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皇電影《我和我的父輩》
口碑帶動票房勁破十億
香港10月14日隆重公映
繼《我和我的祖國》（2019年）及《我和我的家鄉》（2020年），英皇電影《我和我的父輩》接棒成為國慶第三部曲，由吳京、章子怡、徐崢、沈騰聯合執導兼領銜主演，分別炮製〈乘風〉、〈詩〉、〈鴨先知〉及〈少年行〉四個感動人心的單元故事，《我和我的父輩》在內地國慶黃金檔贏得絕佳口碑，上映後更一直維持超逾一億人民幣的單日收入（截至10月6日），目前累積票房已勁破十億大關！
感謝張藝謀導演溫馨提示
子怡歉疚將老公當出氣袋
強勢當前，《我和我的父輩》已定10月14日在香港隆重公映，今次是章子怡首度自導自演的紀念作，她笑言：「我沒有特別期待過有一天自己做導演，如果不是這一部特殊的影片，我恐怕不會打開這一扇門！既然這個機會來了，我覺得就是要勇敢面對，然後竭盡所能，全力以赴去弄好劇本，再體驗生活，把角色抓緊！」子怡透露，最初有七、八個不同的故事，她希望有孩子的視角，去述說一個真實生動的家庭故事；選好劇本後（講述研製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背後的航天家庭故事），子怡專誠向恩師張藝謀導演取經，張導演盛讚這個劇本非常出色，有他的認同，子怡心裡踏實了很多。
然而，孩子與動物素來是最令導演頭痛的兩大難題，尤其對子怡這位新手導演，更令張藝謀導演擔心，子怡憶述：「張藝謀導演說：『這個題材很好，你也適合演母親，但是要拍孩子，太難了！』拍攝過程當中確實是挺難的，但在我內心深處，沒有什麼事情是難的，以前拍那些戲，我自己都說很難很難，但最後還不是走過來了？有時候我跟女兒在家玩遊戲，我們一起去闖關，她不高興說：『這個太難，我弄不了！』我把東西放下，跟她說：『這樣就不挑戰了？是不是遊戲就此結束了呢？』她卻說想繼續玩，真的闖過去的時候，她就說：『媽媽，我們過（關）了！』她的那種喜悅，可能遠遠超過給她買一份禮物，因為她會有一種成就感！」
子怡家庭生活美滿幸福，但在籌備《我和我的父輩》的過程中，因為過度認真、緊張，掀起了一陣小風波，子怡公開對歌手丈夫汪峰表示歉意：「收到每一個劇本，我都會給老公看，他都說：『很好了，你不要再糾結了！』因為創作是最焦慮的，那時候脾氣也不太好，我老是拿峰哥當出氣袋，現在想想，我心裡也挺過意不去！但是他從來沒有埋怨過，非常理解，到最後這一個故事（〈詩〉）出來，我第一時間給他看，他很快就回我說：『再也不要改了，這個真的是太好了！』這一刻我知道，可以把心放下來了！」
吳京嚴禁摔馬片段外洩
嘗試跟兒子成為朋友
章子怡自編自導的〈詩〉，被譽為「最催淚」的單元，吳京自編自導的〈乘風〉，則是公認「最熱血」的單元，吳京尚有補充：「我的部份是最熱血的，還有另一種感覺，就是最痛，我們劇組遇到了山洪、大雨、颱風，最忙碌的是兩台救護車和醫護人員，我是第一個進醫院的，還沒開機我就從馬上摔了下來，大概（總計）有八十多人進入醫院，不過還好，大家都沒有出大事情！」吳京從馬背摔下來，第一時間沒有理會自己的傷勢，反而關注馬兒的安危，然後不忘下令：「剛才我摔馬（片段）別往外放，尤其不能告訴我老婆！」在私體貼入微、在公顧全大局，吳京待完成一天拍攝工作，收工後才去醫院檢查身體，非常專業！
〈乘風〉講述抗日時期冀中騎兵團英勇抗敵的故事，除了熱血之外，吳京與吳磊合演的一段父子情，亦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吳京有感而發：「我當了父親之後，覺得中國式的父親，把愛都放在心裡，不願意去表達什麼，但是他把所有的愛都放在行動，真正有事的時候，就會像一頭瘋狂的老虎，去保護自己的兒子！希望年輕人看完這部電影，能夠換一個角度去看，父親對你的批評、質疑、嚴厲，其實都是一種愛！我也在嘗試，跟我的孩子成為朋友，也希望我們的父親們，能夠更坦誠去溝通。」
至於由徐崢自導自演的單元〈鴨先知〉，改編自真實事件，描述內地第一個廣告誕生的故事；由沈騰自導自演的單元〈少年行〉，則講述肩負特別使命的機器人從2050年回到2021年，邂逅懷揣科學夢想的少年的喜劇故事。
《我和我的父輩》將於10月14日在香港隆重公映，殿堂級豪華班底，萬勿錯過！
口碑帶動票房勁破十億
香港10月14日隆重公映
繼《我和我的祖國》（2019年）及《我和我的家鄉》（2020年），英皇電影《我和我的父輩》接棒成為國慶第三部曲，由吳京、章子怡、徐崢、沈騰聯合執導兼領銜主演，分別炮製〈乘風〉、〈詩〉、〈鴨先知〉及〈少年行〉四個感動人心的單元故事，《我和我的父輩》在內地國慶黃金檔贏得絕佳口碑，上映後更一直維持超逾一億人民幣的單日收入（截至10月6日），目前累積票房已勁破十億大關！
