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中讲：“夫唯不争，故无尤”。随和的人如水一般，看似柔软，实则力量无穷，不仅能包容世间万物，还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01-随和，不是没有原则而是一种智慧
随和，不是说话唯唯诺诺，不是所谓的老好人，而是一种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
随和的人，极其聪慧，眼睛可以洞察世界，灵魂可以窥探人心。他们拥有“难得糊涂”的智慧，在苦难的人生中寻找乐趣与机会，有着高瞻远瞩的思想和境界。
02-随和，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
古人云：“天下无难事，有志者成之；天下无易事，有恒者得之。”志气、恒心都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而随和，则是一种被低估的能力。三国时期，人才辈出，而草根出身的刘备却能够杀出重围，成为人生赢家，很大原因都是因为自身随和的品质。
刘备不仅会识人，更会用人，因此诸葛亮为感激知遇之恩，为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随和，不仅是难得的素养，更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低估随和的力量，总以为，强势才能得人心，刚硬才能征服别人。殊不知，当你放下狂妄与自满，待人亲切，为人随和，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与敬佩。
03-随和的人，到哪都有福气
《左传》中讲道：“祸福无门，唯人所召。”灾祸和福气都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源于自身，世上所有的福气，都是你的善良，努力所积攒下来的。
正所谓：“随和的人总是有福的。”随和之人，为人宽厚，待人友善，上天自会多降下福报于他；刻薄之人，待人刻薄，上天则会收走他的福气。人这一生，快乐始于随和，幸福源于宁静。随和，如此简单的两个字，却涵盖了做人最高级的修养。我们常说以和为贵，随和，才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了不起的能力！请您转发分享，福生无量！
01-随和，不是没有原则而是一种智慧
随和，不是说话唯唯诺诺，不是所谓的老好人，而是一种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
随和的人，极其聪慧，眼睛可以洞察世界，灵魂可以窥探人心。他们拥有“难得糊涂”的智慧，在苦难的人生中寻找乐趣与机会，有着高瞻远瞩的思想和境界。
02-随和，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
古人云：“天下无难事，有志者成之；天下无易事，有恒者得之。”志气、恒心都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而随和，则是一种被低估的能力。三国时期，人才辈出，而草根出身的刘备却能够杀出重围，成为人生赢家，很大原因都是因为自身随和的品质。
刘备不仅会识人，更会用人，因此诸葛亮为感激知遇之恩，为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随和，不仅是难得的素养，更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低估随和的力量，总以为，强势才能得人心，刚硬才能征服别人。殊不知，当你放下狂妄与自满，待人亲切，为人随和，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与敬佩。
03-随和的人，到哪都有福气
《左传》中讲道：“祸福无门，唯人所召。”灾祸和福气都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源于自身，世上所有的福气，都是你的善良，努力所积攒下来的。
正所谓：“随和的人总是有福的。”随和之人，为人宽厚，待人友善，上天自会多降下福报于他；刻薄之人，待人刻薄，上天则会收走他的福气。人这一生，快乐始于随和，幸福源于宁静。随和，如此简单的两个字，却涵盖了做人最高级的修养。我们常说以和为贵，随和，才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了不起的能力！请您转发分享，福生无量！
谁说道教没有劝善书？原来我们曾耳闻目染的那些人与事都源于此！
人心不古，其不但不趋善，反更推崇害人利己的事情。圣人之教不得延续，文明之命脉也必将受到压制。基于此，以倡导人们从善抑恶为母题的劝善书才需流传于世，希望世人读后可以真正迷途觉醒。
