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孙连城为何怒怼李达康？京州的黑锅太大，他背不动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自欺欺人，这就是所谓的妥协。杨绛先生的这句话是我在看《人民的名义》时最深的感受，剧中的每一个人物，上至日理万机的沙瑞金，下至没心没肺的魏彩霞，其实都在向时局、向生活妥协，这个世间历来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所以最后，蹲号子的蹲号子，去少年宫的去少年宫，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句：“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深渊。”生活面前，我们都是狗，谁也别嘲笑谁。
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何新逻辑学研究：“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图片
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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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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