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财经##理财#加密货币的持续暴跌，不仅让众多个人投资者惨遭血洗，昔日斥重金入场的上市公司也损失惨重！
7月3日晚，港股上市公司美图发布公告称，今年上半年，公司净亏损可能达2.749亿元至3.499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约1.377亿元的净亏损增加约99.6%至154.1%。净亏损预期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已购买加密货币减值。
美图加密货币持仓合计浮亏50%
根据公告，美图公司2021年3月7日、2021年3月17日及2021年4月8日先后宣布购买虚拟货币，累计购买31000单位的以太币及约940.89单位的比特币，对应总价分别为5050万美元和4950万美元。
根据美图2021年3月7日公告，该公司首次购买加密货币始于当年3月5日，当日在公开场交易中购买了15000单位的以太币和379.1214267单位的比特币，这两种加密货币的总对价分别约为2210万美元和1790万美元，总价值大约为3.12亿元。
美图公司董事长蔡文胜当时发文称，“美图公司继续布局区块链，这次购买ETH、BTC数字货币作为长期发展区块链战略的价值储备。”他还称，“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这应该算香港上市公司中第一家购买BTC数字货币的吧，也算是全球第一家上市公司把ETH以太坊作为货币价值储备。”
仅时隔逾一年，加密货币市场不可同日而语。目前，比特币价格已跌破2万美元关口，截至记者截稿时，比特币价格为19096美元，较美图购买时的价格已跌去逾50%。
截至2022年6月30日，美图根据当时市价厘定的已购买以太币及已购买比特币的公允价值分别约为3200万美元及1800万美元，较购买时的总价5050万美元和4950万美元，合计浮亏幅度50%，合计浮亏已经有5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35亿元)
针对这一情况，美图预计即将公布的2022年中期财报中，已购买以太币及已购买比特币分别确认减值亏损约1850万美元及约2710万美元，合计约为46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11亿元。
币圈“雷曼危机”持续多个平台拔网线
从流动性枯竭到交易所冻结提款，再蔓延到对冲基金，加密货币的暴跌，已引发了系列连锁反应，被认为是2008年雷曼危机的翻版。
北京时间7月2日，加密货币经纪商Voyager Digital宣布，从纽约时间7月1日下午两点起暂停所有交易、存入、提取和持币奖励。
该消息发布后，Voyager的股票在美国场外交易市场跌幅一度高达43%，最终收盘下跌30.68%，报0.30美元/股。该公司主要上市地加拿大由于放假未进行交易。今年以来，Voyager的股价已跌去约96%。
Voyager此次暂停运营被认为与三箭资本违约相关。6月27日，Voyager宣布三箭资本未能按期偿还价值约6.75亿美元的稳定币USDC及比特币贷款，构成违约。
过去两年，加密货币对冲基金巨头三箭资本在虚拟货币牛市中声名鹊起，曾拥有高达100亿美元的资产，然而，近期Terra(Luna)和UST 稳定币的崩盘，对该机构造成了重大打击。据悉，上个月加密货币Luna崩盘之前，三箭资本曾斥资5.6亿美元接盘，而目前这些加密货币价值仅为670美元。
自2021年11月开始，虚拟货币市场低迷，包括比特币、以太坊等知名加密货币出现持续下跌，三箭资本所投资的项目几乎都处于亏损状态。
当地时间7月2日，三箭资本已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向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以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执行清算期间保护其美国资产。
事实上，不仅Voyager，其加密货币借贷平台BlockFi近日也遭到流动性枯竭威胁，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已经和BlockFi达成交易，获得以最高2.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后者的权利。6月13日，加密货币借贷平台Celsius也已宣布，因为“极端的市场环境”，暂停提取、账户间转移等业务。
7月3日晚，港股上市公司美图发布公告称，今年上半年，公司净亏损可能达2.749亿元至3.499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约1.377亿元的净亏损增加约99.6%至154.1%。净亏损预期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已购买加密货币减值。
美图加密货币持仓合计浮亏50%
根据公告，美图公司2021年3月7日、2021年3月17日及2021年4月8日先后宣布购买虚拟货币，累计购买31000单位的以太币及约940.89单位的比特币，对应总价分别为5050万美元和4950万美元。
根据美图2021年3月7日公告，该公司首次购买加密货币始于当年3月5日，当日在公开场交易中购买了15000单位的以太币和379.1214267单位的比特币，这两种加密货币的总对价分别约为2210万美元和1790万美元，总价值大约为3.12亿元。
美图公司董事长蔡文胜当时发文称，“美图公司继续布局区块链，这次购买ETH、BTC数字货币作为长期发展区块链战略的价值储备。”他还称，“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这应该算香港上市公司中第一家购买BTC数字货币的吧，也算是全球第一家上市公司把ETH以太坊作为货币价值储备。”