感謝張藝謀導演溫馨提示
子怡歉疚將老公當出氣袋
強勢當前，《我和我的父輩》已定10月14日在香港隆重公映，今次是章子怡首度自導自演的紀念作，她笑言：「我沒有特別期待過有一天自己做導演，如果不是這一部特殊的影片，我恐怕不會打開這一扇門！既然這個機會來了，我覺得就是要勇敢面對，然後竭盡所能，全力以赴去弄好劇本，再體驗生活，把角色抓緊！」子怡透露，最初有七、八個不同的故事，她希望有孩子的視角，去述說一個真實生動的家庭故事；選好劇本後（講述研製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背後的航天家庭故事），子怡專誠向恩師張藝謀導演取經，張導演盛讚這個劇本非常出色，有他的認同，子怡心裡踏實了很多。
然而，孩子與動物素來是最令導演頭痛的兩大難題，尤其對子怡這位新手導演，更令張藝謀導演擔心，子怡憶述：「張藝謀導演說：『這個題材很好，你也適合演母親，但是要拍孩子，太難了！』拍攝過程當中確實是挺難的，但在我內心深處，沒有什麼事情是難的，以前拍那些戲，我自己都說很難很難，但最後還不是走過來了？有時候我跟女兒在家玩遊戲，我們一起去闖關，她不高興說：『這個太難，我弄不了！』我把東西放下，跟她說：『這樣就不挑戰了？是不是遊戲就此結束了呢？』她卻說想繼續玩，真的闖過去的時候，她就說：『媽媽，我們過（關）了！』她的那種喜悅，可能遠遠超過給她買一份禮物，因為她會有一種成就感！」
子怡家庭生活美滿幸福，但在籌備《我和我的父輩》的過程中，因為過度認真、緊張，掀起了一陣小風波，子怡公開對歌手丈夫汪峰表示歉意：「收到每一個劇本，我都會給老公看，他都說：『很好了，你不要再糾結了！』因為創作是最焦慮的，那時候脾氣也不太好，我老是拿峰哥當出氣袋，現在想想，我心裡也挺過意不去！但是他從來沒有埋怨過，非常理解，到最後這一個故事（〈詩〉）出來，我第一時間給他看，他很快就回我說：『再也不要改了，這個真的是太好了！』這一刻我知道，可以把心放下來了！」
吳京嚴禁摔馬片段外洩
嘗試跟兒子成為朋友
章子怡自編自導的〈詩〉，被譽為「最催淚」的單元，吳京自編自導的〈乘風〉，則是公認「最熱血」的單元，吳京尚有補充：「我的部份是最熱血的，還有另一種感覺，就是最痛，我們劇組遇到了山洪、大雨、颱風，最忙碌的是兩台救護車和醫護人員，我是第一個進醫院的，還沒開機我就從馬上摔了下來，大概（總計）有八十多人進入醫院，不過還好，大家都沒有出大事情！」吳京從馬背摔下來，第一時間沒有理會自己的傷勢，反而關注馬兒的安危，然後不忘下令：「剛才我摔馬（片段）別往外放，尤其不能告訴我老婆！」在私體貼入微、在公顧全大局，吳京待完成一天拍攝工作，收工後才去醫院檢查身體，非常專業！
〈乘風〉講述抗日時期冀中騎兵團英勇抗敵的故事，除了熱血之外，吳京與吳磊合演的一段父子情，亦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吳京有感而發：「我當了父親之後，覺得中國式的父親，把愛都放在心裡，不願意去表達什麼，但是他把所有的愛都放在行動，真正有事的時候，就會像一頭瘋狂的老虎，去保護自己的兒子！希望年輕人看完這部電影，能夠換一個角度去看，父親對你的批評、質疑、嚴厲，其實都是一種愛！我也在嘗試，跟我的孩子成為朋友，也希望我們的父親們，能夠更坦誠去溝通。」
至於由徐崢自導自演的單元〈鴨先知〉，改編自真實事件，描述內地第一個廣告誕生的故事；由沈騰自導自演的單元〈少年行〉，則講述肩負特別使命的機器人從2050年回到2021年，邂逅懷揣科學夢想的少年的喜劇故事。
《我和我的父輩》將於10月14日在香港隆重公映，殿堂級豪華班底，萬勿錯過！
#城事关注# 【廊坊：变“生态疮痍”为“绿色屏障”】11年图治，天地一新；灵山绿洲，惊羡四方。
九月的三河市东部矿山治理区，如诗如画。无际花海、青山绵延，削山填坑、覆土植绿，这是在22平方公里矿山上奏响的绿色交响曲。
然而，5年前的这片山却因几十年的过度矿山开采，形成了大量深浅不一的采坑和多处高陡危岩体、白茬山体，三河境内的美丽燕山余脉伤痕累累。三河为过去粗放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三河市委、市政府把矿山生态治理作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吹响了东部矿山环境恢复治理集结号。河北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成集团”）积极响应号召，履行社会责任，彰显本土企业担当，巧夺天工废弃地，自铸巍峨绿“峰碑”。从2010年至2020年，累计投入60余亿元，整治废弃矿山矿坑5.8平方公里；修复绿化荒山荒坡2.7平方公里；造出可耕可建可工标准的土地12000余亩；栽植林木、果树等各种花冠木60余万株……
