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签之经营管理签证 ①决算报告书
续签时候、入管局的担当主要通过决算报告书、和确定申告 来判定公司的税务情况
因此、在讲解之前，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先简单介绍一下日本公司每年的申报、决算制度。
日本公司与中国公司不同，每年仅需要在一个事业年度（就是一年期间）的决算月做一次决算，决算日后的2个月内做一次申报（确定申告）即可，所以说日本公司的决算与申报并不是以自然年度（1月～12月）为单位，而是以公司自己决定的事业年度为单位进行的。
举个例子，一家株式会社的成立日为3月15日，那么该公司的事业年度可以设定为4月～3月，决算月即为每年的3月份，决算结束后，3月～5月之间做申报。
当然，一般来讲，日本的公司不论规模大小，都会长期雇用税理士（大公司一般会雇用公认会计士）来打理税务方面的内容，所以想来日本开公司或经营事业的外国人就算不了解日本公司的一些规则，问题也不大。同样记账可以自己来、但是税理士的费用不能省。
②公司的决算报告书
公司的负债是否高于资产（债务超过）
经营管理签证申请当年的在留期间基本上都是1年，1年后需要更新。更新时，入管局考虑的点是：事业的继续性和安定性。这两点就是通过决算报告书内的「賃借対照表」来体现的。简单来说，当公司全部的资产都卖掉，也还不清公司债务的情况下，就不能够拿到更新许可了。
如果，公司决算出现赤字，为了证明该事业有继续性，需要提出更多的证明。比如：今年度的事业情况说明书、来年的事业计划，試算表等。但是，入管局并不会仅仅通过单年度的决算情况来判断，而且通过最近的事业年度以及最近的事业年度的前一年度，共计2年度的公司的债务状况、盈利状况、运营实绩等综合判断该事业是否有继续性。
③经营管理签证更新时，在公司经营状况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
（前提：为了方面理解，假定公司的事业年度为1月～12月，2022年1月申请经营管理签证更新）
1，2021年以及2020年均盈利，且资产大于负债
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证明事业的继续性，所以在更新申请时，提交的材料非常简单，许可也几乎没有什么大问题。很多客人也不用通过行政书士，自己参考入管局上的所需材料提交即可。
2，2020年盈利，2021年公司亏损（赤字），但资产大于负债
这种情况，更新许可其实问题也不大，只不过需要提交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事业的继续性。在提交更新许可申请时，需要提交将来1年的事业计划书以及预算说明。如果赤字情况过于严重或事业计划和预算阐述的不够明确时，入管局可能还会要求申请人提出中小企业诊断士或公认会计士等专家对该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评价的书面材料，試算表等。
3，2020年盈利，2021年公司亏损（赤字）且债务超过资产，但2020年资产大于负债
公司如果出现债务超过的情况，在日本社会上的信用度会降低，基本上很难证明事业有继续性。但是由于债务超过的情况并没有超过1年，公司改善目前的营业状况的机会并没有完全丧失，申请人需要提出下1年事业年度内公司的改善措施的详细的事业计划，具体说明公司如何在1年内可以解决债务超过的问题，。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证明事业的继续性，需要向入管局提出中小企业诊断士或公认会计士等专家对该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评价的书面材料，入管局会通过该书面材料来判断该事业是否有继续性。
4，2020年盈利，2021年公司亏损（赤字），2020年及2021年均债务超过
债务超过的情况持续了1年以上的，说明该公司出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并且1年内也无法有效的改善当前的营业状况，这种情况下，入管局判断该事业没有继续性，也就是说申请人的经营管理签证无法继续更新。
5，2020年及2021年公司均亏损（赤字）
连续2个事业年度公司均没有盈利， 入管局判断该是也没有继续性，也就是说申请人的经营管理签证无法继续更新。
以上就是入管局明确发布的事业的继续性判断标准，当然除此之外，经营管理签证能否更新还有很多其他的决定因素，比如说办公室是否符合规定、办公设备是否齐全、公司员工或打工人员是否满足事业需要、是否有匹配事业的许可证、或从业资格、维持事业继续运作的合作商是否稳定等等。
总之，在合法的前提下，在日本经营事业的外国人经营者们，除了要思考如何更好的经营公司之外，为了能够持续地制造收益，或者为了能够更快的在日本稳定地生活下去， 经营管理签证的续签也是同等重要的需要去重视的问题。
当然 、疫情下入管局也针对目前的大环境发放开了审查标准、但是、重点没有变化。
续签时候、入管局的担当主要通过决算报告书、和确定申告 来判定公司的税务情况
因此、在讲解之前，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先简单介绍一下日本公司每年的申报、决算制度。
