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ST岩石“摘帽”，借白酒概念成“黑马”，仍陷侵权纠纷
被称为A股“不死鸟”的ST岩石宣布“摘帽”。6月15日晚间，ST岩石发布公告称，6月17日，公司将正式“摘帽”，变身“岩石股份”，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为10%。
ST岩石“摘帽”，借白酒概念成“黑马”，仍陷侵权纠纷
公开资料显示，ST岩石前身为豪盛（福建）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12月6日在上交所挂牌上市，但从2001年11月起，该公司便历经“七度更名、三度被ST”，其主营业务也从建筑陶瓷、房屋租赁、融资租赁等变更成白酒销售。
白酒业务能否带领ST岩石“起飞”？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虽然ST岩石表示公司将大力发展酒类业务，但目前ST岩石酒类业务营收仍处于亏损状态，公司旗下军酒加盟店平均每家营收仅为4.13万元。不仅如此，ST岩石还面临着侵权诉讼纠纷。
历经四年，ST岩石终“摘帽”
6月15日晚间，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岩石”）发布关于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显示，ST岩石股票将于2021年6月16日停牌1天，2021年6月17日起复牌并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证券简称由“ST岩石”变更为“岩石股份”，证券代码“600696”保持不变，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为10%。
消息一出，有ST岩石员工便在其朋友圈转发，并表示：“这是历史的一刻”。新京报记者梳理公告发现，ST岩石曾遭“七度更名、三度被ST”。
公开资料显示，ST岩石前身为豪盛（福建）股份有限公司，于1993年12月6日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是国内首家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的台资企业和建筑陶瓷企业。但从2001年11月起，该公司便历经多次转手。
时间调到2017年，彼时的ST岩石还叫匹凸匹，属于互联网金融概念股。2017年3月27日，连续两次推迟发布年报的匹凸匹一口气发布了包含2016年报、退市风险警示在内的17份公告。其公告显示，连续两年亏损让匹凸匹面临退市风险，股票简称更变为“*ST匹凸”。
同年7月28日，*ST匹凸发布《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称，公司拟变更为“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简称变更为“岩石股份”，更名事项还需要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随后，*ST匹凸开始一系列的保壳之战。2018年2月9日，*ST匹凸摘星，成功消解了退市危机。2018年6月11日，ST匹凸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公司证券简称由“ST匹凸”变更为“ST岩石”。
ST岩石“摘帽”，借白酒概念成“黑马”，仍陷侵权纠纷
2021年6月1日，ST岩石《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其它风险警示的公告》，意味着ST岩石宣告摘帽申请。按照相关规定，公司认为其涉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符合“摘帽”条件。上交所将在收到该申请后10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况给出定夺。
至此，历经了漫长的四年，ST岩石成功迎来了“摘帽”。
“百亿”白酒业务：48名员工、加盟店年均营收仅4.13万元
ST岩石发布“关于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中”，同时也表示公司存在其他风险提示。ST岩石称，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尚小，2020年公司还未拥有白酒生产基地，主要通过委外贴牌生产再进行销售，公司主营业务有待进一步加强。
而在6月1日，ST岩石回复上交所问询函的公告中，ST岩石更是指出，公司酒类业务处于亏损状态，以及2020年公司员工人数仅为48人。截至6月15日收盘，ST岩石总市值达120亿元。
ST岩石的酒水业务起源于2018年。当年年底，ST岩石以228.24万的价格收购了贵州贵酒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85%的股权，该公司为一家白酒销售线上平台。
2019年8月，ST岩石的股东五牛控股在贵州茅台镇收购了贵州高酱酒业有限公司；10月，ST岩石另一股东上海存硕实业，从上市公司天音控股手中收购章贡酒业及其销售公司赣州长江实业95%股权。
2019年11月15日，ST岩石发布公告称，拟将公司名称由“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简称“岩石股份”。
不过，新收购的两家酒企并未给当年ST岩石带来高额收益。财报显示，2019年，ST岩石酒类营收为517.84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4.74％。
2020年12月，ST岩石发布公告，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控股股东上海贵酒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章贡酒业有限责任公25%股权及赣州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25%股权，交易金额为8600万元。
