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酒吧往事》 作者 | 黑麦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看到战战代言青岛啤酒的消息，想起一些以前的记忆。
爷爷特别喜欢喝啤酒，每次节假日，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时，都要消耗掉很多很多啤酒。小时候看着他们喝，三五岁时，还会嘴馋偷喝一口后，不停“呸呸呸”。长大了，会在聚餐时带一箱啤酒去。那时常喝的品牌就是青岛啤酒，而自作聪明的我，有段时间会买上大桶的德国啤酒带去献宝，爷爷总是高兴的收下，叫上家人一起品尝。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比起国外的进口啤酒，爷爷其实更喜欢咱们国产啤酒的味道，青岛啤酒那种，口感清爽，酒精味适中，还有麦花的香气。
爷爷已经离开10多年了，自己也开始时不时喝点啤酒，喝到青岛纯生时终于体会到爷爷喜欢的原因了。也越来越感受到，月亮还是故乡的圆，很多民族品牌真的非常优秀。
#肖战青岛啤酒品牌代言人# 肖战 #青岛啤酒 畅享欢聚时刻#
爷爷特别喜欢喝啤酒，每次节假日，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时，都要消耗掉很多很多啤酒。小时候看着他们喝，三五岁时，还会嘴馋偷喝一口后，不停“呸呸呸”。长大了，会在聚餐时带一箱啤酒去。那时常喝的品牌就是青岛啤酒，而自作聪明的我，有段时间会买上大桶的德国啤酒带去献宝，爷爷总是高兴的收下，叫上家人一起品尝。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比起国外的进口啤酒，爷爷其实更喜欢咱们国产啤酒的味道，青岛啤酒那种，口感清爽，酒精味适中，还有麦花的香气。
爷爷已经离开10多年了，自己也开始时不时喝点啤酒，喝到青岛纯生时终于体会到爷爷喜欢的原因了。也越来越感受到，月亮还是故乡的圆，很多民族品牌真的非常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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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天路上电信小哥的青春高度】壁立千仞，飞沙走石；雨雪交加，冰雹霰击；盘弯入云，天路遥遥……这是初夏时节，记者随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叶城县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叶城分公司）网络部员工师亚峰，穿越喀喇昆仑山，前往海拔5170米的奇台达坂通信基站例行维护经历的状况。昆仑行，记者不仅体味天路艰险，也丈量着一位90后电信小哥的青春高度。
中国电信叶城分公司除了立足县域通信服务外，还肩负着中国电信手机信号覆盖新藏公路（219国道新疆叶城至西藏阿里地区公路段，也称天路新藏线）的通信服务使命。穿越喀喇昆仑，让世界聆听来自昆仑圣境的声音，是新疆电信人的勇毅和担当，90后电信小哥师亚峰便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记者在叶城初见师亚峰时，心里多少有些惊讶。1996年出生，毕业于喀什大学地球物理应用专业的他，看上云要比实际年龄成熟了许多——黝黑的方脸盘，憨憨的表情，惜字如金的表达……他甚至对记者说：“别采访我，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
