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重就轻、投石问路、丢卒保车,识破假投案真面目!】“自己在经历留置之后才深刻感受到,心存侥幸对抗组织调查,都是徒劳的。唯有坦白交代问题,才是正确选择。”近日,江西省抚州市纪委监委组织市管领导干部传阅《忏悔录汇编》,被查处的该市生态环境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长明的一段忏悔令大家尤为警醒。
不久前,江西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抚州市生态环境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长明,原党委委员、副局长丁文二人被“双开”。通报指出邓长明“对抗组织审查,转移、隐匿涉案财物”,同时丁文也存在“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公开信息显示,此二人在去年11月曾主动投案,其中邓长明还是“携款投案”。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地主动投案人数逐渐增多,但在实际审查调查中,纪检监察机关发现,个别投案的干部为了避免惩罚,避重就轻,用简单违纪事实代替违法犯罪事实,或仅供述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这些借“主动投案”之名,行对抗审查调查之实的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欲盖弥彰,最终难逃纪法严惩。
迫于压力假投案 企图避重就轻
2019年11月14日,抚州市纪委监委将江西盾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涉嫌污染环境问题线索及相关证据移送至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11月15日,临川分局对该案立案侦查并先后将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邹样清和股东杨友龙抓获归案。随后,市纪委监委专案组人员提审询问邹样清时,邹样清交代了邓长明和丁文在处理盾牌公司长年填埋的1470吨危险废物上给予关照,分别收受其70万元的问题。杨友龙同样也交代了邓长明、丁文收受贿赂的问题。
邓长明在得知邹样清、杨友龙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被抚州市纪委监委派人进行询问后,担心其受贿行为败露。心中不安的邓长明,一边四处打听邹样清、杨友龙是否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交代其受贿行为,一边于11月17日晚将一个装满180万元现金的旅行箱和两个各装了50万元现金的蛇皮袋分别送往其妻舅处和妹妹处藏匿。随后还电话联系其他行贿人,将合计90万元的受贿款退还给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
在此期间,邓长明多次找丁文密谋如何对抗组织调查,要丁文将邹样清送的140万元贿金全部担下来,并承诺会想办法将丁文“捞”出来。但丁文感觉案情重大,担心会受到严惩而予以拒绝,并表示其将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https://t.cn/A6baM5bB ,丁文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邓长明在得知丁文投案后,心理防线被冲垮,于9时10分左右向专案组人员发短信表示要来投案,并在10时左右携带60万元赃款向抚州市纪委监委投案。
正如邓长明后来在忏悔材料中写的,他之所以选择主动投案是因为“纸终究包不住火”。但心存侥幸的他只供述了其收受邹样清70万元的问题,声称自己带来的现金就是邹样清当时送来的,并表示只收过这一次钱,对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只字不提。
然而,邓长明显然打错了算盘。专案组充分运用邓长明、丁文两人同一天到案的条件,广泛收集市生态环境局(原环保局)存档资料,调取有关企业资料,并通过邓长明的其他信息掌握了邓长明更多违纪违法证据。在证据面前,邓长明不得不交代了其对抗组织审查、转移赃款的行为,其“避重就轻”的幻想最终破灭。
欺瞒组织 认小否大终自误
梳理相关案例发现,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假投案真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主要有三种情形:避重就轻型、投石问路型和丢卒保车型。
邓长明案例就属于避重就轻型。这种抱有侥幸心理的人主动向组织交代自己较小较轻的那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而将性质较重、数量较大的违法犯罪事实隐藏起来,以期让办案机关认为其态度诚恳,继而止步调查。
邓长明案不是孤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也有一名派出所所长避重就轻隐瞒案情。阿布力海提·玉努斯在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央塔克乡派出所所长、教导员和巴扎结米乡派出所所长期间,充当辖区内赌场老板的“保护伞”,收受财物61万余元。但他在“投案”时,交代问题避重就轻,仅坦白收受财物12.24万元。阿布力海提因此受到免职处理,由派出所所长降为普通民警。受到撤职处分后,阿布力海提以为已经蒙混过关。但该县纪委监委在对其问题线索开展“回头看”时,发现其涉嫌隐瞒违纪事实换取从轻处理后,开展了初步核实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5月10日,阿布力海提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投石问路型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假投案行为。当得知纪委监委在对自己展开调查时,特别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行贿人、共同受贿人或知情人被监委留置后,对于上述人员是否会供出自己的犯罪事实心中没底,故而采取主动投案的形式,在投案后只向组织交代自己一小部分违纪违法事实,从办案人员问话的态度、口气和内容中来试探是否掌握了自己违法犯罪事实。