2021年3月，ST岩石再次发布公告称，为了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主业，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贵酒发展拟将其持有的高酱酒业52%股权无偿赠与公司，交易金额为0元。
2020年年报显示，ST岩石主要控股参股公司为22家，同时公司拥有经销商16家、军酒加盟店318家、线上直营店2家。不过，虽然军酒加盟店数量众多，但2020年ST岩石此项营收并不高，合计为1314.14万元，平均每家加盟店的营收仅为4.13万元。
不仅如此，目前ST岩石还面临着侵权诉讼纠纷。4月30日，贵州贵酒起诉上海贵酒销售、贵州贵酿、上海贵酒（ST岩石）商标侵权一案一审开庭，贵州贵酒将上海贵酒酒业销售有限公司、贵州贵酿酒业有限公司、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ST岩石）等作为被告，以侵害商标专用权、构成不正当竞争纠纷为由正式起诉，诉讼请求被告停止对“贵酒”系列商标专用权的侵害，删除侵权产品链接，立即停止使用“贵酒”字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股东屡次增持，股价一年涨幅超200%
6月15日，宣告摘帽前一个交易日，ST岩石开盘报34.19元／股，9点48分，其股价快速拉升，3分钟内涨幅达4.14%，截至收盘，ST岩石涨停，收于35.86元／股，成交额1.36亿元，换手率1.16%。
而这对长期关注ST岩石的股民来说，早就见怪不怪。5月13日至6月8日的19个交易日，ST岩石收获16个涨停板，区间股价涨幅高达108.94%。拉长线看，今年初至6月15日，ST岩石股价涨幅也已高达206.50%。可谓是，白酒概念股中的“一匹黑马”。
然而，公司业绩表现并不抢眼，其酒类营收更是不及十九家主营业务为白酒的上市公司。ST岩石2020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971.77万元，同比下降27.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2.19万元，同比下降35.23%，其中，酒类销售业务实现营收5878.96万元，占公司总营收的73.74%。
那么，其股价为何连涨不休，屡创新高？新京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ST岩石股价不断拉升的背后，公司控股股东的增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ST岩石2021年一季报显示，公司的控股股东是贵酒发展，前10大股东中有4家是其一致行动人，分别是五牛基金、天高资本、上海泓虔和上海鸿褚。
1月19日，ST岩石披露员工持股计划，称拟以不超过1200万元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接着在2月23日，ST岩石发布第一轮股东增持计划，控股股东上海贵酒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鸿褚、上海泓虔分别增持公司股票15.07万股、13.75万股、10.03万股；此外，基于对公司持续稳健发展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本次增持之日起12个月内，将继续增持不低于1337.88万股、不高于1672.35万股公司股票。第一轮增持于5月1日完成，总计增持1638万股。
5月7日，ST岩石又抛出新一轮增持计划，控股股东贵酒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自5月6日起的12个月，增持占4%的1337.88万股至占5%的1672.35万股。截至5月21日，ST岩石的控股股东累计增持了占总股份2%的669.14万股，使之持股占总股本62%。
值得一提的是，虽股价不断上涨，但ST岩石的股东总人数并未增加。Wind数据显示，2020年12月31日ST岩石总股东数为1.919万户，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其股东人数为1.7万户，减少了2000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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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A股“不死鸟”的ST岩石宣布“摘帽”。6月15日晚间，ST岩石发布公告称，6月17日，公司将正式“摘帽”，变身“岩石股份”，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为10%。
ST岩石“摘帽”，借白酒概念成“黑马”，仍陷侵权纠纷
公开资料显示，ST岩石前身为豪盛（福建）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12月6日在上交所挂牌上市，但从2001年11月起，该公司便历经“七度更名、三度被ST”，其主营业务也从建筑陶瓷、房屋租赁、融资租赁等变更成白酒销售。
白酒业务能否带领ST岩石“起飞”？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虽然ST岩石表示公司将大力发展酒类业务，但目前ST岩石酒类业务营收仍处于亏损状态，公司旗下军酒加盟店平均每家营收仅为4.13万元。不仅如此，ST岩石还面临着侵权诉讼纠纷。
历经四年，ST岩石终“摘帽”
6月15日晚间，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岩石”）发布关于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显示，ST岩石股票将于2021年6月16日停牌1天，2021年6月17日起复牌并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证券简称由“ST岩石”变更为“岩石股份”，证券代码“600696”保持不变，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为10%。
