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十城鼓励团购买房，有地方政策出台一个月仍未能“成团”】
吸引市外购房团，团购百套新房可优惠房款5%……四川眉山发布的这一政策再次引发网友对“团购买房”的热议。
8月24日，澎湃新闻从四川省眉山市政府官网获悉，为进一步加强眉山与全国各地交流协作，让更多人留眉置业，共享眉山开放发展成果，促进眉山市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拟定《市外在眉团购新建商品住宅配套政策（征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显示，市外团体在眉山一次性团购30套以上的优惠购房款的3%，一次性团购50套以上的优惠购房款的4%，一次性团购100套以上的优惠购房款的5%。
市外团体团购最高优惠房款5%
按照眉山市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政策所指团购新建商品住宅，是指市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眉山市范围内一次性购买30套以上的新建商品住宅。
《征求意见稿》显示，团购主体除享受眉山市现有统一的购房政策外，由住建部门协调房地产开发企业再给予购房优惠。此次团购落实了差异化的优惠政策，政策规定：一次性团购30套以上的优惠购房款的3%，一次性团购50套以上的优惠购房款的4%，一次性团购100套以上的优惠购房款的5%，具体优惠根据不同楼盘情况确定。
按照政策，团购新建商品住宅的，其子女可享受与本地购房者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就近就便入学的同等待遇。
中指研究院四川分院研究总监苏宇指出，四川房地产市场仍处调整期，除成都依托快速发展的产业人口支撑，市场韧性较强以外，川内二级城市复苏仍需时间。当前各地政府均在积极制定稳定市场、激活需求的政策，以期市场加速复苏。本次新政出台，针对市外购房人群释放购房优惠，进一步扩大了眉山购房的优惠范围，有利于刺激购房需求的进一步释放，稳定眉山房地产市场发展。
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看来，团购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团购本身属于去库存政策的一种，同时也是政府组织、定向的、系统的、大规模的营销策划工作，是当前批量去库存的手段，也是激活住房交易行情较好的手段。
多城发文支持鼓励进行商品房团购
眉山并非首个发布购房团购的城市，相较于其他城市，眉山的团购活动主要聚焦于市外购房团体。
“过去的团购工作，更多是针对本地的企事业单位职工，而眉山则针对市外的人员，这和城市的特性有关。此类城市属于很典型的文旅消费型城市或康养型城市，住房消化确实需要依赖于一部分外来购房需求。因此团购的目标对象略有差异。”严跃进说。
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今年6月以来，至少包括山西太原、广东中山、辽宁沈阳、浙江桐庐、安徽铜陵、云南普洱、四川巴中、湖北黄冈、吉林长春、四川遂宁、江苏连云港、浙江海宁、湖北麻城、四川眉山等地发布“购房团购”相关政策或活动。
其中，像眉山一样，团购按购房套数实行差异化优惠政策的地方也有。
以浙江桐庐县为例，政策显示，鼓励房地产企业开展购房团购优惠活动，在备案价打折后价格基础上，对一次性购买10套及以上（纯叠排或排屋项目5套及以上）商品住宅的再下浮优惠3%；对一次性购买20套及以上的再下浮优惠5%；对市县认定的人才首次购买商品住宅的，购买单套即可下浮优惠3%。
湖北黄冈市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黄冈市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补充措施》，《补充措施》有效期至2023年6月30日。政策提到，鼓励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组织购房团购活动，对20人以上的团购，开发企业给予不低于个人总房款3%的优惠。
此外，吉林长春，湖北黄冈、四川巴中、山西太原、江苏连云港等地也以不同形式开展“团购”活动，其中，不少城市对团购房源予以优惠。
同时，亦有城市表示将跟进“购房团购”政策。据贵阳日报集团旗下微信公众号8月12日消息，8月10日，贵阳市举行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新闻发布会。贵阳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张俐在会上表示，已初步拟定《关于加快贵阳市促进房地产消费的若干措施》《关于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推进贵阳市促进房地产消费工作的通知》，从消费有利、市场有益、服务有品三端进行发力，通过实行购房补贴、房票安置、购房团购等措施综合施策释放住房消费潜力，加大宣传力度，着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购房团购”落地效果如何？
那么，当前推出“购房团购”的城市中落地效果如何？
在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看来，各地开启商品房团购活动的目的，是促进整个市场活跃度和销量的提升，加快市场信心的恢复。团购的方式，主要是对于团购期间的楼盘价格进行一些打折优惠促销，以此来拉动购房者入市的脚步。团购的作用各地会有明显分化：如果城市供大于求比较严重，整个市场信心依然处于相对底部的话，那么团购所起到的提振效果就会相对有限；而对于一些已经触底并开始回升的城市来说，团购所起到的作用才会更加明显。
同时，业内人士也指出，“购房团购”的落地效果，还需视当地供需情况以及当地楼市现状等因素分类看待。
