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读书# #怎么解释无聊# 第一个公开演说“无聊”的是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他在《论生命之短暂》中将无聊视作人类短促一生中的必修之课，只有通过无聊，人才能将目光从旁人处收回，重新审视自己。他的无聊也与他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克劳狄王朝被三朝元首排挤的身世有关。无聊是他出世的一种方式，他必须显得无所事事才能躲过迫害。但是他也受惠于无聊，仕途上的无所为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悲剧上。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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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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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防晒，做好防晒措施，戴好遮阳帽
2⃣️不建议穿浅色鞋子、裤子，虽然鞋子可以套塑料袋，但还是很容易脏
3⃣️天气要选好，如果赶上雨天☔️以后去，园地泥泞路会不好走
4⃣️随身携带湿巾、纸巾备用
5⃣️建议傍晚过去，不会特别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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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槟榔河草莓采摘园
摘草莓按斤收费，35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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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启示录：我从潍坊学到了什么？|| 大视野（二）
二学潍坊通过工农业协调发展给人民带来了获得感
学潍坊的第二层理由，是潍坊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发展得比较均衡。协调发展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尊严感很强。
“全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坊。”潍坊2020年农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51元，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99：1，大大低于全省（2.33：1）和全国（2.56：1）的城乡差距。
以前只知道潍坊所辖的寿光是“蔬菜之乡”，来了才知道全市12个县市区都有特色，寿光是设施蔬菜（大棚），昌乐是西瓜，昌邑是大姜，安丘是大葱，青州是银瓜和蜜桃，潍城和寒亭是潍县萝卜（注：潍县是指潍坊市在解放前的旧称），临朐是大樱桃和山楂，诸城是苹果和绿茶，高密是葡萄，峡山是有机蔬菜，坊子是都市休闲农业。不少品牌都是全国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安丘大姜”“安丘大葱”更是入选了中国首批受欧盟保护地理标志。
潍坊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蔬菜集散地，一些地方的农产品自己进京销售，卖不动，要先运到寿光再进京。原因在于这里是市场集散地，来进货的商户各种菜都会配一些，外地来的单一农产品很容易被配出去。如果不到寿光，就享受不到大市场一站式服务的红利。
农业和工业是可以互动的，潍坊的农机和配件生产企业有650家左右，产量约占全国的35%。
我在寿光参观了蔬菜小镇的物联网大厅、品鉴中心、种质资源库，参观了国内单体面积最大、占地120亩的中国寿光型智能温室，以及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与其说是农业，不如说是用高科技、标准化、工业化的方式做农业。在智能玻璃温室内，几乎见不到人，生产管理的全流程都实现了云端托管、智慧程控和远程操控。温室内有20多个机器人在工作，授粉、运输、喷药、巡检、精准水肥、潮汐灌溉、分拣等等，都自动化了。控制中心收集汇总所有机器人的数据信息，并在处理后生成指令进行反馈。如果温度过高，会下达指令启动温室的风机系统或外遮阳系统。如果巡检机器人巡检到叶片的病斑，或需要叶面追肥，会自动下令，让喷药或者喷肥机器人去操作。