消息一出，有ST岩石员工便在其朋友圈转发，并表示：“这是历史的一刻”。新京报记者梳理公告发现，ST岩石曾遭“七度更名、三度被ST”。
公开资料显示，ST岩石前身为豪盛（福建）股份有限公司，于1993年12月6日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是国内首家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的台资企业和建筑陶瓷企业。但从2001年11月起，该公司便历经多次转手。
时间调到2017年，彼时的ST岩石还叫匹凸匹，属于互联网金融概念股。2017年3月27日，连续两次推迟发布年报的匹凸匹一口气发布了包含2016年报、退市风险警示在内的17份公告。其公告显示，连续两年亏损让匹凸匹面临退市风险，股票简称更变为“*ST匹凸”。
同年7月28日，*ST匹凸发布《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称，公司拟变更为“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简称变更为“岩石股份”，更名事项还需要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随后，*ST匹凸开始一系列的保壳之战。2018年2月9日，*ST匹凸摘星，成功消解了退市危机。2018年6月11日，ST匹凸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公司证券简称由“ST匹凸”变更为“ST岩石”。
ST岩石“摘帽”，借白酒概念成“黑马”，仍陷侵权纠纷
2021年6月1日，ST岩石《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其它风险警示的公告》，意味着ST岩石宣告摘帽申请。按照相关规定，公司认为其涉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符合“摘帽”条件。上交所将在收到该申请后10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况给出定夺。
至此，历经了漫长的四年，ST岩石成功迎来了“摘帽”。
“百亿”白酒业务：48名员工、加盟店年均营收仅4.13万元
ST岩石发布“关于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中”，同时也表示公司存在其他风险提示。ST岩石称，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尚小，2020年公司还未拥有白酒生产基地，主要通过委外贴牌生产再进行销售，公司主营业务有待进一步加强。
而在6月1日，ST岩石回复上交所问询函的公告中，ST岩石更是指出，公司酒类业务处于亏损状态，以及2020年公司员工人数仅为48人。截至6月15日收盘，ST岩石总市值达120亿元。
ST岩石的酒水业务起源于2018年。当年年底，ST岩石以228.24万的价格收购了贵州贵酒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85%的股权，该公司为一家白酒销售线上平台。
2019年8月，ST岩石的股东五牛控股在贵州茅台镇收购了贵州高酱酒业有限公司；10月，ST岩石另一股东上海存硕实业，从上市公司天音控股手中收购章贡酒业及其销售公司赣州长江实业95%股权。
2019年11月15日，ST岩石发布公告称，拟将公司名称由“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简称“岩石股份”。
不过，新收购的两家酒企并未给当年ST岩石带来高额收益。财报显示，2019年，ST岩石酒类营收为517.84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4.74％。
2020年12月，ST岩石发布公告，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控股股东上海贵酒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章贡酒业有限责任公25%股权及赣州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25%股权，交易金额为8600万元。
2021年3月，ST岩石再次发布公告称，为了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主业，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贵酒发展拟将其持有的高酱酒业52%股权无偿赠与公司，交易金额为0元。
2020年年报显示，ST岩石主要控股参股公司为22家，同时公司拥有经销商16家、军酒加盟店318家、线上直营店2家。不过，虽然军酒加盟店数量众多，但2020年ST岩石此项营收并不高，合计为1314.14万元，平均每家加盟店的营收仅为4.13万元。
不仅如此，目前ST岩石还面临着侵权诉讼纠纷。4月30日，贵州贵酒起诉上海贵酒销售、贵州贵酿、上海贵酒（ST岩石）商标侵权一案一审开庭，贵州贵酒将上海贵酒酒业销售有限公司、贵州贵酿酒业有限公司、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ST岩石）等作为被告，以侵害商标专用权、构成不正当竞争纠纷为由正式起诉，诉讼请求被告停止对“贵酒”系列商标专用权的侵害，删除侵权产品链接，立即停止使用“贵酒”字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股东屡次增持，股价一年涨幅超200%
6月15日，宣告摘帽前一个交易日，ST岩石开盘报34.19元／股，9点48分，其股价快速拉升，3分钟内涨幅达4.14%，截至收盘，ST岩石涨停，收于35.86元／股，成交额1.36亿元，换手率1.16%。
而这对长期关注ST岩石的股民来说，早就见怪不怪。5月13日至6月8日的19个交易日，ST岩石收获16个涨停板，区间股价涨幅高达108.94%。拉长线看，今年初至6月15日，ST岩石股价涨幅也已高达206.50%。可谓是，白酒概念股中的“一匹黑马”。
