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请看我的佛堂（十六）
2、讲述那烂陀十七位班智达之第一龙树大师的事迹（下）
之前我讲过龙树是中观宗的大车轨，但我想大家不一定知道“大车轨”的定义是什么。根据第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般若大疏》的意趣，“车轨”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不依赖任何其他的注释而自己能极善地阐释佛之意趣的圣菩萨形相者。再讲得清楚一点就是说：一、除了佛语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的论著，这就是说，阐释佛经的时候，如果要依赖佛语以外的论著就不是车轨；二、靠自己的智力能准确无误地阐释佛的意趣，这就是说，如果不能准确无误地阐释佛经，就不堪作车轨；三、必须要达到圣菩萨的境界，或者以圣菩萨的身份阐释佛法，这就是告诉我们，凡夫异生不能胜任“车轨”。所以，我们解释佛经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
那么，龙树大师开了什么样的车轨呢？是“中观宗义”。什么是“中观宗义”呢？中观宗主要是以中观见而命名的，所谓“中观见”是对事物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不偏于对立法的任何一边，所以称之为“中观”。所谓对立的两边，主要是关于事物的常边（有）和断边（无）。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讲无自性、缘起、中道、二谛等概念，若有兴趣，应该对龙树思想的代表作《中论》，进行如理闻思。
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而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自性的。不仅如此，包括无为法在内的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因为一切法都是由种种的条件和合而成故。但这并不代表否定其存在，只不过存在的方式并非不观待任何条件而独立形成的，不是自性有，而是缘起有，一切法都是唯名而立的。《观四谛品》中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
中观思想最早传入西藏是在赞普赤松德赞时期，那时从印度到藏地静命论师、莲花戒等大部分都是持中观见的。后来藏王赤松德赞又命令，“从今以后，‘见’应以龙树的宗规而行持；‘行’应以‘十法行’及《般若波罗密》而修学。”这样中观学说在藏族地区奠定了基础，成为历久不衰的主流。 在藏地，不管是宁玛派，还是萨迦或者噶举派，基本上都是持中观宗义的观点，尤其是到了格鲁派，完全继承龙树、佛护、月称系中观应成派思想的宗旨。也就是说，中观应成派思想被看作是所有宗义中最正确、最究竟、最圆满、最深刻的思想。
藏传佛教，思想见解及修持实践划分，继承了印度佛教的传统，主要分为三大传承：深观派、广行派和伟大行派。从释迦牟尼佛传至文殊菩萨，次传圣龙树大师、圣提婆论师、月称大师等次第传出之师承，叫做“深观派”传承，主要阐释空性智慧方面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至弥勒菩萨，次传无著大师、阿闍梨世亲等次第传出之师承，叫做“广行派”传承，主要阐释修道次第方面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至文殊菩萨，次传寂天菩萨，以“自他相换”修持菩提心为主之师承，叫做“伟大行派”传承。
一般以深观和广行两大传承为主，伟大行可以说是从广行派中分出来的一支，因为这两大传承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深观的极致可以成就佛陀法身，广行的极致可以成就佛陀色身。所以，如果想成佛，就不能不学修这两大传承的一切教法。
