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县，简称“沛”，因古有“沛泽”而得名，江苏省徐州市下辖县，位于徐州市西北部，处于苏、鲁两省交界之地，东靠微山湖，西邻丰县，南接铜山区，北接山东省鱼台县，处于华北平原的东南边缘和淮海经济区的西北部位。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沛县文物古迹众多。县博物馆珍藏文物两千多件，有原始人打磨的石器，又春秋战国时代的陶器，有汉画像石。沛县被列入省、市、县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汉代大风歌碑、汉代范氏井、秦代琉璃井、汉代吕母冢、栖山汉墓群、汉代泗水亭、汉代吕布射戟台、明代张贞观墓、明遗民阎古古墓、民国晓明楼中西合璧建筑群等。

#姑妄言[超话]#《姑妄言》作者三韩曹去晶的“三韩”指辽东
作者：陈庆浩
【*当年陈庆浩先生在吴晓玲先生家看到了姑妄言残刊本，联想到了汉学家李福清1966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有介绍《姑妄言》俄藏抄本可能与姑妄言残刊本有着关系，后来在陈庆浩先生联系上了俄汉学家李福清，并在俄汉学家李福清的帮助下终于让《姑妄言》得以面世。】

曹去晶生平不詳，彼自署“三韓”人。“三韓”一般爲古代朝鮮南部的馬韓、辰韓、弁韓之總稱，後泛指朝鮮。遼開泰（一〇一二——一〇二〇）中，聖宗伐高麗，以俘戶置高州，又以其中三韓遺民置三韓縣，屬中京道。金屬北京路大定府，址在今之內蒙古赤峰市東。顧炎武《日知錄·外國·三韓》條謂：“今人謂遼東爲三韓者，……原其故，本於天啓初失遼陽以後，奏章之文遂有謂遼人爲三韓者，外之也。今遼人乃以之自稱，夫亦自外也矣。”《林鈍翁總評》開首即謂：“予與曹子去晶，雖曰異姓，實同一體，自襁褓至壯迄老，如影之隨形，無呼吸之間相離，生則同生，死則同死之友也。”則鈍翁與去晶爲同地之人，其年齡、經歷亦大抵相似，故可自鈍翁之資料來推測作者生平也。鈍翁自署“古營州”人，按北魏太平眞君五年（四四四）置營州，治所在龍城縣（今遼寧朝陽市），歷代廢置不一，而古營州者，亦指遼東也。書中批語，常將江南與遼東風俗語言作比較，亦可作評者爲遼東人之助證。由此推知曹去晶所署之“三韓”，乃指遼東。有清以來，常以“三韓”作遼東之代稱。曹寅祖籍遼陽，韓菼《有懷堂文稿》卷六《織造曹使君壽序》謂“以余所見，三韓曹使君子清，乃誠善讀書者”，可爲例證。

在中国的编年史中，扬州是朝代更替的一个显著参照点：该城的沦陷预示着明朝复兴期望的破灭，也逐渐被视为一个时代之终结的悲剧象征。

进入清朝后，这座城市的早期复兴是在汉人官员领导下进行的。这些官员为扬州的文化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多种意义上，扬州为遗民学者和这些士大夫提供了一个汇合之处。这既是他们得以见面的一个地方，也是在知识共同体和共同情感的表达基础上激起回应和反思的一个地方。

1660-1665年在扬州任职的王士禛（见图2）在清初扬州建设方面贡献巨大。一方面，他在跟遗民交往同时也为清朝效力，这相当于把遗民纳入了清朝的领地；另一方面，他的文学活动起到了将扬州重新绘入中国文化地图的作用，这种成就在他举办的诗会上体现得最明显。这些诗会起到了将红桥嵌入地形志的作用，扬州正是由于红桥而被视为一个文化场所。

1665年王士禛离开扬州时，许多与之交往的遗民学者在禅智寺为他举行告别聚会。禅智寺在城北数里之外，已经由于杜牧和苏轼的诗歌变得不朽，从此又将因为与王士禛自己的联系而被后人长久铭记。

将时间拨回宋朝。前几天在堂堂分享《苏东坡新传》中的部分内容中，指出东坡的文学高峰正是从元丰二年（1079）贬谪黄州开始的，此后的文学高峰、仕途失意之路上，他也曾多次写下关于禅智寺的诗篇。

元丰八年（1085）五月，东坡自汝州罢职归休宜兴，路过扬州，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见图3）。禅智寺有一口蜀井，诗中有“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东坡是四川人，在异乡视这口蜀井为“家乡之水”，要把它带到宜兴去，这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明苏轼对扬州的一些思乡情感。同年八月，东坡除知登州，再次路过扬州，和一位僧人相遇于竹西、石塔之间，临别有《余将赴文登，过广陵，而择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诗为别》（见图4）。后来又写过一首《别择公》（见图5），化用唐朝杜牧“歌吹是扬州”，留下“竹西歌吹是扬州”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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