然而，公司业绩表现并不抢眼，其酒类营收更是不及十九家主营业务为白酒的上市公司。ST岩石2020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971.77万元，同比下降27.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2.19万元，同比下降35.23%，其中，酒类销售业务实现营收5878.96万元，占公司总营收的73.74%。
那么，其股价为何连涨不休，屡创新高？新京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ST岩石股价不断拉升的背后，公司控股股东的增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ST岩石2021年一季报显示，公司的控股股东是贵酒发展，前10大股东中有4家是其一致行动人，分别是五牛基金、天高资本、上海泓虔和上海鸿褚。
1月19日，ST岩石披露员工持股计划，称拟以不超过1200万元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接着在2月23日，ST岩石发布第一轮股东增持计划，控股股东上海贵酒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鸿褚、上海泓虔分别增持公司股票15.07万股、13.75万股、10.03万股；此外，基于对公司持续稳健发展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本次增持之日起12个月内，将继续增持不低于1337.88万股、不高于1672.35万股公司股票。第一轮增持于5月1日完成，总计增持1638万股。
5月7日，ST岩石又抛出新一轮增持计划，控股股东贵酒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自5月6日起的12个月，增持占4%的1337.88万股至占5%的1672.35万股。截至5月21日，ST岩石的控股股东累计增持了占总股份2%的669.14万股，使之持股占总股本62%。
值得一提的是，虽股价不断上涨，但ST岩石的股东总人数并未增加。Wind数据显示，2020年12月31日ST岩石总股东数为1.919万户，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其股东人数为1.7万户，减少了2000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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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以一场盛会，重塑精致城市的开放边界】逐浪开新局，扬帆谱华章。当“十四五”翻开了时代发展的崭新篇章，新的历史方位赋予了威海新的责任与担当。近年来，威海“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急切，“引进来”的节奏越来越清晰。将“走出去”与“引进来”进行有机耦合，不断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重塑威海打造精致城市新优势，成为威海当下要攻克的主要课题。2021年5月29日-30日，以“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断提升威海城市国际化水平”为主题，威海即将迎来第四届威海市市长国际经济咨询委员会年会。世界的东方，是崛起的中国；中国的东方，是深化对外开放的山东；山东的极东之处，是迎接第一缕阳光的千里海岸线，是即将全新启程、迈向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威海。以会议为契机，我们期待见证一个更具国际化魅力的海滨城市，在“精雕细琢”之下，崛起于中国东方的千里海岸线之上。要精致，更要国际化威海，蹄疾步稳迈向精致城市发展之路。近日，威海市委书记张海波在文章《以精致为底色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中提到：“威海始终把城市作为一个没有边界的“大景区”来打造，从顶层设计入手，研究制定威海市精致城市建设条例和评价指标体系，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把“精致城市建设”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地级市。”在威海之前，从未有一个中国的城市真正将“精致”提上城市战略，而在威海之后，“精致”的意义被放大、被赋能，势必将带来一场城市革新。当“威海要向精致城市方向发展”一句话在三年前为城市建设锚定航向，当“千里海岸线，一幅山水画；千里海岸线，一条创新链；千里海岸线，一个创业梦”一句话为现在的威海锁定发展路径，打造精致城市，威海有底气，更掷地有声。我们或许已经对威海的风土人情、文化底蕴都有过一定的了解，那么现在从产业层面来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基底进行集中的“精致化”剖析，会更清晰地看到她布局千里海岸线的创新发展思路：去年10月，威海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在明确重点打造的医药医疗器械、碳纤维等复合材料和海洋食品等10条优质产业链之外，威海为这十条优质产业链的发展定下了目标——力争到“十四五”末，培育打造过千亿元产业链1个、过500亿元产业链1个、过300亿元产业链4个、过100亿元产业链2个、过50亿元产业链2个。这将成为威海走向世界舞台谋发展的资本。当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重新建立，无疑对沿海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精致为城市的特色奠定基调，而打造国际化都市，必须成为这座沿海城市的职责所在。