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
药茶，它和气功一样，是我国传统医学预防保健的一种常见方式，药茶兼食用、药用价值于一体，既是日常饮品，又是治疗药物，在传统保健方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饮食养生文化。药茶文化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分支，在我国医药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一、药茶的不同呈现方式
药茶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从早期的药茶同烹，到中期以茶为药，再到最后的炮制药茶成方代茶饮，药茶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地创新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药茶理论。
1、药物与茶同烹煮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对茶的性味就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缓解茶的苦寒之性，选择用生姜、韭菜、薄荷等药物与茶一起烹煮成茶汤饮用，汉末期壶居士的《食忌》就记载了这种茶汤的烹煮方法：“苦荼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韭菜味甘辛，性温，与茶烹煮可以调和茶的苦寒之性，使之入口不伤脾胃。一直到了唐代，人们还一直在饮用这种茶汤。
1
而这种茶汤，就是药茶的一种表现形式，将辛温的药物与茶共同烹煮，正是因为人们对于茶之滋味爱之入骨，但是又惧其药性，所以才想出了这种药茶，既能使人享用到美味的茶汤，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养生保健作用。
2、茶作为药物入药
如上所述，关于茶的性味古人早就对其有了深刻的了解，虽然日常饮用对于体制虚寒的人来说是一种负担，但就就其药效来说茶也是一味良药。唐代陆羽所撰写的《茶经》就记载了茶作为药物的妙用：“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 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如宋代《太平圣惠方》书中就记载了八种“药茶诸方”，如治疗伤寒头痛壮热的葱豉茶方、薄荷茶方、石膏茶方等，在这些药茶方中，茶都是作为一味药物出现，可知茶入药的历史悠久。
早在唐朝时期，药学家陈藏器就曾提出了“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的观点，纵观各种医家典籍，其中提到茶的功效以及应用数不胜数，可想而知古人还是认为多饮用茶可以养生保健，由此可知，茶文化能在我国风靡数千年不是没有道理的。
3、药物代茶饮出现
除了以上两种药茶应用之外，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还发展除了另外一种药茶表现形式，就是药物代茶饮，即用药汤代替茶叶饮品作为日常饮品。
而在古代，药物代茶饮药茶文化的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将民间常见的中草药的叶、嫩芽等，用类似制茶的手法去制作，如宋朝时出现的槐芽茶方、皂荚芽茶方等，而清代太医院编修的《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中也记载了普济药茶等数首药茶方，甚至清朝时茶疗之风盛行，药茶还被做成丸剂、散剂、冲剂等多种剂型方便外出携带，使用时用茶水送服即可。
药物代茶饮作为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劳动智慧的结晶，既继承了前代药茶文化的精髓，又在继承中将传统发扬光大，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性。
二、药茶的发展演变历史
从汉唐时期的初始萌芽，到宋元时期发展壮大，再到明清时期的成熟兴盛，随着古代人民对药茶认识的逐渐深入，中国药茶先后出现了药食同源、以茶入药、药物代茶方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药茶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崇新改异，发扬光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药茶文化。
1、汉至南北朝时期：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汉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药文化的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以茶入药”的记载，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载：“茶治便脓血，甚效。”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医药学家对于茶的认识不够深入，药茶仍出于“食药共用”的阶段，是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文章图片3
