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孩子之前从来没用过口红，生完娃以后觉得身材走样没恢复，那我至少可以保证整洁干净的头发和妆容吧，于是开始认真的用护发素和涂唇膏。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头发开始有光泽了，特别爱干燥起皮的嘴唇今年也保持很滋润，出门上班的时候，先涂一遍唇膏打底，再涂点口红，会很贴服很自然。
左边那只口红是一个妹妹送的，不知道啥牌子，右边唇膏是曼秀雷敦的，挺好用，家里还有一只DHC，以前草草用几次，看不出效果就闲置了。现在坚持用起来，感觉也好用。
目前两只口红都是豆沙色的，感觉这个色很适合我，会提气色又不突兀。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希望自己可以坚持擦防晒霜。
护肤做的很好，晚上会厚涂一层高保湿霜，早上起来不油也不干，所以皮肤状态很稳定。
渐渐渐渐开始精致起来，等天气暖和了以后，开始锻炼了。
头发开始有光泽了，特别爱干燥起皮的嘴唇今年也保持很滋润，出门上班的时候，先涂一遍唇膏打底，再涂点口红，会很贴服很自然。
左边那只口红是一个妹妹送的，不知道啥牌子，右边唇膏是曼秀雷敦的，挺好用，家里还有一只DHC，以前草草用几次，看不出效果就闲置了。现在坚持用起来，感觉也好用。
目前两只口红都是豆沙色的，感觉这个色很适合我，会提气色又不突兀。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希望自己可以坚持擦防晒霜。
护肤做的很好，晚上会厚涂一层高保湿霜，早上起来不油也不干，所以皮肤状态很稳定。
渐渐渐渐开始精致起来，等天气暖和了以后，开始锻炼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翻译团队：我们孕育它 辛苦并快乐着
——全国首部《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诞生记
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推进，法治的种子已经播撒到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在司法实践中，汉语语境中的法言法语，在藏语语系中没有对应的表述。将现行法律翻译成藏文，并在藏族地区推行适用，势在必行。尽管过程艰难曲折，但总有人在坚持做这件事……
八个月，三本书
2016年，新修订的三大诉讼法实施，为了推行其在藏区的适用，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专门项目小组，组织开展翻译工作，编译出版《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其中包括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共三卷。
国家法官学院青海分院院长陈萍介绍，三大诉讼法属于程序法，除了政法部门干警办案所需，与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实体的公正，程序正义很重要，但要保证藏族地区法律的程序正义，首先要让藏族群众都知晓三部诉讼法”。
2015年8月10日，青海高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签订协议，委托后者编撰三大诉讼法词典中文版，并在当年12月30前将成稿交给青海高院。
中文版按照协议约定时间成稿，接下来，就需要懂藏文的法学专家进行翻译。于是，陈萍找到了当时还在青海警官职业学院任教的娘吾加教授，邀请他主持翻译工作。
在陈萍与娘教授接洽期间，2016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双语法官培训教材、词典编撰出版工作协调会，会上正式将该项目纳入到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要求2016年8月底完成藏语版初稿。
要在八个月内翻译出三本诉讼辞典，除了将法律名词翻译成藏文，还要对每个法律词条进行释义，任务量实属巨大。娘吾加与自己的老搭档——警官学院的斗拉和拉华才让两位副教授,组建了翻译团队，根据个人研究方向，明确分工：娘吾加负责民事卷，斗拉认领刑事卷，行政卷交给拉华才让。
翻译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是译者，也是原创作者
2016年春节刚过，娘吾加、拉华才让和斗拉聚在一起，三个人盯着一张写着“非法”两个字的纸，谁也不说话，就这么发了一晚上的呆。
娘吾加回忆，翻译过程中，“非法”一词的译法，难坏了他们三个人：“我认为这个词翻译成藏文需要五个字，但拉华才让认为，用藏文也可以是两个字。当时三个人争执了很久，不过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五个字的表述更准确”。
词语翻译没有了分歧，释义又陷入了困境。在藏语里，非法和违法是同一个表述，该怎么解释这个词？
“我们三个人盯着那个词，没有一个人说话，都在认真思考。当时如果旁边有个人，肯定会以为我们三个都在发呆。”如今回忆起来，斗拉自己都觉得好笑。