在今年，威海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威海要扩大开放，加快城市国际化步伐。报告中指出，威海要有效发挥对外开放比较优势，要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立足山东，“胶东一体化”风起，胶东五市指握成拳形成开放发展的合力；立足世界，抢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RECP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的机遇，结合威海东部沿海、面向日韩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威海正以日韩为核心合作伙伴，面向全球各个国家地区支持企业深化国际合作。值得注意的是，此外，威海正着力构建内引外联的国际物流通道，以日韩为核心合作伙伴，推进建设辐射日韩的区域性国际综合运输枢纽和货运平台，打造韩国及国际商品集散地。以国际化为命题，以产业为笔，以千里海岸线为画卷，开放合作经济热潮正激荡着威海的未来。有建议，更有落实为集聚国内外精英人才，打造高端新型智库，提升决策的科学化、国际化水平，2018年，威海成立了威海市市长国际经济咨询委员会并举办首届年会。五月对威海来说从此变得不平凡：2018年5月26日-27日，以“威海城市国际化建设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首届威海市市长国际经济咨询委员会正式召开；2019年月25日至26日，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精致城市幸福威海”为主题，第二届市长咨委会年会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开创“精致城市·幸福威海”全新局面的工作要求，为威海精致城市建设提供全方位、多领域、具有国际视野的智力支撑；2020年5月30日，以“新形势下威海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与建议”为主题，威海举办了第三届市长咨委会年会，在后疫情时代充分发挥威海市市长国际经济咨询委员会高端新型智库作用，汇聚世界前沿信息和资源，针对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新变化、新趋势，探讨走出困境、重振经济，实现威海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与途径。仅以去年第三届咨委会的委员观点成果举例：在第三届咨委会年会上，19位委员围绕“新形势下威海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与建议”主题，共为威海提出了100余条意见建议。一年来，威海各级各部门按照“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责任时效化”的工作要求，明确23个责任单位，将各项建议细化分解成82条推进措施。其中，2020年已完成32条，2021年可完成5条，需长期推动的46条。而值得注意的是，市长咨委会已经成为威海与合作的企业家、智库专家们的交流的核心平台。以惠普为例：自2019年4月20日美国惠普公司与山东省正式签约战略合作协议、与威海市正式签署共建全球激光打印机基地合作协议以来，各方不断增进互信，基地建设稳步推进，惠普都是威海助力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和精致城市建设重要合作伙伴。惠普公司首席供应链官安东作为市长咨委会的委员，亦在去年的年会上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惠普（威海）全球激光打印机基地成为惠普在中国第一家复工复产的基地，感谢威海在企业复工复产中给予的支持与帮助，从中也看到了威海这座城市的巨大发展潜力。”如今，经过三届的实践，咨委会起到了很好的新型智库和交流平台的作用。让世界，听到威海声音咨委会召开以来，委员代表提出的建议，涵盖了产业升级发展、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优化营商环境、人才培育引进、科技创新发展、公共健康安全、旅游康养产业、对外开放合作等诸多领域，并以项目落地等形式产生了一系列的交流合作成果，有效促进了威海城市的新旧动能转换，带动了城市向高质量发展。张海波也在去年的年会上表示，威海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一直主动融入全球化发展，从2018年组建市长国际经济咨询委员会起，连续三年召开年会，与跨国公司高层、境内外国际经济专家学者建立了直接交流沟通的渠道，各路精英聚焦助力威海经济社会发展，在产业合作、技术交流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建设高品质国际化城市，还要用国际化的标准优化对外开放环境，自信地向全球发出“威海声音”。显然，历经三年的打磨，威海市市长国际经济咨询委员会年会已经成为威海向世界发声的重要窗口，更成为威海打造国际化的对外开放环境的重要抓手。而今年的主题，正式围绕“国际化”展开讨论，亦凸显了这座海滨之城向国际化大都市进军的决心。2021年5月29日-30日 ，第四届威海市市长国际经济咨询委员会即将在威海召开，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日渐清晰，威海势必将发挥更大的作为。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9位咨委会成员将通过线下会议与线上视频会议相结合的形式，探讨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威海将如何实现更大作为，进一步提升威海的国际化水平。国际化城市的精致“密码”正渐渐浮出水面。以大会之名，这座精致城市如何迈向国际化之路，我们期待与你共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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