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检验深圳数字经济强大韧性】随着复工复产持续深入推进，深圳工业经济企稳复苏、稳中向好。深圳市工信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当月，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是春节后复工以来首次实现正增长。“深圳具有得天独厚的技术和产业优势，这次疫情充分检验了我们的工业数字化能力”，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贾兴东在“民心桥”节目上表示。新冠疫情让深圳的服务机器人产业从锦上添花走到“刚需”，开拓了更多应用场景。https://t.cn/A6LfVd4Z
#首控推荐# 托育行业的硬伤，如何破解“幼无所托”难题？
2019年被誉为我国托育行业的“元年”，国家首次从政策层面下发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全国多地也随之跟进出台相关政策。2020年，托育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才刚起步，却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企业在自救的同时，中央、地方层面高度重视，不断释放积极信号，促进这一项新兴事业的发展。
无“准入”标准，专业托育师资匮乏，是托育行业的硬伤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取得“新进展”的7项民生要求中，“幼有所育”排在首位。尽管国家早已放开二孩政策，但国民生育的积极性依然不高，很重要的原因是“没人带”，尤其是双职工家庭，即使亲自上阵，很多年轻父母也不知如何照护和教育0岁至3岁孩子。同时，隔代育儿存在观念差异，育儿嫂、保姆照料又担心安全隐患等，诸多问题导致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已然成为民生刚需！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16年有10个国家的0-2岁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丹麦的入托率最高，达到61.8%，韩国以53.4%的入托率成为亚洲儿童入托率最高的国家，平均值为33.2%。2018年美国入托机构数量超82万家，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针对婴幼儿托育服务均形成了多样化的服务模式。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横向对比发现，中国目前4.1%的入托率远低于其他国家。而近三年新出生人数合计超过4700万，面向0-3岁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的托位缺口预计超过500万个。
俗话说“3岁定80岁”，新一代年轻父母希望托育已不仅局限于照看孩子，而更多期望嵌入早期教育、智力开发的元素。而目前，市场上大部分托育机构无牌照且无监管，在许多地区乃至一线较为发达的城市，一些托育机构从业者在无学前教育专业证书、无教师资格证、无育婴师证的情况下依旧能照常上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由于托育服务人员准入“标准”仅以机构设置与管理规范等政策文件中的部分内容呈现，至今未有关于国家发布的托育服务人员职业标准的详细规定。其次，国内开设托育专业的学校非常少，托育师资教育缺口大，目前学前教育专业大多是围绕3-6岁的幼儿园幼师展开，很少有针对0-3岁婴幼儿的专业。没有教育教学标准，故没有适合的幼托课程和教研支撑教师解决日常问题。而目前市场上有许多托育服务人员培训机构，经过短期培训后提供“早期教育教师合格证明”，大部分托育机构会接受此类合格证明。
对于托育机构来说，目前面临着办托难、运营难、质量忧等诸多困境。首先，因为之前没有设置标准、没有管理规范，大部分地区尚无托育机构注册名目，只能注册为教育科技公司、教育咨询公司以及培训机构等，超范围经营现象突出，身份合法化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机构选址难，能办营业执照的地方价格昂贵，尤其是来自商业中心用地或租赁其它地段，势必会导致托费的增高。如若选择位置合理的地方，却办不了营业执照，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在运营方面，托育机构前期投入大，运营成本相对较高。以一二线城市为例，一家托育机构的前期投入至少要30-40万甚至更多，再加上日常运营中的房租和人员费用这两个大项加起来每个月也至少要10-20万的运营费用。近期受疫情影响，托育机构纷纷被叫停，运营处境更加艰难，对于那些小规模、现金储备不足的线下托育机构而言，也将随时面临资金断流的风险。在质量层面，由于婴幼儿教育的特殊性，对于食品健康安全及如何科学、专业的照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大多数托育机构都是自己给婴幼儿准备餐点。当前尚无针对托育机构婴幼儿食品安全的标准和指引，导致机构内配餐无标可依，虐幼等托育问题的发生，也对托育机构教师资质、管理方法、经验等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政策发力，租金、税收等减免，降低托育机构建设成本
为了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让更多的家庭享受托育服务，真正解决托育这一民生问题。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部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共同研究试点开展普惠托育专项活动，进一步降低托育机构建设成本为未来做打算。