据中国电信叶城分公司总经理岳文平介绍，近两年来，昆仑天路上的基站建设、开通、维护；沿线用户的宽带安装，网络测试等，都有师亚峰不畏高山缺氧倾力服务的身影。大家也称他为“电信小哥”。
5月24日清晨，我们从叶城县新藏公路“零公里”处出发时，师亚峰给远在甘肃天水的家人打了一通视频电话。师亚峰对父母说：“我要上昆仑山了，四五天时间，给家里说一声。”师亚峰的父母要他到山上后报个平安，并叮嘱他注意安全。师亚峰应了一声，默默地挂了电话。
向昆仑山行进时，记者问他：“家里人挺担心你上昆仑山吧？”
师亚峰说：“还好，山上山下都是干活。”
“怎么理解你这句话的意思？”记者有些迷惑。
“哦，在山上干活苦了点，险了点，只要自己不吓唬自己，家里人就不会担心。”
“有意思！”记者点了点头接着问 道：“你到过的最高工作点位海拔是多少？”
“海拔5600米，那个点位的通信基站是我开通的。”
“自豪吗？”记者问。
师亚峰憨憨地一笑，手指捻出一个“小心心”说：“在那个通信塔上我开通了手机信号时，心里有那么一下下‘虚荣’爆棚，就一下下，然后，我得赶紧从塔上下来吸氧，还要看信号是否稳定。”
师亚峰说这件事的时候似乎很轻松，但是，在昆仑山海拔5600米的地方干活，那是对身心极限的挑战。而他们每“一下下”的付出，都是为了新藏公路达1500千米沿线的矿山、旅游、货运、巡边护边、边境警务等中国电信用户畅享天路通信服务。
新疆叶城被称为昆仑第一城。从县城出发南行60千米，一山九重天的喀喇昆仑，就那么连绵横亘在面前，令人陡生敬畏。
“进山了，我们要走盘山路翻阿卡孜达坂，路上会有一些状况，大家不要紧张，司机有经验。”师亚峰提醒记者。
阿卡孜雪山达坂是我们此行要翻越的第一座达坂，达坂垭口海拔高度3150米，虽然在这个达坂上高原反应不太明显，但是达坂上气压反差大，紫外线极强，耳膜鼓胀，皮肤被灼伤，可能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尽管师亚峰告诉我们说，翻越阿卡孜达坂只是“预热”，但陡峭的S形山路，飞舞的风沙，时不时从山坡上滚落的碎石威胁行车安全的状况，委实令人不安。至达坂垭口时，云雾阴翳，下起了雨夹雪，温度也降到零下。
工作车在达坂垭口安全地带停了下来，师亚峰和一位同事背上工具，一阵风似地爬上垭口左侧的山头，记者喘着气紧赶慢赶爬上山头时，师亚峰已在通信塔上做维护检测。
“你在塔上干活的样子像‘昆仑少侠’，挺帅的。听岳总说，你第一次上阿卡孜达坂时出过一点状况，那是咋回事？”等师亚峰从塔上下来后，记者问道。
师亚峰犹豫了一下说：“头一回上山时，达坂上是晴天，达坂上天一晴，紫外线就是无形的挫刀，我自己没做好防护，半个小时活干下来，脸上不对劲了，用手轻轻抹一下，直往下掉皮。白天还好一些，晚上一躺下，脸生疼，切肤之疼。”
“那时候对自己工作的选择犹豫过吗？”记者问。
“那到没有，真正犹豫过的是第一年的冬天，在海拔4990米的塞力亚克达坂上干了一桩糗事。”师亚峰说。
冬天的塞力亚克达坂，气温达零下30多摄氏度。那一次师亚峰和同事踩着厚厚的积雪爬到通信塔前时，师亚峰摘下手上的棉手套，从怀里掏一个捂着的信号检测设备，因突然缺氧严重，身体有些失衡，师亚峰下意识地抓了一把塔基的角铁，结果手掌被生生地粘掉了一层皮。
“那一次是咋样犹豫的？”记者追问。
师亚躲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当天我们返回叶城后，自己确实犹豫过要不要继续留下来工作，想着想着还蒙头哭了一鼻子。”
“后来是咋样说服自己留下来的？”记者想探究竟。
师亚峰憨憨一笑，“好像也没那么复杂。那天纠结了一会儿，手心疼了一阵子，又哭了 一鼻子，然后就是领导和同事来看我。再然后这事就过去了。”
“就这么简单？”记者问。
“嗯，挺简单的。练了一回‘铁沙掌’，也长记性了。”师亚峰说着看了一下表：“不聊了，我们得赶路，接下来的两个达坂才是真正的天路。”