比如,江西省抚州市园林绿化局(风景名胜管理局)副调研员徐大国在得知与他有关联的行贿嫌疑人被该市纪委监委留置后,预感可能要出事的他找到市纪委监委办案组主动交代曾收受过3万元咨询费,而对其受贿200万元的事实则闭口不谈。
邓长明、阿布力海提、徐大国等人投案的真实目的并非是认罪悔罪,而是抱着打探案情、探听虚实的心态,进行“摸底探路”,从而想“大事化小”,他们压根就没有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意愿,交代小问题隐瞒大问题,企图蒙混过关。如此“投案”,不仅失去了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机会,还要受到纪法的严惩。
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一起案例属于丢卒保车型。其主要表现为:让“卒子”去主动承揽责任,好让真正的违纪违法人员逃脱惩罚。
4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委政法委原常务副书记潘卫国酒后超速驾车致使4人死亡。为掩盖其酒后驾车违法行为,潘卫国指使同车朋友闫某华“顶包”认罪。4月16日,敖汉旗公安局对潘卫国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执行逮捕。5月13日,潘卫国被“双开”。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以及对抗组织审查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政治纪律行为。“假投案、真对抗”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对党不忠诚,是欺骗组织、对抗组织。
中央民族大学诉讼法学副教授李扬认为,通常而言,被调查人在选择主动投案时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分别是“真诚悔罪”“避重就轻”和“以退为进”,其中后两种心态都是通过主动投案的方式来制造自己悔罪的假象,从而将整个调查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假投案行为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纪律意识淡薄,也是侥幸心理作祟。”温州大学瓯江学院讲师卢锦泉表示。
精准识别 对假投案者严肃处理
9月23日,甘肃兰州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平凉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黄继宗受贿案。黄继宗的“双开”通报指出,其藐视党纪国法,工于心计,迫于形势搞假投案刺探虚实,交代问题避重就轻,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企图蒙混过关。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对抗组织审查,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遇到对抗组织审查怎么办?重庆市铜梁区纪委监委从审查调查对象的知、情、意、行等心理实际出发,摒弃单纯说教,抓住审查调查对象的心理特点,找准谈之有效的话题,如让审查调查对象重读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工作日记等,动其“初心”治其“歪心”,让其在思想上接受一场深刻的洗礼。
四川省都江堰市纪委监委重视外围“证据链”,违纪违法事实的认定以客观证据为依据,审查调查对象的口供仅供参考,办案人员把握有关案情和证据材料力求全面细致,制定周密的外围调查方案,围绕主线、紧盯主角,在外围调查取证中抓住要点,灵活应对各种新形式的违纪、犯罪行为,从而获取有效证据。
江苏省灌云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分析,投案不等于自首,对于问题干部交代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善用“火眼金睛”,辨明投案者是真心悔过还是“转移视线”,交代问题是全部违纪事实还是“丢卒保车”对抗组织调查,对于假投案者,在查清事实后,要予以严肃处理。
浙江省武义县纪委监委对符合主动投案条件的被调查人,根据法定程序向检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针对主动投案工作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该县纪委监委建立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主动投案工作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预案,细化工作流程、内容、要求以及责任界限。
