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子》到《道德经》
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国学实录# 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读书# 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传统文化# 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熊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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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国学实录# 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读书# 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传统文化# 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熊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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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优美雅致的唐诗融入生活】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标志之一，就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功能达到极致。#每天读国学#
上层社会，墨客文人和三教九流各有其日常生活。但不管何种人群，其日常生活均能亦均在唐诗中有所表现，题材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外交，小至起居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举其大者，应有四个方面。
纪事遣兴，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功能。这本是文人生活的常态。唐人用诗歌来表达思想，纪录生活并自我抒情。如果一个诗人的传世作品较多，后人便可以从其作品入手，复原其生活轨迹之大概。原因就在于唐人写诗，类同后人的日记，是日常生活的诗歌呈现。
看看诗题《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过故人庄》《登鹳雀楼》《早发白帝城》《北征》《泊秦淮》，就知道诗人登某楼，渡某江，去何乡，往某州。这在唐前不多，而唐代则十分普通了。记事写景中，少不了言志抒情。杜甫感叹“遣兴莫过诗”，道出的是古代诗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写作常态。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主要通过诗歌得以表现，是后世读者进入他们内心世界的最可靠的途径。这些诗篇是国人耳熟能详的：《静夜思》《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春望》《旅夜书怀》《秋词》《金陵怀古》……都不外纪事加遣兴，综合而成其自传性特质，成为研究诗人思想的重要资料。
以诗代简，是唐诗的另一重要功能。唐人科考，宦游，从军，常年奔走在外，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只有鸿雁传书。唐代的书简中不乏散文名篇，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诗代简，用以表达亲情友谊和展示才华。诗简的量和质都大大超过文。唐诗中题为“寄某某”“呈某某”的，多是以诗代简之作。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无一不是深情之作。杜甫《又呈吴郎》是亲戚间的通信，但话题却是如何帮助“堂前扑枣”之“无食无儿一妇人”，流露出深厚的民胞物与情怀。诗简写给家人的会更多一些温情，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就是以诗代简抒写恩爱夫妻相思之情的千古绝唱。
社交应酬，是作为社会的人尤其是文人官员的必须。唐诗的社交应酬功能在唐代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且因时因地因人而形式多样。官场上的才能展示，朋友间的送往迎来，复杂政治中的巧妙应对，科举场中的自我推销，把诗歌的社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社交中最隆重的场合，无过于君臣唱和。唐朝帝王时有雅兴，或朝堂御制，或赐宴赋得，百官就得唱和。“奉和圣制”这类诗作，凡朝廷近臣，差不多都有写作。贺知章现存作品二十余首，奉和圣制之作几近一半。其名篇《回乡偶书》妇孺皆知。而与诗相关的，是他告老还乡前的盛大欢送仪式上，玄宗制诗相赠，太子李亨率百官送行，如此规格，众人岂能不赋诗相送？这或许创下了中国历史上送别赋诗的纪录。