龙树菩萨是佛陀亲口预言的能正确无误解释《般若经》的深义，能毫无错乱分辨了不了义的大菩萨，在《楞伽经》、《大云经》以及密教经典《文殊师利根本仪轨》之中都对龙树做过详细的授记。例如在《楞伽经》，在卷六《偈颂品》中说：“大慧汝应知，善逝涅槃后，未来世当有，持于我法者， 南天竺国中，大名德比丘，厥号为龙树，能破有无宗， 世间中显我，无上大乘法，得初欢喜地，往生安乐国。”这就说，佛陀涅槃以后，未来有一个人能够护持佛陀的教法，他会出生在南天竺，而且将会是一位很有名德的比丘，他的名字叫“龙树”，他既能破除认为一切法都是自性有的常边之见，也能破除认为一切法都是毕竟无的断边之宗。这就是预言了龙树大师会依据《般若经》的甚深空性，著作以《中论》为主的“中观六论”，开创中观学派而弘扬佛的无上大乘教法的事迹。在一般人看来，龙树菩萨好像是一位只证得“初地”的菩萨，但实际上，龙树通过修持“密集金刚”法，已经证得双运金刚持——佛陀的果位。
龙树大师，不仅在印度佛教及藏传佛教界如此重视，而且在汉传佛教中的地位，也是无人能比的。他的教法确实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佛教界，深深扎根在了后世佛子的心中。汉传佛教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不仅曾为龙树菩萨立传，记录了龙树菩萨一生的行迹，而且翻译了他解读佛陀教法，帮助理解佛陀甚深法义的核心经典——《中论颂》。不仅如此，律宗、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等汉传佛教的八大宗派都公认龙树菩萨为本宗的祖师，尤其是禅宗称龙树大师为第十四代祖师。所以龙树大师有着“八宗共祖”、“第二佛陀”的美名。
对于龙树大师的寿命长短，佛教界有很多传说：据唐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龙树在晚年的时候，研制成功了一种长寿灵药，虽寿过百岁，仍不见衰老的迹象。当时传说国王的寿命跟龙树菩萨等同，于是太子为了能早日登基，就来到龙树菩萨面前，诉说衷肠。龙树菩萨为了展现大乘菩萨布施的精神，就将生命布施给了这位太子。因此，龙树菩萨的享年应该在百岁左右。
在觉囊大师多罗那塔在《印度佛教史》中说：“商羯罗王享寿一百五十岁左右，关于阿闍梨龙树的寿数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差七十一年到六百岁，一种认为差二十九年到六百岁。前者是依据龙树在中印度住二百年、在南印度住二百年、在吉祥山住一百二十九年的传说而作的概算。我的上师班智达们说：这无论如何也是将半年算作一年。”后一种说法，除认为龙树在吉祥山住一百七十一年以外，其余与前说相同。由于龙树修成了摄生术（凭借花草药石以求延年益体之术），皮肤变成摩尼宝的颜色，又由于他在吉祥山修定证得第一悉地，有三十二相庄严其身。”
虽然龙树大师寿数方面有着许多一般人难以理解或不同的说法，但是龙树大师对佛教的贡献和伟大的事迹永远都是不可磨灭的。藏族大学者多罗那塔大师在《印度佛教史》中说：“阿闍梨（龙树）从听闻、讲说、修行、兴建佛殿、供给僧众生活、利益非人、击退外道的辩难等各个方面护持佛法，对大乘的教法以无比的恩德。此大婆罗门及圣者龙树的本传，在《受持教法七师传承记如意宝藏》中有完整的叙述，阅读该书即可详知。”
龙树所宣讲的”空”的思想，不仅对东方佛教徒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西方哲学界对他的思想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卡尔‧雅斯贝斯在1757年着的《大哲学家》第一卷中，列举了15位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其中就有佛陀和龙树。
不仅如此，而且龙树大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宝贵言教，龙树大师的论著极为丰富，如显宗或中观空性方面的著作有《中观》、《回诤论》、《七十空性论》、《六十正理论、》《精研磨论》、《宝曼论》等中观六聚理论，以及《般若百颂》、《大智度论》、《大乘破有论》、《十住毗婆沙论》、《大乘二十颂论》、《菩提资粮论》、《宝行王正论》等论著。同时还著有涉及五明的各种论著，如《亲友书》、《八粗重罪》、《普贤行愿解说》、《如意牟尼梦语》、《布施说集》、《出世间论说》、《八加行》、《智树论》、《士夫齿密论》。还有引经据典著成的如：《经集论》，道次要义结合佛经的《稻秆经释》、《妙吉祥胜义赞》等论著。
在密法方面的著作有《密集成就法略论》、《成就法与经合论》、《圆满次第五次第论》以及四部密续许多本尊成就法等论著。因为造论之多，世所罕见，所以被誉为“千部论师”。