早于2017年11月18 日十九大报告就提出，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同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明确提出，要解决好婴幼儿照顾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陆续提出，明确卫健委负责“指定促进三岁以下婴幼儿照顾服务发展的指导文件”，明确要“指定试试大力发展3岁以下婴幼儿照顾服务的政策措施”。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到2020年前初步建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并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到2025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基本形成，从全国政策层面推动早教托育行业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同年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对托育服务人员资质和配置做出详细规定。由此可见，国家不仅高度重视幼有所育，更注重“幼有善育”。
目前，上海、广东等地均已出台了包括减免房屋租金、税收减免、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统筹支付购买学位费用等措施对托育机构给予支持。而中央财政也将给予普惠性托育机构每个位置年度补贴1万元。不只是用中央财政的钱支持，地方财政也将配套补贴，所以一个托位每年补贴有的地方可能达到2万元甚至以上，国家不断放大招，对托育服务业的发展或将带来极大刺激。
4月1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2020—2025年）》提到，深圳将重点解决“托育难”，到2020年底，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至少建成1家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具有示范效应的普惠性托育机构，在幼儿园开展托幼服务一体化试点工作。到2022年，每个街道至少建成1家具有示范效应的普惠性托育机构，至少1家幼儿园（幼儿中心）开设托班。到2025年，每个社区均有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机构。全市托幼服务一体化的幼儿园（幼儿中心）达200家以上，每千人口托位数达4个，婴幼儿家庭接受科学育儿指导率达95%，婴幼儿健康管理率达95%。
该《实施方案》也要求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开设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将婴幼儿照护从业人员作为急需紧缺人员纳入培训规划，并实施“南粤家政”职业技能培训行动，把育婴师、保育员等与婴幼儿照护相关职业纳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范围，从而为婴幼儿照护服务提供人才保障。
政策带来的利好，对于处在疫情期间经营困难的托育机构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同时也给市场释放了一个十分积极的信号。尽管托育行业目前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但仍可看到市场需求巨大，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才会有更多想象空间！
2019年被誉为我国托育行业的“元年”，国家首次从政策层面下发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全国多地也随之跟进出台相关政策。2020年，托育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才刚起步，却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企业在自救的同时，中央、地方层面高度重视，不断释放积极信号，促进这一项新兴事业的发展。
无“准入”标准，专业托育师资匮乏，是托育行业的硬伤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取得“新进展”的7项民生要求中，“幼有所育”排在首位。尽管国家早已放开二孩政策，但国民生育的积极性依然不高，很重要的原因是“没人带”，尤其是双职工家庭，即使亲自上阵，很多年轻父母也不知如何照护和教育0岁至3岁孩子。同时，隔代育儿存在观念差异，育儿嫂、保姆照料又担心安全隐患等，诸多问题导致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已然成为民生刚需！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16年有10个国家的0-2岁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丹麦的入托率最高，达到61.8%，韩国以53.4%的入托率成为亚洲儿童入托率最高的国家，平均值为33.2%。2018年美国入托机构数量超82万家，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针对婴幼儿托育服务均形成了多样化的服务模式。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横向对比发现，中国目前4.1%的入托率远低于其他国家。而近三年新出生人数合计超过4700万，面向0-3岁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的托位缺口预计超过500万个。
俗话说“3岁定80岁”，新一代年轻父母希望托育已不仅局限于照看孩子，而更多期望嵌入早期教育、智力开发的元素。而目前，市场上大部分托育机构无牌照且无监管，在许多地区乃至一线较为发达的城市，一些托育机构从业者在无学前教育专业证书、无教师资格证、无育婴师证的情况下依旧能照常上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由于托育服务人员准入“标准”仅以机构设置与管理规范等政策文件中的部分内容呈现，至今未有关于国家发布的托育服务人员职业标准的详细规定。其次，国内开设托育专业的学校非常少，托育师资教育缺口大，目前学前教育专业大多是围绕3-6岁的幼儿园幼师展开，很少有针对0-3岁婴幼儿的专业。没有教育教学标准，故没有适合的幼托课程和教研支撑教师解决日常问题。而目前市场上有许多托育服务人员培训机构，经过短期培训后提供“早期教育教师合格证明”，大部分托育机构会接受此类合格证明。