从汉朝至南北朝七百多年里，药茶文化发展缓慢，至隋唐之前，人们通常是将茶与姜、韭、芫荽等食物一起烹煮成茶汤，着便是当时的药茶了，这种药茶既可以养生保健，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当时还曾有人将这种药茶方做成商品出售，在三国时期魏人张揖所撰写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除此之外，在很多当时的医籍里都记载了茶的功用，如《本草·木部》记载：“茗：苦荼。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渴热，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食。”再如《孺子方》中记载：“疗小儿无故惊蹶，以苦荼、葱须煮，服之。”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从汉朝之南北朝时期，茶仍是处于“药食同源”时候，对于茶的功用人们只是有了初步认识，并未有深入了解。
2、隋唐宋元时期：药茶文化的繁荣时期
从隋唐至宋元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市井文化逐渐成为社会的流行文化，医药学家对于茶的功效认识逐渐深入，茶开始成为药方中的君药，“药茶”一词也首现于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中的“药茶诸方”一则。这一时期是药茶的繁荣发展阶段，虽然这一时期已有代茶方的出现，但是以茶入药仍是这一时期药茶的主要表现形式。
随着人们对于茶的药用价值有了深入的了解，开始将茶作为一味药物使用，在现存的隋唐宋元时期的典籍里，有很多关于茶的药用价值的记载，唐代医药学家陈藏器就对茶的治疗作用推崇不已，在他编写的《本草拾遗》中夸到：“诸药为诸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
而陆羽的《茶经》中也提到了茶的药用价值：“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而关于茶的入药最广为流传的应该是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川芎茶调散，方中茶清为药引，可治疗外感风邪所致的头痛，至今仍是中医常用方剂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使用价值。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随着官修医书的不断出现，药茶也作为中药的分支被单独记录起来，如宋代太医院官修的《和济局方》中就有关于药茶的专篇介绍，可见药茶文化在隋唐至宋元时期已经进入繁荣昌盛阶段，并且对明清时期的药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明清时期：药茶文化的成熟时期
明清时期，由于前朝的影响，茶疗之风盛行，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社会各阶层都乐意接受药茶这一种养生保健方式，而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药茶逐渐商品化、平民化、普及化，加上这一时期中医药开始进入总结阶段，药茶文化也随之进入成熟阶段，药物代茶饮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药茶的主流表现形式，而药茶的剂型也随之增多，出现了丸型、膏型、散型等。
随着祖国传统医学分科的日益专业化、精细化，药茶文化也随之有了改变，各类药茶处方也开始因人而异、因人制宜，如合适老年人服用的“三子养亲汤”，适宜妇人服用的“四物汤”等，药茶成为明清时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随着此时茶疗之风的广泛传播开来，大量行之有效的药物代茶饮方得到了广泛应用， 如午时茶、枸杞茶、姜茶、八宝茶、八仙茶、天中茶等，而这些代茶饮方还被记录进《随息居饮食谱》这一类生活记录用书中，言其可以“清心神，凉肝胆，涤热，肃肺胃。”
而在曹雪芹先生所著的《红楼梦》梦中就有妙玉沏老君眉茶 为贾母治酒肉伤脾胃停食的记载。而《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书中记载慈禧热病咳嗽时曾饮用清热止咳代茶饮，光绪也常饮用药茶，如安神代茶饮、清肝聪耳代茶饮等。
从种种记载来看，药茶不仅出现在各种医籍和茶经中，还出现在了生活用书里，由此可知，在明清之际药茶文化的兴盛。从以茶为主，到茶药并重，再到以药替茶，药茶方剂的变化发展也说明了药茶文化在明清时期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三、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的药茶文化诞生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中，它的出现，是基于中国古人对于养生的需要以及古人对于茶文化的喜爱，随着“不治已病治未病”理论的深入人心，使得古人发挥智慧将茶文化与药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联系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药茶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药茶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到了今天，随着治未病观念的逐渐普及，加上现代人因为饮食不调、起居无常，身体正气渐亏，身体常年处于亚健康状态，养生保健不再是中老年的专用词，年轻人中市场也很广大，而药茶具有的简便快捷、经济实惠的优点在年轻人保健市场中占据着优势地位，药茶文化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留传！
