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前官员：上次冷战美国胜利了，但这次不行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应。几乎可以肯定，这超出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预料。但这种反应很快就超出了乌克兰军事对抗的范畴，转变成西方与俄罗斯在更多领域的持续冲突。
美国宣布的目标尤其深刻地体现了这种冲突蔓延的趋势——美国不仅要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还要在更广泛意义上“削弱”俄罗斯。这种目标声明大概反映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外交政策决定，而不仅仅是乔·拜登总统之类人的失言。拜登总统曾即兴评论说，不能允许普京继续掌权。
直接宣布美国的目标是削弱俄罗斯产生了两大问题。一是有助于普京的宣传，即西方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在应对乌克兰战争，更是在威胁俄罗斯。其次是使俄乌两方更难达成停战协议。因为不难理解，这项声明使得俄罗斯开始怀疑，无论它怎么做西方都不会大幅放松对它的制裁和排斥。
美国实际上是在宣布与俄罗斯进行一场新冷战。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以某种方式追究东西两方的责任。但就目前这场俄乌战争而言，美国还有另一政策选项，那就是用谨慎克制的字眼来表达它对这场残酷战争的关切，并将其目标限定在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
就近期目标而言，结束乌克兰战争必须是当务之急。即使谨言慎行，要完成这一任务也很难。想找到一个让冲突双方都基本满意的方案并不容易。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个方案，除了乌克兰人民要承受更长时间的痛苦，还会进一步激化出一场新冷战，俄罗斯会在未来几年成为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主角。如果现在的乌克兰冲突继续下去，或者因俄乌双方无法解决俄占领土问题而使战争陷入僵局，那这种情况就会成真。
人们不禁要问，对于新冷战的走向和结果，官方究竟思考了多少。有些人可能愿意没完没了地发起此类冲突，就像在上次冷战初起时某些人所做的那样。在过去的罗纳德·里根政府中就有泾渭分明的两种人，里根试图尽快结束第一次冷战，而他政府中的某些官员却想永远扮演冷战斗士的角色。
与俄罗斯打一场新冷战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利于全世界的安全稳定。它将导致军事预算飙升，任何危机都有可能升级成热战，以及阻碍解决威胁到全人类的全球性问题。
有必要回顾一下上次冷战开始时“遏制战略”大师乔治·凯南的想法。凯南鼓吹在打冷战时要有耐心，但他肯定预见到了冷战的结果。在他1947年的“X文章”中，他提到以十到十五年的时间跨度来结束冷战，而最终却是用了四十年的时间。但冷战结局证明了凯南的分析是正确的，即苏联共产主义本身就带有自我毁灭的种子，这个体制最终会因其内部缺陷而崩溃。
对当前问题的乐观看法是，今天的俄罗斯有时会被贬称为拥有核武器的加油站，它也有严重的内部缺陷，其中一些与苏联的缺陷类似。但上一次冷战已有了明确的结果，而新冷战的结果不能也不会复制上次那个结果。上一次冷战以意识形态崩溃、东欧共产主义体制崩溃以及最终苏联本身的崩溃而告终。是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最终结束了上次冷战。
现在，叶利钦曾经的信徒、现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了主要问题，但即使替换掉普京也不能保证俄罗斯会出现一个更好的政权。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但这并没有结束第一次冷战。
凯南曾明确地将他所关注的苏联政权与“像拿破仑和希特勒这样侵略性强的领导人”区分开来。他认为敌人不同时，己方拥有的优势和劣势也不同。他写道，个别侵略性强的领导人比苏联体制更难对付，因为这种领导人往往“对反对力量不太敏感”，当反对力量“被认为过于强大”时，这种领导人也不太可能在外交上屈服，而且“对力量的逻辑和表述不太理性”。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分析是有效的，也适用于现在。这种分析使我们无法乐观，在乌克兰出现的反对力量不太可能改变普京的乌克兰政策或对他的国内统治产生什么影响。