“但是这种场景，在我们翻译的时候经常出现，。”拉华才让笑着补充，“此前没有相关的书籍，对法律术语，没有统一的藏文表述，很多词汇是我们新造的，所以这是一项很艰难的任务”。
据青海高院一位法官回忆，早些年省上进行双语法官培训，“搞模拟法庭的时候，海南的法官用藏语叫被告人出席，黄南和玉树的法官都听不懂他在叫谁。虽然都是藏族自治州，但是由于法律名词没有统一对应的藏语词汇，所以各地叫法不统一”。
2012年由青海高院组织编译的《汉藏对照法学词典》出版发行，上述现象有所改善，法院干警对法律名词有了统一表述。但对于一个法律词汇的理解和表述，仍然不够准确。
娘吾加告诉记者，由于学术项目需要，他曾多次去藏区政法系统调研，他回忆道：我们了解到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某审判中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翻译人员翻译成藏文，若再将藏文翻译成汉文时，意思会变为：休息两年，之后要处死刑。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翻译人员不懂法律术语的确切内涵”。
拉华才让说，由于法律的专业性，很多词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意思和法律中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比如应当和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是一对近义词，但在法律中，应当是必须的意思，应该是可以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创造一些藏文中原本没有的新词汇，来表述其法律意义”。
陈萍说，只有在表述和理解上都统一且准确，藏区的法治才能真正进步。翻译团队的三位成员，既是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的原创作者，也是藏区法治建设的推动者。
书出版了，所有困难都值了
时间紧，任务重，翻译团队的压力可想而知。
要协调本职工作与翻译工作的矛盾，时间，是他们最缺的。
“我们三个都是学校的老师，除了教学任务之外，三人都承担了一定的行政工作。这两项工作，已经使我们的时间完全饱和了，什么时间翻译？只能用晚上、周末和假期。”拉华才让说。
“我第一次见到娘吾加教授的时候，他头发乌黑，很是精神。但八个月的翻译工作完成之后，他整个人头发都白了。熬了多少心血，可想而知。”陈萍略带愧疚地告诉记者。
采访中，三个人谁也不愿意向记者透露过程中的艰辛，但还是在你一言我一语中，无意间暴露了彼此的秘密：娘吾加几乎每天都是后半夜才睡觉，暑假期间，家人想一起外出旅游，但因为他的翻译工作，未能成行；斗拉进入状态后废寝忘食，经常泡了泡面却忘了吃；拉华才让去外地出差，火车上还抱着笔记本电脑翻译……
陈萍说，除了时间，给翻译团队的费用之少，也让她心怀愧疚。2015年，项目成立之初，计划是青海高院自筹经费。从行政经费里挤出一点点钱来做这项工作。2016年初，项目纳入中国出版基金会，由基金会支付费用。“翻译费用是千字二百，远远低于市场价”。
娘吾加说，他跟团队的另外两位翻译，常年共事，彼此了解：“如果是看重经济收益，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
斗拉说：“我们三个人都是青海本地的藏族，我们都希望能够给青海甚至全国藏区的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稿费不高，家人和朋友也并不完全理解我们的初衷，但我们三个人相互理解，这就够了”。
拉华才让说：“任何工作都是辛苦的，但是看到图书出版了，就像看见自己孩子出生了一样，过程中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2017年，娘吾加调至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任教。采访中，翻译团队三人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下一步，他们计划将《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运用到自己的教学环节，真正从源头上提高双语法律人才的素质……
——全国首部《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诞生记
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推进，法治的种子已经播撒到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在司法实践中，汉语语境中的法言法语，在藏语语系中没有对应的表述。将现行法律翻译成藏文，并在藏族地区推行适用，势在必行。尽管过程艰难曲折，但总有人在坚持做这件事……
八个月，三本书