在媒体对寿光蔬菜产业的报道中，充满了这样的细节——
西红柿一棵就能结150多斤果，机器人还可以根据色彩感知，穿行其间自动摘果；
辣椒外表五颜六色，仅品种就有100多个；
西瓜不再匍匐满地，而是一个个被吊了起来，藤蔓犹如电线，西瓜好似灯笼，一个西瓜能卖到100元，每亩收入从3.4万元增加到8.9万元……
寿光是享誉全国的“冬暖式蔬菜大棚”发源地，从1989年发端至今，“土大棚”进化到了第七代智能化大棚，种植主体也增加了不少“80后”“90后”，被称为“棚三代”。他们很多都是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回乡务农创业，有的村已回来了几十个大学生。大棚科技含量高，里面装着自动控制系统，大棚卷帘、喷淋、放风等温湿度调控、水肥调配浇水，可以通过手机上的APP完成。由于科技化，大大减少了体力劳动强度，再加上紧靠市场，销售不成问题，年轻人自然愿意种菜了。
一对大学生夫妻，在寿光建两个大棚，一年可收入三四十万元。而弥河边挺好的河景房，每平方房价不过7000元。大棚夫妻一般都有一部带拖斗的农用车和一部轿车，每天时间安排相对自由，常常开车出去旅游，其生活状态比很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惬意的多。
年轻人实现自身价值，不是只有蜂拥而去一二线城市一条路，似乎不到那里就没希望。寿光的“棚三代”创业者，昭示出价值创造和美好生活的更多可能。
在寿光，最让我眼界大开的是洛城街道屯田西村。该村有963户3500多位居民，因城市化改造，村庄变城市，居民小区都是“三无楼”，即无空调室外机，无防盗网，楼体外墙无下水管道。小区每季度评选“红旗楼道”、优秀楼道和“美丽庭院”（居室美、庭院美、厨房美、厕所美），村里拿出少量资金，奖励多数，促进少数，引领全部，邻里关系和家庭环境非常和睦。
屯田西村建了6个服务中心。其中党群服务中心设村级服务、民政社保、物业服务、流动人口等10个服务窗口，进一个门办所有事；老人活动中心实用面积1200平方米，配套建设了健身按摩、图书阅览、休闲餐饮、舞蹈瑜伽、书法影视、棋牌娱乐等11个功能区；地下文化中心占地2000平方米，配备了乒乓球桌、儿童滑梯、舞台、显示屏和储物柜，晚上群众可以来跳广场舞，也解决了室外扰民问题，这里还配备了整体厨房、30套桌椅和锅碗瓢盆，家里有喜事宴请可免费使用。
此外还有青少年培训中心、综治物业服务中心、警务助理调解中心。小区物业管理按照城市小区一流智慧物业标准，居民不收物业管理费。
2020年屯田西村还投资4000余万元，建了一处馆建面积4500余平方米的仓颉汉字艺术馆（注：仓颉是寿光人），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以汉字演变为主题的艺术馆。
在屯田西村参观时，我们一行好几位都说：“比我在上海住的某某小区还好。”可见，有的三四线的地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安全感、舒适感、幸福感，并不次于一线城市。
屯田西村为什么发展这么好？因为走了“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村庄”的路子。当然他们有有利条件，就是城市化改造，改造后给村集体留下了9万平方米沿街房和近2亿元资金。村里投资3.5亿元建了两处学校，一处租赁给寿光现代中学，一处租赁给街道办事处，年租金收入2000多万元。这就把流动资金变成了固定资产，既有稳定收入，还能持续增值。
屯田西村的沿街商铺只租不卖，80%商铺由外来商户租用。村里把给村民发放肉奶蛋油改成发放“福利票据”，村民在商铺吃饭、购物、理发都能用，商户定期拿着票据到村里兑付现金。这就使票据能流通起来，既满足了村民需求，又刺激了商铺消费。
屯田西村已经没有农业用地，他们就创新探索“飞地经济”。由村“两委”牵头，与土地富余的化龙镇签定承包协议，承包了400亩土地，村集体出资配套水电井路等基础设施，38户村民承包建设蔬菜大棚，每个大棚年收入20多万元。“白天当农民、晚上当市民”成为一些村民的生活新模式。
2020年，屯田西村集体收入为3100万元，给村民发放福利人均7000元，60岁以上的9000元。我还听说，“村改城”后，一户人家的新住房总面积为180平方米，有人就住60平方米或120平方米，把其余的用于出租，也是一笔收入。
屯田西村有城市化改造红利，如果没有，农村是不是就发展不起来？不是。
寿光有个东斟灌村，很偏僻，但他们抓住了俄罗斯、韩国、日本喜欢吃彩椒的市场机会，几年来由村合作社带领社员拆除旧棚300多个，新建高标准新式大棚400多个，本村社员流转周边村庄土地3000多亩，还带动辐射20多个村庄发展彩椒大棚2万多亩。周围一亩地原来的年租金只有六七百元，后来涨到了1200～1500元。菜农们采用土壤改良新技术，秸秆还田，使用环保酵素，减少病虫害，新一代大棚生产的彩椒与老旧大棚比，个大、色泽亮丽、口感香脆、产量更高。斟灌彩椒已是寿光蔬菜的知名品牌。