药茶，它和气功一样，是我国传统医学预防保健的一种常见方式，药茶兼食用、药用价值于一体，既是日常饮品，又是治疗药物，在传统保健方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饮食养生文化。药茶文化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分支，在我国医药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一、药茶的不同呈现方式
药茶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从早期的药茶同烹，到中期以茶为药，再到最后的炮制药茶成方代茶饮，药茶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地创新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药茶理论。
1、药物与茶同烹煮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对茶的性味就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缓解茶的苦寒之性，选择用生姜、韭菜、薄荷等药物与茶一起烹煮成茶汤饮用，汉末期壶居士的《食忌》就记载了这种茶汤的烹煮方法：“苦荼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韭菜味甘辛，性温，与茶烹煮可以调和茶的苦寒之性，使之入口不伤脾胃。一直到了唐代，人们还一直在饮用这种茶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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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茶汤，就是药茶的一种表现形式，将辛温的药物与茶共同烹煮，正是因为人们对于茶之滋味爱之入骨，但是又惧其药性，所以才想出了这种药茶，既能使人享用到美味的茶汤，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养生保健作用。
2、茶作为药物入药
如上所述，关于茶的性味古人早就对其有了深刻的了解，虽然日常饮用对于体制虚寒的人来说是一种负担，但就就其药效来说茶也是一味良药。唐代陆羽所撰写的《茶经》就记载了茶作为药物的妙用：“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 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如宋代《太平圣惠方》书中就记载了八种“药茶诸方”，如治疗伤寒头痛壮热的葱豉茶方、薄荷茶方、石膏茶方等，在这些药茶方中，茶都是作为一味药物出现，可知茶入药的历史悠久。
早在唐朝时期，药学家陈藏器就曾提出了“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的观点，纵观各种医家典籍，其中提到茶的功效以及应用数不胜数，可想而知古人还是认为多饮用茶可以养生保健，由此可知，茶文化能在我国风靡数千年不是没有道理的。
3、药物代茶饮出现
除了以上两种药茶应用之外，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还发展除了另外一种药茶表现形式，就是药物代茶饮，即用药汤代替茶叶饮品作为日常饮品。
而在古代，药物代茶饮药茶文化的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将民间常见的中草药的叶、嫩芽等，用类似制茶的手法去制作，如宋朝时出现的槐芽茶方、皂荚芽茶方等，而清代太医院编修的《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中也记载了普济药茶等数首药茶方，甚至清朝时茶疗之风盛行，药茶还被做成丸剂、散剂、冲剂等多种剂型方便外出携带，使用时用茶水送服即可。
药物代茶饮作为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劳动智慧的结晶，既继承了前代药茶文化的精髓，又在继承中将传统发扬光大，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性。
二、药茶的发展演变历史
从汉唐时期的初始萌芽，到宋元时期发展壮大，再到明清时期的成熟兴盛，随着古代人民对药茶认识的逐渐深入，中国药茶先后出现了药食同源、以茶入药、药物代茶方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药茶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崇新改异，发扬光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药茶文化。
1、汉至南北朝时期：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汉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药文化的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以茶入药”的记载，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载：“茶治便脓血，甚效。”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医药学家对于茶的认识不够深入，药茶仍出于“食药共用”的阶段，是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文章图片3