以浙江桐庐为例，“购房团购”落地一个月，《钱江晚报》报道显示，尚未出现过成功的团购案例，开发商也表示即使他们愿意给出优惠，但是要达到团购条件还是比较困难的。同时，有开发商表示，团购打折这一促销手段，对大户型的带动作用微乎其微，“桐庐本地限网签价，打折最低只能到备案价的8.5折，不能再往下打折。虽然楼盘的成交量比之前上来一些，但客户还是不多。”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陈霄则提到，近期以来，多地出台了团购购房的政策，旨在拉动销售，促进去化，提振市场信心等，当然该项政策也能带动一批购买力比较强的人群，即机关单位和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带动一部分购房需求的释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来看，烂尾、停贷风波事件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消除，购房者观望情绪较浓，因此即使有政策支持，有优惠活动叠加，团购购房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可能并不显著。同时，还需警惕的是，团购房的选取上，是否存在选取的项目为滞销房或者有潜在烂尾风险的楼盘，相关部门对开发商和楼盘的选择上也需要更加谨慎，避免令购房者信心再次受挫。（消息来源自澎湃新闻）
吸引市外购房团，团购百套新房可优惠房款5%……四川眉山发布的这一政策再次引发网友对“团购买房”的热议。
8月24日，澎湃新闻从四川省眉山市政府官网获悉，为进一步加强眉山与全国各地交流协作，让更多人留眉置业，共享眉山开放发展成果，促进眉山市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拟定《市外在眉团购新建商品住宅配套政策（征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显示，市外团体在眉山一次性团购30套以上的优惠购房款的3%，一次性团购50套以上的优惠购房款的4%，一次性团购100套以上的优惠购房款的5%。
市外团体团购最高优惠房款5%
按照眉山市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政策所指团购新建商品住宅，是指市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眉山市范围内一次性购买30套以上的新建商品住宅。
《征求意见稿》显示，团购主体除享受眉山市现有统一的购房政策外，由住建部门协调房地产开发企业再给予购房优惠。此次团购落实了差异化的优惠政策，政策规定：一次性团购30套以上的优惠购房款的3%，一次性团购50套以上的优惠购房款的4%，一次性团购100套以上的优惠购房款的5%，具体优惠根据不同楼盘情况确定。
按照政策，团购新建商品住宅的，其子女可享受与本地购房者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就近就便入学的同等待遇。
中指研究院四川分院研究总监苏宇指出，四川房地产市场仍处调整期，除成都依托快速发展的产业人口支撑，市场韧性较强以外，川内二级城市复苏仍需时间。当前各地政府均在积极制定稳定市场、激活需求的政策，以期市场加速复苏。本次新政出台，针对市外购房人群释放购房优惠，进一步扩大了眉山购房的优惠范围，有利于刺激购房需求的进一步释放，稳定眉山房地产市场发展。
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看来，团购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团购本身属于去库存政策的一种，同时也是政府组织、定向的、系统的、大规模的营销策划工作，是当前批量去库存的手段，也是激活住房交易行情较好的手段。
多城发文支持鼓励进行商品房团购
眉山并非首个发布购房团购的城市，相较于其他城市，眉山的团购活动主要聚焦于市外购房团体。
“过去的团购工作，更多是针对本地的企事业单位职工，而眉山则针对市外的人员，这和城市的特性有关。此类城市属于很典型的文旅消费型城市或康养型城市，住房消化确实需要依赖于一部分外来购房需求。因此团购的目标对象略有差异。”严跃进说。
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今年6月以来，至少包括山西太原、广东中山、辽宁沈阳、浙江桐庐、安徽铜陵、云南普洱、四川巴中、湖北黄冈、吉林长春、四川遂宁、江苏连云港、浙江海宁、湖北麻城、四川眉山等地发布“购房团购”相关政策或活动。
其中，像眉山一样，团购按购房套数实行差异化优惠政策的地方也有。
以浙江桐庐县为例，政策显示，鼓励房地产企业开展购房团购优惠活动，在备案价打折后价格基础上，对一次性购买10套及以上（纯叠排或排屋项目5套及以上）商品住宅的再下浮优惠3%；对一次性购买20套及以上的再下浮优惠5%；对市县认定的人才首次购买商品住宅的，购买单套即可下浮优惠3%。
湖北黄冈市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黄冈市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补充措施》，《补充措施》有效期至2023年6月30日。政策提到，鼓励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组织购房团购活动，对20人以上的团购，开发企业给予不低于个人总房款3%的优惠。
此外，吉林长春，湖北黄冈、四川巴中、山西太原、江苏连云港等地也以不同形式开展“团购”活动，其中，不少城市对团购房源予以优惠。
同时，亦有城市表示将跟进“购房团购”政策。据贵阳日报集团旗下微信公众号8月12日消息，8月10日，贵阳市举行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新闻发布会。贵阳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张俐在会上表示，已初步拟定《关于加快贵阳市促进房地产消费的若干措施》《关于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推进贵阳市促进房地产消费工作的通知》，从消费有利、市场有益、服务有品三端进行发力，通过实行购房补贴、房票安置、购房团购等措施综合施策释放住房消费潜力，加大宣传力度，着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购房团购”落地效果如何？
那么，当前推出“购房团购”的城市中落地效果如何？
在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看来，各地开启商品房团购活动的目的，是促进整个市场活跃度和销量的提升，加快市场信心的恢复。团购的方式，主要是对于团购期间的楼盘价格进行一些打折优惠促销，以此来拉动购房者入市的脚步。团购的作用各地会有明显分化：如果城市供大于求比较严重，整个市场信心依然处于相对底部的话，那么团购所起到的提振效果就会相对有限；而对于一些已经触底并开始回升的城市来说，团购所起到的作用才会更加明显。