与上一次冷战相比，新冷战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这个不同之处并不利于西方“赢得”新冷战。这个不同之处与中国有关。至少在今年之前，中国通常被称为新冷战的头号敌人。在美苏冷战的大部分时段，中国是苏联的共产主义穷亲戚，它与苏联的关系曾恶化到边境战争的程度。而现在，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而且其军事实力也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就为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提供了战略纵深。
凯南曾给出确保美国和西方赢得冷战的一个关键要素，那就是美国要处理好本国的内政。凯南写道，“美国必须给全世界人民这样一种印象：美国的目标明确；美国有能力处理好本国的问题，也能承担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的精神力量强大，足以应对各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潮流而初心不改。”一旦“这个国家内部展现出任何优柔寡断、勾心斗角和四分五裂的迹象”，都是对其共产主义对手的极大助力。
而今日美国已与凯南那时的美国有了天壤之别。美国的党同伐异已经主导了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很多美国政策。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美国见证了本国总统在其任期四年内不停向普京献媚。而现任总统在那时却试图挖出这个政治对手的黑料，因而阻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与俄罗斯打一场新冷战不会取得上一次冷战那样的胜利。它不会以“单极”胜利告终。它可能根本就永无了局。
（美国中情局前资深情报官 保罗·皮拉尔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应。几乎可以肯定，这超出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预料。但这种反应很快就超出了乌克兰军事对抗的范畴，转变成西方与俄罗斯在更多领域的持续冲突。
美国宣布的目标尤其深刻地体现了这种冲突蔓延的趋势——美国不仅要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还要在更广泛意义上“削弱”俄罗斯。这种目标声明大概反映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外交政策决定，而不仅仅是乔·拜登总统之类人的失言。拜登总统曾即兴评论说，不能允许普京继续掌权。
直接宣布美国的目标是削弱俄罗斯产生了两大问题。一是有助于普京的宣传，即西方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在应对乌克兰战争，更是在威胁俄罗斯。其次是使俄乌两方更难达成停战协议。因为不难理解，这项声明使得俄罗斯开始怀疑，无论它怎么做西方都不会大幅放松对它的制裁和排斥。
美国实际上是在宣布与俄罗斯进行一场新冷战。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以某种方式追究东西两方的责任。但就目前这场俄乌战争而言，美国还有另一政策选项，那就是用谨慎克制的字眼来表达它对这场残酷战争的关切，并将其目标限定在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
就近期目标而言，结束乌克兰战争必须是当务之急。即使谨言慎行，要完成这一任务也很难。想找到一个让冲突双方都基本满意的方案并不容易。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个方案，除了乌克兰人民要承受更长时间的痛苦，还会进一步激化出一场新冷战，俄罗斯会在未来几年成为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主角。如果现在的乌克兰冲突继续下去，或者因俄乌双方无法解决俄占领土问题而使战争陷入僵局，那这种情况就会成真。
人们不禁要问，对于新冷战的走向和结果，官方究竟思考了多少。有些人可能愿意没完没了地发起此类冲突，就像在上次冷战初起时某些人所做的那样。在过去的罗纳德·里根政府中就有泾渭分明的两种人，里根试图尽快结束第一次冷战，而他政府中的某些官员却想永远扮演冷战斗士的角色。