从汉朝至南北朝七百多年里，药茶文化发展缓慢，至隋唐之前，人们通常是将茶与姜、韭、芫荽等食物一起烹煮成茶汤，着便是当时的药茶了，这种药茶既可以养生保健，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当时还曾有人将这种药茶方做成商品出售，在三国时期魏人张揖所撰写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除此之外，在很多当时的医籍里都记载了茶的功用，如《本草·木部》记载：“茗：苦荼。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渴热，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食。”再如《孺子方》中记载：“疗小儿无故惊蹶，以苦荼、葱须煮，服之。”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从汉朝之南北朝时期，茶仍是处于“药食同源”时候，对于茶的功用人们只是有了初步认识，并未有深入了解。
2、隋唐宋元时期：药茶文化的繁荣时期
从隋唐至宋元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市井文化逐渐成为社会的流行文化，医药学家对于茶的功效认识逐渐深入，茶开始成为药方中的君药，“药茶”一词也首现于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中的“药茶诸方”一则。这一时期是药茶的繁荣发展阶段，虽然这一时期已有代茶方的出现，但是以茶入药仍是这一时期药茶的主要表现形式。
随着人们对于茶的药用价值有了深入的了解，开始将茶作为一味药物使用，在现存的隋唐宋元时期的典籍里，有很多关于茶的药用价值的记载，唐代医药学家陈藏器就对茶的治疗作用推崇不已，在他编写的《本草拾遗》中夸到：“诸药为诸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
而陆羽的《茶经》中也提到了茶的药用价值：“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而关于茶的入药最广为流传的应该是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川芎茶调散，方中茶清为药引，可治疗外感风邪所致的头痛，至今仍是中医常用方剂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使用价值。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随着官修医书的不断出现，药茶也作为中药的分支被单独记录起来，如宋代太医院官修的《和济局方》中就有关于药茶的专篇介绍，可见药茶文化在隋唐至宋元时期已经进入繁荣昌盛阶段，并且对明清时期的药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明清时期：药茶文化的成熟时期
明清时期，由于前朝的影响，茶疗之风盛行，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社会各阶层都乐意接受药茶这一种养生保健方式，而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药茶逐渐商品化、平民化、普及化，加上这一时期中医药开始进入总结阶段，药茶文化也随之进入成熟阶段，药物代茶饮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药茶的主流表现形式，而药茶的剂型也随之增多，出现了丸型、膏型、散型等。
随着祖国传统医学分科的日益专业化、精细化，药茶文化也随之有了改变，各类药茶处方也开始因人而异、因人制宜，如合适老年人服用的“三子养亲汤”，适宜妇人服用的“四物汤”等，药茶成为明清时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随着此时茶疗之风的广泛传播开来，大量行之有效的药物代茶饮方得到了广泛应用， 如午时茶、枸杞茶、姜茶、八宝茶、八仙茶、天中茶等，而这些代茶饮方还被记录进《随息居饮食谱》这一类生活记录用书中，言其可以“清心神，凉肝胆，涤热，肃肺胃。”
而在曹雪芹先生所著的《红楼梦》梦中就有妙玉沏老君眉茶 为贾母治酒肉伤脾胃停食的记载。而《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书中记载慈禧热病咳嗽时曾饮用清热止咳代茶饮，光绪也常饮用药茶，如安神代茶饮、清肝聪耳代茶饮等。
从种种记载来看，药茶不仅出现在各种医籍和茶经中，还出现在了生活用书里，由此可知，在明清之际药茶文化的兴盛。从以茶为主，到茶药并重，再到以药替茶，药茶方剂的变化发展也说明了药茶文化在明清时期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三、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的药茶文化诞生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中，它的出现，是基于中国古人对于养生的需要以及古人对于茶文化的喜爱，随着“不治已病治未病”理论的深入人心，使得古人发挥智慧将茶文化与药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联系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药茶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药茶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到了今天，随着治未病观念的逐渐普及，加上现代人因为饮食不调、起居无常，身体正气渐亏，身体常年处于亚健康状态，养生保健不再是中老年的专用词，年轻人中市场也很广大，而药茶具有的简便快捷、经济实惠的优点在年轻人保健市场中占据着优势地位，药茶文化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留传！