因此，有赞曰：
“佛母密意离边真实义，
善以甚深缘起理明说，
依教明辨大乘中观轨，
龙树菩萨足下我祈请。 ”
（རྒྱལ་ཡུམ་དགོངས་དོན་མཐའ་བྲལ་དེ་ཉིད་དོན།།
རྟེན་འབྱུང་རིགས་ཚུལ་ཟབ་མོས་གསལ་མཁས་པ།།
རྒྱལ་བའི་ལུང་བཞིན་བཞིན་ཐེག་མཆོག་དབུ་མའི་སྲོལ།།
འབྱེད་མཛད་ཀླུ་སྒྲུབ་ཞབས་ལ་གསོལ་བ་འདེབས།།）
————— 班字尔慈智加措
2、讲述那烂陀十七位班智达之第一龙树大师的事迹（下）
之前我讲过龙树是中观宗的大车轨，但我想大家不一定知道“大车轨”的定义是什么。根据第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般若大疏》的意趣，“车轨”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不依赖任何其他的注释而自己能极善地阐释佛之意趣的圣菩萨形相者。再讲得清楚一点就是说：一、除了佛语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的论著，这就是说，阐释佛经的时候，如果要依赖佛语以外的论著就不是车轨；二、靠自己的智力能准确无误地阐释佛的意趣，这就是说，如果不能准确无误地阐释佛经，就不堪作车轨；三、必须要达到圣菩萨的境界，或者以圣菩萨的身份阐释佛法，这就是告诉我们，凡夫异生不能胜任“车轨”。所以，我们解释佛经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
那么，龙树大师开了什么样的车轨呢？是“中观宗义”。什么是“中观宗义”呢？中观宗主要是以中观见而命名的，所谓“中观见”是对事物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不偏于对立法的任何一边，所以称之为“中观”。所谓对立的两边，主要是关于事物的常边（有）和断边（无）。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讲无自性、缘起、中道、二谛等概念，若有兴趣，应该对龙树思想的代表作《中论》，进行如理闻思。
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而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自性的。不仅如此，包括无为法在内的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因为一切法都是由种种的条件和合而成故。但这并不代表否定其存在，只不过存在的方式并非不观待任何条件而独立形成的，不是自性有，而是缘起有，一切法都是唯名而立的。《观四谛品》中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
中观思想最早传入西藏是在赞普赤松德赞时期，那时从印度到藏地静命论师、莲花戒等大部分都是持中观见的。后来藏王赤松德赞又命令，“从今以后，‘见’应以龙树的宗规而行持；‘行’应以‘十法行’及《般若波罗密》而修学。”这样中观学说在藏族地区奠定了基础，成为历久不衰的主流。 在藏地，不管是宁玛派，还是萨迦或者噶举派，基本上都是持中观宗义的观点，尤其是到了格鲁派，完全继承龙树、佛护、月称系中观应成派思想的宗旨。也就是说，中观应成派思想被看作是所有宗义中最正确、最究竟、最圆满、最深刻的思想。
藏传佛教，思想见解及修持实践划分，继承了印度佛教的传统，主要分为三大传承：深观派、广行派和伟大行派。从释迦牟尼佛传至文殊菩萨，次传圣龙树大师、圣提婆论师、月称大师等次第传出之师承，叫做“深观派”传承，主要阐释空性智慧方面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至弥勒菩萨，次传无著大师、阿闍梨世亲等次第传出之师承，叫做“广行派”传承，主要阐释修道次第方面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至文殊菩萨，次传寂天菩萨，以“自他相换”修持菩提心为主之师承，叫做“伟大行派”传承。
一般以深观和广行两大传承为主，伟大行可以说是从广行派中分出来的一支，因为这两大传承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深观的极致可以成就佛陀法身，广行的极致可以成就佛陀色身。所以，如果想成佛，就不能不学修这两大传承的一切教法。