仅时隔逾一年，加密货币市场不可同日而语。目前，比特币价格已跌破2万美元关口，截至记者截稿时，比特币价格为19096美元，较美图购买时的价格已跌去逾50%。
截至2022年6月30日，美图根据当时市价厘定的已购买以太币及已购买比特币的公允价值分别约为3200万美元及1800万美元，较购买时的总价5050万美元和4950万美元，合计浮亏幅度50%，合计浮亏已经有5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35亿元)
针对这一情况，美图预计即将公布的2022年中期财报中，已购买以太币及已购买比特币分别确认减值亏损约1850万美元及约2710万美元，合计约为46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11亿元。
币圈“雷曼危机”持续多个平台拔网线
从流动性枯竭到交易所冻结提款，再蔓延到对冲基金，加密货币的暴跌，已引发了系列连锁反应，被认为是2008年雷曼危机的翻版。
北京时间7月2日，加密货币经纪商Voyager Digital宣布，从纽约时间7月1日下午两点起暂停所有交易、存入、提取和持币奖励。
该消息发布后，Voyager的股票在美国场外交易市场跌幅一度高达43%，最终收盘下跌30.68%，报0.30美元/股。该公司主要上市地加拿大由于放假未进行交易。今年以来，Voyager的股价已跌去约96%。
Voyager此次暂停运营被认为与三箭资本违约相关。6月27日，Voyager宣布三箭资本未能按期偿还价值约6.75亿美元的稳定币USDC及比特币贷款，构成违约。
过去两年，加密货币对冲基金巨头三箭资本在虚拟货币牛市中声名鹊起，曾拥有高达100亿美元的资产，然而，近期Terra(Luna)和UST 稳定币的崩盘，对该机构造成了重大打击。据悉，上个月加密货币Luna崩盘之前，三箭资本曾斥资5.6亿美元接盘，而目前这些加密货币价值仅为670美元。
自2021年11月开始，虚拟货币市场低迷，包括比特币、以太坊等知名加密货币出现持续下跌，三箭资本所投资的项目几乎都处于亏损状态。
当地时间7月2日，三箭资本已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向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以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执行清算期间保护其美国资产。
事实上，不仅Voyager，其加密货币借贷平台BlockFi近日也遭到流动性枯竭威胁，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已经和BlockFi达成交易，获得以最高2.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后者的权利。6月13日，加密货币借贷平台Celsius也已宣布，因为“极端的市场环境”，暂停提取、账户间转移等业务。
泰晤士独家：如果曼联这个夏窗收到合适报价，C罗将要求离队
7月2日讯 《泰晤士报》独家消息指出，C罗向曼联要求，如果曼联在转会窗口收到合适的报价，则应放他离队。
现年37岁的C罗希望在职业生涯的剩余时间里继续参加欧冠，这个渴望驱使他作出了这一决定。
自从2003年离开里斯本竞技以来，C罗已经连续参加了19个赛季的欧冠联赛。C罗此前从未参加过欧联杯赛事，而过去一个赛季曼联获得了英超第六名，意味着曼联将参加新赛季的欧联杯赛事。
C罗相信他仍能保持“三到四年”的顶尖水准，并且希望能在一家可以提升球队以及个人成就的球队度过这段时光。上赛季曼联的表现使得C罗不再认为他的未来会在老特拉福德。
《泰晤士报》称，据C罗的密友称，C罗本人对曼联的支持与喜爱与以往一样强烈，然而除了竞技层面的原因外，C罗寻求转会离开曼彻斯特也有部分个人原因，他的家庭此前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
拜仁和切尔西已经讨论过得到C罗的可能性，C罗的合同将在2023年到期，并可选择延长一年。曼联当初为C罗向尤文支付了1500万欧+800万欧的转会费，理想情况下，曼联希望能够收回这笔投资，以加入到曼联夏窗有限的转会预算中。
据了解，拜仁已经暂停了对莱万的出售工作，巴萨和拜仁对球员的估价相差2000万欧。与此同时，切尔西的新老板伯利上月会见了C罗的经纪公司。而重返意甲是另一个正在探索的选择。
7月2日讯 《泰晤士报》独家消息指出，C罗向曼联要求，如果曼联在转会窗口收到合适的报价，则应放他离队。
现年37岁的C罗希望在职业生涯的剩余时间里继续参加欧冠，这个渴望驱使他作出了这一决定。
自从2003年离开里斯本竞技以来，C罗已经连续参加了19个赛季的欧冠联赛。C罗此前从未参加过欧联杯赛事，而过去一个赛季曼联获得了英超第六名，意味着曼联将参加新赛季的欧联杯赛事。
C罗相信他仍能保持“三到四年”的顶尖水准，并且希望能在一家可以提升球队以及个人成就的球队度过这段时光。上赛季曼联的表现使得C罗不再认为他的未来会在老特拉福德。
《泰晤士报》称，据C罗的密友称，C罗本人对曼联的支持与喜爱与以往一样强烈，然而除了竞技层面的原因外，C罗寻求转会离开曼彻斯特也有部分个人原因，他的家庭此前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
拜仁和切尔西已经讨论过得到C罗的可能性，C罗的合同将在2023年到期，并可选择延长一年。曼联当初为C罗向尤文支付了1500万欧+800万欧的转会费，理想情况下，曼联希望能够收回这笔投资，以加入到曼联夏窗有限的转会预算中。
据了解，拜仁已经暂停了对莱万的出售工作，巴萨和拜仁对球员的估价相差2000万欧。与此同时，切尔西的新老板伯利上月会见了C罗的经纪公司。而重返意甲是另一个正在探索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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