大道初始，阴阳首判，人世间的善恶本是相互依存。先圣老子曾经给我们描述过一个有道之世界，但随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紧接着以是非、荣辱为典型代表的贪念和欲望开始侵占人们的思想。
一旦缺失了道与德的约束，人类社会不复三代之清明，整个社会状况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于社会难以清明，人心不再澄静。
劝善书：倡导人们从善抑恶
人心不古，其不但不趋善，反更推崇害人利己的事情。圣人之教不得延续，文明之命脉也必将受到压制。基于此，以倡导人们从善抑恶为母题的劝善书才需流传于世，希望世人读后可以真正迷途觉醒。
劝善，顾名思义是要教人行善，首先要明辨究竟什么是善。以《关圣帝君觉世宝训》为例，文中共提到了38善、46恶事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参考对照。经中曰：“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心是善之源、恶之根，人们为善为恶都源于一个心字。不论有没有行善恶之事，但凡起心动念便
道教早期的劝善书《赤松子中诫经》的序言中曾记录了一则故事，说的是当初宋国大夫薛瑷曾有十子，其中六人瘸跛，一人狱死，三人盲聋生疮毒。有一人名曰子皋与薛瑷相熟，见其家境如此，便问薛瑷，究竟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才招致了今日的罪状。薛瑷痛心疾首，如实回答说，自己贵为一国宰相，在位之时不曾为国家举荐贤才，这是不尽责；路上见人遗失财物自己却心中暗喜，这是不为德。人生天地之间，唯德是立身之本，唯善是处事之道，薛瑷在这两点上都没有尽到为人的根本，所以才招致如此人祸。
子皋闻言不禁大惊，对薛瑷说，按照天道之法，他这样的作为必定是要背诛灭全族的，甚至还要殃及子孙。但“天虽高而察其下”，只要懂得“改往修来，转败为成，不患晚矣”。于是子皋把自己当初所得一卷劝人行善之书传给薛瑷，叮嘱其日日行之。薛瑷跪捧而受。
数年后，子皋又见薛瑷，发现他的几个儿子的病全好了。子皋惊问缘由，薛瑷回答说，并未曾请过医生看病，只因日日按照善书上的训诫行事，见人危难便与之方便，奉行如同己处，没想竟得此大果报。子皋叹曰：“天之报善也，过于响应声、影应形。”并大呼两遍“速哉”。
经文所记载的事例恰恰说明了“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的圣言。为善，必有善果；为恶，必有恶报。倘若能放下昔日之恶而从今行善，更是无上功德。
《无上玉皇心印妙经》中又言：“诵持万遍，妙理自明。”劝善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教人要明辨善恶，更要让每一个人能亲身去行善事，要把经文上的文字变成生活中具体的事，把涤恶扬善之心用行动表达出来，最终才能达到圣人对世人的期许。
日常生活中怎么做？
那么，凡是有心悔过向善之人，以及愿意恭敬诵持之徒，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做呢？
1诵经礼忏
首要一点，欲有修持，先要诵经礼忏，以明圣人之意。以圣人的言行教训为指路明灯，才可以使人生之舟稳渡迷津
诵经必当虔诚，不可起怀疑诽谤之心。以清净身心读诵经文，不但是在求得神灵护佑，更是通过此方式来涤除自己心中的恶念。时时以经文之中的善意做导引，才更可以明辨自我之迷津。凡是向善之人，必定先要对自己的恶进行忏悔。对外，需要静室明堂；对内，则要内观清净。这是道教自古以来便有的传统。陆修静先师便曾要求道民家中设立靖室、清静别居，不与杂物混淆，只用作礼拜神明或因病因事做忏悔。
道教修行本讲求清净，早晚功课经的第一篇经文便是《清静经》。内心清静，是却恶为善的第一法则。要达到内心清静的途径有很多，除了以静坐内参等修行方式外，最便易行持的方式是诵经礼忏。欲求善果之人，平时可多读诵如《觉世宝训》、《赤松子中诫经》、《太上感应篇》等具有导引作用的善书真经，亦可《清静经》、《救苦经》、《三官经》等太上经典作为修持法门。凡是经文密语，悟一字便可得一字之功，尚需日日持诵，寒暑不殆，时缘即到必证其妙果。
2行持
其二，读诵之后，行持才是把善心转化为善事的最直接方式。把为善之念行持于日常生活，才是圣人教训的本意。
圣人有垂训，世人依所行。把圣人书于经书自上的训诫依条奉行于日常生活之中，先莫起求功求德之念。为善应出于每个人的本心，而不是以行善的方式为自己求得福禄果报。如果以这样的心念去行善，从源头上便已经是错了。如果水在源头已经被污染，下游的江河也必定不会清澈如许。
圣人朱熹曾作诗曰：“问君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善应该是出于自我的随手功德，是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和私利的，是属于率真而为的。经云：日行一善，三年得其果。每日按照圣人训诫去做事，不苛求，也不强求，善缘到时自然有天曹记录功德果报。