日前，记者走进福成集团灵山生态修复治理区，看到过去的矿坑沟壑变成了大美梯田，昔日的废弃矿山变成了座座青山。千年秀美的灵山又再现芳容，一张张生态蓝图正生动诠释着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三河担当。
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着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这是企业的
社会责任，这是利国、利子孙的千年大计”
三河境内有山，面积78平方公里。从70年代开始到2016年，经过矿山开采鼓了采矿人的口袋，也造成了22平方公里废弃矿山的生态欠账，资源枯竭后的田园风光不再。
2010年，福成集团董事长李福成到灵山考察，家乡山水满目疮痍的景象让他心痛和惋惜。他萌生了出资整治废弃矿山，恢复绿水青山，重新焕发灵山的生机与活力，重新唤回大自然的美丽与和谐的念头。
“我的企业是沐浴着党的改革开放春风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作为一名农民企业家，有责任更有义务尽己之力感恩国家、回报社会。”李福成表示，着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这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利国、利子孙的千年大计。
饱含情怀，奋勇向前。2010年开始，福成集团全力投身废弃矿山整治、生态环境恢复攻坚战。
定规划，聘请国内外规划勘察设计公司，对废弃矿山进行勘测设计，制定“削高填低、山体修复、覆土植绿”治理方案；买设备，先后采购大型挖掘机、矿山车、强夯机等机械设备400台（套）；建队伍，1000余人的施工团队日夜兼程、全力以赴……短短几年间，光秃秃的灵山再披绿装。
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发展经济决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三河市委、市政府的共同目标和承诺，也坚定了福成集团复绿矿山铿锵前行的脚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福成集团对于资源、环境愈益尊重与珍惜，家国情怀更加炽烈，矿山修复之旅蹄疾步稳。
坚定“誓叫矿山起翠屏”脚步
——“为大山复绿、为家乡植绿、
为国家护绿、为子孙留绿”
金秋时节，灵山800亩果园又迎来丰收季。“福成集团灵山矿山生态修复治理一期工程项目投资10亿元，于2013年完成治理，造地2000余亩，利用其中的800亩地栽植了各类果树6.2万余棵，如今已是枝繁叶茂，生机勃勃。”顺着福成集团灵山生态修复治理区项目负责人李玉江手指方向，记者看到了成片的梯田式果园。李玉江说，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农业旅游观光园。
开弓蓄势，锁定目标。站位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三河市始终把东部矿山环境生态修复治理作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来抓，举全市之力，动员一切力量，探索消灾除险、生态复绿的矿山综合治理有效路径。响应政府号召，福成集团开启了“誓叫矿山起翠屏”的建设征程。
“为大山复绿、为家乡植绿、为国家护绿、为子孙留绿。”这是李福成这些年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而事实上，他也一直在用行动践行着初心和使命。
2014年，李福成高薪聘请国内外规划设计专家，对整治废弃矿山项目进行科学统一规划。经过反复论证，确定以山川为载体、文化为灵魂，将灵山的文明碎片捏成点、连成线、织成网。这也成为灵山恢复生态的路线图。
借鉴国内外废弃矿山治理先进经验，采用现代化机械作业的方法，有序推进福成集团灵山生态修复治理区二期、三期、四期的治理工作。
2014年至2016年，福成集团投资20亿元，开始二期工程建设，共造地4500亩。“由于多年的开采，矿山内的植被已经所剩无几，白茬山遍布，施工难度非常大。”李玉江介绍，他们采用去高填低、平整碎石、填坑造地、覆土植绿的方法，整理出面积不等的多个地块。
