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超话]##小弥胡叻叻##大连爆料##大连突发#
刷抖音分别在三个抖音号看到网友爆料，今天早晨六点多钟在疏港路疑似有行人由于横穿马路被汽车撞倒，由汽车记录仪和手机不同角度拍摄视频可见，伤者躺着道路中间，有两个人围在旁边，有一个人正在对伤者进行心肺复苏的紧急急救当中。不知道伤者最后伤情如何？善意提醒奉劝行人不要横穿马路，否则一旦造成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对此你怎么看呢？
别着急划走！点个关注 @海滨小弥 不迷路！ 陪您说说旧事，讲讲趣事，谈谈好事，唠唠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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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卡取消星号意味着什么？是否会带来新冠流行风险？吴尊友解读！】
工信部6月29日下午宣布，取消通信行程卡的“星号”标记，这是继卫健委28日公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中将入境者和密接者的隔离时间从“14+7”缩短为“7+3”天，又一个新冠防控具体措施的优化调整。
6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发文对公众关心的几大问题进行了回复。
1. 怎么理解这些防控措施的调整？
这些新措施的出台，既不是新冠防控措施的放松，也不意味着动态清零政策的放弃，更不意味着中国将要走西方国家新冠防控所谓的“躺平”路线。我国新冠肺炎防控坚持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根本宗旨没有改变，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也没有改变。国家相关部门调整防控措施，是根据全球新冠疫情新形势、我国新冠疫情新形势以及防控工作情况，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某些具体防控措施。这是符合科学防控原则，符合我国国情，切合当前新冠防控的实际需要，是精准实施防控策略措施的具体表现。
2. 取消“星号”标记是否会带来新冠流行风险？
通信行程卡的“星号”标记，表示智能手机用户此前14天内，到访过当时存在中风险或高风险地区的某个城市或某些城市，并不表示用户实际到访过这些中高风险地区。标记仅作为出行提示，不关联用户个人的健康状况。
通信行程卡的“星号”，为最大限度地把可能有感染风险的人员纳入防控视野，特别是在疫情严峻复杂的特殊时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取消“星号”标记，不会因此造成新冠传播风险的增加。“星号”标记仅仅提示某人来自有高风险区或中风险区的城市，并没有与具体的高风险区或中风险区直接挂钩，即不能反映“星号”标记者的实际风险高低。随着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的不断完善，对于高风险区/中风险区的划分和防控管理要求更加精细化、精准化，通信行程卡“星号”标记的提示作用，在新防控策略的具体实施中的难以发挥作用。
3. 取消“星号”是否意味着正在隔离的人要取消隔离？
“星号”标记与隔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境内人员采取的隔离，主要是对密切接触者采取的防止疫情有可能传播扩散的一项预防措施。取消“星号”标记，与正在隔离的密切接触者是否终止隔离措施，没有任何关系。
在基层个别地方，有可能出现防控措施层层加码的现象，把那些有“星号”标记的人，也都采取了隔离措施。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精神。如果有这种情景的地方，在“星号”标记取消后，这类错误做法也应该相应终止。
4. 取消“星号”给社会和百姓带来什么积极影响？