又有人说，虽然圣人教训鲜明，自己也有心为善，无奈总是被俗事缠身，或者在善恶之辨上会产生迷惘。如有此疑问，不妨用“功过格”来作为自己日行善恶的记录。每日记录自己所行善恶之事，然后再三省己身，由此才能得以日日精进，不负祖师宏愿。
据传，“功过格”乃许真君为了解除信徒苦难，托梦传万寿宫又玄子这一纪录善恶之行的方式，并由此传世。仙经《太微仙君功过格》中详细记载了功过格的作用和使用方式，其要求人们把《功过格》放置在床头，每天睡前记录自己当天积功累行的过程，并且一定要保持记录的真实有效。凡是对功德进行夸大、对罪恶进行隐瞒的行为不但不会获得上天的福报，还会因为这种行为而获得罪过。经中倡导人们要有“旦夕朝礼，为国为众焚修”、“为国为民，或尊亲先亡，或无主孤魂，诵大经”等弘扬大善的行为，一人为善，便要利益十类众生。足可见行善本身便是一件大功德事。
又有人自我约束的能力欠缺，此时更彰显出道德、风俗甚至于法律的重要性。人能为善，不仅可以证得自己功德，更可以福荫子孙后代和亲戚朋友。若是为恶，在自我遭殃的同时，还会祸及旁人。由此来讲，劝善的意义已经超脱了单纯监督万民成为一个好人、善人的概念，而是以道德来约束民众，反之又以民众的言行为他人和后人树立起更高的道德标杆。
在人生历程中，后来者总是需要前人的榜样力量做指引的。正如生前以自己的亲身行为验证着忠孝节义的关圣帝君已成为世人效法的楷模一般，每个人在自我为善的同时，其实更能够激励亲朋子孙，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有成为善之榜样。当世人都知善、行善，于自己可得内心澄净，于社会可得政治清明。人人如此，便可证得道祖所谓无为而治的大道之景。这岂不才是民心所归？
人心不古，其不但不趋善，反更推崇害人利己的事情。圣人之教不得延续，文明之命脉也必将受到压制。基于此，以倡导人们从善抑恶为母题的劝善书才需流传于世，希望世人读后可以真正迷途觉醒。
大道初始，阴阳首判，人世间的善恶本是相互依存。先圣老子曾经给我们描述过一个有道之世界，但随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紧接着以是非、荣辱为典型代表的贪念和欲望开始侵占人们的思想。
一旦缺失了道与德的约束，人类社会不复三代之清明，整个社会状况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于社会难以清明，人心不再澄静。
劝善书：倡导人们从善抑恶
人心不古，其不但不趋善，反更推崇害人利己的事情。圣人之教不得延续，文明之命脉也必将受到压制。基于此，以倡导人们从善抑恶为母题的劝善书才需流传于世，希望世人读后可以真正迷途觉醒。
劝善，顾名思义是要教人行善，首先要明辨究竟什么是善。以《关圣帝君觉世宝训》为例，文中共提到了38善、46恶事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参考对照。经中曰：“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心是善之源、恶之根，人们为善为恶都源于一个心字。不论有没有行善恶之事，但凡起心动念便
道教早期的劝善书《赤松子中诫经》的序言中曾记录了一则故事，说的是当初宋国大夫薛瑷曾有十子，其中六人瘸跛，一人狱死，三人盲聋生疮毒。有一人名曰子皋与薛瑷相熟，见其家境如此，便问薛瑷，究竟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才招致了今日的罪状。薛瑷痛心疾首，如实回答说，自己贵为一国宰相，在位之时不曾为国家举荐贤才，这是不尽责；路上见人遗失财物自己却心中暗喜，这是不为德。人生天地之间，唯德是立身之本，唯善是处事之道，薛瑷在这两点上都没有尽到为人的根本，所以才招致如此人祸。
子皋闻言不禁大惊，对薛瑷说，按照天道之法，他这样的作为必定是要背诛灭全族的，甚至还要殃及子孙。但“天虽高而察其下”，只要懂得“改往修来，转败为成，不患晚矣”。于是子皋把自己当初所得一卷劝人行善之书传给薛瑷，叮嘱其日日行之。薛瑷跪捧而受。
数年后，子皋又见薛瑷，发现他的几个儿子的病全好了。子皋惊问缘由，薛瑷回答说，并未曾请过医生看病，只因日日按照善书上的训诫行事，见人危难便与之方便，奉行如同己处，没想竟得此大果报。子皋叹曰：“天之报善也，过于响应声、影应形。”并大呼两遍“速哉”。
经文所记载的事例恰恰说明了“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的圣言。为善，必有善果；为恶，必有恶报。倘若能放下昔日之恶而从今行善，更是无上功德。