同时，业内人士也指出，“购房团购”的落地效果，还需视当地供需情况以及当地楼市现状等因素分类看待。
以浙江桐庐为例，“购房团购”落地一个月，《钱江晚报》报道显示，尚未出现过成功的团购案例，开发商也表示即使他们愿意给出优惠，但是要达到团购条件还是比较困难的。同时，有开发商表示，团购打折这一促销手段，对大户型的带动作用微乎其微，“桐庐本地限网签价，打折最低只能到备案价的8.5折，不能再往下打折。虽然楼盘的成交量比之前上来一些，但客户还是不多。”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陈霄则提到，近期以来，多地出台了团购购房的政策，旨在拉动销售，促进去化，提振市场信心等，当然该项政策也能带动一批购买力比较强的人群，即机关单位和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带动一部分购房需求的释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来看，烂尾、停贷风波事件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消除，购房者观望情绪较浓，因此即使有政策支持，有优惠活动叠加，团购购房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可能并不显著。同时，还需警惕的是，团购房的选取上，是否存在选取的项目为滞销房或者有潜在烂尾风险的楼盘，相关部门对开发商和楼盘的选择上也需要更加谨慎，避免令购房者信心再次受挫。（消息来源自澎湃新闻）
【蓝海沙龙｜第253期：“互联网平台自治的权力及责任边界”研讨会成功举办】8月16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召开第253期蓝海沙龙——“互联网平台自治的权力及责任边界”研讨会。会议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宋茂恩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张效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法室副主任金善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经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数字经济与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副教授、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郜庆等专家参加会议并发言。
宋茂恩表示，近年来，伴随互联网技术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模式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组成方式。平台基于自身需求，通过制度安排，建立自我机制，让用户对其赋信。由于数字平台在经济、社会中愈发重要，特别是算法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监管就发挥了作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发布了《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将互联网平台主要分为六大类、三个级别，规定了互联网平台特别是超大型平台需履行的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态等义务，进一步推动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平台自治规则制定、执行及外部监督机制等问题被相关监管部门目前高度关注，有待进一步研究。从硬手段出发，政府监管、法律法规可以做什么？从软手段出发，行业自治可以做什么？本次研讨会就平台自治的权力及责任边界做进一步的理清，以为后续关于规则制定、执行等具体落地的研究、研讨铺垫好理论基础。
周辉表示，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依靠其在技术、信息、组织形式等方面的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新型权力主体，打破了传统的“公权力：私权利”的二元架构，奠定了“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的三元乃至多元新架构。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平台权力规制体系，在保证社会底线安全和规范秩序的基础上，实现权利保障的最大化，实现平台善治，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助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增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贡献平台治理的中国方案。
郜庆表示，平台作为市场主体，追求商业利益无可厚非，但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经营者，其兼有规则制定、规则解释、规则执行和纠纷解决等多项功能，履行着规制平台内市场的公共职能，扮演着市场参与者与裁判者的双重角色。平台领域出现的“大数据杀熟”“自我优待”和“二选一”现象，说明平台自治需要外力引导督促以实现对平台内市场秩序的维护。平台自治不是平台经营者自治，而是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共治，平台规则需要公平透明和无歧视。建议探索建立对与大型平台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从规则层面上预防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发生。推进平台自治，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落实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减少政府干预，为市场预留空间；二是处理好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关系，充分发挥公平竞争法律制度的作用，避免以强凌弱，完善救济手段，建立良好的平台内商业环境。