【疫苗“泡泡”的膨胀与破裂】疫情发生以来，“泡泡”一词在岛内很热，原意是比拟相对安全的地区、团体间相互往来时的简化防疫措施，如“旅游泡泡”、“商贸泡泡”等。今年5月中岛内疫情恶化后，有舆论指出，所谓“防疫优等生”的自诩才是当局吹出的最大“泡泡”，其中尤为奇葩的，是自产疫苗“高端”的前前后后，是是非非。
“高端”变低端
美国规定，从11月起，境外旅客必须完整接种被世卫组织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的新冠疫苗才能入境，台湾自产的“高端”疫苗不在此列。面对质问时，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负责人陈时中脱口而出：“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国。”
尽管硬拗，民意压力之下，为因应接种“高端”疫苗者的出境需求，台当局竟推出令岛内民众瞠目的政策：接种过“高端”疫苗者可混打其他两剂被国际公认的疫苗。较短时间内连续接种四剂疫苗，安全问题引发疑虑，不过，陈时中的回应是“我没有办法负责。”
早有舆论指出，在包括自产疫苗在内的政治防疫布局中，陈时中只是个幕前的表演者。疫情发生后，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想打“疫苗牌”，如果牌打烂了，陈时中也是当然的背锅者。
防疫“政治化”与疫苗博弈
岛内自产疫苗的研发推动，一开始就充满政治博弈气息。生物医药技术在岛内简称为“生技”，疫情发生后，一贯强调重视生技产业的蔡英文及其团队在灾难中看到了“时机”。
三家生技企业中，联亚和国光于2020年11月送出第二期临床计划申请案，高端在2020年12月申报，却率先于12月底获得当局核准，成为岛内首家进入二期临床试验的自研疫苗。三家企业都有复杂的背景，研发过程充满争议，三种疫苗也在此后迎来不同命运。很显然，“高端”疫苗一起步就得到当局情有独钟的护航。
民进党当局一度陶醉于“防疫成功”，压宝在自产疫苗上市后的政治效应和经济利益上，在采购疫苗方面并不积极。一开始所谓采购国际疫苗还不到2000万，不够全体台湾民众打满2剂，就是为台产疫苗留市场空间。今年2月底，陈时中留下的“金句”是“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啦。”
单纯的防疫工作并不能让政客知足，在疫情不严重的情形下，顺利推出自产疫苗，把“泡泡”越吹越大，将收割到巨大的政治红利。当局的盘算还包括将疫苗出售、赠送给“邦交国”，玩弄一下疫苗“外交”的伎俩。除此而外，从政坛到商界的某些势力更垂涎于经济利益，高端公司股价就像过山车一样“剧烈变动”，引发社会对民进党操纵内线交易的质疑。其间，台当局外事部门还曾公布有国家、地区订购台产疫苗的不确实消息，被质疑是变相协助炒股。
刁难背后的算计
今年5月中起，岛内疫情出现破口，每天确诊数百，最多一天死30多人，病例及死亡人数剧增，“泡泡”破裂了，而采购到位的疫苗只有区区80多万剂，当局的消极作为让民众付出惨重代价。
此时的民进党当局仍是 “政治摆中间，人道放两边”，将世卫组织认可的大陆疫苗视为洪水猛兽，拒之千里，反过头来依靠美、日等国有限的施舍，所谓的“防疫优等生”沦为了“疫苗乞丐”。
郭台铭、张亚中等人以及佛光山等团体站出来，有意采购疫苗进行捐赠，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百般阻挠，让各界人士发出“不要再刁难”的呼声。其中当局阻挠的一个重要原因竟然是民间拟采购的德国BNT疫苗，“大中华区”代理是上海复星公司，疫情“燃眉”之际，民进党仍不忘竭力去除与大陆的关联。
5月28日，台卫福部门与高端、联亚完成签约，每家采购500万剂疫苗，同时分别签订另附上限500万剂的后续扩充购买合约，采购数量由此可达2000万剂。这时，高端刚刚发布了二期临床试验结果，联亚正在进行二期试验，国光由于一期试验中抗体水平未达标遭出局。自产疫苗只经过二期试验，就匆匆上马，引起普遍担忧。台媒称，由于三期试验的经费是天价，当局索性美其名曰“扩大三期试验”加上“免疫桥接”（ 指通过比较早期临床试验中疫苗诱导出的中和抗体水平，来预估三期临床试验中的疫苗保护力），让厂商可以省略通常要做数万对象的三期试验，直接打在人民手臂上，创下全球特例。这不是让人民玩命吗？
7月中旬，“高端”疫苗通过审核，取得台湾地区的紧急使用授权（EUA），随后联亚的疫苗未能获得紧急使用许可，暂时出局。尽管由专家组成的审核委员会宣称一切由专业出发，“高端”为“绿营高层”加持的说法不胫而走。
8月23日，强渡“关山”的“高端”疫苗开始接种，蔡英文、赖清德等在镜头前“作秀”施打。此后有77万人接种高端疫苗，出现了33例接种后死亡事件。
以疫谋“独”与以疫谋财
现今如有出境需要，接种过“高端”疫苗者可混打两剂其他疫苗，专业人士指出，这其实是由于“高端”疫苗无效而白打了，却被当局称为“混打”。而此前作为临床试验，打了联亚疫苗的4000人，即便在岛内也不被承认具备已打疫苗者的权利。对此，陈时中丢下一句“那也只能说抱歉。”至于高端疫苗由于民众施打意愿低而被迫大量闲置、销毁等损失，当局是一声抱歉也不屑的。
除了美国入境不认可“高端”疫苗，其后遮遮掩掩的消息陆续传来，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先是宣称有六国承认“高端”疫苗，后改称只有四个，话音未落，民意代表费鸿泰爆料，事实上承认“高端”的只有帕劳和印度尼西亚。11月22日，传出澳大利亚将给予“高端”疫苗“审查资格认定”，岛内民众已经全然不买账了，因为澳方的“资格认定”并不等同于紧急授权使用，网友直言，炒作这种消息，恐怕又是为了炒股票吧。