一个品牌带动了全村产业振兴，集体增收，农民致富，东斟灌村新建了卫生室，建设了文化广场、图书室、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统一规划建设了居民楼3座，别墅楼116座，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大提升。
三学潍坊走出了一条自主现代化的不断进化之路
我刚到潍坊就问，潍坊的发展是不是靠别的地方的产业转移和资源外溢，比如靠不靠济南？靠不靠青岛？靠不靠京沪？答案是都没有。
潍坊也不像经济特区、最早的沿海14个开放城市等等，有先发的激励政策，可以快速接入国际大循环，一步先，步步先。
潍坊是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头上有一些国家的“帽子”，如国家级高新区（全国有169个）、潍坊综试区（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这个截至目前是唯一的），但潍坊的“帽子”和济南、青岛、烟台比并不多，比如潍坊现在还没有自贸区，更不要说和特区、国家级新区比了。
这正是潍坊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学潍坊的第三层理由。即潍坊的现代化之路是立足于自主、自立、自强的道路，同时又不自我封闭，而是很开放地连接世界。
潍坊这种充满内生活力的特质，可能要从历史文化基因中去挖掘。潍坊历史悠久，是“文圣”仓颉、“盐圣”夙沙氏（最早发明了煮海制盐，潍坊有100多公里海岸线）和“农圣”贾思勰（《齐民要术》作者）的故乡。这“三圣”，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创客，是创新者。
山东为齐鲁文化发祥地，潍坊地处山东半岛西部，历史上属于齐文化。齐国临海，是滨海半岛型环境，多盐碱地，有鱼盐之利，并不太适合农耕。鲁国是内陆河谷型环境，土地肥沃，适合农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齐国人脑子活（“足智”），好议论，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全，而鲁国喜好儒术，讲究礼仪，百姓拘谨节俭。
在历史上，齐国人崇拜海仙，鲁国人崇拜谷神。齐国实行“尊贤尚功”的用人政策，也就是拿业绩说话，鲁国则是“尊尊亲亲”，讲究血缘关系。齐国实行“商工立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盐业和纺织业都很发达。齐国开放务实，吸引了各国人才（“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国的稷下学宫更是不分国籍与出身，选了76位人才为“上大夫”，百家争鸣。鲁国则坚守以农为本，重农桑，崇尚礼仪，安守本分，重义轻利。
这样的历史文化应该是有深刻影响的。潍坊人思维灵活，爱创新，只要有机会就愿意尝试，而且能创造出机会。同时，潍坊人务实，实干，能坚持，这种坚韧性可能受到了鲁文化的持重一面的影响。
在潍坊我调研了三家世界级企业，歌尔股份，潍柴集团，豪迈集团。也和玉马遮阳、迈赫机器人、华特磁电、宝龙达、赛马力发电设备、蓝想环境、宏源防水科技等科创企业进行了座谈。全都是制造业，都做了很多年，都在不断变革创新。这种“创新+实干+坚持”的风格，想来是有历史文化积淀的。
但光有历史远远不够。历史文化和一定的现实条件只是提供了迈向现代化的初始基础，能不能做好做强做大，靠的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稀缺的，企业家在哪里出现也带有一定偶然性。
二学潍坊通过工农业协调发展给人民带来了获得感
学潍坊的第二层理由，是潍坊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发展得比较均衡。协调发展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尊严感很强。
“全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坊。”潍坊2020年农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51元，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99：1，大大低于全省（2.33：1）和全国（2.56：1）的城乡差距。
以前只知道潍坊所辖的寿光是“蔬菜之乡”，来了才知道全市12个县市区都有特色，寿光是设施蔬菜（大棚），昌乐是西瓜，昌邑是大姜，安丘是大葱，青州是银瓜和蜜桃，潍城和寒亭是潍县萝卜（注：潍县是指潍坊市在解放前的旧称），临朐是大樱桃和山楂，诸城是苹果和绿茶，高密是葡萄，峡山是有机蔬菜，坊子是都市休闲农业。不少品牌都是全国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安丘大姜”“安丘大葱”更是入选了中国首批受欧盟保护地理标志。