《无上玉皇心印妙经》中又言：“诵持万遍，妙理自明。”劝善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教人要明辨善恶，更要让每一个人能亲身去行善事，要把经文上的文字变成生活中具体的事，把涤恶扬善之心用行动表达出来，最终才能达到圣人对世人的期许。
日常生活中怎么做？
那么，凡是有心悔过向善之人，以及愿意恭敬诵持之徒，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做呢？
1诵经礼忏
首要一点，欲有修持，先要诵经礼忏，以明圣人之意。以圣人的言行教训为指路明灯，才可以使人生之舟稳渡迷津
诵经必当虔诚，不可起怀疑诽谤之心。以清净身心读诵经文，不但是在求得神灵护佑，更是通过此方式来涤除自己心中的恶念。时时以经文之中的善意做导引，才更可以明辨自我之迷津。凡是向善之人，必定先要对自己的恶进行忏悔。对外，需要静室明堂；对内，则要内观清净。这是道教自古以来便有的传统。陆修静先师便曾要求道民家中设立靖室、清静别居，不与杂物混淆，只用作礼拜神明或因病因事做忏悔。
道教修行本讲求清净，早晚功课经的第一篇经文便是《清静经》。内心清静，是却恶为善的第一法则。要达到内心清静的途径有很多，除了以静坐内参等修行方式外，最便易行持的方式是诵经礼忏。欲求善果之人，平时可多读诵如《觉世宝训》、《赤松子中诫经》、《太上感应篇》等具有导引作用的善书真经，亦可《清静经》、《救苦经》、《三官经》等太上经典作为修持法门。凡是经文密语，悟一字便可得一字之功，尚需日日持诵，寒暑不殆，时缘即到必证其妙果。
2行持
其二，读诵之后，行持才是把善心转化为善事的最直接方式。把为善之念行持于日常生活，才是圣人教训的本意。
圣人有垂训，世人依所行。把圣人书于经书自上的训诫依条奉行于日常生活之中，先莫起求功求德之念。为善应出于每个人的本心，而不是以行善的方式为自己求得福禄果报。如果以这样的心念去行善，从源头上便已经是错了。如果水在源头已经被污染，下游的江河也必定不会清澈如许。
圣人朱熹曾作诗曰：“问君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善应该是出于自我的随手功德，是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和私利的，是属于率真而为的。经云：日行一善，三年得其果。每日按照圣人训诫去做事，不苛求，也不强求，善缘到时自然有天曹记录功德果报。
又有人说，虽然圣人教训鲜明，自己也有心为善，无奈总是被俗事缠身，或者在善恶之辨上会产生迷惘。如有此疑问，不妨用“功过格”来作为自己日行善恶的记录。每日记录自己所行善恶之事，然后再三省己身，由此才能得以日日精进，不负祖师宏愿。
据传，“功过格”乃许真君为了解除信徒苦难，托梦传万寿宫又玄子这一纪录善恶之行的方式，并由此传世。仙经《太微仙君功过格》中详细记载了功过格的作用和使用方式，其要求人们把《功过格》放置在床头，每天睡前记录自己当天积功累行的过程，并且一定要保持记录的真实有效。凡是对功德进行夸大、对罪恶进行隐瞒的行为不但不会获得上天的福报，还会因为这种行为而获得罪过。经中倡导人们要有“旦夕朝礼，为国为众焚修”、“为国为民，或尊亲先亡，或无主孤魂，诵大经”等弘扬大善的行为，一人为善，便要利益十类众生。足可见行善本身便是一件大功德事。
又有人自我约束的能力欠缺，此时更彰显出道德、风俗甚至于法律的重要性。人能为善，不仅可以证得自己功德，更可以福荫子孙后代和亲戚朋友。若是为恶，在自我遭殃的同时，还会祸及旁人。由此来讲，劝善的意义已经超脱了单纯监督万民成为一个好人、善人的概念，而是以道德来约束民众，反之又以民众的言行为他人和后人树立起更高的道德标杆。
在人生历程中，后来者总是需要前人的榜样力量做指引的。正如生前以自己的亲身行为验证着忠孝节义的关圣帝君已成为世人效法的楷模一般，每个人在自我为善的同时，其实更能够激励亲朋子孙，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有成为善之榜样。当世人都知善、行善，于自己可得内心澄净，于社会可得政治清明。人人如此，便可证得道祖所谓无为而治的大道之景。这岂不才是民心所归？
#三联读书# #怎么解释无聊# 第一个公开演说“无聊”的是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他在《论生命之短暂》中将无聊视作人类短促一生中的必修之课，只有通过无聊，人才能将目光从旁人处收回，重新审视自己。他的无聊也与他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克劳狄王朝被三朝元首排挤的身世有关。无聊是他出世的一种方式，他必须显得无所事事才能躲过迫害。但是他也受惠于无聊，仕途上的无所为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悲剧上。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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