刘权表示，平台自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克服政府监管的信息、技术、法律依据等弊端，但过度强调平台主体责任会导致平台运营成本过大，使得平台过度行使权力而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还会导致政府逃脱应有的监管责任。应在厘清平台性质的基础上，根据平台的类型和级别，结合实质平等原则和辅助性原则，科学合理地设定平台责任。
李强治认为，平台自治已经进入了2.0时代。从社会治理层面看，当平台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平台就变成了商业基础设施和生活基础设施，对资源和注意力配置具有重要影响。从经济治理层面看，平台是市场的组织者，当平台替代的市场机制种类越多，其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就越大，能极大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带来整体效率增进，但也会带来局部效率损失和竞争损害。评价平台自治的权力和责任边界，需要建立一种系统性风险评估的制度，包括用户规模、市场持续的影响力等，是否系统性损害了互联网行业创新的内在动力，要分级分类的评估，而非简单的一个标准。
金善明认为，讨论平台自治的权力和责任边界，前提需要对互联网平台进行合理定位。这就要立足当下和长远两个时期，同时兼顾国内国际两个视角，将平台放到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中国战略建设中来看待。理论上，平台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就今天讨论的话题来说，应该理解为作为市场主体的平台企业。因此，应当充分保护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政府做好相应的服务工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护产权、契约自由与中立的纠纷解决机制。就平台治理而言，首先，要相信平台，在政府与平台之间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在法治框架内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其次，要依法监管，重点关注平台企业的行为，而非企业的规模大小等因素，提高监管规则质量，增强监管效能；同时，还应软硬治理相结合，适当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张效羽表示，当前平台经营者掌握大量经济和数据资源，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对这种新兴力量进行科学监管。其中要注意三点：第一，对平台监管应当以《反垄断法》或《竞争法》执法为主，实施监管的目的不是按照监管机关的意图改造其经营模式，更不是把企业变成监管机关的“附属机关”或“下级企业”，而是有效维护市场上多个平台的公平活跃竞争状态；第二，要注意对平台过度监管的“副作用”，对平台监管过度不仅会扼杀创新，也会扼杀市场竞争。给平台施加大量平台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助长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甚至使超大型互联网平台成为实际上的“准政府”，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态势；第三，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立法要慎重，目前基于舆情事件驱动的立法，易对产业技术发展造成严重负面效果。如果需要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立法，应当附带“落日条款”，即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一两年后，直接失效，不能搞长期或无限期的“暂行条例”和“暂行办法”。
支振锋表示，技术驱动的产业革命带来的变革，使平台发生了裂变，平台正在从传统组织生产的经济组织变成产业的组织者，拥有了定价、分配资源和限制接触消费者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平台就是市场本身，本质上其行使的就相当于公权力。新型超级平台具有双重属性，作为传统公司，私法自治；作为产业组织，要接受类似对公权力的监督。目前，平台很多权力来自监管部门的压实主体责任，越压实主体责任，其就更多分享了政府权力，愈发限制用户权利。对平台进行可持续、前瞻性的治理，需要平台进行更高程度的信息公开，给平台用户特别是与平台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用户一定的参与权。
薛军表示，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同时也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体，深刻地影响了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平台自治一方面具有现实性，但也需要注意划定其合理的边界。对于平台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要予以充分的保障，但对于平台的权力，也要有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涉及平台的规则，应该呈现出弹性化的机制。法律、法规的立法，要与其他的柔性软法规范相互配合，不能过度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信息技术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另外也是因为平台的形态非常丰富多元，一刀切的立法容易产生适用上的不适应和束缚效应。