龙树菩萨是佛陀亲口预言的能正确无误解释《般若经》的深义，能毫无错乱分辨了不了义的大菩萨，在《楞伽经》、《大云经》以及密教经典《文殊师利根本仪轨》之中都对龙树做过详细的授记。例如在《楞伽经》，在卷六《偈颂品》中说：“大慧汝应知，善逝涅槃后，未来世当有，持于我法者， 南天竺国中，大名德比丘，厥号为龙树，能破有无宗， 世间中显我，无上大乘法，得初欢喜地，往生安乐国。”这就说，佛陀涅槃以后，未来有一个人能够护持佛陀的教法，他会出生在南天竺，而且将会是一位很有名德的比丘，他的名字叫“龙树”，他既能破除认为一切法都是自性有的常边之见，也能破除认为一切法都是毕竟无的断边之宗。这就是预言了龙树大师会依据《般若经》的甚深空性，著作以《中论》为主的“中观六论”，开创中观学派而弘扬佛的无上大乘教法的事迹。在一般人看来，龙树菩萨好像是一位只证得“初地”的菩萨，但实际上，龙树通过修持“密集金刚”法，已经证得双运金刚持——佛陀的果位。
龙树大师，不仅在印度佛教及藏传佛教界如此重视，而且在汉传佛教中的地位，也是无人能比的。他的教法确实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佛教界，深深扎根在了后世佛子的心中。汉传佛教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不仅曾为龙树菩萨立传，记录了龙树菩萨一生的行迹，而且翻译了他解读佛陀教法，帮助理解佛陀甚深法义的核心经典——《中论颂》。不仅如此，律宗、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等汉传佛教的八大宗派都公认龙树菩萨为本宗的祖师，尤其是禅宗称龙树大师为第十四代祖师。所以龙树大师有着“八宗共祖”、“第二佛陀”的美名。
对于龙树大师的寿命长短，佛教界有很多传说：据唐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龙树在晚年的时候，研制成功了一种长寿灵药，虽寿过百岁，仍不见衰老的迹象。当时传说国王的寿命跟龙树菩萨等同，于是太子为了能早日登基，就来到龙树菩萨面前，诉说衷肠。龙树菩萨为了展现大乘菩萨布施的精神，就将生命布施给了这位太子。因此，龙树菩萨的享年应该在百岁左右。
在觉囊大师多罗那塔在《印度佛教史》中说：“商羯罗王享寿一百五十岁左右，关于阿闍梨龙树的寿数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差七十一年到六百岁，一种认为差二十九年到六百岁。前者是依据龙树在中印度住二百年、在南印度住二百年、在吉祥山住一百二十九年的传说而作的概算。我的上师班智达们说：这无论如何也是将半年算作一年。”后一种说法，除认为龙树在吉祥山住一百七十一年以外，其余与前说相同。由于龙树修成了摄生术（凭借花草药石以求延年益体之术），皮肤变成摩尼宝的颜色，又由于他在吉祥山修定证得第一悉地，有三十二相庄严其身。”
虽然龙树大师寿数方面有着许多一般人难以理解或不同的说法，但是龙树大师对佛教的贡献和伟大的事迹永远都是不可磨灭的。藏族大学者多罗那塔大师在《印度佛教史》中说：“阿闍梨（龙树）从听闻、讲说、修行、兴建佛殿、供给僧众生活、利益非人、击退外道的辩难等各个方面护持佛法，对大乘的教法以无比的恩德。此大婆罗门及圣者龙树的本传，在《受持教法七师传承记如意宝藏》中有完整的叙述，阅读该书即可详知。”
龙树所宣讲的”空”的思想，不仅对东方佛教徒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西方哲学界对他的思想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卡尔‧雅斯贝斯在1757年着的《大哲学家》第一卷中，列举了15位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其中就有佛陀和龙树。
不仅如此，而且龙树大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宝贵言教，龙树大师的论著极为丰富，如显宗或中观空性方面的著作有《中观》、《回诤论》、《七十空性论》、《六十正理论、》《精研磨论》、《宝曼论》等中观六聚理论，以及《般若百颂》、《大智度论》、《大乘破有论》、《十住毗婆沙论》、《大乘二十颂论》、《菩提资粮论》、《宝行王正论》等论著。同时还著有涉及五明的各种论著，如《亲友书》、《八粗重罪》、《普贤行愿解说》、《如意牟尼梦语》、《布施说集》、《出世间论说》、《八加行》、《智树论》、《士夫齿密论》。还有引经据典著成的如：《经集论》，道次要义结合佛经的《稻秆经释》、《妙吉祥胜义赞》等论著。
