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生活小碎片，上个周末在家里肥宅了两天，直男先生汆了好吃的肉丸子，还喝了奶茶[馋嘴]星期一直男先生发了工资，结果存钱存入迷的我随便搞了一点晚饭，没有照顾到直男先生的情绪，两个人不开心了一阵子，但是直男先生主动认了错，还给我放好了洗澡水[嘻嘻][嘻嘻][嘻嘻]星期二补偿了直男先生一顿晚餐，收获了一个热烈的拥抱，不闹脾气的直男先生就是一个让人爱不释手的小奶狗[好爱哦][好爱哦][好爱哦]今天的上班路上，手机切到了カンー，就莫名其妙的疯狂想念那个会尽量每天在我出门前给我一个亲亲抱抱的男孩子
循例还是要发一个关于圣诞的微博吧
有时候手机内存太大也不是一件好事 舍不得删除的聊天记录只会让人觉得不开心 去年圣诞前后各种事情夹杂在一起 每天都down到谷底每天睡前都在哭 小心翼翼却还是失去 希望得到的陪伴也石沉大海 心里的那根刺要怎么去除 成年人的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烦恼 我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烦恼
有时候手机内存太大也不是一件好事 舍不得删除的聊天记录只会让人觉得不开心 去年圣诞前后各种事情夹杂在一起 每天都down到谷底每天睡前都在哭 小心翼翼却还是失去 希望得到的陪伴也石沉大海 心里的那根刺要怎么去除 成年人的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烦恼 我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烦恼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翻译团队：我们孕育它 辛苦并快乐着
——全国首部《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诞生记
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推进，法治的种子已经播撒到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在司法实践中，汉语语境中的法言法语，在藏语语系中没有对应的表述。将现行法律翻译成藏文，并在藏族地区推行适用，势在必行。尽管过程艰难曲折，但总有人在坚持做这件事……
八个月，三本书
2016年，新修订的三大诉讼法实施，为了推行其在藏区的适用，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专门项目小组，组织开展翻译工作，编译出版《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其中包括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共三卷。
国家法官学院青海分院院长陈萍介绍，三大诉讼法属于程序法，除了政法部门干警办案所需，与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实体的公正，程序正义很重要，但要保证藏族地区法律的程序正义，首先要让藏族群众都知晓三部诉讼法”。
2015年8月10日，青海高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签订协议，委托后者编撰三大诉讼法词典中文版，并在当年12月30前将成稿交给青海高院。
中文版按照协议约定时间成稿，接下来，就需要懂藏文的法学专家进行翻译。于是，陈萍找到了当时还在青海警官职业学院任教的娘吾加教授，邀请他主持翻译工作。
在陈萍与娘教授接洽期间，2016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双语法官培训教材、词典编撰出版工作协调会，会上正式将该项目纳入到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要求2016年8月底完成藏语版初稿。
要在八个月内翻译出三本诉讼辞典，除了将法律名词翻译成藏文，还要对每个法律词条进行释义，任务量实属巨大。娘吾加与自己的老搭档——警官学院的斗拉和拉华才让两位副教授,组建了翻译团队，根据个人研究方向，明确分工：娘吾加负责民事卷，斗拉认领刑事卷，行政卷交给拉华才让。
翻译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是译者，也是原创作者
2016年春节刚过，娘吾加、拉华才让和斗拉聚在一起，三个人盯着一张写着“非法”两个字的纸，谁也不说话，就这么发了一晚上的呆。
娘吾加回忆，翻译过程中，“非法”一词的译法，难坏了他们三个人：“我认为这个词翻译成藏文需要五个字，但拉华才让认为，用藏文也可以是两个字。当时三个人争执了很久，不过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五个字的表述更准确”。
词语翻译没有了分歧，释义又陷入了困境。在藏语里，非法和违法是同一个表述，该怎么解释这个词？
“我们三个人盯着那个词，没有一个人说话，都在认真思考。当时如果旁边有个人，肯定会以为我们三个都在发呆。”如今回忆起来，斗拉自己都觉得好笑。
“但是这种场景，在我们翻译的时候经常出现，。”拉华才让笑着补充，“此前没有相关的书籍，对法律术语，没有统一的藏文表述，很多词汇是我们新造的，所以这是一项很艰难的任务”。
据青海高院一位法官回忆，早些年省上进行双语法官培训，“搞模拟法庭的时候，海南的法官用藏语叫被告人出席，黄南和玉树的法官都听不懂他在叫谁。虽然都是藏族自治州，但是由于法律名词没有统一对应的藏语词汇，所以各地叫法不统一”。
2012年由青海高院组织编译的《汉藏对照法学词典》出版发行，上述现象有所改善，法院干警对法律名词有了统一表述。但对于一个法律词汇的理解和表述，仍然不够准确。