通过各界专家的充分研讨可以发现，平台发展已经进入2.0时代，平台企业集合私有性和公共性于一体，既是市场中的商事主体，是政府管理的对象；又是“市场”的建构者与运营者，承担着平台用户的管理责任，具有制定管理规则的权力。平台自治有着特有的时代价值，政府获取信息的滞后性和不充分性、政府监管手段的有限以及法律依据的滞后，导致在数字时代政府监管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需要平台自治。而当平台权力过大时，就要引起一定重视。建立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要在保障平台作为私主体的基本权利下，对平台分类分级设置平台责任，软硬治理相结合，通过行业共识、制定标准、行为准则等形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宋茂恩表示，近年来，伴随互联网技术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模式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组成方式。平台基于自身需求，通过制度安排，建立自我机制，让用户对其赋信。由于数字平台在经济、社会中愈发重要，特别是算法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监管就发挥了作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发布了《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将互联网平台主要分为六大类、三个级别，规定了互联网平台特别是超大型平台需履行的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态等义务，进一步推动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平台自治规则制定、执行及外部监督机制等问题被相关监管部门目前高度关注，有待进一步研究。从硬手段出发，政府监管、法律法规可以做什么？从软手段出发，行业自治可以做什么？本次研讨会就平台自治的权力及责任边界做进一步的理清，以为后续关于规则制定、执行等具体落地的研究、研讨铺垫好理论基础。
周辉表示，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依靠其在技术、信息、组织形式等方面的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新型权力主体，打破了传统的“公权力：私权利”的二元架构，奠定了“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的三元乃至多元新架构。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平台权力规制体系，在保证社会底线安全和规范秩序的基础上，实现权利保障的最大化，实现平台善治，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助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增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贡献平台治理的中国方案。
郜庆表示，平台作为市场主体，追求商业利益无可厚非，但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经营者，其兼有规则制定、规则解释、规则执行和纠纷解决等多项功能，履行着规制平台内市场的公共职能，扮演着市场参与者与裁判者的双重角色。平台领域出现的“大数据杀熟”“自我优待”和“二选一”现象，说明平台自治需要外力引导督促以实现对平台内市场秩序的维护。平台自治不是平台经营者自治，而是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共治，平台规则需要公平透明和无歧视。建议探索建立对与大型平台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从规则层面上预防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发生。推进平台自治，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落实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减少政府干预，为市场预留空间；二是处理好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关系，充分发挥公平竞争法律制度的作用，避免以强凌弱，完善救济手段，建立良好的平台内商业环境。
刘权表示，平台自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克服政府监管的信息、技术、法律依据等弊端，但过度强调平台主体责任会导致平台运营成本过大，使得平台过度行使权力而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还会导致政府逃脱应有的监管责任。应在厘清平台性质的基础上，根据平台的类型和级别，结合实质平等原则和辅助性原则，科学合理地设定平台责任。
李强治认为，平台自治已经进入了2.0时代。从社会治理层面看，当平台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平台就变成了商业基础设施和生活基础设施，对资源和注意力配置具有重要影响。从经济治理层面看，平台是市场的组织者，当平台替代的市场机制种类越多，其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就越大，能极大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带来整体效率增进，但也会带来局部效率损失和竞争损害。评价平台自治的权力和责任边界，需要建立一种系统性风险评估的制度，包括用户规模、市场持续的影响力等，是否系统性损害了互联网行业创新的内在动力，要分级分类的评估，而非简单的一个标准。