在密法方面的著作有《密集成就法略论》、《成就法与经合论》、《圆满次第五次第论》以及四部密续许多本尊成就法等论著。因为造论之多，世所罕见，所以被誉为“千部论师”。
因此，有赞曰：
“佛母密意离边真实义，
善以甚深缘起理明说，
依教明辨大乘中观轨，
龙树菩萨足下我祈请。 ”
（རྒྱལ་ཡུམ་དགོངས་དོན་མཐའ་བྲལ་དེ་ཉིད་དོན།།
རྟེན་འབྱུང་རིགས་ཚུལ་ཟབ་མོས་གསལ་མཁས་པ།།
རྒྱལ་བའི་ལུང་བཞིན་བཞིན་ཐེག་མཆོག་དབུ་མའི་སྲོལ།།
འབྱེད་མཛད་ཀླུ་སྒྲུབ་ཞབས་ལ་གསོལ་བ་འདེབས།།）
————— 班字尔慈智加措
找到了当时记录的发言原文，分享给所有立志走学术之路的朋友们。傅教授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学者，她对学术有着广泛的兴趣和永远昂扬的热情。
她的这段话，我在当时就印象非常深刻，这也是我一直内心的感受。不说别的，如果去做律师，每一个法学博士都可以赚大钱。我们都受过多年的法学训练，有扎实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这在律师中是不会逊色任何人的。但是我们依旧拿着每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做着没白没黑没有假期没有休息日的工作。为了什么，只不过是为了心中那种在当前社会中显得有些天真的梦想，只是因为学术本身就可以让我们快乐。
【傅郁林：因爱而为的学术生活】
——在2021年“比较民事诉讼法学前沿”（第二期）暑期学校闭幕仪式上的讲话。
从第一届以来，我们就一直严格筛选参与的同学，这其实极大增加了筹备组的各位老师、同学们的工作量。暑期学校作为一个公益性的活动，为什么不直接开放让更多人来受益？这个问题我们纠结了很长时间。但最终我们确定，这个活动的初衷，就是希望它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学术品质的活动，通过邀请最好的老师，来为最有希望、最有兴趣、最有能力的同学，解读、讲授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心得，希望通过这样的参与，能够对他/她的未来，以及在他/她所能影响的范围内，引入民事诉讼法学的思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只是把暑期学校做成一群对民诉、对学术真正有兴趣的人“自嗨”的项目就足够了。所以我们一定是要保证学员是真的爱这个学科，真的准备好了——包括良好的知识储备和认真参与的态度。第一届的同学们认真积极的提问、参与和反馈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这也是我们能够坚持把暑期学校继续办下去的主要原因。
我祝福在座的同学、青年教师，能够享受学术——享受思考、享受争论、享受阅读、享受写作。只有享受过程，你才能够抵销因为发表、考核等等带给你的挫败和懊丧！如果你追求的只是发表、职称，而无法享受思考和表达的过程，你拿什么来补偿自己年复一年的付出！
还有机会成本。看看我们周围这些优秀的同事们，如果不是留在学术界，他们随便去哪儿赚钱、随便去哪儿做官，都可以在相应领域做到最漂亮。但他们为什么苦巴巴地从“青椒”开始，坐多年冷板凳？因为他们享受学术，享受思考，享受阅读，享受争论。学术本质上是一种孤独寂寞的职业，如果没有对学术本身的爱，其实喝酒、聊天这些附加的快乐都不足以补偿你的付出。大家可能觉得如今我和陈刚教授这个年纪有了一点知名度，经济收入或虚荣心的满足就补偿了多年的付出，但其实这些不足以补偿我们的付出。唯一能够补偿你所有的付出的，是你享受学术。