日本公司与中国公司不同，每年仅需要在一个事业年度（就是一年期间）的决算月做一次决算，决算日后的2个月内做一次申报（确定申告）即可，所以说日本公司的决算与申报并不是以自然年度（1月～12月）为单位，而是以公司自己决定的事业年度为单位进行的。
举个例子，一家株式会社的成立日为3月15日，那么该公司的事业年度可以设定为4月～3月，决算月即为每年的3月份，决算结束后，3月～5月之间做申报。
当然，一般来讲，日本的公司不论规模大小，都会长期雇用税理士（大公司一般会雇用公认会计士）来打理税务方面的内容，所以想来日本开公司或经营事业的外国人就算不了解日本公司的一些规则，问题也不大。同样记账可以自己来、但是税理士的费用不能省。
②公司的决算报告书
公司的负债是否高于资产（债务超过）
经营管理签证申请当年的在留期间基本上都是1年，1年后需要更新。更新时，入管局考虑的点是：事业的继续性和安定性。这两点就是通过决算报告书内的「賃借対照表」来体现的。简单来说，当公司全部的资产都卖掉，也还不清公司债务的情况下，就不能够拿到更新许可了。
如果，公司决算出现赤字，为了证明该事业有继续性，需要提出更多的证明。比如：今年度的事业情况说明书、来年的事业计划，試算表等。但是，入管局并不会仅仅通过单年度的决算情况来判断，而且通过最近的事业年度以及最近的事业年度的前一年度，共计2年度的公司的债务状况、盈利状况、运营实绩等综合判断该事业是否有继续性。
③经营管理签证更新时，在公司经营状况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
（前提：为了方面理解，假定公司的事业年度为1月～12月，2022年1月申请经营管理签证更新）
1，2021年以及2020年均盈利，且资产大于负债
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证明事业的继续性，所以在更新申请时，提交的材料非常简单，许可也几乎没有什么大问题。很多客人也不用通过行政书士，自己参考入管局上的所需材料提交即可。
2，2020年盈利，2021年公司亏损（赤字），但资产大于负债
这种情况，更新许可其实问题也不大，只不过需要提交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事业的继续性。在提交更新许可申请时，需要提交将来1年的事业计划书以及预算说明。如果赤字情况过于严重或事业计划和预算阐述的不够明确时，入管局可能还会要求申请人提出中小企业诊断士或公认会计士等专家对该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评价的书面材料，試算表等。
3，2020年盈利，2021年公司亏损（赤字）且债务超过资产，但2020年资产大于负债
公司如果出现债务超过的情况，在日本社会上的信用度会降低，基本上很难证明事业有继续性。但是由于债务超过的情况并没有超过1年，公司改善目前的营业状况的机会并没有完全丧失，申请人需要提出下1年事业年度内公司的改善措施的详细的事业计划，具体说明公司如何在1年内可以解决债务超过的问题，。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证明事业的继续性，需要向入管局提出中小企业诊断士或公认会计士等专家对该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评价的书面材料，入管局会通过该书面材料来判断该事业是否有继续性。
4，2020年盈利，2021年公司亏损（赤字），2020年及2021年均债务超过
债务超过的情况持续了1年以上的，说明该公司出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并且1年内也无法有效的改善当前的营业状况，这种情况下，入管局判断该事业没有继续性，也就是说申请人的经营管理签证无法继续更新。
5，2020年及2021年公司均亏损（赤字）
连续2个事业年度公司均没有盈利， 入管局判断该是也没有继续性，也就是说申请人的经营管理签证无法继续更新。
以上就是入管局明确发布的事业的继续性判断标准，当然除此之外，经营管理签证能否更新还有很多其他的决定因素，比如说办公室是否符合规定、办公设备是否齐全、公司员工或打工人员是否满足事业需要、是否有匹配事业的许可证、或从业资格、维持事业继续运作的合作商是否稳定等等。
总之，在合法的前提下，在日本经营事业的外国人经营者们，除了要思考如何更好的经营公司之外，为了能够持续地制造收益，或者为了能够更快的在日本稳定地生活下去， 经营管理签证的续签也是同等重要的需要去重视的问题。
当然 、疫情下入管局也针对目前的大环境发放开了审查标准、但是、重点没有变化。
腰椎病治疗与保健指南
腰椎病是一种常见病，腰椎病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时间的调养，对于腰椎病，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这样才能够达到有效的缓解作用，对于患者还应该要做好日常的防护工作，应该要注意腰部的保护工作，要注意腰部保暖，避免受到外伤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长时间久坐或者是长期过度劳累，下面小编和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腰椎病治疗与保健指南。