海拔4990米的塞力亚克达坂（也称麻扎达坂）和海拔4750米的黑卡达坂是昆仑天路上最艰险的行程。塞力亚克达坂雪山陡峭直入云天，达坂上风裹着雪碴肆意敲打车窗和引擎盖，像是与人板。九十九道弯的黑卡达坂，雪山层叠，飞鸟灭踪，弯弯惊魂。纵然是在这样的恶劣绝境中，达坂的山头上，中国电信的通信塔直刺苍穹，师亚峰和同事们也曾不止一次地爬上铁塔，确保通信信号覆盖天路。
奇台达坂是我们此行的终点。我们是在抵达距叶城498千米的大红柳滩的次日上去的。
从大红柳滩出发时，师亚峰说：“上奇台达坂的路相对好走一些，但达坂垭口的海拔达到5170米，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四分之一，很多人会在奇台达坂出现强烈的高原反应。”
奇台达坂上，中国电信的通信基站建在公路旁向阳的山头上，那儿的积雪相对少了一些。记者跟着师亚峰上去时，胸闷缺氧很明显，后脑勺也有强烈的疼痛感。同行的一位记者走着走着就躺在山坡上，抱着氧气罐吸氧。师亚峰叮嘱我们不要多说话，慢慢地往上走。
检查基站设备状况，清理太阳能板上的积雪和浮冰……师亚峰一声不吭，不紧不慢地干着活。稍缓了一会儿后，师亚峰开始往铁塔上爬，同事阿里木江在下面做保障。
突然，师亚峰在上面说：“不行了，我缺氧了！”说着，他用大拇指朝下比划了一下。
师亚峰从塔上安全下撤，坐在地上吸氧时，阿里木江拿出一块馕和一袋酸奶：“补充一下能量吧小哥，早上为了照顾大家，你没吃早餐吧？”
“早上没什么胃口，这会儿还真有点饿，缓一下我继续上塔。”师亚峰咬了一口馕说。
雪山环绕，蓝天碧日，被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着的通信塔泛着斑斓的冷光，仿如神话般的“通天塔”。
“后台、后台，奇台达坂的通信信号如何？”
“叶城收到！奇台达坂通话清晰、视频画面清晰，一切正常。”
通信塔上传来师亚峰与叶城公司后台通话的声音，记者闻听后，激动地为师亚峰鼓起掌来……
做红柳 扎根新疆如故乡
上奇台达坂的途中，师亚峰带我们拐进山里一座正在建设中的银铅矿。那儿建有一座中国电信的通信基站，解决了矿上对外通信的难题。
师亚峰一到矿点，换班的矿工们就把他围了起来。“电信小哥来啦……我的流量不够用，我想换套餐……小哥，啥时候把我升成你们电信的VIP呗……”矿工们七嘴八舌，把师亚峰当成了“通信宝”。
那时候师亚峰笑得很纯真、很开心；那时候你会发觉他其实就是一个快乐的大男孩。
从奇台达坂返程的时候，我们停在一处便道旁啃馕吃野餐。记者问师亚峰：“看你现在的状态，感觉你挺爱昆仑山，挺喜欢新疆的。对自己有什么规划吗?”
“咋说嘞？可能是一种缘分吧！在昆仑山里走多了，连路边不多见的红柳都像是亲人。总得有人在这里干活吧！我觉得自己现在这个状况挺好，心里挺满足。”师亚峰一边啃着馕，一边给一株红柳浇了一点自己喝的瓶装水。
“这么说你会留在新疆喽！找对象了吗？”记者问道。
“新疆很好呀，我喜欢新疆，喜欢这儿的红柳。至于找对象的事，那还得看缘分。你看我这张脸，黑得都‘包浆’了，哪个女孩会看上我？”师亚峰憨憨一笑。
记者被他逗乐了：“那也是一种帅，而且这种‘包浆’抗紫外线能力强。”
“哈哈，这话我很受用……”师亚峰笑得很灿烂。
当天下午，我们再次翻越塞力亚克达坂时，达坂上下起了锥形冰雹和鹅毛大雪，师亚峰让我们稍作停留，他要去基站巡查一下。
师亚峰下车往山头上走的时候，记者说：“戴上手套。”
那时，师亚峰忽然变得挺“文艺”，他头也不回晃了晃手套大声说：“没事的，我要向天再借一付铁沙掌……”
中国电信叶城分公司除了立足县域通信服务外，还肩负着中国电信手机信号覆盖新藏公路（219国道新疆叶城至西藏阿里地区公路段，也称天路新藏线）的通信服务使命。穿越喀喇昆仑，让世界聆听来自昆仑圣境的声音，是新疆电信人的勇毅和担当，90后电信小哥师亚峰便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记者在叶城初见师亚峰时，心里多少有些惊讶。1996年出生，毕业于喀什大学地球物理应用专业的他，看上云要比实际年龄成熟了许多——黝黑的方脸盘，憨憨的表情，惜字如金的表达……他甚至对记者说：“别采访我，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