与俄罗斯打一场新冷战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利于全世界的安全稳定。它将导致军事预算飙升，任何危机都有可能升级成热战，以及阻碍解决威胁到全人类的全球性问题。
有必要回顾一下上次冷战开始时“遏制战略”大师乔治·凯南的想法。凯南鼓吹在打冷战时要有耐心，但他肯定预见到了冷战的结果。在他1947年的“X文章”中，他提到以十到十五年的时间跨度来结束冷战，而最终却是用了四十年的时间。但冷战结局证明了凯南的分析是正确的，即苏联共产主义本身就带有自我毁灭的种子，这个体制最终会因其内部缺陷而崩溃。
对当前问题的乐观看法是，今天的俄罗斯有时会被贬称为拥有核武器的加油站，它也有严重的内部缺陷，其中一些与苏联的缺陷类似。但上一次冷战已有了明确的结果，而新冷战的结果不能也不会复制上次那个结果。上一次冷战以意识形态崩溃、东欧共产主义体制崩溃以及最终苏联本身的崩溃而告终。是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最终结束了上次冷战。
现在，叶利钦曾经的信徒、现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了主要问题，但即使替换掉普京也不能保证俄罗斯会出现一个更好的政权。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但这并没有结束第一次冷战。
凯南曾明确地将他所关注的苏联政权与“像拿破仑和希特勒这样侵略性强的领导人”区分开来。他认为敌人不同时，己方拥有的优势和劣势也不同。他写道，个别侵略性强的领导人比苏联体制更难对付，因为这种领导人往往“对反对力量不太敏感”，当反对力量“被认为过于强大”时，这种领导人也不太可能在外交上屈服，而且“对力量的逻辑和表述不太理性”。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分析是有效的，也适用于现在。这种分析使我们无法乐观，在乌克兰出现的反对力量不太可能改变普京的乌克兰政策或对他的国内统治产生什么影响。
与上一次冷战相比，新冷战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这个不同之处并不利于西方“赢得”新冷战。这个不同之处与中国有关。至少在今年之前，中国通常被称为新冷战的头号敌人。在美苏冷战的大部分时段，中国是苏联的共产主义穷亲戚，它与苏联的关系曾恶化到边境战争的程度。而现在，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而且其军事实力也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就为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提供了战略纵深。
凯南曾给出确保美国和西方赢得冷战的一个关键要素，那就是美国要处理好本国的内政。凯南写道，“美国必须给全世界人民这样一种印象：美国的目标明确；美国有能力处理好本国的问题，也能承担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的精神力量强大，足以应对各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潮流而初心不改。”一旦“这个国家内部展现出任何优柔寡断、勾心斗角和四分五裂的迹象”，都是对其共产主义对手的极大助力。
而今日美国已与凯南那时的美国有了天壤之别。美国的党同伐异已经主导了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很多美国政策。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美国见证了本国总统在其任期四年内不停向普京献媚。而现任总统在那时却试图挖出这个政治对手的黑料，因而阻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与俄罗斯打一场新冷战不会取得上一次冷战那样的胜利。它不会以“单极”胜利告终。它可能根本就永无了局。
（美国中情局前资深情报官 保罗·皮拉尔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北京酒吧往事》 作者 | 黑麦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宋丹丹无疑是当下娱乐圈热度出众的一位艺人，只是对这位曾经的知名小品演员来讲，这种热度的累积并不是值得炫耀的事情。