更有皇帝兴起，不仅要百官赋诗，还要现场一决高下，筐篚示恩。“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新唐书》卷二百二）皇帝有诏，不能交白卷。这类“奉旨填词”，往往因为时空和限题等因素形成的特殊语境，少有佳作，但这又是作者洋溢才华机智和表现文思敏捷的好机会。唐代对文人和官员的基本写作要求，就是能即席赋诗。或许，送行必有诗，聪明人事先可打好腹稿。但如太子李亨要临时确定某题某韵，就难捉刀代笔。写不好便是水平问题，水平太低，高下立现。不写，更无理由，这等于直接宣布自己无文化。在唐朝，官员无文化并不能引以为自豪。
诗人的应酬更是离不了诗。文人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同，在于文化活动的日常化。在唐代，唱和为诗人的日常生活。笔者粗略统计，杜甫1400余首诗中，赠、酬、和、答、寄、呈、送、别、简以及陪人游、宴、题诗的作品超过500首。李白9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过半（470余首）。沈佺期存诗160首，同类作品80余首。孟郊4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210首。韩愈410余首诗，同类作品过半。这说明，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应酬功能的诗歌写作，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诗歌应酬，很难想象唐诗的丰富性，更难想象众多流芳百世嘉惠万代的诗篇问世。
在一些特殊社交场合，诗歌还可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委婉地表达坚定，艺术地展示拒绝。张籍的《节妇吟》，就通过比兴双关的艺术手法，将一桩涉及政治选边的麻烦事轻松化解。不了解背景的读者，可视此诗为情诗：一个已婚女子婉拒“君知妾有夫”的“痴情者”的“忠贞不二”的故事。作者用“一女不嫁二夫”婚恋观于表层意义与隐含意义的分合自如——合则双美，分亦无伤，来含蓄、坚定地表达“一臣不事二主”的政治态度，避免直接拒绝惹恼权贵，从而化解一场“危机”。这将复杂的政治斗争艺术化，在表达拒绝的时候，还能维护着双方的面子和尊严，应是诗歌发挥其特殊功能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吧。
唐诗成熟的标志有很多要素和节点，或许，人们熟练地玩写诗游戏，是标志性事件。风行于唐代的联句诗，是典型的文字游戏，最能说明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具备的游戏娱乐功能。
《全唐诗》第788卷至794卷收的全是联句诗。李白、杜甫、颜真卿、顾况、皎然、陆羽、刘禹锡、白居易、张籍、李绅、韩愈、孟郊、杜牧、段成式、陆龟蒙、皮日休等许多诗人都有联句之作。颜真卿《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有皎然、陆羽等28人参加，每人二句，写成一首五言五十六韵排律，是作者最多的一首联句。篇幅最长的则是韩愈与孟郊的《城南联句》，长达154韵，308句，1540字。《城南联句》不仅篇制宏大，在联句的接法上也更新颖出奇。此前的联句，或一人一句二句，或四句，每人在自己的空间里总可尽量表达一种较完整的意思。而《城南联句》是孟郊先作第一句，韩愈作第二、三句，孟郊再作四、五句。韩愈最后结句只写一个单句。诗人不能在两句之间形成对偶，而必须是跨句对，即先去适应他人写的上句（出句），根据其意思完成一个对偶句的下句（对句），使之句意完整，再写出下一个对偶句的出句，让对方来完成对句。在挑战——应战后立即向对方挑战，其难度大大超过了一般的联句，对作者的才华、功力都是一种考验，颇有围棋之风。
快乐原则应是文字游戏联句诗的创作目的。这类写作，其愉快显然在过程本身，虽然竞赛的意味明显，但总体还是闲适心境的表现。有意思的是，联句出自众人之手，但并不是集体创作。联句的每一句都必须标明作者，不是展示团体的智慧，而是要表现个体的才华；不是文责自负，而是文才比高。其让后人叹为观止的写作实践，表现了唐代诗人逞才式的娱乐方式，也意味着文人把诗体的表现力，开掘到了极致。
唐诗的娱乐功能，还与唐诗在当时发达的音乐中过渡性地充当入乐演唱的歌词有关。词在早期，作为诗余，不是文人着力创作的文体。能入乐演唱的歌词，在当时是稀有资源。人们只好直接在绝句里选用或在长诗中截取几句作为歌词。谁的绝句或诗句被选取或改编传唱，意味着其作品流播四方，声名广远。“旗亭画壁”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原因就在于此。被入选的诗，快乐了听众，也让作者成就感满满。有意思的是，李白的《清平调》《将进酒》、李贺的《苦昼短》等若干唐诗在当下被重新编曲或改编入乐，在千年后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发挥着娱乐功能。