娘吾加告诉记者，由于学术项目需要，他曾多次去藏区政法系统调研，他回忆道：我们了解到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某审判中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翻译人员翻译成藏文，若再将藏文翻译成汉文时，意思会变为：休息两年，之后要处死刑。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翻译人员不懂法律术语的确切内涵”。
拉华才让说，由于法律的专业性，很多词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意思和法律中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比如应当和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是一对近义词，但在法律中，应当是必须的意思，应该是可以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创造一些藏文中原本没有的新词汇，来表述其法律意义”。
陈萍说，只有在表述和理解上都统一且准确，藏区的法治才能真正进步。翻译团队的三位成员，既是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的原创作者，也是藏区法治建设的推动者。
书出版了，所有困难都值了
时间紧，任务重，翻译团队的压力可想而知。
要协调本职工作与翻译工作的矛盾，时间，是他们最缺的。
“我们三个都是学校的老师，除了教学任务之外，三人都承担了一定的行政工作。这两项工作，已经使我们的时间完全饱和了，什么时间翻译？只能用晚上、周末和假期。”拉华才让说。
“我第一次见到娘吾加教授的时候，他头发乌黑，很是精神。但八个月的翻译工作完成之后，他整个人头发都白了。熬了多少心血，可想而知。”陈萍略带愧疚地告诉记者。
采访中，三个人谁也不愿意向记者透露过程中的艰辛，但还是在你一言我一语中，无意间暴露了彼此的秘密：娘吾加几乎每天都是后半夜才睡觉，暑假期间，家人想一起外出旅游，但因为他的翻译工作，未能成行；斗拉进入状态后废寝忘食，经常泡了泡面却忘了吃；拉华才让去外地出差，火车上还抱着笔记本电脑翻译……
陈萍说，除了时间，给翻译团队的费用之少，也让她心怀愧疚。2015年，项目成立之初，计划是青海高院自筹经费。从行政经费里挤出一点点钱来做这项工作。2016年初，项目纳入中国出版基金会，由基金会支付费用。“翻译费用是千字二百，远远低于市场价”。
娘吾加说，他跟团队的另外两位翻译，常年共事，彼此了解：“如果是看重经济收益，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
斗拉说：“我们三个人都是青海本地的藏族，我们都希望能够给青海甚至全国藏区的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稿费不高，家人和朋友也并不完全理解我们的初衷，但我们三个人相互理解，这就够了”。
拉华才让说：“任何工作都是辛苦的，但是看到图书出版了，就像看见自己孩子出生了一样，过程中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2017年，娘吾加调至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任教。采访中，翻译团队三人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下一步，他们计划将《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运用到自己的教学环节，真正从源头上提高双语法律人才的素质……
——全国首部《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诞生记
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推进，法治的种子已经播撒到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在司法实践中，汉语语境中的法言法语，在藏语语系中没有对应的表述。将现行法律翻译成藏文，并在藏族地区推行适用，势在必行。尽管过程艰难曲折，但总有人在坚持做这件事……
八个月，三本书
2016年，新修订的三大诉讼法实施，为了推行其在藏区的适用，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专门项目小组，组织开展翻译工作，编译出版《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其中包括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共三卷。
国家法官学院青海分院院长陈萍介绍，三大诉讼法属于程序法，除了政法部门干警办案所需，与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实体的公正，程序正义很重要，但要保证藏族地区法律的程序正义，首先要让藏族群众都知晓三部诉讼法”。
2015年8月10日，青海高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签订协议，委托后者编撰三大诉讼法词典中文版，并在当年12月30前将成稿交给青海高院。
中文版按照协议约定时间成稿，接下来，就需要懂藏文的法学专家进行翻译。于是，陈萍找到了当时还在青海警官职业学院任教的娘吾加教授，邀请他主持翻译工作。
在陈萍与娘教授接洽期间，2016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双语法官培训教材、词典编撰出版工作协调会，会上正式将该项目纳入到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要求2016年8月底完成藏语版初稿。