2016年，新修订的三大诉讼法实施，为了推行其在藏区的适用，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专门项目小组，组织开展翻译工作，编译出版《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其中包括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共三卷。
国家法官学院青海分院院长陈萍介绍，三大诉讼法属于程序法，除了政法部门干警办案所需，与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实体的公正，程序正义很重要，但要保证藏族地区法律的程序正义，首先要让藏族群众都知晓三部诉讼法”。
2015年8月10日，青海高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签订协议，委托后者编撰三大诉讼法词典中文版，并在当年12月30前将成稿交给青海高院。
中文版按照协议约定时间成稿，接下来，就需要懂藏文的法学专家进行翻译。于是，陈萍找到了当时还在青海警官职业学院任教的娘吾加教授，邀请他主持翻译工作。
在陈萍与娘教授接洽期间，2016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双语法官培训教材、词典编撰出版工作协调会，会上正式将该项目纳入到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要求2016年8月底完成藏语版初稿。
要在八个月内翻译出三本诉讼辞典，除了将法律名词翻译成藏文，还要对每个法律词条进行释义，任务量实属巨大。娘吾加与自己的老搭档——警官学院的斗拉和拉华才让两位副教授,组建了翻译团队，根据个人研究方向，明确分工：娘吾加负责民事卷，斗拉认领刑事卷，行政卷交给拉华才让。
翻译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是译者，也是原创作者
2016年春节刚过，娘吾加、拉华才让和斗拉聚在一起，三个人盯着一张写着“非法”两个字的纸，谁也不说话，就这么发了一晚上的呆。
娘吾加回忆，翻译过程中，“非法”一词的译法，难坏了他们三个人：“我认为这个词翻译成藏文需要五个字，但拉华才让认为，用藏文也可以是两个字。当时三个人争执了很久，不过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五个字的表述更准确”。
词语翻译没有了分歧，释义又陷入了困境。在藏语里，非法和违法是同一个表述，该怎么解释这个词？
“我们三个人盯着那个词，没有一个人说话，都在认真思考。当时如果旁边有个人，肯定会以为我们三个都在发呆。”如今回忆起来，斗拉自己都觉得好笑。
“但是这种场景，在我们翻译的时候经常出现，。”拉华才让笑着补充，“此前没有相关的书籍，对法律术语，没有统一的藏文表述，很多词汇是我们新造的，所以这是一项很艰难的任务”。
据青海高院一位法官回忆，早些年省上进行双语法官培训，“搞模拟法庭的时候，海南的法官用藏语叫被告人出席，黄南和玉树的法官都听不懂他在叫谁。虽然都是藏族自治州，但是由于法律名词没有统一对应的藏语词汇，所以各地叫法不统一”。
2012年由青海高院组织编译的《汉藏对照法学词典》出版发行，上述现象有所改善，法院干警对法律名词有了统一表述。但对于一个法律词汇的理解和表述，仍然不够准确。
娘吾加告诉记者，由于学术项目需要，他曾多次去藏区政法系统调研，他回忆道：我们了解到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某审判中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翻译人员翻译成藏文，若再将藏文翻译成汉文时，意思会变为：休息两年，之后要处死刑。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翻译人员不懂法律术语的确切内涵”。
拉华才让说，由于法律的专业性，很多词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意思和法律中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比如应当和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是一对近义词，但在法律中，应当是必须的意思，应该是可以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创造一些藏文中原本没有的新词汇，来表述其法律意义”。
陈萍说，只有在表述和理解上都统一且准确，藏区的法治才能真正进步。翻译团队的三位成员，既是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的原创作者，也是藏区法治建设的推动者。
书出版了，所有困难都值了
时间紧，任务重，翻译团队的压力可想而知。
要协调本职工作与翻译工作的矛盾，时间，是他们最缺的。
“我们三个都是学校的老师，除了教学任务之外，三人都承担了一定的行政工作。这两项工作，已经使我们的时间完全饱和了，什么时间翻译？只能用晚上、周末和假期。”拉华才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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