取消“星号”标记，是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明确要求的具体体现，有利于真正把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起。
取消“星号”标记，对于促进人员流动、活跃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取消“星号”标记，有利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主要措施的落实。
取消“星号”标记，也不再为那些可能出现的过度防疫，甚至让防疫“压倒一切”的做法，提供任何借口。
（来源：健康时报）
工信部6月29日下午宣布，取消通信行程卡的“星号”标记，这是继卫健委28日公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中将入境者和密接者的隔离时间从“14+7”缩短为“7+3”天，又一个新冠防控具体措施的优化调整。
6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发文对公众关心的几大问题进行了回复。
1. 怎么理解这些防控措施的调整？
这些新措施的出台，既不是新冠防控措施的放松，也不意味着动态清零政策的放弃，更不意味着中国将要走西方国家新冠防控所谓的“躺平”路线。我国新冠肺炎防控坚持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根本宗旨没有改变，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也没有改变。国家相关部门调整防控措施，是根据全球新冠疫情新形势、我国新冠疫情新形势以及防控工作情况，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某些具体防控措施。这是符合科学防控原则，符合我国国情，切合当前新冠防控的实际需要，是精准实施防控策略措施的具体表现。
2. 取消“星号”标记是否会带来新冠流行风险？
通信行程卡的“星号”标记，表示智能手机用户此前14天内，到访过当时存在中风险或高风险地区的某个城市或某些城市，并不表示用户实际到访过这些中高风险地区。标记仅作为出行提示，不关联用户个人的健康状况。
通信行程卡的“星号”，为最大限度地把可能有感染风险的人员纳入防控视野，特别是在疫情严峻复杂的特殊时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取消“星号”标记，不会因此造成新冠传播风险的增加。“星号”标记仅仅提示某人来自有高风险区或中风险区的城市，并没有与具体的高风险区或中风险区直接挂钩，即不能反映“星号”标记者的实际风险高低。随着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的不断完善，对于高风险区/中风险区的划分和防控管理要求更加精细化、精准化，通信行程卡“星号”标记的提示作用，在新防控策略的具体实施中的难以发挥作用。
3. 取消“星号”是否意味着正在隔离的人要取消隔离？
“星号”标记与隔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境内人员采取的隔离，主要是对密切接触者采取的防止疫情有可能传播扩散的一项预防措施。取消“星号”标记，与正在隔离的密切接触者是否终止隔离措施，没有任何关系。
在基层个别地方，有可能出现防控措施层层加码的现象，把那些有“星号”标记的人，也都采取了隔离措施。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精神。如果有这种情景的地方，在“星号”标记取消后，这类错误做法也应该相应终止。
4. 取消“星号”给社会和百姓带来什么积极影响？
取消“星号”标记，是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明确要求的具体体现，有利于真正把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起。
取消“星号”标记，对于促进人员流动、活跃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取消“星号”标记，有利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主要措施的落实。