毕竟在事业发展的尾声，通过“被黑”“被质疑”得来的热度，反而会让艺人的口碑出现下滑。
当“宋丹丹让人窒息”的话题引发观众热议之后，这位艺术家正在经历事业发展上的另一种考验，当宋丹丹得知年轻观众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她的时候，她出现在综艺节目的频率是否会降低呢？
如果娱乐圈艺人的发展方向存在所谓的“咖位比较”的话，小品演员恐怕处在垫底的位置。
除了大型晚会的舞台上，观众很难在屏幕上看到这些小品演员的身份，制作方不会为了一位小品演员去尝试一部影视剧的制作，而关于小品演员的综艺节目也是少之又少。
不过借助于自身优势，小品演员却是综艺节目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包袱的敏感程度相较于其他艺人突出不少，沈腾如此，贾玲如此，而和他们两位相比，宋丹丹在综艺节目的影响力显然逊色不少。
她更多是以飞行嘉宾的身份参与到节目录制，在录制综艺节目的这段经历中，宋丹丹的市场口碑和表演小品时截然不同。
甚至可以说宋丹丹的口碑可以用“翻车”来形容，因为屏幕中的她完全将观众的不适激发出来。
在《五十公里桃花坞》中，宋丹丹和大家的一段交流引起广大观众的讨论。
问题发生在《五十公里桃花坞》的开会片段。
作为老坞民的宋丹丹提议可以像第一季的时候一样办个篝火晚会，但是似乎其他人并不认同宋丹丹的这一观点。
出于对宋丹丹的尊重，大家虽不赞同，但也不敢直接反对，这时同为老坞民的李雪琴和汪苏泷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可不料被宋丹丹直接无情地回怼过去。
这一“怼”直接影响力观众对宋丹丹的印象。
当然面对宋丹丹的想法，并非所有嘉宾都能够认可，王传君就直接表达了自己肯定不会参加，当他说完自己不愿被迫接受安排节目时，大家纷纷鼓起了掌声，可见，王传君的这一段话表达出了大家的内心想法。
对于宋丹丹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广大网友强烈的不满情绪。
广大网友觉得宋丹丹在仗着自己是老前辈并且比他们年长许多倚老卖老。
也有人觉得宋丹丹太以自我为中心，在大家都不同意自己的提议时，宋丹丹并没有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而是仍然一意孤行的决定举办篝火晚会。
确实，宋丹丹的一系列操作难免会让大家有压力。
对于刚刚加入一个新的大集体的人来说，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和大家联络感情的，在大家彼此都不熟悉的情况下，就要一起去表演节目，这无疑对大家来说是双重压力。
一方面是要在短短的时间内准备一个节目，而且不能是自己的强项，就像宋丹丹说的一样“会弹钢琴的不能弹钢琴，可以唱一首歌或者来个诗朗诵”，一方面是在新环境下，要和刚刚认识的人去共同完成一项突如其来的任务。想到这些，大家难免会有抵触情绪。
要知道1960年出生的宋丹丹如今已62岁了，而桃花坞的其他成员大部分都是90年代的新一代年轻人的代表。
宋丹丹的年龄可能比他们爸妈的年纪还要大出许多，所以宋丹丹和大家有代沟是必然的。
作为60年代那批的老艺人来讲，对她们而言，拿了片酬出演了这档节目，就必须要为这档节目做出些贡献来，也许这就是她们那一代对于工作的态度。
其实宋丹丹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只是在用她们那一代人的观念去尽力的为节目带来一些节目效果，也利于这次机会可以让大家更快的熟络起来。
而像李雪琴，汪苏泷，王鹤棣这样的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觉得刻意去呈现一种节目效果是让自己感觉有种被人推着走的束缚感，而大家又都很反感这个“束缚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拒绝内卷。
所以宋丹丹提出办篝火晚会的时候大家就像过年被家长强行安排节目的孩子一样，充满了强烈的抵抗情绪和逆反心理。
和节目嘉宾不同，观众和宋丹丹不会产生生活上的交集，所以对宋丹丹的不满也会表达得更加明显，也是借助于综艺节目的镜头，让宋丹丹身上的“缺点”被放大。
节目的播出导致宋丹丹口碑出现下滑，即便她是小品舞台上的艺术家，也挡不住口碑上的“翻车”。
综合来看，宋丹丹转型“综艺咖”似乎并没有得到市场认可，未来她又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呢？还是说自此淡出观众视线更合适？
毕竟在事业发展的尾声，通过“被黑”“被质疑”得来的热度，反而会让艺人的口碑出现下滑。