1、 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腰椎病治疗与保健指南，对于腰椎病需要长期的调养治疗，对于患者可以选择保守的治疗方式，推拿和针灸之类能够有效的缓解腰椎病所带来的疼痛感，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康复运动，能够帮助我更快的恢复。
2、 其次，腰椎病是一种常见病，腰椎病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时间的调养，对于腰椎病，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这样才能够达到有效的缓解作用，对于患者还应该要做好日常的防护工作。
3、 最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腰椎病疾病的患者，应该要注意腰部的保护工作，要注意腰部保暖，避免受到外伤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长时间久坐或者是长期过度劳累，可以进行一些体育活动。
对于腰椎病需要长期的调养治疗，对于患者可以选择保守的治疗方式，推拿和针灸之类能够有效的缓解腰椎病所带来的疼痛感，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康复运动，能够帮助我更快的恢复。
“福州国德医院”治疗有哪些优势?
【疗程短、见效快】用药数日即可见效，绝大多数患者可在较短的时间内找到面部知觉。腰椎病人采用此疗法，5到7天明显见效。
【针对性治疗，定向准确】从病因入手，具有针对性。局部药物浓度高，药物匀散性好，安全。减少或抵消其他辅助药物的副作用，并能改善机体免疫系统。
【采用中医治本，无副作用】该疗法取自数十几种天然名贵中草药，不会对机体造成任何损伤。绿色安全，没有副作用，保证患者的健康长久不复发!所以此疗法使腰椎治疗更容易、疗效更好。
#福州国德医院##福州养老院# #福州康养中心# #福州敬老院# #福州老人院# #福州老年公寓#
腰椎病是一种常见病，腰椎病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时间的调养，对于腰椎病，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这样才能够达到有效的缓解作用，对于患者还应该要做好日常的防护工作，应该要注意腰部的保护工作，要注意腰部保暖，避免受到外伤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长时间久坐或者是长期过度劳累，下面小编和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腰椎病治疗与保健指南。
1、 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腰椎病治疗与保健指南，对于腰椎病需要长期的调养治疗，对于患者可以选择保守的治疗方式，推拿和针灸之类能够有效的缓解腰椎病所带来的疼痛感，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康复运动，能够帮助我更快的恢复。
2、 其次，腰椎病是一种常见病，腰椎病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时间的调养，对于腰椎病，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这样才能够达到有效的缓解作用，对于患者还应该要做好日常的防护工作。
3、 最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腰椎病疾病的患者，应该要注意腰部的保护工作，要注意腰部保暖，避免受到外伤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长时间久坐或者是长期过度劳累，可以进行一些体育活动。
对于腰椎病需要长期的调养治疗，对于患者可以选择保守的治疗方式，推拿和针灸之类能够有效的缓解腰椎病所带来的疼痛感，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康复运动，能够帮助我更快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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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中医治本，无副作用】该疗法取自数十几种天然名贵中草药，不会对机体造成任何损伤。绿色安全，没有副作用，保证患者的健康长久不复发!所以此疗法使腰椎治疗更容易、疗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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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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