取消“星号”标记，也不再为那些可能出现的过度防疫，甚至让防疫“压倒一切”的做法，提供任何借口。
（来源：健康时报）
《BOY LONDON“躺枪”，一类衣服就能代表一类人？》
#一类衣服就能代表一类人吗# 我们每天接受各种被“隔空”传递出来的信息，当类似的信息慢慢汇集，便成了印象。有些即便是共识的事，深究之下，都是出于被制造的“印象”。它们通常都有“部分真实”的来源，比如Kenzo老虎头是东北入场券，比如最近被推上风口浪尖的BOY LONDON是“社会人”的标配。
一直以来，都有一类衣服对应一类人的关联。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曾在2017年举办过一场《物品：时尚是现代的吗？》展览。策展人挑选出111 种（总数超过 300 件）单品，从平角内裤、乔布斯的套头高领衫、Chanel No.5香水瓶再到Givenchy小黑裙、Hermès铂金包甚至是改良版中山装Mao Jacket都被编录在册，其中还有一套李小龙在影片《盲人追凶》（1971年）中的戏服——红色Tracksuit运动服。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Tracksuit逐渐演变为一种流行符号。一位老派西装爱好者曾对八九十年代风靡的Tracksuit评价道：“这种衣服最适合体育爱好和那些在法庭外面对着警卫大喊大叫的疯子。” 其“毒舌”评论道出了当时社会很大一部分人对运动服的质疑——穿Tracksuit的人素质都很低劣。直到天鹅绒运动套装的出现，打破了既往所有关于运动服在社交中的明文禁令，Tracksuit的地位被改写。
一个偶然的机会，运动休闲品牌Juicy Couture的创始人将天鹅绒做成了运动服套装。作为20世纪70年代常用的华服面料，天鹅绒看起来颇为昂贵的特性，戳中了经济复苏期美国消费者向往华丽的心态。2001年，彩色天鹅绒布制成的运动套装（拉链帽衫搭配镶有水钻Logo的微喇裤）应运而生。名媛帕丽斯·希尔顿以拥有一整个衣柜的Juicy Couture而著称。
凭借真人秀《简单生活》的热度，天鹅绒运动套装成为希尔顿一手捧红的“名媛标配”——一头藏在帽兜里的金发，全身明快的色彩，嵌有水钻的皇冠图案装饰，配上同色系的墨镜、手袋和鞋子，是留存至今的经典形象。
天鹅绒运动套装的鼎盛时期少不了小报文化的推波助澜。那是前社交媒体时代，被丑闻主宰的八卦小报和网站，不断抛出与名人私生活有关的花边新闻。好莱坞“坏女孩俱乐部”和一线明星们出现在头版时，都穿着五彩缤纷的天鹅绒运动套装。就像2004年，“小甜甜”布兰妮下嫁给伴舞凯文·费德林的新娘派对上，这位任性的新娘被穿着粉色天鹅绒运动套装的伴娘团簇拥着。好莱坞名媛们的私密约会也经常被拍到穿着同类套装。
和此前的运动服不同，天鹅绒运动套装被穿者们渲染得休闲而奢华，平易近人而独享，舒适又时髦，间接贩卖着成为“名媛”的群体归属感。一时间，从比弗利山庄到纽约街头，来来往往的女生都穿着五颜六色的Juicy Couture，彰显自己是紧跟“休闲奢侈”潮流的时髦人。还记得在电影《贱女孩》中，贵妇妈妈为了和女儿的高中生同学打成一片，也穿着一身粉色天鹅绒运动套装，那身行头简直就是她们虚伪的芭比公主式生活的点睛之笔。想来，当年被年轻女孩不分场景穿着的Juicy Couture与今天的lululemon存在些许共通之处。
与此同时，在欧洲，当广泛的去工业化摧毁了传统工人阶级的社区、工作和生活方式之后，运动服流行了起来。尤其在英国，穿运动服的人并不那么富裕。90年代的欧洲锐舞文化将运动服套装划为工人阶级的标志。随着失业的工人陷入全天候、强制性休闲的循环中，被迫采取极端手段来维持生计，他们的形象随之被妖魔化。前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过一次遭遇舆论抨击的主题演讲——“拥抱穿连帽衫的人”，说出了人们的普遍情绪：“我们西装革履的人通常认为连帽衫具有攻击性，是年轻黑帮反叛部队的制服。”也许这就是《黑道家族》的编剧和服装设计师选择让托尼、保利和克里斯托弗·莫蒂森提等黑帮成员穿着Fila、Genelli和Champion等宽松运动套装的原因。