当“宋丹丹让人窒息”的话题引发观众热议之后，这位艺术家正在经历事业发展上的另一种考验，当宋丹丹得知年轻观众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她的时候，她出现在综艺节目的频率是否会降低呢？
如果娱乐圈艺人的发展方向存在所谓的“咖位比较”的话，小品演员恐怕处在垫底的位置。
除了大型晚会的舞台上，观众很难在屏幕上看到这些小品演员的身份，制作方不会为了一位小品演员去尝试一部影视剧的制作，而关于小品演员的综艺节目也是少之又少。
不过借助于自身优势，小品演员却是综艺节目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包袱的敏感程度相较于其他艺人突出不少，沈腾如此，贾玲如此，而和他们两位相比，宋丹丹在综艺节目的影响力显然逊色不少。
她更多是以飞行嘉宾的身份参与到节目录制，在录制综艺节目的这段经历中，宋丹丹的市场口碑和表演小品时截然不同。
甚至可以说宋丹丹的口碑可以用“翻车”来形容，因为屏幕中的她完全将观众的不适激发出来。
在《五十公里桃花坞》中，宋丹丹和大家的一段交流引起广大观众的讨论。
问题发生在《五十公里桃花坞》的开会片段。
作为老坞民的宋丹丹提议可以像第一季的时候一样办个篝火晚会，但是似乎其他人并不认同宋丹丹的这一观点。
出于对宋丹丹的尊重，大家虽不赞同，但也不敢直接反对，这时同为老坞民的李雪琴和汪苏泷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可不料被宋丹丹直接无情地回怼过去。
这一“怼”直接影响力观众对宋丹丹的印象。
当然面对宋丹丹的想法，并非所有嘉宾都能够认可，王传君就直接表达了自己肯定不会参加，当他说完自己不愿被迫接受安排节目时，大家纷纷鼓起了掌声，可见，王传君的这一段话表达出了大家的内心想法。
对于宋丹丹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广大网友强烈的不满情绪。
广大网友觉得宋丹丹在仗着自己是老前辈并且比他们年长许多倚老卖老。
也有人觉得宋丹丹太以自我为中心，在大家都不同意自己的提议时，宋丹丹并没有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而是仍然一意孤行的决定举办篝火晚会。
确实，宋丹丹的一系列操作难免会让大家有压力。
对于刚刚加入一个新的大集体的人来说，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和大家联络感情的，在大家彼此都不熟悉的情况下，就要一起去表演节目，这无疑对大家来说是双重压力。
一方面是要在短短的时间内准备一个节目，而且不能是自己的强项，就像宋丹丹说的一样“会弹钢琴的不能弹钢琴，可以唱一首歌或者来个诗朗诵”，一方面是在新环境下，要和刚刚认识的人去共同完成一项突如其来的任务。想到这些，大家难免会有抵触情绪。
要知道1960年出生的宋丹丹如今已62岁了，而桃花坞的其他成员大部分都是90年代的新一代年轻人的代表。
宋丹丹的年龄可能比他们爸妈的年纪还要大出许多，所以宋丹丹和大家有代沟是必然的。
作为60年代那批的老艺人来讲，对她们而言，拿了片酬出演了这档节目，就必须要为这档节目做出些贡献来，也许这就是她们那一代对于工作的态度。
其实宋丹丹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只是在用她们那一代人的观念去尽力的为节目带来一些节目效果，也利于这次机会可以让大家更快的熟络起来。
而像李雪琴，汪苏泷，王鹤棣这样的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觉得刻意去呈现一种节目效果是让自己感觉有种被人推着走的束缚感，而大家又都很反感这个“束缚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拒绝内卷。
所以宋丹丹提出办篝火晚会的时候大家就像过年被家长强行安排节目的孩子一样，充满了强烈的抵抗情绪和逆反心理。
和节目嘉宾不同，观众和宋丹丹不会产生生活上的交集，所以对宋丹丹的不满也会表达得更加明显，也是借助于综艺节目的镜头，让宋丹丹身上的“缺点”被放大。
节目的播出导致宋丹丹口碑出现下滑，即便她是小品舞台上的艺术家，也挡不住口碑上的“翻车”。
综合来看，宋丹丹转型“综艺咖”似乎并没有得到市场认可，未来她又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呢？还是说自此淡出观众视线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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