江西省抚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针对实际工作中主动投案存在的问题,形成了多种有效应对经验。一是充分利用对象能主动投案并能交代部分违法犯罪事实的现象,因势利导,就投案自首的法定含义,真投案与假投案的不同处理,做细致工作,迫使其认清形势,主动交代。二是对“投石问路”“试探深浅”的,在条件不成熟或证据尚未收集到位时,不惊动对象,让其以为办案人员信以为真,在一定程度上麻痹对方,争取收集证据所需的时间和空间。三是当面揭穿,充分利用前来投案的机会,揭穿其目的就是为了避重就轻,逃避责任。该市还制定了处置主动投案问题的试行办法,明确了直接到办案点、巡察组投案或来电、来信提出主动投案等情形下的报告、审批、安全措施,使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部门密切配合,快速移交处置,确保安全高效。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的一贯方针,现实中,极少数干部把组织的关爱苦心当成避罪漏洞,企图以假投案转移视线、蒙混过关,或以小遮大、瞒天过海。”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研究员王希鹏说,这些伎俩看似聪明,实则愚蠢,这些人的如意算盘最终必会落空。链接: https://t.cn/A6baM5qq
不久前,江西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抚州市生态环境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长明,原党委委员、副局长丁文二人被“双开”。通报指出邓长明“对抗组织审查,转移、隐匿涉案财物”,同时丁文也存在“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公开信息显示,此二人在去年11月曾主动投案,其中邓长明还是“携款投案”。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地主动投案人数逐渐增多,但在实际审查调查中,纪检监察机关发现,个别投案的干部为了避免惩罚,避重就轻,用简单违纪事实代替违法犯罪事实,或仅供述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这些借“主动投案”之名,行对抗审查调查之实的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欲盖弥彰,最终难逃纪法严惩。
迫于压力假投案 企图避重就轻
2019年11月14日,抚州市纪委监委将江西盾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涉嫌污染环境问题线索及相关证据移送至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11月15日,临川分局对该案立案侦查并先后将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邹样清和股东杨友龙抓获归案。随后,市纪委监委专案组人员提审询问邹样清时,邹样清交代了邓长明和丁文在处理盾牌公司长年填埋的1470吨危险废物上给予关照,分别收受其70万元的问题。杨友龙同样也交代了邓长明、丁文收受贿赂的问题。
邓长明在得知邹样清、杨友龙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被抚州市纪委监委派人进行询问后,担心其受贿行为败露。心中不安的邓长明,一边四处打听邹样清、杨友龙是否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交代其受贿行为,一边于11月17日晚将一个装满180万元现金的旅行箱和两个各装了50万元现金的蛇皮袋分别送往其妻舅处和妹妹处藏匿。随后还电话联系其他行贿人,将合计90万元的受贿款退还给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
在此期间,邓长明多次找丁文密谋如何对抗组织调查,要丁文将邹样清送的140万元贿金全部担下来,并承诺会想办法将丁文“捞”出来。但丁文感觉案情重大,担心会受到严惩而予以拒绝,并表示其将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https://t.cn/A6baM5bB ,丁文向抚州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邓长明在得知丁文投案后,心理防线被冲垮,于9时10分左右向专案组人员发短信表示要来投案,并在10时左右携带60万元赃款向抚州市纪委监委投案。
正如邓长明后来在忏悔材料中写的,他之所以选择主动投案是因为“纸终究包不住火”。但心存侥幸的他只供述了其收受邹样清70万元的问题,声称自己带来的现金就是邹样清当时送来的,并表示只收过这一次钱,对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只字不提。
然而,邓长明显然打错了算盘。专案组充分运用邓长明、丁文两人同一天到案的条件,广泛收集市生态环境局(原环保局)存档资料,调取有关企业资料,并通过邓长明的其他信息掌握了邓长明更多违纪违法证据。在证据面前,邓长明不得不交代了其对抗组织审查、转移赃款的行为,其“避重就轻”的幻想最终破灭。
欺瞒组织 认小否大终自误
梳理相关案例发现,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假投案真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主要有三种情形:避重就轻型、投石问路型和丢卒保车型。
邓长明案例就属于避重就轻型。这种抱有侥幸心理的人主动向组织交代自己较小较轻的那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而将性质较重、数量较大的违法犯罪事实隐藏起来,以期让办案机关认为其态度诚恳,继而止步调查。
