表达有边界。尤其对于那些本就拥有大量粉丝，功能等同于媒体的大V来说，更要管好自己，绝不能为了逞口舌之快，或是为仨瓜俩枣的流量，就丢掉了良知。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能够幸免”。网络空间的环境生态如何，深度影响每一个人，更依靠着每一个人。如今的互联网上，多的是吐槽题材，多的是情绪诱导，多的是流量生意，每个人在冲浪之时，都必须擦亮眼睛、理性表达，不因主观情绪先行而不负责任轻易置评，不因“法难责众”而口无遮拦喊打喊杀，决不当谣言传声筒、暴力扩散器。人人坚守底线，明白表达的责任、自由的边界，通过切实言行修复网络生态，受益的也将是我们所有人。
为期1个月的“清朗·2022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正在开展，集中整治网络暴力、散播谣言等问题，正是重点之一。我们相信，随着相关法律的日益健全以及治理重拳的不断祭出，更多人会认识到网暴的可怕之处，也会意识到网络发言的边界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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