连帽衫的“黑历史”确实一度和犯罪、偷偷摸摸之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与波西米亚服饰、朋克服饰不一样，连帽衫在街头的普及不是因为要表明身份或划分立场，而是为了掩人耳目。街头艺术方兴未艾时，涂鸦者在火车站，地铁站的墙壁上作画，但又想不留名。连帽衫在他们中间很流行，既方便清洗又可以躲避警察。
另一群爱上连帽衫的年轻人是滑板爱好者。同涂鸦一样，滑板运动起初也不受主流社会的待见，被贴上了幼稚、不务正业的标签。1976年夏，由于气温过高，加州政府颁布限令，禁止私人泳池蓄水，以保障日常供水，这为滑板运动升级为极限运动创造了良机。滑板爱好者们偷偷跑进别人的花园，在干涸的泳池中大展拳脚，也奠定了后来滑板“极限”玩法的雏形。
下一波主动拥抱连帽衫的人是说唱歌手。90年代，炙手可热的歌手们遵循一套穿衣秘诀：墨镜配金链，连帽衫的帽子永远盖在鸭舌帽上。类似的街头场景屡见不鲜，DJ在打碟，MC在喊节奏，人群聚拢了，小贼们在外围围观。他们可能是盯上了人群当中某个人的金链子或者某件值钱的东西，他们用连帽衫遮住了头，不让别人看清楚自己的脸。连帽衫的“拨乱反正”还要归功于硅谷精英。“扎克伯格”们那种看上去过于随意的服饰和他们的亿万美元身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为不羁的个性做出了最佳注解。
就像我们不会再认为穿着天鹅绒运动服套装的人就是名媛一样，也不会误把满街用帽衫配牛仔裤的人当作硅谷精英。除了真正的制服，以一套装束划分一类人的精确度不会比“某某星座是渣男”更高。但如果一类人的画像和某一种logo符号对应得过于紧密时，logo品牌方也不能从这种形象构建的反噬中全身而退。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中提出，1970年代电视影像成为权力阶级，借由传播的内容“入侵”个人生活，图像组成的广告和流行文化可以作为攫取财富的工具。他一边质疑靠电网传播的景观是否真实存在（还是一部分人想要观众看到的世界），一边相信图像景观是割裂表象与本质的手段，正在形成对观看个体的“控制”。即便你不完全认同，也无法否认，现代人越发被一块块更加喧闹的手机屏幕所“控制”。要摆脱这类“控制”，需要很多种分辨能力，最基础的莫过于，让你如此气愤的到底是那个星座，还是那个渣男本身。
作者 | 达达
#一类衣服就能代表一类人吗# 我们每天接受各种被“隔空”传递出来的信息，当类似的信息慢慢汇集，便成了印象。有些即便是共识的事，深究之下，都是出于被制造的“印象”。它们通常都有“部分真实”的来源，比如Kenzo老虎头是东北入场券，比如最近被推上风口浪尖的BOY LONDON是“社会人”的标配。
一直以来，都有一类衣服对应一类人的关联。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曾在2017年举办过一场《物品：时尚是现代的吗？》展览。策展人挑选出111 种（总数超过 300 件）单品，从平角内裤、乔布斯的套头高领衫、Chanel No.5香水瓶再到Givenchy小黑裙、Hermès铂金包甚至是改良版中山装Mao Jacket都被编录在册，其中还有一套李小龙在影片《盲人追凶》（1971年）中的戏服——红色Tracksuit运动服。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Tracksuit逐渐演变为一种流行符号。一位老派西装爱好者曾对八九十年代风靡的Tracksuit评价道：“这种衣服最适合体育爱好和那些在法庭外面对着警卫大喊大叫的疯子。” 其“毒舌”评论道出了当时社会很大一部分人对运动服的质疑——穿Tracksuit的人素质都很低劣。直到天鹅绒运动套装的出现，打破了既往所有关于运动服在社交中的明文禁令，Tracksuit的地位被改写。
一个偶然的机会，运动休闲品牌Juicy Couture的创始人将天鹅绒做成了运动服套装。作为20世纪70年代常用的华服面料，天鹅绒看起来颇为昂贵的特性，戳中了经济复苏期美国消费者向往华丽的心态。2001年，彩色天鹅绒布制成的运动套装（拉链帽衫搭配镶有水钻Logo的微喇裤）应运而生。名媛帕丽斯·希尔顿以拥有一整个衣柜的Juicy Couture而著称。
凭借真人秀《简单生活》的热度，天鹅绒运动套装成为希尔顿一手捧红的“名媛标配”——一头藏在帽兜里的金发，全身明快的色彩，嵌有水钻的皇冠图案装饰，配上同色系的墨镜、手袋和鞋子，是留存至今的经典形象。