金善明认为，讨论平台自治的权力和责任边界，前提需要对互联网平台进行合理定位。这就要立足当下和长远两个时期，同时兼顾国内国际两个视角，将平台放到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中国战略建设中来看待。理论上，平台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就今天讨论的话题来说，应该理解为作为市场主体的平台企业。因此，应当充分保护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政府做好相应的服务工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护产权、契约自由与中立的纠纷解决机制。就平台治理而言，首先，要相信平台，在政府与平台之间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在法治框架内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其次，要依法监管，重点关注平台企业的行为，而非企业的规模大小等因素，提高监管规则质量，增强监管效能；同时，还应软硬治理相结合，适当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张效羽表示，当前平台经营者掌握大量经济和数据资源，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对这种新兴力量进行科学监管。其中要注意三点：第一，对平台监管应当以《反垄断法》或《竞争法》执法为主，实施监管的目的不是按照监管机关的意图改造其经营模式，更不是把企业变成监管机关的“附属机关”或“下级企业”，而是有效维护市场上多个平台的公平活跃竞争状态；第二，要注意对平台过度监管的“副作用”，对平台监管过度不仅会扼杀创新，也会扼杀市场竞争。给平台施加大量平台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助长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甚至使超大型互联网平台成为实际上的“准政府”，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态势；第三，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立法要慎重，目前基于舆情事件驱动的立法，易对产业技术发展造成严重负面效果。如果需要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立法，应当附带“落日条款”，即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一两年后，直接失效，不能搞长期或无限期的“暂行条例”和“暂行办法”。
支振锋表示，技术驱动的产业革命带来的变革，使平台发生了裂变，平台正在从传统组织生产的经济组织变成产业的组织者，拥有了定价、分配资源和限制接触消费者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平台就是市场本身，本质上其行使的就相当于公权力。新型超级平台具有双重属性，作为传统公司，私法自治；作为产业组织，要接受类似对公权力的监督。目前，平台很多权力来自监管部门的压实主体责任，越压实主体责任，其就更多分享了政府权力，愈发限制用户权利。对平台进行可持续、前瞻性的治理，需要平台进行更高程度的信息公开，给平台用户特别是与平台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用户一定的参与权。
薛军表示，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同时也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体，深刻地影响了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平台自治一方面具有现实性，但也需要注意划定其合理的边界。对于平台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要予以充分的保障，但对于平台的权力，也要有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涉及平台的规则，应该呈现出弹性化的机制。法律、法规的立法，要与其他的柔性软法规范相互配合，不能过度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信息技术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另外也是因为平台的形态非常丰富多元，一刀切的立法容易产生适用上的不适应和束缚效应。
通过各界专家的充分研讨可以发现，平台发展已经进入2.0时代，平台企业集合私有性和公共性于一体，既是市场中的商事主体，是政府管理的对象；又是“市场”的建构者与运营者，承担着平台用户的管理责任，具有制定管理规则的权力。平台自治有着特有的时代价值，政府获取信息的滞后性和不充分性、政府监管手段的有限以及法律依据的滞后，导致在数字时代政府监管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需要平台自治。而当平台权力过大时，就要引起一定重视。建立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要在保障平台作为私主体的基本权利下，对平台分类分级设置平台责任，软硬治理相结合，通过行业共识、制定标准、行为准则等形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宁波机场正式运行“双通道”进离场飞行程序
“春秋6327，地面静风，跑道31，可以起飞”。12月30日06时40分，去往兰州的春秋航空9C6327航班起飞离场，标志着宁波机场进离场分离飞行程序正式运行，同时也标志着宁波栎社国际机场空域近30年来最大调整成果的正式实施，宁波机场从此结束“单通道”运行模式，正式迈入“双通道”时代。
促改革 客货运输快速发展