潍坊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蔬菜集散地，一些地方的农产品自己进京销售，卖不动，要先运到寿光再进京。原因在于这里是市场集散地，来进货的商户各种菜都会配一些，外地来的单一农产品很容易被配出去。如果不到寿光，就享受不到大市场一站式服务的红利。
农业和工业是可以互动的，潍坊的农机和配件生产企业有650家左右，产量约占全国的35%。
我在寿光参观了蔬菜小镇的物联网大厅、品鉴中心、种质资源库，参观了国内单体面积最大、占地120亩的中国寿光型智能温室，以及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与其说是农业，不如说是用高科技、标准化、工业化的方式做农业。在智能玻璃温室内，几乎见不到人，生产管理的全流程都实现了云端托管、智慧程控和远程操控。温室内有20多个机器人在工作，授粉、运输、喷药、巡检、精准水肥、潮汐灌溉、分拣等等，都自动化了。控制中心收集汇总所有机器人的数据信息，并在处理后生成指令进行反馈。如果温度过高，会下达指令启动温室的风机系统或外遮阳系统。如果巡检机器人巡检到叶片的病斑，或需要叶面追肥，会自动下令，让喷药或者喷肥机器人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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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柿一棵就能结150多斤果，机器人还可以根据色彩感知，穿行其间自动摘果；
辣椒外表五颜六色，仅品种就有100多个；
西瓜不再匍匐满地，而是一个个被吊了起来，藤蔓犹如电线，西瓜好似灯笼，一个西瓜能卖到100元，每亩收入从3.4万元增加到8.9万元……
寿光是享誉全国的“冬暖式蔬菜大棚”发源地，从1989年发端至今，“土大棚”进化到了第七代智能化大棚，种植主体也增加了不少“80后”“90后”，被称为“棚三代”。他们很多都是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回乡务农创业，有的村已回来了几十个大学生。大棚科技含量高，里面装着自动控制系统，大棚卷帘、喷淋、放风等温湿度调控、水肥调配浇水，可以通过手机上的APP完成。由于科技化，大大减少了体力劳动强度，再加上紧靠市场，销售不成问题，年轻人自然愿意种菜了。
一对大学生夫妻，在寿光建两个大棚，一年可收入三四十万元。而弥河边挺好的河景房，每平方房价不过7000元。大棚夫妻一般都有一部带拖斗的农用车和一部轿车，每天时间安排相对自由，常常开车出去旅游，其生活状态比很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惬意的多。
年轻人实现自身价值，不是只有蜂拥而去一二线城市一条路，似乎不到那里就没希望。寿光的“棚三代”创业者，昭示出价值创造和美好生活的更多可能。
在寿光，最让我眼界大开的是洛城街道屯田西村。该村有963户3500多位居民，因城市化改造，村庄变城市，居民小区都是“三无楼”，即无空调室外机，无防盗网，楼体外墙无下水管道。小区每季度评选“红旗楼道”、优秀楼道和“美丽庭院”（居室美、庭院美、厨房美、厕所美），村里拿出少量资金，奖励多数，促进少数，引领全部，邻里关系和家庭环境非常和睦。
屯田西村建了6个服务中心。其中党群服务中心设村级服务、民政社保、物业服务、流动人口等10个服务窗口，进一个门办所有事；老人活动中心实用面积1200平方米，配套建设了健身按摩、图书阅览、休闲餐饮、舞蹈瑜伽、书法影视、棋牌娱乐等11个功能区；地下文化中心占地2000平方米，配备了乒乓球桌、儿童滑梯、舞台、显示屏和储物柜，晚上群众可以来跳广场舞，也解决了室外扰民问题，这里还配备了整体厨房、30套桌椅和锅碗瓢盆，家里有喜事宴请可免费使用。
此外还有青少年培训中心、综治物业服务中心、警务助理调解中心。小区物业管理按照城市小区一流智慧物业标准，居民不收物业管理费。
2020年屯田西村还投资4000余万元，建了一处馆建面积4500余平方米的仓颉汉字艺术馆（注：仓颉是寿光人），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以汉字演变为主题的艺术馆。
在屯田西村参观时，我们一行好几位都说：“比我在上海住的某某小区还好。”可见，有的三四线的地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安全感、舒适感、幸福感，并不次于一线城市。
屯田西村为什么发展这么好？因为走了“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村庄”的路子。当然他们有有利条件，就是城市化改造，改造后给村集体留下了9万平方米沿街房和近2亿元资金。村里投资3.5亿元建了两处学校，一处租赁给寿光现代中学，一处租赁给街道办事处，年租金收入2000多万元。这就把流动资金变成了固定资产，既有稳定收入，还能持续增值。
屯田西村的沿街商铺只租不卖，80%商铺由外来商户租用。村里把给村民发放肉奶蛋油改成发放“福利票据”，村民在商铺吃饭、购物、理发都能用，商户定期拿着票据到村里兑付现金。这就使票据能流通起来，既满足了村民需求，又刺激了商铺消费。