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为唐诗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想想后世，除非是政治的特殊需要，某种文艺样式可以全面介入人们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的发挥，却是一种自觉选择和诗意的选择。这是诗歌在一个时代的殊遇，由此造就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
唐诗让后世的读者感到亲切，正在于其作品诗意地全方位和多功能地表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让后世的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能时时体味感受其审美体验，在感叹其奇思妙想优美雅致的同时，也对当下的生活增加了热爱和珍惜。
上层社会，墨客文人和三教九流各有其日常生活。但不管何种人群，其日常生活均能亦均在唐诗中有所表现，题材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外交，小至起居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举其大者，应有四个方面。
纪事遣兴，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功能。这本是文人生活的常态。唐人用诗歌来表达思想，纪录生活并自我抒情。如果一个诗人的传世作品较多，后人便可以从其作品入手，复原其生活轨迹之大概。原因就在于唐人写诗，类同后人的日记，是日常生活的诗歌呈现。
看看诗题《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过故人庄》《登鹳雀楼》《早发白帝城》《北征》《泊秦淮》，就知道诗人登某楼，渡某江，去何乡，往某州。这在唐前不多，而唐代则十分普通了。记事写景中，少不了言志抒情。杜甫感叹“遣兴莫过诗”，道出的是古代诗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写作常态。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主要通过诗歌得以表现，是后世读者进入他们内心世界的最可靠的途径。这些诗篇是国人耳熟能详的：《静夜思》《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春望》《旅夜书怀》《秋词》《金陵怀古》……都不外纪事加遣兴，综合而成其自传性特质，成为研究诗人思想的重要资料。
以诗代简，是唐诗的另一重要功能。唐人科考，宦游，从军，常年奔走在外，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只有鸿雁传书。唐代的书简中不乏散文名篇，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诗代简，用以表达亲情友谊和展示才华。诗简的量和质都大大超过文。唐诗中题为“寄某某”“呈某某”的，多是以诗代简之作。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无一不是深情之作。杜甫《又呈吴郎》是亲戚间的通信，但话题却是如何帮助“堂前扑枣”之“无食无儿一妇人”，流露出深厚的民胞物与情怀。诗简写给家人的会更多一些温情，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就是以诗代简抒写恩爱夫妻相思之情的千古绝唱。
社交应酬，是作为社会的人尤其是文人官员的必须。唐诗的社交应酬功能在唐代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且因时因地因人而形式多样。官场上的才能展示，朋友间的送往迎来，复杂政治中的巧妙应对，科举场中的自我推销，把诗歌的社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社交中最隆重的场合，无过于君臣唱和。唐朝帝王时有雅兴，或朝堂御制，或赐宴赋得，百官就得唱和。“奉和圣制”这类诗作，凡朝廷近臣，差不多都有写作。贺知章现存作品二十余首，奉和圣制之作几近一半。其名篇《回乡偶书》妇孺皆知。而与诗相关的，是他告老还乡前的盛大欢送仪式上，玄宗制诗相赠，太子李亨率百官送行，如此规格，众人岂能不赋诗相送？这或许创下了中国历史上送别赋诗的纪录。
更有皇帝兴起，不仅要百官赋诗，还要现场一决高下，筐篚示恩。“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新唐书》卷二百二）皇帝有诏，不能交白卷。这类“奉旨填词”，往往因为时空和限题等因素形成的特殊语境，少有佳作，但这又是作者洋溢才华机智和表现文思敏捷的好机会。唐代对文人和官员的基本写作要求，就是能即席赋诗。或许，送行必有诗，聪明人事先可打好腹稿。但如太子李亨要临时确定某题某韵，就难捉刀代笔。写不好便是水平问题，水平太低，高下立现。不写，更无理由，这等于直接宣布自己无文化。在唐朝，官员无文化并不能引以为自豪。