宁波民航1984年通航，1990年搬迁至栎社机场。1996年，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正式迈入国内繁忙机场行列。2005年，宁波航空口岸对外籍飞机开放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准，宁波成为长三角地区继上海、南京、杭州之后的第四座国际机场。
为整合全省机场资源，搭建航空大平台，进而打造民航强省，2017年11月17日，浙江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宁波机场集团成为浙江省机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改革带来最大的红利是既调动了民航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调动了机场这个市场责任主体的积极性。”浙江省机场集团副总经理、宁波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魏建根说，由省机场集团统筹浙江各地机场各种资源，这从体制上彻底解决了以往“各自为政”的局面，转而向“雁阵齐飞”的大集团化发展模式转型。
2018年11月9日，省机场集团成立不到一周年，宁波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一举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货运吞吐量10.06万吨，正式跻身世界繁忙机场行列，成为全国第33个千万级机场。
求突围 图破瓶颈势在必行
随着2019年底，斥资百亿元、历时近4年的三期扩建工程投运，在航站楼、机位、滑行道等基础设施得到迅速提升的同时，地面运行保障资源也得到极大改善。如何充分发挥硬件提升后应有的作用和效益，以提升安全服务综合保障能力，加快空域拓展成为当时的“当务之急”。
一直以来宁波地区空域环境复杂，可用资源有限。华东地区航班流量占到全国三分之一，而空域面积仅占九分之一，空域内的航班流量在全国范围内密度最高。同时，宁波机场所在的长三角区域，又处在华东地区繁忙空域的核心，周边密布着上海浦东、虹桥、杭州、南京等多个大型民用机场，空域面积仅占华东地区的五分之一，却承担着华东地区近一半的航班流量。此外还有空域内其他用户常年频繁活动，空域资源更是“寸土寸金”。
空域资源紧张导致的航班放行延误情况日益严重，宁波机场航班正常性一度徘徊于千万级机场的低位，这一方面制约了机场航线网络的进一步拓展，也影响了旅客对民航真情服务理念的诠释，背离了航空运输快速便捷的初衷，对旅客乘坐飞机出行体验也带来了不便。
要从根本上提升保障能力，就必须从往来宁波的“天路”着手，突破空域瓶颈制约，打破原有进离场航路未分离的“单通道”运行模式。
开新局 程序实施加速推进
2018年，宁波机场紧紧抓住长三角地区空域精细化管理改革试点的重大机遇期，正式启动宁波机场进离场航线分离工作。三年多来，宁波机场深入践行军民航融合发展理念，发扬“敢想、敢做、敢担当”的精神，主要领导挂图作战，亲自带队，协调军民航各方成立工作专班，制定任务路线图，全力加速推进机场空域优化和进离场分离工作。
“这是一项艰苦而持久的开创性工作，需要久久为功。”宁波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剑寒介绍说，2019年以来，在东部战区空军、东部战区海军、民航华东管理局、民航华东空管局等各方面的关心支持和指导帮助下，通过协调军地方、民航等20余家部门单位，召开不同层级大小会议近20次，优化调整、修改完善设计方案30余稿。
2020年6月，宁波机场空域优化工作取得历史性重大突破，增加共计面积652平方公里的3块常态化可用空域，增幅达40%，实现了自1992年以来机场最大范围的空域优化调整，从根本上改善宁波机场空域环境，为进离场分离飞行程序调整优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空域优化取得突破后，为使成果转化尽快落地见效。在反复研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机场联合各方不断打磨优化飞行程序调整方案。经过不懈努力，再次获得军方支持，2021年军方又让出了对飞行程序优化至关重要的一块12.59平方公里面积的关键空域，并增设一条庵东至九亭方向航线，有效缓解上海、杭州、宁波、舟山机场在庵东区域飞行矛盾突出的历史性难题。
飞行程序评审报批、模拟机验证、真机试飞、资料上报、运行宣贯……实施前的各项规定动作，宁波机场按照既定方案一气呵成。新飞行程序最终确定于12月30日正式运行。
谱新篇 绘就蓝图立足长远
“新的飞行程序实施后，宁波机场运行效率将提升约25%，全天航班平均延误时间将缩短20%以上，将有效缓解宁波机场春运、暑运等航班大流量及日益增长的航班量与宁波空域有限条件的矛盾。”冯剑寒说，2021年，宁波机场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夯基础、提能力、优机制、激活力，统筹推进防疫情、促发展、推改革、强党建等各项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夺取疫情防控和生产发展的“双胜利”，为实现第37个安全年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也为建党一百周年献上了贺礼。
“此次进离场分离实施是宁波民航高质量发展中的里程碑标志，也是长三角地区军民航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硕果，更是我省空域精细化管理改革的重大突破。”魏建根介绍说，升级后的空域和航线资源将满足宁波机场二跑道投运前保障年旅客吞吐量2000万人次的发展需求，使得往来宁波的‘天路’更宽、更畅、更高效。
魏建根说，“以新一轮总体规划调整和机场四期工程建设为依托，研究和明确远期空域结构、飞行程序优化的方向，继续为宁波民航腾飞奠定坚实基础。展望未来，宁波机场将在加快建设宁波现代化滨海大都市中体现更大的担当，为浙江擘画‘民航强省’新蓝图增光添彩。”（中国民航报 记者徐业刚 通讯员黄跃光、孙家怡）
“春秋6327，地面静风，跑道31，可以起飞”。12月30日06时40分，去往兰州的春秋航空9C6327航班起飞离场，标志着宁波机场进离场分离飞行程序正式运行，同时也标志着宁波栎社国际机场空域近30年来最大调整成果的正式实施，宁波机场从此结束“单通道”运行模式，正式迈入“双通道”时代。