天鹅绒运动套装的鼎盛时期少不了小报文化的推波助澜。那是前社交媒体时代，被丑闻主宰的八卦小报和网站，不断抛出与名人私生活有关的花边新闻。好莱坞“坏女孩俱乐部”和一线明星们出现在头版时，都穿着五彩缤纷的天鹅绒运动套装。就像2004年，“小甜甜”布兰妮下嫁给伴舞凯文·费德林的新娘派对上，这位任性的新娘被穿着粉色天鹅绒运动套装的伴娘团簇拥着。好莱坞名媛们的私密约会也经常被拍到穿着同类套装。
和此前的运动服不同，天鹅绒运动套装被穿者们渲染得休闲而奢华，平易近人而独享，舒适又时髦，间接贩卖着成为“名媛”的群体归属感。一时间，从比弗利山庄到纽约街头，来来往往的女生都穿着五颜六色的Juicy Couture，彰显自己是紧跟“休闲奢侈”潮流的时髦人。还记得在电影《贱女孩》中，贵妇妈妈为了和女儿的高中生同学打成一片，也穿着一身粉色天鹅绒运动套装，那身行头简直就是她们虚伪的芭比公主式生活的点睛之笔。想来，当年被年轻女孩不分场景穿着的Juicy Couture与今天的lululemon存在些许共通之处。
与此同时，在欧洲，当广泛的去工业化摧毁了传统工人阶级的社区、工作和生活方式之后，运动服流行了起来。尤其在英国，穿运动服的人并不那么富裕。90年代的欧洲锐舞文化将运动服套装划为工人阶级的标志。随着失业的工人陷入全天候、强制性休闲的循环中，被迫采取极端手段来维持生计，他们的形象随之被妖魔化。前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过一次遭遇舆论抨击的主题演讲——“拥抱穿连帽衫的人”，说出了人们的普遍情绪：“我们西装革履的人通常认为连帽衫具有攻击性，是年轻黑帮反叛部队的制服。”也许这就是《黑道家族》的编剧和服装设计师选择让托尼、保利和克里斯托弗·莫蒂森提等黑帮成员穿着Fila、Genelli和Champion等宽松运动套装的原因。
连帽衫的“黑历史”确实一度和犯罪、偷偷摸摸之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与波西米亚服饰、朋克服饰不一样，连帽衫在街头的普及不是因为要表明身份或划分立场，而是为了掩人耳目。街头艺术方兴未艾时，涂鸦者在火车站，地铁站的墙壁上作画，但又想不留名。连帽衫在他们中间很流行，既方便清洗又可以躲避警察。
另一群爱上连帽衫的年轻人是滑板爱好者。同涂鸦一样，滑板运动起初也不受主流社会的待见，被贴上了幼稚、不务正业的标签。1976年夏，由于气温过高，加州政府颁布限令，禁止私人泳池蓄水，以保障日常供水，这为滑板运动升级为极限运动创造了良机。滑板爱好者们偷偷跑进别人的花园，在干涸的泳池中大展拳脚，也奠定了后来滑板“极限”玩法的雏形。
下一波主动拥抱连帽衫的人是说唱歌手。90年代，炙手可热的歌手们遵循一套穿衣秘诀：墨镜配金链，连帽衫的帽子永远盖在鸭舌帽上。类似的街头场景屡见不鲜，DJ在打碟，MC在喊节奏，人群聚拢了，小贼们在外围围观。他们可能是盯上了人群当中某个人的金链子或者某件值钱的东西，他们用连帽衫遮住了头，不让别人看清楚自己的脸。连帽衫的“拨乱反正”还要归功于硅谷精英。“扎克伯格”们那种看上去过于随意的服饰和他们的亿万美元身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为不羁的个性做出了最佳注解。
就像我们不会再认为穿着天鹅绒运动服套装的人就是名媛一样，也不会误把满街用帽衫配牛仔裤的人当作硅谷精英。除了真正的制服，以一套装束划分一类人的精确度不会比“某某星座是渣男”更高。但如果一类人的画像和某一种logo符号对应得过于紧密时，logo品牌方也不能从这种形象构建的反噬中全身而退。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中提出，1970年代电视影像成为权力阶级，借由传播的内容“入侵”个人生活，图像组成的广告和流行文化可以作为攫取财富的工具。他一边质疑靠电网传播的景观是否真实存在（还是一部分人想要观众看到的世界），一边相信图像景观是割裂表象与本质的手段，正在形成对观看个体的“控制”。即便你不完全认同，也无法否认，现代人越发被一块块更加喧闹的手机屏幕所“控制”。要摆脱这类“控制”，需要很多种分辨能力，最基础的莫过于，让你如此气愤的到底是那个星座，还是那个渣男本身。
作者 | 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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