诗人的应酬更是离不了诗。文人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同，在于文化活动的日常化。在唐代，唱和为诗人的日常生活。笔者粗略统计，杜甫1400余首诗中，赠、酬、和、答、寄、呈、送、别、简以及陪人游、宴、题诗的作品超过500首。李白9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过半（470余首）。沈佺期存诗160首，同类作品80余首。孟郊4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210首。韩愈410余首诗，同类作品过半。这说明，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应酬功能的诗歌写作，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诗歌应酬，很难想象唐诗的丰富性，更难想象众多流芳百世嘉惠万代的诗篇问世。
在一些特殊社交场合，诗歌还可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委婉地表达坚定，艺术地展示拒绝。张籍的《节妇吟》，就通过比兴双关的艺术手法，将一桩涉及政治选边的麻烦事轻松化解。不了解背景的读者，可视此诗为情诗：一个已婚女子婉拒“君知妾有夫”的“痴情者”的“忠贞不二”的故事。作者用“一女不嫁二夫”婚恋观于表层意义与隐含意义的分合自如——合则双美，分亦无伤，来含蓄、坚定地表达“一臣不事二主”的政治态度，避免直接拒绝惹恼权贵，从而化解一场“危机”。这将复杂的政治斗争艺术化，在表达拒绝的时候，还能维护着双方的面子和尊严，应是诗歌发挥其特殊功能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吧。
唐诗成熟的标志有很多要素和节点，或许，人们熟练地玩写诗游戏，是标志性事件。风行于唐代的联句诗，是典型的文字游戏，最能说明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具备的游戏娱乐功能。
《全唐诗》第788卷至794卷收的全是联句诗。李白、杜甫、颜真卿、顾况、皎然、陆羽、刘禹锡、白居易、张籍、李绅、韩愈、孟郊、杜牧、段成式、陆龟蒙、皮日休等许多诗人都有联句之作。颜真卿《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有皎然、陆羽等28人参加，每人二句，写成一首五言五十六韵排律，是作者最多的一首联句。篇幅最长的则是韩愈与孟郊的《城南联句》，长达154韵，308句，1540字。《城南联句》不仅篇制宏大，在联句的接法上也更新颖出奇。此前的联句，或一人一句二句，或四句，每人在自己的空间里总可尽量表达一种较完整的意思。而《城南联句》是孟郊先作第一句，韩愈作第二、三句，孟郊再作四、五句。韩愈最后结句只写一个单句。诗人不能在两句之间形成对偶，而必须是跨句对，即先去适应他人写的上句（出句），根据其意思完成一个对偶句的下句（对句），使之句意完整，再写出下一个对偶句的出句，让对方来完成对句。在挑战——应战后立即向对方挑战，其难度大大超过了一般的联句，对作者的才华、功力都是一种考验，颇有围棋之风。
快乐原则应是文字游戏联句诗的创作目的。这类写作，其愉快显然在过程本身，虽然竞赛的意味明显，但总体还是闲适心境的表现。有意思的是，联句出自众人之手，但并不是集体创作。联句的每一句都必须标明作者，不是展示团体的智慧，而是要表现个体的才华；不是文责自负，而是文才比高。其让后人叹为观止的写作实践，表现了唐代诗人逞才式的娱乐方式，也意味着文人把诗体的表现力，开掘到了极致。
唐诗的娱乐功能，还与唐诗在当时发达的音乐中过渡性地充当入乐演唱的歌词有关。词在早期，作为诗余，不是文人着力创作的文体。能入乐演唱的歌词，在当时是稀有资源。人们只好直接在绝句里选用或在长诗中截取几句作为歌词。谁的绝句或诗句被选取或改编传唱，意味着其作品流播四方，声名广远。“旗亭画壁”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原因就在于此。被入选的诗，快乐了听众，也让作者成就感满满。有意思的是，李白的《清平调》《将进酒》、李贺的《苦昼短》等若干唐诗在当下被重新编曲或改编入乐，在千年后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发挥着娱乐功能。
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为唐诗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想想后世，除非是政治的特殊需要，某种文艺样式可以全面介入人们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的发挥，却是一种自觉选择和诗意的选择。这是诗歌在一个时代的殊遇，由此造就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
唐诗让后世的读者感到亲切，正在于其作品诗意地全方位和多功能地表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让后世的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能时时体味感受其审美体验，在感叹其奇思妙想优美雅致的同时，也对当下的生活增加了热爱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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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通国学院21-126《论语》：【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问孔子，如何才可以从政呀？孔子说，尊崇五美，摒除四恶，就可以从政当领导了。子张问哪五美，孔子说“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一、惠而不费