邓长明案不是孤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也有一名派出所所长避重就轻隐瞒案情。阿布力海提·玉努斯在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央塔克乡派出所所长、教导员和巴扎结米乡派出所所长期间,充当辖区内赌场老板的“保护伞”,收受财物61万余元。但他在“投案”时,交代问题避重就轻,仅坦白收受财物12.24万元。阿布力海提因此受到免职处理,由派出所所长降为普通民警。受到撤职处分后,阿布力海提以为已经蒙混过关。但该县纪委监委在对其问题线索开展“回头看”时,发现其涉嫌隐瞒违纪事实换取从轻处理后,开展了初步核实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5月10日,阿布力海提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投石问路型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假投案行为。当得知纪委监委在对自己展开调查时,特别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行贿人、共同受贿人或知情人被监委留置后,对于上述人员是否会供出自己的犯罪事实心中没底,故而采取主动投案的形式,在投案后只向组织交代自己一小部分违纪违法事实,从办案人员问话的态度、口气和内容中来试探是否掌握了自己违法犯罪事实。
比如,江西省抚州市园林绿化局(风景名胜管理局)副调研员徐大国在得知与他有关联的行贿嫌疑人被该市纪委监委留置后,预感可能要出事的他找到市纪委监委办案组主动交代曾收受过3万元咨询费,而对其受贿200万元的事实则闭口不谈。
邓长明、阿布力海提、徐大国等人投案的真实目的并非是认罪悔罪,而是抱着打探案情、探听虚实的心态,进行“摸底探路”,从而想“大事化小”,他们压根就没有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意愿,交代小问题隐瞒大问题,企图蒙混过关。如此“投案”,不仅失去了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机会,还要受到纪法的严惩。
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一起案例属于丢卒保车型。其主要表现为:让“卒子”去主动承揽责任,好让真正的违纪违法人员逃脱惩罚。
4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委政法委原常务副书记潘卫国酒后超速驾车致使4人死亡。为掩盖其酒后驾车违法行为,潘卫国指使同车朋友闫某华“顶包”认罪。4月16日,敖汉旗公安局对潘卫国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执行逮捕。5月13日,潘卫国被“双开”。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以及对抗组织审查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政治纪律行为。“假投案、真对抗”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对党不忠诚,是欺骗组织、对抗组织。
中央民族大学诉讼法学副教授李扬认为,通常而言,被调查人在选择主动投案时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分别是“真诚悔罪”“避重就轻”和“以退为进”,其中后两种心态都是通过主动投案的方式来制造自己悔罪的假象,从而将整个调查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假投案行为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纪律意识淡薄,也是侥幸心理作祟。”温州大学瓯江学院讲师卢锦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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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甘肃兰州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平凉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黄继宗受贿案。黄继宗的“双开”通报指出,其藐视党纪国法,工于心计,迫于形势搞假投案刺探虚实,交代问题避重就轻,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企图蒙混过关。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对抗组织审查,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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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武义县纪委监委对符合主动投案条件的被调查人,根据法定程序向检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针对主动投案工作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该县纪委监委建立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主动投案工作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预案,细化工作流程、内容、要求以及责任界限。