针对废弃矿山少土多石缺水的地理环境特点，福成人发明了“福成造林法”。通过整形填挖、精心选种、营养输送、钢管固定等措施，4万余棵树木的成活率达到99%以上，创造了“废弃矿山矿坑上种树”的生态奇迹。
2017年至2020年，福成集团投资30亿元开始三期工程建设，累计造地5500亩。山上山下齐头并进，治理全部废弃山体的同时进行垂直绿化，栽植各种树木、花冠木等6万余棵，绿化草坪5200平方米。
眼下，福成集团灵山生态修复治理区四期工程已经完成规划设计，很快将进入实施阶段。
………
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11年，福成集团凭着“愚公精神”，逐步抚平生态“疮疤”，努力再现绿水青山。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
——“整治废弃矿山之路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矿山复绿，当地百姓成了受益人。“原来卖不上价钱的桃子和苹果，现在价格翻了一番。果园果树和矿山治理区的绿化养护工作，解决了本地近500名村民就业。”李玉江说。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共识和呼声。在着手对东部矿区开展生态修复治理时，三河市对矿山治理的“后半篇文章”也已进行了谋篇布局，全力做到矿山治理与生态保护、旅游发展、土地复垦等相结合，努力把东部矿山建成生态、生产、生活相协调的“绿色创新发展区”。
目标既定，势必达成。在三河市委、市政府的科学引领下，福成集团也坚定了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努力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路通则百通。2019年，三河市委、市政府与福成集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积极推动密涿高速白庄子互通至平谷交界段高速公路的启动建设，三方签订了共建协议。福成集团将投入资金3亿元，助力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公路的建成将进一步推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对修复治理后的矿山发展也有积极带动作用。
业兴则民富。结合矿山治理，福成集团正在规划建设“三河国际绿色康养中心”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带动多个产业链共同发展，也将会为当地百姓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与进步，重塑当地生态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整治废弃矿山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1年来，坚守“治山梦想”的李福成以责任和担当，让过去的“生态疮疤”变成了如今的生态美景。
三河市“政府主导、多元投入”的治理思路，实现了如今109个责任主体22平方公里矿山修复治理任务的基本完成。谈及下一步，三河市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示范工程指挥部负责人邵振表示，结合东部矿区生态恢复治理实际，他们将坚持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两个方面同时发力、相向而行，把东部矿区打造成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生态康养文旅高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起绿色屏障。
“金山银山”，未来可期！
九月的三河市东部矿山治理区，如诗如画。无际花海、青山绵延，削山填坑、覆土植绿，这是在22平方公里矿山上奏响的绿色交响曲。