促改革 客货运输快速发展
宁波民航1984年通航，1990年搬迁至栎社机场。1996年，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正式迈入国内繁忙机场行列。2005年，宁波航空口岸对外籍飞机开放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准，宁波成为长三角地区继上海、南京、杭州之后的第四座国际机场。
为整合全省机场资源，搭建航空大平台，进而打造民航强省，2017年11月17日，浙江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宁波机场集团成为浙江省机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改革带来最大的红利是既调动了民航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调动了机场这个市场责任主体的积极性。”浙江省机场集团副总经理、宁波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魏建根说，由省机场集团统筹浙江各地机场各种资源，这从体制上彻底解决了以往“各自为政”的局面，转而向“雁阵齐飞”的大集团化发展模式转型。
2018年11月9日，省机场集团成立不到一周年，宁波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一举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货运吞吐量10.06万吨，正式跻身世界繁忙机场行列，成为全国第33个千万级机场。
求突围 图破瓶颈势在必行
随着2019年底，斥资百亿元、历时近4年的三期扩建工程投运，在航站楼、机位、滑行道等基础设施得到迅速提升的同时，地面运行保障资源也得到极大改善。如何充分发挥硬件提升后应有的作用和效益，以提升安全服务综合保障能力，加快空域拓展成为当时的“当务之急”。
一直以来宁波地区空域环境复杂，可用资源有限。华东地区航班流量占到全国三分之一，而空域面积仅占九分之一，空域内的航班流量在全国范围内密度最高。同时，宁波机场所在的长三角区域，又处在华东地区繁忙空域的核心，周边密布着上海浦东、虹桥、杭州、南京等多个大型民用机场，空域面积仅占华东地区的五分之一，却承担着华东地区近一半的航班流量。此外还有空域内其他用户常年频繁活动，空域资源更是“寸土寸金”。
空域资源紧张导致的航班放行延误情况日益严重，宁波机场航班正常性一度徘徊于千万级机场的低位，这一方面制约了机场航线网络的进一步拓展，也影响了旅客对民航真情服务理念的诠释，背离了航空运输快速便捷的初衷，对旅客乘坐飞机出行体验也带来了不便。
要从根本上提升保障能力，就必须从往来宁波的“天路”着手，突破空域瓶颈制约，打破原有进离场航路未分离的“单通道”运行模式。
开新局 程序实施加速推进
2018年，宁波机场紧紧抓住长三角地区空域精细化管理改革试点的重大机遇期，正式启动宁波机场进离场航线分离工作。三年多来，宁波机场深入践行军民航融合发展理念，发扬“敢想、敢做、敢担当”的精神，主要领导挂图作战，亲自带队，协调军民航各方成立工作专班，制定任务路线图，全力加速推进机场空域优化和进离场分离工作。
“这是一项艰苦而持久的开创性工作，需要久久为功。”宁波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剑寒介绍说，2019年以来，在东部战区空军、东部战区海军、民航华东管理局、民航华东空管局等各方面的关心支持和指导帮助下，通过协调军地方、民航等20余家部门单位，召开不同层级大小会议近20次，优化调整、修改完善设计方案30余稿。
2020年6月，宁波机场空域优化工作取得历史性重大突破，增加共计面积652平方公里的3块常态化可用空域，增幅达40%，实现了自1992年以来机场最大范围的空域优化调整，从根本上改善宁波机场空域环境，为进离场分离飞行程序调整优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空域优化取得突破后，为使成果转化尽快落地见效。在反复研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机场联合各方不断打磨优化飞行程序调整方案。经过不懈努力，再次获得军方支持，2021年军方又让出了对飞行程序优化至关重要的一块12.59平方公里面积的关键空域，并增设一条庵东至九亭方向航线，有效缓解上海、杭州、宁波、舟山机场在庵东区域飞行矛盾突出的历史性难题。
飞行程序评审报批、模拟机验证、真机试飞、资料上报、运行宣贯……实施前的各项规定动作，宁波机场按照既定方案一气呵成。新飞行程序最终确定于12月30日正式运行。
谱新篇 绘就蓝图立足长远
“新的飞行程序实施后，宁波机场运行效率将提升约25%，全天航班平均延误时间将缩短20%以上，将有效缓解宁波机场春运、暑运等航班大流量及日益增长的航班量与宁波空域有限条件的矛盾。”冯剑寒说，2021年，宁波机场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夯基础、提能力、优机制、激活力，统筹推进防疫情、促发展、推改革、强党建等各项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夺取疫情防控和生产发展的“双胜利”，为实现第37个安全年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也为建党一百周年献上了贺礼。
“此次进离场分离实施是宁波民航高质量发展中的里程碑标志，也是长三角地区军民航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硕果，更是我省空域精细化管理改革的重大突破。”魏建根介绍说，升级后的空域和航线资源将满足宁波机场二跑道投运前保障年旅客吞吐量2000万人次的发展需求，使得往来宁波的‘天路’更宽、更畅、更高效。
魏建根说，“以新一轮总体规划调整和机场四期工程建设为依托，研究和明确远期空域结构、飞行程序优化的方向，继续为宁波民航腾飞奠定坚实基础。展望未来，宁波机场将在加快建设宁波现代化滨海大都市中体现更大的担当，为浙江擘画‘民航强省’新蓝图增光添彩。”（中国民航报 记者徐业刚 通讯员黄跃光、孙家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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