江西省抚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针对实际工作中主动投案存在的问题,形成了多种有效应对经验。一是充分利用对象能主动投案并能交代部分违法犯罪事实的现象,因势利导,就投案自首的法定含义,真投案与假投案的不同处理,做细致工作,迫使其认清形势,主动交代。二是对“投石问路”“试探深浅”的,在条件不成熟或证据尚未收集到位时,不惊动对象,让其以为办案人员信以为真,在一定程度上麻痹对方,争取收集证据所需的时间和空间。三是当面揭穿,充分利用前来投案的机会,揭穿其目的就是为了避重就轻,逃避责任。该市还制定了处置主动投案问题的试行办法,明确了直接到办案点、巡察组投案或来电、来信提出主动投案等情形下的报告、审批、安全措施,使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部门密切配合,快速移交处置,确保安全高效。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的一贯方针,现实中,极少数干部把组织的关爱苦心当成避罪漏洞,企图以假投案转移视线、蒙混过关,或以小遮大、瞒天过海。”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研究员王希鹏说,这些伎俩看似聪明,实则愚蠢,这些人的如意算盘最终必会落空。链接: https://t.cn/A6baM5qq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2020# WNEVC2020|任焕焕:中国中重型商用车电动化现状及积分政策思路2020年9月27-30日,第二届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省海口召开,本次大会以“共克时艰、跨界协同、合作共赢”为主题,为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速突破新能源汽车市场化障碍,加快推进“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融合发展,由中国科协、海南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同举办。其中,在9月29日举办的“中重型车零排放论坛”主题峰会上,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汽数据有限公司咨询业务本部副总监任焕焕发表演讲。2020年9月27-30日召开的2020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汽数据有限公司咨询业务本部副总监任焕焕发表了演讲,其主要内容与观点如下:1.两大背景推动商用车积分政策研究:节能减排对推进商用车电动化的重要性,商用车受补贴的影响比较明显。2.不同地区不同应用场景的商用车电动化进程不同,近几年相关的政策法规不断完善,行业对中重型车电动化包括商用车的电动化,逐步达成共识。3.从目标、产品结构、使用情况、经济性等层面对比分析中国和加州推进重型车电动化的异同,中国推进电动化比加州的劣势和障碍更大。4.通过研究我国商用车积分政策关键点,一是政策研究的目标、底层逻辑是节能减排,二是评估不同车型进行电动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从而确定重点关注轻型车,同时对不同车型给予不同的积分力度。以下内容为现场演讲实录:中国主管部门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相关的研究工作,今天我就中国的商用车的电动化的现状以及相关的积分法规研究思路,跟大家做个分享。法规研究的背景。两个方面。一个是节能减排对推进商用车电动化的重要性。另外,就是商用车受补贴的影响比较明显,商用车电动化的占比在逐年下降。这两个背景下,工信部2018年启动商用车积分研究工作。这个工作组织行业相关机构和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一起参与,包括我们中心,包括协会、学会,包括一汽等五家牵头单位,联合成立工作组,开展研究工作。首先介绍一下商用车的电动化现状。从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不太均衡的一个状态。从应用领域看,也比较集中,从2019年的数据可以看到,主要还是在公交客车,电动化的比例非常高,城市物流车、公用客车有一定的比例,尤其重型车领域,特定的使用场景里有一些电动化。从技术路线看,未来商用车电动化还是多条技术路线并行,但目前现状,仍然是以纯电技术路线为主,燃料电池目前还处于示范的一个状态。从区域分布看,也是呈现了不太均衡的一个特征,主要还是分布在东南沿海区域,尤其是排放类的相关的政策的推动下,有些地区商用车电动化走得会靠前一些。综合来说,目前商用车在开始推进电动化的时候,行业还是存在很多顾虑。包括一些使用场景,技术是不是满足,充电基础设施、使用便利性方面是不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等等。其实最重要,还是经济性,目前还是没有呈现完全的一个优势。随着近几年相关的政策法规不断的完善推进,包括工信部牵头制定公共领域的三年行动计划,包括整车企业推进电动车的技术提升,可以看到,制约性的这些因素在逐渐改善。现在行业对中重型车电动化包括商用车的电动化,逐步达成了共识。接下来用点时间简单分析一下关于中国和加州推进重型车电动化的异同,也呼应前面专家的介绍,跟我们的情况有哪些是相同的,有哪些区别。从目标看。无论中国还是加州,主要是节能减排的目的。但实际在政策目标的优先级或是具体政策目标上,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中国推进电动化,首要要解决的是能源安全问题,然后是气候变化、产业目标。从加州层面,从空气污染治理、保障生命健康、二氧化碳减排等,这是主要的政策目标。我们对比中国和加州关于电动车市场,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首先产品结构。中国的产品结构,重型车体量还是非常大,我们统计了12吨以上的商用车,在车队的占比已经达到5.4%。