屯田西村已经没有农业用地，他们就创新探索“飞地经济”。由村“两委”牵头，与土地富余的化龙镇签定承包协议，承包了400亩土地，村集体出资配套水电井路等基础设施，38户村民承包建设蔬菜大棚，每个大棚年收入20多万元。“白天当农民、晚上当市民”成为一些村民的生活新模式。
2020年，屯田西村集体收入为3100万元，给村民发放福利人均7000元，60岁以上的9000元。我还听说，“村改城”后，一户人家的新住房总面积为180平方米，有人就住60平方米或120平方米，把其余的用于出租，也是一笔收入。
屯田西村有城市化改造红利，如果没有，农村是不是就发展不起来？不是。
寿光有个东斟灌村，很偏僻，但他们抓住了俄罗斯、韩国、日本喜欢吃彩椒的市场机会，几年来由村合作社带领社员拆除旧棚300多个，新建高标准新式大棚400多个，本村社员流转周边村庄土地3000多亩，还带动辐射20多个村庄发展彩椒大棚2万多亩。周围一亩地原来的年租金只有六七百元，后来涨到了1200～1500元。菜农们采用土壤改良新技术，秸秆还田，使用环保酵素，减少病虫害，新一代大棚生产的彩椒与老旧大棚比，个大、色泽亮丽、口感香脆、产量更高。斟灌彩椒已是寿光蔬菜的知名品牌。
一个品牌带动了全村产业振兴，集体增收，农民致富，东斟灌村新建了卫生室，建设了文化广场、图书室、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统一规划建设了居民楼3座，别墅楼116座，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大提升。
三学潍坊走出了一条自主现代化的不断进化之路
我刚到潍坊就问，潍坊的发展是不是靠别的地方的产业转移和资源外溢，比如靠不靠济南？靠不靠青岛？靠不靠京沪？答案是都没有。
潍坊也不像经济特区、最早的沿海14个开放城市等等，有先发的激励政策，可以快速接入国际大循环，一步先，步步先。
潍坊是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头上有一些国家的“帽子”，如国家级高新区（全国有169个）、潍坊综试区（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这个截至目前是唯一的），但潍坊的“帽子”和济南、青岛、烟台比并不多，比如潍坊现在还没有自贸区，更不要说和特区、国家级新区比了。
这正是潍坊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学潍坊的第三层理由。即潍坊的现代化之路是立足于自主、自立、自强的道路，同时又不自我封闭，而是很开放地连接世界。
潍坊这种充满内生活力的特质，可能要从历史文化基因中去挖掘。潍坊历史悠久，是“文圣”仓颉、“盐圣”夙沙氏（最早发明了煮海制盐，潍坊有100多公里海岸线）和“农圣”贾思勰（《齐民要术》作者）的故乡。这“三圣”，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创客，是创新者。
山东为齐鲁文化发祥地，潍坊地处山东半岛西部，历史上属于齐文化。齐国临海，是滨海半岛型环境，多盐碱地，有鱼盐之利，并不太适合农耕。鲁国是内陆河谷型环境，土地肥沃，适合农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齐国人脑子活（“足智”），好议论，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全，而鲁国喜好儒术，讲究礼仪，百姓拘谨节俭。
在历史上，齐国人崇拜海仙，鲁国人崇拜谷神。齐国实行“尊贤尚功”的用人政策，也就是拿业绩说话，鲁国则是“尊尊亲亲”，讲究血缘关系。齐国实行“商工立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盐业和纺织业都很发达。齐国开放务实，吸引了各国人才（“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国的稷下学宫更是不分国籍与出身，选了76位人才为“上大夫”，百家争鸣。鲁国则坚守以农为本，重农桑，崇尚礼仪，安守本分，重义轻利。
这样的历史文化应该是有深刻影响的。潍坊人思维灵活，爱创新，只要有机会就愿意尝试，而且能创造出机会。同时，潍坊人务实，实干，能坚持，这种坚韧性可能受到了鲁文化的持重一面的影响。
在潍坊我调研了三家世界级企业，歌尔股份，潍柴集团，豪迈集团。也和玉马遮阳、迈赫机器人、华特磁电、宝龙达、赛马力发电设备、蓝想环境、宏源防水科技等科创企业进行了座谈。全都是制造业，都做了很多年，都在不断变革创新。这种“创新+实干+坚持”的风格，想来是有历史文化积淀的。
但光有历史远远不够。历史文化和一定的现实条件只是提供了迈向现代化的初始基础，能不能做好做强做大，靠的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稀缺的，企业家在哪里出现也带有一定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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