然而，5年前的这片山却因几十年的过度矿山开采，形成了大量深浅不一的采坑和多处高陡危岩体、白茬山体，三河境内的美丽燕山余脉伤痕累累。三河为过去粗放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三河市委、市政府把矿山生态治理作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吹响了东部矿山环境恢复治理集结号。河北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成集团”）积极响应号召，履行社会责任，彰显本土企业担当，巧夺天工废弃地，自铸巍峨绿“峰碑”。从2010年至2020年，累计投入60余亿元，整治废弃矿山矿坑5.8平方公里；修复绿化荒山荒坡2.7平方公里；造出可耕可建可工标准的土地12000余亩；栽植林木、果树等各种花冠木60余万株……
日前，记者走进福成集团灵山生态修复治理区，看到过去的矿坑沟壑变成了大美梯田，昔日的废弃矿山变成了座座青山。千年秀美的灵山又再现芳容，一张张生态蓝图正生动诠释着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三河担当。
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着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这是企业的
社会责任，这是利国、利子孙的千年大计”
三河境内有山，面积78平方公里。从70年代开始到2016年，经过矿山开采鼓了采矿人的口袋，也造成了22平方公里废弃矿山的生态欠账，资源枯竭后的田园风光不再。
2010年，福成集团董事长李福成到灵山考察，家乡山水满目疮痍的景象让他心痛和惋惜。他萌生了出资整治废弃矿山，恢复绿水青山，重新焕发灵山的生机与活力，重新唤回大自然的美丽与和谐的念头。
“我的企业是沐浴着党的改革开放春风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作为一名农民企业家，有责任更有义务尽己之力感恩国家、回报社会。”李福成表示，着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这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利国、利子孙的千年大计。
饱含情怀，奋勇向前。2010年开始，福成集团全力投身废弃矿山整治、生态环境恢复攻坚战。
定规划，聘请国内外规划勘察设计公司，对废弃矿山进行勘测设计，制定“削高填低、山体修复、覆土植绿”治理方案；买设备，先后采购大型挖掘机、矿山车、强夯机等机械设备400台（套）；建队伍，1000余人的施工团队日夜兼程、全力以赴……短短几年间，光秃秃的灵山再披绿装。
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发展经济决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三河市委、市政府的共同目标和承诺，也坚定了福成集团复绿矿山铿锵前行的脚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福成集团对于资源、环境愈益尊重与珍惜，家国情怀更加炽烈，矿山修复之旅蹄疾步稳。
坚定“誓叫矿山起翠屏”脚步
——“为大山复绿、为家乡植绿、
为国家护绿、为子孙留绿”
金秋时节，灵山800亩果园又迎来丰收季。“福成集团灵山矿山生态修复治理一期工程项目投资10亿元，于2013年完成治理，造地2000余亩，利用其中的800亩地栽植了各类果树6.2万余棵，如今已是枝繁叶茂，生机勃勃。”顺着福成集团灵山生态修复治理区项目负责人李玉江手指方向，记者看到了成片的梯田式果园。李玉江说，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农业旅游观光园。
开弓蓄势，锁定目标。站位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三河市始终把东部矿山环境生态修复治理作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来抓，举全市之力，动员一切力量，探索消灾除险、生态复绿的矿山综合治理有效路径。响应政府号召，福成集团开启了“誓叫矿山起翠屏”的建设征程。
“为大山复绿、为家乡植绿、为国家护绿、为子孙留绿。”这是李福成这些年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而事实上，他也一直在用行动践行着初心和使命。
2014年，李福成高薪聘请国内外规划设计专家，对整治废弃矿山项目进行科学统一规划。经过反复论证，确定以山川为载体、文化为灵魂，将灵山的文明碎片捏成点、连成线、织成网。这也成为灵山恢复生态的路线图。
借鉴国内外废弃矿山治理先进经验，采用现代化机械作业的方法，有序推进福成集团灵山生态修复治理区二期、三期、四期的治理工作。