每一种职业都在喊“5+2、白加黑”，但学者们怎么不喊？谁还记得什么时候是假期？哪里有什么周末？一到周末学者们就到处开会，哼哧哼哧写完文章，拿去凑在一起吵得不可开交，没人管吃管喝甚至自己贴钱都要去，给半小时发言还嫌没吵够！还有我们这样自己筹钱张罗暑期学校的，有这点时间我回去带小孙子不好吗？我回去多睡会儿觉不行？我出去赚点钱不好吗？唯一的答案，就是因为爱！因为你在享受过程！所以同学们，当你准备选择一个职业的时候，首先要问问自己：我真的爱它吗？我真的喜欢吗？就像爱一个人，人生总不免在未来遭遇挫折，如果你不是真的爱TA，你总会找到某种理由来挑剔TA；只有你真的爱TA，你才会克服所有外来的挫折和困难，不那么计较回报——“我爱你，与你无关”。我们很希望做学问不要做得那么苦，学者在寂寞、辛苦之余，可以唱歌跳舞、在一块喝点小酒、去爬山、和兄弟们交流、和家人在一起，用这样的业余生活来补偿学术生活的孤独，但我们更希望工作本身、学术本身能够带来快乐，这才是我们最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其实，无论是北大同学们的筹备，还是来上课的同学们的参与，也是一样。所以我说这个暑期学校就是一个学者或未来学者的“自嗨”的项目。我和筹备组的同学们费心组织活动，就好象你要张罗吃饭、和大家一块去“嗨”，就要有人去查路线、做各种组织活动安排。如果每一届暑期学校，参与的同学当中能有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的同学，因此增添对学术的热爱，这件事情就值得继续去做。我们希望能够让一些人看到学术界有这样的一种氛围，让一些正在门里门外徘徊的人觉得民诉法这个学科其实很好玩、这帮人也很好玩，能够让年轻学者们感觉到并不孤独，因为有一批人在想着同样的问题、在做同样的事情，时不时地还可以在一块喝点小酒，实在不行见不了面还可以通过视频在一起“自嗨”好几天……在这个享受学术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研究方法、专业问题研究，才有了从头到尾的热情参与。虽然我们有管理制度，但你们的认真参与绝对不是因为你不得不露个面否则就要被从线上会议里“踢”出，因为这个项目又不发文凭，“踢”出去也没什么损失。但你自己觉得不来参与会有损失，还是因为爱，因为你觉得参与这个活动在智识上、乐趣上能有收益，可以看到一些想法一样或者不一样的在关注同样问题的人。所以，我非常感谢有这么多人，大家聚在一起享受学术、享受提问、享受思考。
我看到有个别同学做学问做得太苦了，不是做学问本身苦，而是因为没有乐趣而煎熬。如果天天做学问做得没有乐趣，我劝你可以换一个职业，因为苦不能支撑你一生，只有乐趣、爱才能支撑你。人生不是为了要单纯做成一件事情，最终还是为了开心和快乐，我想祝福大家能够找到你们的快乐。如果投身学术，学术里肯定有痛苦，想不通一个问题的时候一定会痛苦，文章处处碰壁的时候一定会痛苦，但至少你爱过，你有快乐，这个过程中快乐和痛苦一直交织在一起，而你可以用你的快乐和享受去补偿那些痛苦和打击。这是我特别希望祝福大家的。
她的这段话，我在当时就印象非常深刻，这也是我一直内心的感受。不说别的，如果去做律师，每一个法学博士都可以赚大钱。我们都受过多年的法学训练，有扎实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这在律师中是不会逊色任何人的。但是我们依旧拿着每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做着没白没黑没有假期没有休息日的工作。为了什么，只不过是为了心中那种在当前社会中显得有些天真的梦想，只是因为学术本身就可以让我们快乐。
【傅郁林：因爱而为的学术生活】
——在2021年“比较民事诉讼法学前沿”（第二期）暑期学校闭幕仪式上的讲话。
从第一届以来，我们就一直严格筛选参与的同学，这其实极大增加了筹备组的各位老师、同学们的工作量。暑期学校作为一个公益性的活动，为什么不直接开放让更多人来受益？这个问题我们纠结了很长时间。但最终我们确定，这个活动的初衷，就是希望它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学术品质的活动，通过邀请最好的老师，来为最有希望、最有兴趣、最有能力的同学，解读、讲授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心得，希望通过这样的参与，能够对他/她的未来，以及在他/她所能影响的范围内，引入民事诉讼法学的思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只是把暑期学校做成一群对民诉、对学术真正有兴趣的人“自嗨”的项目就足够了。所以我们一定是要保证学员是真的爱这个学科，真的准备好了——包括良好的知识储备和认真参与的态度。第一届的同学们认真积极的提问、参与和反馈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这也是我们能够坚持把暑期学校继续办下去的主要原因。