据中国电信叶城分公司总经理岳文平介绍，近两年来，昆仑天路上的基站建设、开通、维护；沿线用户的宽带安装，网络测试等，都有师亚峰不畏高山缺氧倾力服务的身影。大家也称他为“电信小哥”。
5月24日清晨，我们从叶城县新藏公路“零公里”处出发时，师亚峰给远在甘肃天水的家人打了一通视频电话。师亚峰对父母说：“我要上昆仑山了，四五天时间，给家里说一声。”师亚峰的父母要他到山上后报个平安，并叮嘱他注意安全。师亚峰应了一声，默默地挂了电话。
向昆仑山行进时，记者问他：“家里人挺担心你上昆仑山吧？”
师亚峰说：“还好，山上山下都是干活。”
“怎么理解你这句话的意思？”记者有些迷惑。
“哦，在山上干活苦了点，险了点，只要自己不吓唬自己，家里人就不会担心。”
“有意思！”记者点了点头接着问 道：“你到过的最高工作点位海拔是多少？”
“海拔5600米，那个点位的通信基站是我开通的。”
“自豪吗？”记者问。
师亚峰憨憨地一笑，手指捻出一个“小心心”说：“在那个通信塔上我开通了手机信号时，心里有那么一下下‘虚荣’爆棚，就一下下，然后，我得赶紧从塔上下来吸氧，还要看信号是否稳定。”
师亚峰说这件事的时候似乎很轻松，但是，在昆仑山海拔5600米的地方干活，那是对身心极限的挑战。而他们每“一下下”的付出，都是为了新藏公路达1500千米沿线的矿山、旅游、货运、巡边护边、边境警务等中国电信用户畅享天路通信服务。
新疆叶城被称为昆仑第一城。从县城出发南行60千米，一山九重天的喀喇昆仑，就那么连绵横亘在面前，令人陡生敬畏。
“进山了，我们要走盘山路翻阿卡孜达坂，路上会有一些状况，大家不要紧张，司机有经验。”师亚峰提醒记者。
阿卡孜雪山达坂是我们此行要翻越的第一座达坂，达坂垭口海拔高度3150米，虽然在这个达坂上高原反应不太明显，但是达坂上气压反差大，紫外线极强，耳膜鼓胀，皮肤被灼伤，可能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尽管师亚峰告诉我们说，翻越阿卡孜达坂只是“预热”，但陡峭的S形山路，飞舞的风沙，时不时从山坡上滚落的碎石威胁行车安全的状况，委实令人不安。至达坂垭口时，云雾阴翳，下起了雨夹雪，温度也降到零下。
工作车在达坂垭口安全地带停了下来，师亚峰和一位同事背上工具，一阵风似地爬上垭口左侧的山头，记者喘着气紧赶慢赶爬上山头时，师亚峰已在通信塔上做维护检测。
“你在塔上干活的样子像‘昆仑少侠’，挺帅的。听岳总说，你第一次上阿卡孜达坂时出过一点状况，那是咋回事？”等师亚峰从塔上下来后，记者问道。
师亚峰犹豫了一下说：“头一回上山时，达坂上是晴天，达坂上天一晴，紫外线就是无形的挫刀，我自己没做好防护，半个小时活干下来，脸上不对劲了，用手轻轻抹一下，直往下掉皮。白天还好一些，晚上一躺下，脸生疼，切肤之疼。”
“那时候对自己工作的选择犹豫过吗？”记者问。
“那到没有，真正犹豫过的是第一年的冬天，在海拔4990米的塞力亚克达坂上干了一桩糗事。”师亚峰说。
冬天的塞力亚克达坂，气温达零下30多摄氏度。那一次师亚峰和同事踩着厚厚的积雪爬到通信塔前时，师亚峰摘下手上的棉手套，从怀里掏一个捂着的信号检测设备，因突然缺氧严重，身体有些失衡，师亚峰下意识地抓了一把塔基的角铁，结果手掌被生生地粘掉了一层皮。
“那一次是咋样犹豫的？”记者追问。
师亚躲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当天我们返回叶城后，自己确实犹豫过要不要继续留下来工作，想着想着还蒙头哭了一鼻子。”
“后来是咋样说服自己留下来的？”记者想探究竟。
师亚峰憨憨一笑，“好像也没那么复杂。那天纠结了一会儿，手心疼了一阵子，又哭了 一鼻子，然后就是领导和同事来看我。再然后这事就过去了。”