2014年至2016年，福成集团投资20亿元，开始二期工程建设，共造地4500亩。“由于多年的开采，矿山内的植被已经所剩无几，白茬山遍布，施工难度非常大。”李玉江介绍，他们采用去高填低、平整碎石、填坑造地、覆土植绿的方法，整理出面积不等的多个地块。
针对废弃矿山少土多石缺水的地理环境特点，福成人发明了“福成造林法”。通过整形填挖、精心选种、营养输送、钢管固定等措施，4万余棵树木的成活率达到99%以上，创造了“废弃矿山矿坑上种树”的生态奇迹。
2017年至2020年，福成集团投资30亿元开始三期工程建设，累计造地5500亩。山上山下齐头并进，治理全部废弃山体的同时进行垂直绿化，栽植各种树木、花冠木等6万余棵，绿化草坪5200平方米。
眼下，福成集团灵山生态修复治理区四期工程已经完成规划设计，很快将进入实施阶段。
………
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11年，福成集团凭着“愚公精神”，逐步抚平生态“疮疤”，努力再现绿水青山。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
——“整治废弃矿山之路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矿山复绿，当地百姓成了受益人。“原来卖不上价钱的桃子和苹果，现在价格翻了一番。果园果树和矿山治理区的绿化养护工作，解决了本地近500名村民就业。”李玉江说。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共识和呼声。在着手对东部矿区开展生态修复治理时，三河市对矿山治理的“后半篇文章”也已进行了谋篇布局，全力做到矿山治理与生态保护、旅游发展、土地复垦等相结合，努力把东部矿山建成生态、生产、生活相协调的“绿色创新发展区”。
目标既定，势必达成。在三河市委、市政府的科学引领下，福成集团也坚定了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努力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路通则百通。2019年，三河市委、市政府与福成集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积极推动密涿高速白庄子互通至平谷交界段高速公路的启动建设，三方签订了共建协议。福成集团将投入资金3亿元，助力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公路的建成将进一步推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对修复治理后的矿山发展也有积极带动作用。
业兴则民富。结合矿山治理，福成集团正在规划建设“三河国际绿色康养中心”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带动多个产业链共同发展，也将会为当地百姓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与进步，重塑当地生态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整治废弃矿山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1年来，坚守“治山梦想”的李福成以责任和担当，让过去的“生态疮疤”变成了如今的生态美景。
三河市“政府主导、多元投入”的治理思路，实现了如今109个责任主体22平方公里矿山修复治理任务的基本完成。谈及下一步，三河市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示范工程指挥部负责人邵振表示，结合东部矿区生态恢复治理实际，他们将坚持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两个方面同时发力、相向而行，把东部矿区打造成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生态康养文旅高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起绿色屏障。
“金山银山”，未来可期！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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