防疫是对当局德与能的检验。台湾地区自产疫苗的“泡泡”从谋划、膨胀到破裂，犹如一个“造梦空间”。发展疫苗生产能力，在防疫中本无可厚非。然而，不把民众的健康、福祉摆在首位，处处考虑一己之私，不但打着以疫谋“独“的盘算，还始终操弄以疫谋财的算计。
尘埃落定之际，终究会坠入破产的深渊。
“高端”变低端
美国规定，从11月起，境外旅客必须完整接种被世卫组织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的新冠疫苗才能入境，台湾自产的“高端”疫苗不在此列。面对质问时，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负责人陈时中脱口而出：“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国。”
尽管硬拗，民意压力之下，为因应接种“高端”疫苗者的出境需求，台当局竟推出令岛内民众瞠目的政策：接种过“高端”疫苗者可混打其他两剂被国际公认的疫苗。较短时间内连续接种四剂疫苗，安全问题引发疑虑，不过，陈时中的回应是“我没有办法负责。”
早有舆论指出，在包括自产疫苗在内的政治防疫布局中，陈时中只是个幕前的表演者。疫情发生后，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想打“疫苗牌”，如果牌打烂了，陈时中也是当然的背锅者。
防疫“政治化”与疫苗博弈
岛内自产疫苗的研发推动，一开始就充满政治博弈气息。生物医药技术在岛内简称为“生技”，疫情发生后，一贯强调重视生技产业的蔡英文及其团队在灾难中看到了“时机”。
三家生技企业中，联亚和国光于2020年11月送出第二期临床计划申请案，高端在2020年12月申报，却率先于12月底获得当局核准，成为岛内首家进入二期临床试验的自研疫苗。三家企业都有复杂的背景，研发过程充满争议，三种疫苗也在此后迎来不同命运。很显然，“高端”疫苗一起步就得到当局情有独钟的护航。
民进党当局一度陶醉于“防疫成功”，压宝在自产疫苗上市后的政治效应和经济利益上，在采购疫苗方面并不积极。一开始所谓采购国际疫苗还不到2000万，不够全体台湾民众打满2剂，就是为台产疫苗留市场空间。今年2月底，陈时中留下的“金句”是“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啦。”
单纯的防疫工作并不能让政客知足，在疫情不严重的情形下，顺利推出自产疫苗，把“泡泡”越吹越大，将收割到巨大的政治红利。当局的盘算还包括将疫苗出售、赠送给“邦交国”，玩弄一下疫苗“外交”的伎俩。除此而外，从政坛到商界的某些势力更垂涎于经济利益，高端公司股价就像过山车一样“剧烈变动”，引发社会对民进党操纵内线交易的质疑。其间，台当局外事部门还曾公布有国家、地区订购台产疫苗的不确实消息，被质疑是变相协助炒股。
刁难背后的算计
今年5月中起，岛内疫情出现破口，每天确诊数百，最多一天死30多人，病例及死亡人数剧增，“泡泡”破裂了，而采购到位的疫苗只有区区80多万剂，当局的消极作为让民众付出惨重代价。
此时的民进党当局仍是 “政治摆中间，人道放两边”，将世卫组织认可的大陆疫苗视为洪水猛兽，拒之千里，反过头来依靠美、日等国有限的施舍，所谓的“防疫优等生”沦为了“疫苗乞丐”。
郭台铭、张亚中等人以及佛光山等团体站出来，有意采购疫苗进行捐赠，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百般阻挠，让各界人士发出“不要再刁难”的呼声。其中当局阻挠的一个重要原因竟然是民间拟采购的德国BNT疫苗，“大中华区”代理是上海复星公司，疫情“燃眉”之际，民进党仍不忘竭力去除与大陆的关联。
5月28日，台卫福部门与高端、联亚完成签约，每家采购500万剂疫苗，同时分别签订另附上限500万剂的后续扩充购买合约，采购数量由此可达2000万剂。这时，高端刚刚发布了二期临床试验结果，联亚正在进行二期试验，国光由于一期试验中抗体水平未达标遭出局。自产疫苗只经过二期试验，就匆匆上马，引起普遍担忧。台媒称，由于三期试验的经费是天价，当局索性美其名曰“扩大三期试验”加上“免疫桥接”（ 指通过比较早期临床试验中疫苗诱导出的中和抗体水平，来预估三期临床试验中的疫苗保护力），让厂商可以省略通常要做数万对象的三期试验，直接打在人民手臂上，创下全球特例。这不是让人民玩命吗？
7月中旬，“高端”疫苗通过审核，取得台湾地区的紧急使用授权（EUA），随后联亚的疫苗未能获得紧急使用许可，暂时出局。尽管由专家组成的审核委员会宣称一切由专业出发，“高端”为“绿营高层”加持的说法不胫而走。
8月23日，强渡“关山”的“高端”疫苗开始接种，蔡英文、赖清德等在镜头前“作秀”施打。此后有77万人接种高端疫苗，出现了33例接种后死亡事件。
以疫谋“独”与以疫谋财
现今如有出境需要，接种过“高端”疫苗者可混打两剂其他疫苗，专业人士指出，这其实是由于“高端”疫苗无效而白打了，却被当局称为“混打”。而此前作为临床试验，打了联亚疫苗的4000人，即便在岛内也不被承认具备已打疫苗者的权利。对此，陈时中丢下一句“那也只能说抱歉。”至于高端疫苗由于民众施打意愿低而被迫大量闲置、销毁等损失，当局是一声抱歉也不屑的。
除了美国入境不认可“高端”疫苗，其后遮遮掩掩的消息陆续传来，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先是宣称有六国承认“高端”疫苗，后改称只有四个，话音未落，民意代表费鸿泰爆料，事实上承认“高端”的只有帕劳和印度尼西亚。11月22日，传出澳大利亚将给予“高端”疫苗“审查资格认定”，岛内民众已经全然不买账了，因为澳方的“资格认定”并不等同于紧急授权使用，网友直言，炒作这种消息，恐怕又是为了炒股票吧。
防疫是对当局德与能的检验。台湾地区自产疫苗的“泡泡”从谋划、膨胀到破裂，犹如一个“造梦空间”。发展疫苗生产能力，在防疫中本无可厚非。然而，不把民众的健康、福祉摆在首位，处处考虑一己之私，不但打着以疫谋“独“的盘算，还始终操弄以疫谋财的算计。