加州的占比仅仅达到1.3%。尤其最重的车型,中国的占比更是明显高于加州。所以从场景结构看,因为我们重型车的占比比较高,所以我们推进重型车电动化的现实困难难度会更大。第二,从市场来说,也呈现差异性,企业之间也有比较大的差异性。2019年我们统计商用车的生产企业有900多家,但年产量超过1万辆的企业仅仅只有55家,所以长尾现象非常明显。第三,从具体的应用场景看,差异非常大。我们做了简单的测算。中国推进电动化的时候,经济性来说,我们比加州的劣势、障碍会更大。这里有个典型车型,成员企业提供了18吨的牵引车,以此为例进行计算,按五年的全生命周期测算,现在电动车和传统车的差价还会差到45万。根据加州提供的数据,目前现状,他们生命周期12年,按这个生命周期测算,差价仅23万。中国的商用车使用周期更短,如果按中国五年的生命周期测算,这个差价会提升到60万。所以一方面,商用车里尤其重型车,电耗比较高,使用周期现在还没有美国长,所以现状测试下来,经济性差距比加州还会更大。以上是简单分析了我们目前产品结构和使用情况看到的中国跟加州两者推进电动化的基础上的一些差异。接下来,我介绍一下目前我们工作组推进积分政策的研究思路。经过工作组的前期研究论证,整个研究工作遵循了五大原则:一是目标导向。以节能减排为主要目标。然后聚焦重点,重点关注商用车的规模比较大的有节能减排潜力的车型。抓大放小,企业分布差异性特别大,我们会考虑到政策协调、分步实施,前期过渡期不会有强制性的管理,后面才会实行强制性的管理。我们在研究层面,根据工作组的分工,设计了五个专题在协同推进。通过前期的课题研究,重点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到底管理哪些车型,对哪些车型进行强制性管理,哪些只是给予鼓励。最重要的就是这些车型具体的考核力度是怎样的,以及相关的技术引导、灵活措施等。我跟大家重点分享两个方面,也是整个政策研究里最关键的两点。第一,政策研究的目标、底层逻辑。到底怎么确定政策管理的力度?其实这块跟目前乘用车双积分有很大的不同,做政策设计的时候,我们会要求政策整体收益、社会收益大于整个企业付出的成本,也就是社会总收益是为正的,但做商用车电动化的时候,这块是做不到的,因为目前商用车电动化还不具备完全的经济性,我们更多是从节能减排的目标设立整体的目标,看到底基于整个产业发展的情景,把情景要求进一步提高到什么程度,能更好地满足节能减排目标。按这个逻辑制定整体的政策设计的力度。第二,到底管哪些车型?首先,一个基础问题,就是管理口径。中国商用车市场数量比较多,应用场景更为复杂,所以口径划分也会比较复杂。我们口径划分的时候,分三个层面:第一层面,考虑使用用途。第二是考虑管理划分的类别。第三是结合交通管理口径,4.5吨以上的车型占了主要的占比,所以我们也会从4.5吨作为一个进一步的划分口径。到底哪些车型可以纳入强制性管理?我们从两个维度评估:第一,评估车型进行电动化的可行性。第二,评估进行电动化的必要性。可行性,主要指标还是从经济性来评估车型的电动化的可行性,因为商用车管理,我们需要细分到不同类型的车型,所以会细分不同类型,不同应用场景下的经济性是什么样的。我举了一些例子,经过测算,发现对大部分的车型,到2030年前后电动车的经济性才能优于传统车。当然,有些特定的应用领域,经济性优势显现时间更早。包括公交客车,2025年可以实现经济性优于燃油车,还有轻型的长途物流车,2020年就可以达到经济性优于然轴车。进行测算以后,我们预测,如果没有积分政策,对产业自然发展的情景,到底未来的不同车型的市场会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结合不同车型的经济性,进一步进行评估。这个片子主要是由协会负责市场的预测,根据预测情况,可以看到到2025年,整个市场上,除了公交车外,电动化比例提升比较快的主要还是物流车、环卫车,尤其重型车,仍然是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会有一些电动车的应用。以上是从可行性的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必要性的角度。推进重型车电动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节能减排。我们分解到不同的车型,到底哪些车型是节能减排的重点?目前主要是轻型货车、重型货车,这是燃油消耗最大的,从不同使用用途看,主要是牵引车、专用车,是燃油消耗比较大的。所以这些车从必要性角度来说,是很有必要推进电动化的。最后结合可行性原则以及必要性原则综合看,到底哪些车型强制管理、哪些给予鼓励性的引导。基于工作组的研究,我们初步形成了研究方案,整体的管理思路。在工作组层面初步达成了共识:首先,适用范围,我们考虑应用场景、可行性和必要性,重点关注轻型车。对重型车,我们部分场景车型给予很低的强制性的要求,对其他的场景我们设置予鼓励性的目标。积分核算的时候,对不同车型会给予不同的积分的力度。具体考核要求,对不同的车型会给不同的车型比例的目标。考核主体是以企业作为主体,进行考核。积分管理跟加州类似,我们也设立了灵活性的机制,包括积分结转、交易机制,不合规的话,也会有处罚性的管理。按目前的政策研究的草稿,那到底会有怎样的政策效果?根据我们的测算,政策力度到2025年预计新能源商用车占比会达到10%,这个水平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加州的水平大概8%。在这个水平下,对节能减排会产生明显的贡献。我们测算,跟乘用车对比,按10%的占比考虑商用车节能的要求,“十四五”期间节能减排累计达到5千万吨的水平,二氧化碳也会减排1.5亿左右。这块的效果是大于乘用车的情况的。以上就是关于重型车现状以及积分政策研究的分享。谢谢。(注: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嘉宾审阅) https://t.cn/RDUmp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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