我祝福在座的同学、青年教师，能够享受学术——享受思考、享受争论、享受阅读、享受写作。只有享受过程，你才能够抵销因为发表、考核等等带给你的挫败和懊丧！如果你追求的只是发表、职称，而无法享受思考和表达的过程，你拿什么来补偿自己年复一年的付出！
还有机会成本。看看我们周围这些优秀的同事们，如果不是留在学术界，他们随便去哪儿赚钱、随便去哪儿做官，都可以在相应领域做到最漂亮。但他们为什么苦巴巴地从“青椒”开始，坐多年冷板凳？因为他们享受学术，享受思考，享受阅读，享受争论。学术本质上是一种孤独寂寞的职业，如果没有对学术本身的爱，其实喝酒、聊天这些附加的快乐都不足以补偿你的付出。大家可能觉得如今我和陈刚教授这个年纪有了一点知名度，经济收入或虚荣心的满足就补偿了多年的付出，但其实这些不足以补偿我们的付出。唯一能够补偿你所有的付出的，是你享受学术。
每一种职业都在喊“5+2、白加黑”，但学者们怎么不喊？谁还记得什么时候是假期？哪里有什么周末？一到周末学者们就到处开会，哼哧哼哧写完文章，拿去凑在一起吵得不可开交，没人管吃管喝甚至自己贴钱都要去，给半小时发言还嫌没吵够！还有我们这样自己筹钱张罗暑期学校的，有这点时间我回去带小孙子不好吗？我回去多睡会儿觉不行？我出去赚点钱不好吗？唯一的答案，就是因为爱！因为你在享受过程！所以同学们，当你准备选择一个职业的时候，首先要问问自己：我真的爱它吗？我真的喜欢吗？就像爱一个人，人生总不免在未来遭遇挫折，如果你不是真的爱TA，你总会找到某种理由来挑剔TA；只有你真的爱TA，你才会克服所有外来的挫折和困难，不那么计较回报——“我爱你，与你无关”。我们很希望做学问不要做得那么苦，学者在寂寞、辛苦之余，可以唱歌跳舞、在一块喝点小酒、去爬山、和兄弟们交流、和家人在一起，用这样的业余生活来补偿学术生活的孤独，但我们更希望工作本身、学术本身能够带来快乐，这才是我们最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其实，无论是北大同学们的筹备，还是来上课的同学们的参与，也是一样。所以我说这个暑期学校就是一个学者或未来学者的“自嗨”的项目。我和筹备组的同学们费心组织活动，就好象你要张罗吃饭、和大家一块去“嗨”，就要有人去查路线、做各种组织活动安排。如果每一届暑期学校，参与的同学当中能有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的同学，因此增添对学术的热爱，这件事情就值得继续去做。我们希望能够让一些人看到学术界有这样的一种氛围，让一些正在门里门外徘徊的人觉得民诉法这个学科其实很好玩、这帮人也很好玩，能够让年轻学者们感觉到并不孤独，因为有一批人在想着同样的问题、在做同样的事情，时不时地还可以在一块喝点小酒，实在不行见不了面还可以通过视频在一起“自嗨”好几天……在这个享受学术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研究方法、专业问题研究，才有了从头到尾的热情参与。虽然我们有管理制度，但你们的认真参与绝对不是因为你不得不露个面否则就要被从线上会议里“踢”出，因为这个项目又不发文凭，“踢”出去也没什么损失。但你自己觉得不来参与会有损失，还是因为爱，因为你觉得参与这个活动在智识上、乐趣上能有收益，可以看到一些想法一样或者不一样的在关注同样问题的人。所以，我非常感谢有这么多人，大家聚在一起享受学术、享受提问、享受思考。
我看到有个别同学做学问做得太苦了，不是做学问本身苦，而是因为没有乐趣而煎熬。如果天天做学问做得没有乐趣，我劝你可以换一个职业，因为苦不能支撑你一生，只有乐趣、爱才能支撑你。人生不是为了要单纯做成一件事情，最终还是为了开心和快乐，我想祝福大家能够找到你们的快乐。如果投身学术，学术里肯定有痛苦，想不通一个问题的时候一定会痛苦，文章处处碰壁的时候一定会痛苦，但至少你爱过，你有快乐，这个过程中快乐和痛苦一直交织在一起，而你可以用你的快乐和享受去补偿那些痛苦和打击。这是我特别希望祝福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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