惠而不费，是对大家有好处、有利益，但你又没有什么破费。张居正说，凡施惠于人，未免有所破费，但君子并不搞慈善捐赠，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而人们却能蒙其利而无穷。怎么做呢，你看人民在哪方面能得利，就引导他们在哪方面努力，就在哪方面给他们支持，这不就惠而不费了吗？
从国家来说，国家本身不生财，是人民在生财，国君的钱全部来自于人民，所以不存在“国家出钱”来干什么，没什么是“国家”破费的，为政者的任务就是因天下之利，利天下之民，这就是惠而不费。
对于企业家来讲，不是要你破财，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分给大家，而是要你能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建立机制，培养人才，让大家都挣到钱，这就建立了天使循环。你对员工的恩惠，是你能为员工创造条件，支持员工成长，不是员工每个月来分你的家财。
二、劳而不怨
君子也让人民劳作，但却能既得民力，又得民心，让人民乐于趋事，而没有怨言。怎么做呢？择可劳而劳之，选择时间和事情，量民力而行，避开农忙时节和节假日，择国家工程，间或驱使而已。不要好大喜功，劳民伤财。
隋炀帝杨广，就没能做到劳而不怨，修大运河，建东都洛阳，征高丽，他的国家工程一个接一个，全国民力都被他耗尽了，自己也灭亡了。
今天我们很多企业，有“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的说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奋斗精神是可取的，但是人不是牲口，就算是牲口，也得省着用，六百里加急的快马，那不是一匹马在跑，是不停地在换马。劳而不怨，是领导者要警醒的，要讲奋斗，那隋炀帝杨广，何尝不是奋斗？那汉武帝刘彻，不也是奋斗终生？领导人好大喜功，雄心勃勃一奋斗，不懂得劳而不怨，多么富强的国家，都能被他拖垮！
企业也很容易好大喜功，我们每个人都好大喜功，最后都被自己的好大喜功拖垮。曾国藩说，要“少举事”。少举事，才能节省民力，节省自己的精力，走得长，走得好。每面对一件事，先想一想这事能不能不干？所有可以不干的事，都不干，才能聚焦干好一件事，传下去，让子孙再干一百年。
劳而不怨，领导别人，要宅心仁厚；自己干事业，要知止。
要注意区分志向远大和好大喜功，区别很大。
凌通国学院由凌通盛泰出品
凌通盛泰做逆人性的绝对价值投资
20210513星期四
凌通国学院21-126《论语》：【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问孔子，如何才可以从政呀？孔子说，尊崇五美，摒除四恶，就可以从政当领导了。子张问哪五美，孔子说“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一、惠而不费
惠而不费，是对大家有好处、有利益，但你又没有什么破费。张居正说，凡施惠于人，未免有所破费，但君子并不搞慈善捐赠，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而人们却能蒙其利而无穷。怎么做呢，你看人民在哪方面能得利，就引导他们在哪方面努力，就在哪方面给他们支持，这不就惠而不费了吗？
从国家来说，国家本身不生财，是人民在生财，国君的钱全部来自于人民，所以不存在“国家出钱”来干什么，没什么是“国家”破费的，为政者的任务就是因天下之利，利天下之民，这就是惠而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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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而不怨
君子也让人民劳作，但却能既得民力，又得民心，让人民乐于趋事，而没有怨言。怎么做呢？择可劳而劳之，选择时间和事情，量民力而行，避开农忙时节和节假日，择国家工程，间或驱使而已。不要好大喜功，劳民伤财。
隋炀帝杨广，就没能做到劳而不怨，修大运河，建东都洛阳，征高丽，他的国家工程一个接一个，全国民力都被他耗尽了，自己也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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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也很容易好大喜功，我们每个人都好大喜功，最后都被自己的好大喜功拖垮。曾国藩说，要“少举事”。少举事，才能节省民力，节省自己的精力，走得长，走得好。每面对一件事，先想一想这事能不能不干？所有可以不干的事，都不干，才能聚焦干好一件事，传下去，让子孙再干一百年。
劳而不怨，领导别人，要宅心仁厚；自己干事业，要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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