要在八个月内翻译出三本诉讼辞典，除了将法律名词翻译成藏文，还要对每个法律词条进行释义，任务量实属巨大。娘吾加与自己的老搭档——警官学院的斗拉和拉华才让两位副教授,组建了翻译团队，根据个人研究方向，明确分工：娘吾加负责民事卷，斗拉认领刑事卷，行政卷交给拉华才让。
翻译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是译者，也是原创作者
2016年春节刚过，娘吾加、拉华才让和斗拉聚在一起，三个人盯着一张写着“非法”两个字的纸，谁也不说话，就这么发了一晚上的呆。
娘吾加回忆，翻译过程中，“非法”一词的译法，难坏了他们三个人：“我认为这个词翻译成藏文需要五个字，但拉华才让认为，用藏文也可以是两个字。当时三个人争执了很久，不过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五个字的表述更准确”。
词语翻译没有了分歧，释义又陷入了困境。在藏语里，非法和违法是同一个表述，该怎么解释这个词？
“我们三个人盯着那个词，没有一个人说话，都在认真思考。当时如果旁边有个人，肯定会以为我们三个都在发呆。”如今回忆起来，斗拉自己都觉得好笑。
“但是这种场景，在我们翻译的时候经常出现，。”拉华才让笑着补充，“此前没有相关的书籍，对法律术语，没有统一的藏文表述，很多词汇是我们新造的，所以这是一项很艰难的任务”。
据青海高院一位法官回忆，早些年省上进行双语法官培训，“搞模拟法庭的时候，海南的法官用藏语叫被告人出席，黄南和玉树的法官都听不懂他在叫谁。虽然都是藏族自治州，但是由于法律名词没有统一对应的藏语词汇，所以各地叫法不统一”。
2012年由青海高院组织编译的《汉藏对照法学词典》出版发行，上述现象有所改善，法院干警对法律名词有了统一表述。但对于一个法律词汇的理解和表述，仍然不够准确。
娘吾加告诉记者，由于学术项目需要，他曾多次去藏区政法系统调研，他回忆道：我们了解到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某审判中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翻译人员翻译成藏文，若再将藏文翻译成汉文时，意思会变为：休息两年，之后要处死刑。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翻译人员不懂法律术语的确切内涵”。
拉华才让说，由于法律的专业性，很多词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意思和法律中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比如应当和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是一对近义词，但在法律中，应当是必须的意思，应该是可以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创造一些藏文中原本没有的新词汇，来表述其法律意义”。
陈萍说，只有在表述和理解上都统一且准确，藏区的法治才能真正进步。翻译团队的三位成员，既是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的原创作者，也是藏区法治建设的推动者。
书出版了，所有困难都值了
时间紧，任务重，翻译团队的压力可想而知。
要协调本职工作与翻译工作的矛盾，时间，是他们最缺的。
“我们三个都是学校的老师，除了教学任务之外，三人都承担了一定的行政工作。这两项工作，已经使我们的时间完全饱和了，什么时间翻译？只能用晚上、周末和假期。”拉华才让说。
“我第一次见到娘吾加教授的时候，他头发乌黑，很是精神。但八个月的翻译工作完成之后，他整个人头发都白了。熬了多少心血，可想而知。”陈萍略带愧疚地告诉记者。
采访中，三个人谁也不愿意向记者透露过程中的艰辛，但还是在你一言我一语中，无意间暴露了彼此的秘密：娘吾加几乎每天都是后半夜才睡觉，暑假期间，家人想一起外出旅游，但因为他的翻译工作，未能成行；斗拉进入状态后废寝忘食，经常泡了泡面却忘了吃；拉华才让去外地出差，火车上还抱着笔记本电脑翻译……
陈萍说，除了时间，给翻译团队的费用之少，也让她心怀愧疚。2015年，项目成立之初，计划是青海高院自筹经费。从行政经费里挤出一点点钱来做这项工作。2016年初，项目纳入中国出版基金会，由基金会支付费用。“翻译费用是千字二百，远远低于市场价”。
娘吾加说，他跟团队的另外两位翻译，常年共事，彼此了解：“如果是看重经济收益，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
斗拉说：“我们三个人都是青海本地的藏族，我们都希望能够给青海甚至全国藏区的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稿费不高，家人和朋友也并不完全理解我们的初衷，但我们三个人相互理解，这就够了”。
拉华才让说：“任何工作都是辛苦的，但是看到图书出版了，就像看见自己孩子出生了一样，过程中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2017年，娘吾加调至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任教。采访中，翻译团队三人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下一步，他们计划将《汉藏双语诉讼法辞典》运用到自己的教学环节，真正从源头上提高双语法律人才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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