尘埃落定之际，终究会坠入破产的深渊。
【疫苗“泡泡”的膨胀与破裂】疫情发生以来，“泡泡”一词在岛内很热，原意是比拟相对安全的地区、团体间相互往来时的简化防疫措施，如“旅游泡泡”、“商贸泡泡”等。今年5月中岛内疫情恶化后，有舆论指出，所谓“防疫优等生”的自诩才是当局吹出的最大“泡泡”，其中尤为奇葩的，是自产疫苗“高端”的前前后后，是是非非。
“高端”变低端
美国规定，从11月起，境外旅客必须完整接种被世卫组织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的新冠疫苗才能入境，台湾自产的“高端”疫苗不在此列。面对质问时，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负责人陈时中脱口而出：“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国。”
尽管硬拗，民意压力之下，为因应接种“高端”疫苗者的出境需求，台当局竟推出令岛内民众瞠目的政策：接种过“高端”疫苗者可混打其他两剂被国际公认的疫苗。较短时间内连续接种四剂疫苗，安全问题引发疑虑，不过，陈时中的回应是“我没有办法负责。”
早有舆论指出，在包括自产疫苗在内的政治防疫布局中，陈时中只是个幕前的表演者。疫情发生后，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想打“疫苗牌”，如果牌打烂了，陈时中也是当然的背锅者。
防疫“政治化”与疫苗博弈
岛内自产疫苗的研发推动，一开始就充满政治博弈气息。生物医药技术在岛内简称为“生技”，疫情发生后，一贯强调重视生技产业的蔡英文及其团队在灾难中看到了“时机”。
三家生技企业中，联亚和国光于2020年11月送出第二期临床计划申请案，高端在2020年12月申报，却率先于12月底获得当局核准，成为岛内首家进入二期临床试验的自研疫苗。三家企业都有复杂的背景，研发过程充满争议，三种疫苗也在此后迎来不同命运。很显然，“高端”疫苗一起步就得到当局情有独钟的护航。
民进党当局一度陶醉于“防疫成功”，压宝在自产疫苗上市后的政治效应和经济利益上，在采购疫苗方面并不积极。一开始所谓采购国际疫苗还不到2000万，不够全体台湾民众打满2剂，就是为台产疫苗留市场空间。今年2月底，陈时中留下的“金句”是“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啦。”
单纯的防疫工作并不能让政客知足，在疫情不严重的情形下，顺利推出自产疫苗，把“泡泡”越吹越大，将收割到巨大的政治红利。当局的盘算还包括将疫苗出售、赠送给“邦交国”，玩弄一下疫苗“外交”的伎俩。除此而外，从政坛到商界的某些势力更垂涎于经济利益，高端公司股价就像过山车一样“剧烈变动”，引发社会对民进党操纵内线交易的质疑。其间，台当局外事部门还曾公布有国家、地区订购台产疫苗的不确实消息，被质疑是变相协助炒股。
刁难背后的算计
今年5月中起，岛内疫情出现破口，每天确诊数百，最多一天死30多人，病例及死亡人数剧增，“泡泡”破裂了，而采购到位的疫苗只有区区80多万剂，当局的消极作为让民众付出惨重代价。
此时的民进党当局仍是 “政治摆中间，人道放两边”，将世卫组织认可的大陆疫苗视为洪水猛兽，拒之千里，反过头来依靠美、日等国有限的施舍，所谓的“防疫优等生”沦为了“疫苗乞丐”。
郭台铭、张亚中等人以及佛光山等团体站出来，有意采购疫苗进行捐赠，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百般阻挠，让各界人士发出“不要再刁难”的呼声。其中当局阻挠的一个重要原因竟然是民间拟采购的德国BNT疫苗，“大中华区”代理是上海复星公司，疫情“燃眉”之际，民进党仍不忘竭力去除与大陆的关联。
5月28日，台卫福部门与高端、联亚完成签约，每家采购500万剂疫苗，同时分别签订另附上限500万剂的后续扩充购买合约，采购数量由此可达2000万剂。这时，高端刚刚发布了二期临床试验结果，联亚正在进行二期试验，国光由于一期试验中抗体水平未达标遭出局。自产疫苗只经过二期试验，就匆匆上马，引起普遍担忧。台媒称，由于三期试验的经费是天价，当局索性美其名曰“扩大三期试验”加上“免疫桥接”（ 指通过比较早期临床试验中疫苗诱导出的中和抗体水平，来预估三期临床试验中的疫苗保护力），让厂商可以省略通常要做数万对象的三期试验，直接打在人民手臂上，创下全球特例。这不是让人民玩命吗？
7月中旬，“高端”疫苗通过审核，取得台湾地区的紧急使用授权（EUA），随后联亚的疫苗未能获得紧急使用许可，暂时出局。尽管由专家组成的审核委员会宣称一切由专业出发，“高端”为“绿营高层”加持的说法不胫而走。
8月23日，强渡“关山”的“高端”疫苗开始接种，蔡英文、赖清德等在镜头前“作秀”施打。此后有77万人接种高端疫苗，出现了33例接种后死亡事件。
以疫谋“独”与以疫谋财
现今如有出境需要，接种过“高端”疫苗者可混打两剂其他疫苗，专业人士指出，这其实是由于“高端”疫苗无效而白打了，却被当局称为“混打”。而此前作为临床试验，打了联亚疫苗的4000人，即便在岛内也不被承认具备已打疫苗者的权利。对此，陈时中丢下一句“那也只能说抱歉。”至于高端疫苗由于民众施打意愿低而被迫大量闲置、销毁等损失，当局是一声抱歉也不屑的。
除了美国入境不认可“高端”疫苗，其后遮遮掩掩的消息陆续传来，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先是宣称有六国承认“高端”疫苗，后改称只有四个，话音未落，民意代表费鸿泰爆料，事实上承认“高端”的只有帕劳和印度尼西亚。11月22日，传出澳大利亚将给予“高端”疫苗“审查资格认定”，岛内民众已经全然不买账了，因为澳方的“资格认定”并不等同于紧急授权使用，网友直言，炒作这种消息，恐怕又是为了炒股票吧。
防疫是对当局德与能的检验。台湾地区自产疫苗的“泡泡”从谋划、膨胀到破裂，犹如一个“造梦空间”。发展疫苗生产能力，在防疫中本无可厚非。然而，不把民众的健康、福祉摆在首位，处处考虑一己之私，不但打着以疫谋“独“的盘算，还始终操弄以疫谋财的算计。