“就这么简单？”记者问。
“嗯，挺简单的。练了一回‘铁沙掌’，也长记性了。”师亚峰说着看了一下表：“不聊了，我们得赶路，接下来的两个达坂才是真正的天路。”
海拔4990米的塞力亚克达坂（也称麻扎达坂）和海拔4750米的黑卡达坂是昆仑天路上最艰险的行程。塞力亚克达坂雪山陡峭直入云天，达坂上风裹着雪碴肆意敲打车窗和引擎盖，像是与人板。九十九道弯的黑卡达坂，雪山层叠，飞鸟灭踪，弯弯惊魂。纵然是在这样的恶劣绝境中，达坂的山头上，中国电信的通信塔直刺苍穹，师亚峰和同事们也曾不止一次地爬上铁塔，确保通信信号覆盖天路。
奇台达坂是我们此行的终点。我们是在抵达距叶城498千米的大红柳滩的次日上去的。
从大红柳滩出发时，师亚峰说：“上奇台达坂的路相对好走一些，但达坂垭口的海拔达到5170米，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四分之一，很多人会在奇台达坂出现强烈的高原反应。”
奇台达坂上，中国电信的通信基站建在公路旁向阳的山头上，那儿的积雪相对少了一些。记者跟着师亚峰上去时，胸闷缺氧很明显，后脑勺也有强烈的疼痛感。同行的一位记者走着走着就躺在山坡上，抱着氧气罐吸氧。师亚峰叮嘱我们不要多说话，慢慢地往上走。
检查基站设备状况，清理太阳能板上的积雪和浮冰……师亚峰一声不吭，不紧不慢地干着活。稍缓了一会儿后，师亚峰开始往铁塔上爬，同事阿里木江在下面做保障。
突然，师亚峰在上面说：“不行了，我缺氧了！”说着，他用大拇指朝下比划了一下。
师亚峰从塔上安全下撤，坐在地上吸氧时，阿里木江拿出一块馕和一袋酸奶：“补充一下能量吧小哥，早上为了照顾大家，你没吃早餐吧？”
“早上没什么胃口，这会儿还真有点饿，缓一下我继续上塔。”师亚峰咬了一口馕说。
雪山环绕，蓝天碧日，被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着的通信塔泛着斑斓的冷光，仿如神话般的“通天塔”。
“后台、后台，奇台达坂的通信信号如何？”
“叶城收到！奇台达坂通话清晰、视频画面清晰，一切正常。”
通信塔上传来师亚峰与叶城公司后台通话的声音，记者闻听后，激动地为师亚峰鼓起掌来……
做红柳 扎根新疆如故乡
上奇台达坂的途中，师亚峰带我们拐进山里一座正在建设中的银铅矿。那儿建有一座中国电信的通信基站，解决了矿上对外通信的难题。
师亚峰一到矿点，换班的矿工们就把他围了起来。“电信小哥来啦……我的流量不够用，我想换套餐……小哥，啥时候把我升成你们电信的VIP呗……”矿工们七嘴八舌，把师亚峰当成了“通信宝”。
那时候师亚峰笑得很纯真、很开心；那时候你会发觉他其实就是一个快乐的大男孩。
从奇台达坂返程的时候，我们停在一处便道旁啃馕吃野餐。记者问师亚峰：“看你现在的状态，感觉你挺爱昆仑山，挺喜欢新疆的。对自己有什么规划吗?”
“咋说嘞？可能是一种缘分吧！在昆仑山里走多了，连路边不多见的红柳都像是亲人。总得有人在这里干活吧！我觉得自己现在这个状况挺好，心里挺满足。”师亚峰一边啃着馕，一边给一株红柳浇了一点自己喝的瓶装水。
“这么说你会留在新疆喽！找对象了吗？”记者问道。
“新疆很好呀，我喜欢新疆，喜欢这儿的红柳。至于找对象的事，那还得看缘分。你看我这张脸，黑得都‘包浆’了，哪个女孩会看上我？”师亚峰憨憨一笑。
记者被他逗乐了：“那也是一种帅，而且这种‘包浆’抗紫外线能力强。”
“哈哈，这话我很受用……”师亚峰笑得很灿烂。
当天下午，我们再次翻越塞力亚克达坂时，达坂上下起了锥形冰雹和鹅毛大雪，师亚峰让我们稍作停留，他要去基站巡查一下。
师亚峰下车往山头上走的时候，记者说：“戴上手套。”
那时，师亚峰忽然变得挺“文艺”，他头也不回晃了晃手套大声说：“没事的，我要向天再借一付铁沙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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