对于托育机构来说，目前面临着办托难、运营难、质量忧等诸多困境。首先，因为之前没有设置标准、没有管理规范，大部分地区尚无托育机构注册名目，只能注册为教育科技公司、教育咨询公司以及培训机构等，超范围经营现象突出，身份合法化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机构选址难，能办营业执照的地方价格昂贵，尤其是来自商业中心用地或租赁其它地段，势必会导致托费的增高。如若选择位置合理的地方，却办不了营业执照，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在运营方面，托育机构前期投入大，运营成本相对较高。以一二线城市为例，一家托育机构的前期投入至少要30-40万甚至更多，再加上日常运营中的房租和人员费用这两个大项加起来每个月也至少要10-20万的运营费用。近期受疫情影响，托育机构纷纷被叫停，运营处境更加艰难，对于那些小规模、现金储备不足的线下托育机构而言，也将随时面临资金断流的风险。在质量层面，由于婴幼儿教育的特殊性，对于食品健康安全及如何科学、专业的照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大多数托育机构都是自己给婴幼儿准备餐点。当前尚无针对托育机构婴幼儿食品安全的标准和指引，导致机构内配餐无标可依，虐幼等托育问题的发生，也对托育机构教师资质、管理方法、经验等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政策发力，租金、税收等减免，降低托育机构建设成本
为了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让更多的家庭享受托育服务，真正解决托育这一民生问题。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部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共同研究试点开展普惠托育专项活动，进一步降低托育机构建设成本为未来做打算。
早于2017年11月18 日十九大报告就提出，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同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明确提出，要解决好婴幼儿照顾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陆续提出，明确卫健委负责“指定促进三岁以下婴幼儿照顾服务发展的指导文件”，明确要“指定试试大力发展3岁以下婴幼儿照顾服务的政策措施”。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到2020年前初步建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并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到2025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基本形成，从全国政策层面推动早教托育行业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同年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对托育服务人员资质和配置做出详细规定。由此可见，国家不仅高度重视幼有所育，更注重“幼有善育”。
目前，上海、广东等地均已出台了包括减免房屋租金、税收减免、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统筹支付购买学位费用等措施对托育机构给予支持。而中央财政也将给予普惠性托育机构每个位置年度补贴1万元。不只是用中央财政的钱支持，地方财政也将配套补贴，所以一个托位每年补贴有的地方可能达到2万元甚至以上，国家不断放大招，对托育服务业的发展或将带来极大刺激。
4月1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2020—2025年）》提到，深圳将重点解决“托育难”，到2020年底，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至少建成1家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具有示范效应的普惠性托育机构，在幼儿园开展托幼服务一体化试点工作。到2022年，每个街道至少建成1家具有示范效应的普惠性托育机构，至少1家幼儿园（幼儿中心）开设托班。到2025年，每个社区均有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机构。全市托幼服务一体化的幼儿园（幼儿中心）达200家以上，每千人口托位数达4个，婴幼儿家庭接受科学育儿指导率达95%，婴幼儿健康管理率达95%。
该《实施方案》也要求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开设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将婴幼儿照护从业人员作为急需紧缺人员纳入培训规划，并实施“南粤家政”职业技能培训行动，把育婴师、保育员等与婴幼儿照护相关职业纳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范围，从而为婴幼儿照护服务提供人才保障。
政策带来的利好，对于处在疫情期间经营困难的托育机构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同时也给市场释放了一个十分积极的信号。尽管托育行业目前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但仍可看到市场需求巨大，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才会有更多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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