尘埃落定之际，终究会坠入破产的深渊。
“高端”变低端
美国规定，从11月起，境外旅客必须完整接种被世卫组织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的新冠疫苗才能入境，台湾自产的“高端”疫苗不在此列。面对质问时，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负责人陈时中脱口而出：“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国。”
尽管硬拗，民意压力之下，为因应接种“高端”疫苗者的出境需求，台当局竟推出令岛内民众瞠目的政策：接种过“高端”疫苗者可混打其他两剂被国际公认的疫苗。较短时间内连续接种四剂疫苗，安全问题引发疑虑，不过，陈时中的回应是“我没有办法负责。”
早有舆论指出，在包括自产疫苗在内的政治防疫布局中，陈时中只是个幕前的表演者。疫情发生后，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想打“疫苗牌”，如果牌打烂了，陈时中也是当然的背锅者。
防疫“政治化”与疫苗博弈
岛内自产疫苗的研发推动，一开始就充满政治博弈气息。生物医药技术在岛内简称为“生技”，疫情发生后，一贯强调重视生技产业的蔡英文及其团队在灾难中看到了“时机”。
三家生技企业中，联亚和国光于2020年11月送出第二期临床计划申请案，高端在2020年12月申报，却率先于12月底获得当局核准，成为岛内首家进入二期临床试验的自研疫苗。三家企业都有复杂的背景，研发过程充满争议，三种疫苗也在此后迎来不同命运。很显然，“高端”疫苗一起步就得到当局情有独钟的护航。
民进党当局一度陶醉于“防疫成功”，压宝在自产疫苗上市后的政治效应和经济利益上，在采购疫苗方面并不积极。一开始所谓采购国际疫苗还不到2000万，不够全体台湾民众打满2剂，就是为台产疫苗留市场空间。今年2月底，陈时中留下的“金句”是“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啦。”
单纯的防疫工作并不能让政客知足，在疫情不严重的情形下，顺利推出自产疫苗，把“泡泡”越吹越大，将收割到巨大的政治红利。当局的盘算还包括将疫苗出售、赠送给“邦交国”，玩弄一下疫苗“外交”的伎俩。除此而外，从政坛到商界的某些势力更垂涎于经济利益，高端公司股价就像过山车一样“剧烈变动”，引发社会对民进党操纵内线交易的质疑。其间，台当局外事部门还曾公布有国家、地区订购台产疫苗的不确实消息，被质疑是变相协助炒股。
刁难背后的算计
今年5月中起，岛内疫情出现破口，每天确诊数百，最多一天死30多人，病例及死亡人数剧增，“泡泡”破裂了，而采购到位的疫苗只有区区80多万剂，当局的消极作为让民众付出惨重代价。
此时的民进党当局仍是 “政治摆中间，人道放两边”，将世卫组织认可的大陆疫苗视为洪水猛兽，拒之千里，反过头来依靠美、日等国有限的施舍，所谓的“防疫优等生”沦为了“疫苗乞丐”。
郭台铭、张亚中等人以及佛光山等团体站出来，有意采购疫苗进行捐赠，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百般阻挠，让各界人士发出“不要再刁难”的呼声。其中当局阻挠的一个重要原因竟然是民间拟采购的德国BNT疫苗，“大中华区”代理是上海复星公司，疫情“燃眉”之际，民进党仍不忘竭力去除与大陆的关联。
5月28日，台卫福部门与高端、联亚完成签约，每家采购500万剂疫苗，同时分别签订另附上限500万剂的后续扩充购买合约，采购数量由此可达2000万剂。这时，高端刚刚发布了二期临床试验结果，联亚正在进行二期试验，国光由于一期试验中抗体水平未达标遭出局。自产疫苗只经过二期试验，就匆匆上马，引起普遍担忧。台媒称，由于三期试验的经费是天价，当局索性美其名曰“扩大三期试验”加上“免疫桥接”（ 指通过比较早期临床试验中疫苗诱导出的中和抗体水平，来预估三期临床试验中的疫苗保护力），让厂商可以省略通常要做数万对象的三期试验，直接打在人民手臂上，创下全球特例。这不是让人民玩命吗？
7月中旬，“高端”疫苗通过审核，取得台湾地区的紧急使用授权（EUA），随后联亚的疫苗未能获得紧急使用许可，暂时出局。尽管由专家组成的审核委员会宣称一切由专业出发，“高端”为“绿营高层”加持的说法不胫而走。
8月23日，强渡“关山”的“高端”疫苗开始接种，蔡英文、赖清德等在镜头前“作秀”施打。此后有77万人接种高端疫苗，出现了33例接种后死亡事件。
以疫谋“独”与以疫谋财
现今如有出境需要，接种过“高端”疫苗者可混打两剂其他疫苗，专业人士指出，这其实是由于“高端”疫苗无效而白打了，却被当局称为“混打”。而此前作为临床试验，打了联亚疫苗的4000人，即便在岛内也不被承认具备已打疫苗者的权利。对此，陈时中丢下一句“那也只能说抱歉。”至于高端疫苗由于民众施打意愿低而被迫大量闲置、销毁等损失，当局是一声抱歉也不屑的。
除了美国入境不认可“高端”疫苗，其后遮遮掩掩的消息陆续传来，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先是宣称有六国承认“高端”疫苗，后改称只有四个，话音未落，民意代表费鸿泰爆料，事实上承认“高端”的只有帕劳和印度尼西亚。11月22日，传出澳大利亚将给予“高端”疫苗“审查资格认定”，岛内民众已经全然不买账了，因为澳方的“资格认定”并不等同于紧急授权使用，网友直言，炒作这种消息，恐怕又是为了炒股票吧。
防疫是对当局德与能的检验。台湾地区自产疫苗的“泡泡”从谋划、膨胀到破裂，犹如一个“造梦空间”。发展疫苗生产能力，在防疫中本无可厚非。然而，不把民众的健康、福祉摆在首位，处处考虑一己之私，不但打着以疫谋“独“的盘算，还始终操弄以疫谋财的算计。
尘埃落定之际，终究会坠入破产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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