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过去百余年的扩张，继续推动了国际体系的扩容和国际秩序的演进，然而当它寄生于这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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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新闻# 台媒一针见血：美国是害怕中国、俄罗斯？还是怕不能再当世界老大。

台媒最近刊发的文章指出，当前的美国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除了美国本土接连遭受极端气候的侵袭之外，新冠变种病毒的肆虐已经让美国疾控体系打算“放弃抵抗”。民生问题极端突出的美国，为了解决财政方面的顽症不得不采用无限量化宽松的政策，并且最终导致了极高的通货膨胀。在让美国捉襟见肘的时局之中，俄乌冲突一触即发，华盛顿当局不得不停下手中恢复经济与民生的诸多动作，开始“全力抗俄”。中国复兴与俄罗斯的“东山再起”，让美国盟友不再愿意坐在美国的战车上卷入无穷无尽的地缘政治冲突。当前美国已经陷入了一种“迷醉”状态，不知到底是害怕不断上升中的中俄，还是害怕“众叛亲离”后不能再成为世界老大而霸权旁落。

美国资本不再“无所不能”

如果地缘扩张无利可图，美国未来的对外战略恐失资本加持，海外行动越来越受制于财政拮据。过去20年来美国维系在阿富汗军事行动，军工资本或许受益，但阿亲美政权完全靠美输血才能存续，而相对和平的阿富汗局势又更多惠及了其他国家，这笔账对美国很不划算。如今拜登政府为应中美竞争要集中精力经营“印太”，包括推行旨在对冲“一带一路”的“重建美好世界”计划，大举投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也将面临成本核算难题。短期内，美国或许可以依靠其国际金融特权为此庞大的海外计划开支，但中长期看，美国的海外行动成本必然越来越大，收益却与此不成正比。这会让美国陷入类似百余年前英国在竞争力逐步下降时所曾面临的两难困境。从2000年以来，美国接连对伊拉克、阿富汗乃至于叙利亚输出战争，但从最终的成功来看，美国未能完成伊拉克重建任务，未能让伊拉克彻底掌握在美国手中；阿富汗撤军则标志着美国中亚战略的破产；至于叙利亚，当前叙利亚政府军在伊朗和俄罗斯的支持下已经实现了对本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稳定控制。一连串的结果表明，美国在中东和中亚方面部署实施的大战略都未能取得预定的成效，反而浪费了大量的美元。

美国盟友不再“紧密团结”

进取性的美国对外战略很难得到民意支持，海外行动越来越缺乏合法性。美国霸权家大业大，根子终究在国内，不仅在于科技或金融部门是否领先，也在于国家治理体系是否平衡。如今美国治理体系的显著特征是市场过分膨胀、社会结构畸形而政府能力不足。这是典型的“霸权病”，持续的扩张对治疗它不仅毫无助益，更与国内民意背道而驰。过去几年，无论是共和党内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势力，还是民主党内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左翼民粹势力，之所以获得大批选民拥护，在于他们均主张更多回应社会诉求，将战略重心收回国内，将有限资源聚焦国内，将更多心思用于改善民众福利。过去500年，现代化进程始终如一地推动着世界的深度融合和主权国家的共同演进。荷兰、英国以强制和吸引并重的手段引领开创国际体系，越来越多国家主动或被动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全球经济、政治、安全形态以及主权国家的发展形态也渐次演进升级。美国过去百余年的扩张，继续推动了国际体系的扩容和国际秩序的演进，然而当它寄生于这个体系而独享食利特权、其自身发展以牺牲其他国家发展为代价时，就成为保守和反动的力量，时与势就不在它这一边了，它也就失去了扩张的动能，成为被抵制甚至被革命的对象。就此而言，美国的扩张不“得道”，自然也就不“多助”，注定长久不了。而拜登上台后，2021年上半年的确尝试了加强与欧洲盟友联系在内的一系列“革新举措”，但由于拜登不能解决美欧之间在产业竞争领域的顽症痼疾，使得美欧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回暖，当前美欧关系整体仍然处于特朗普时代末期“不冷不热”的水平上。2021年下半年到年终，拜登在印太和乌克兰问题上的一系列操弄也未能得到主要盟友的积极响应，尤其是当前局势紧张的乌克兰方向，除了美国在切实向乌克兰提供部分装备补充之外，北约各个主要国家均没有或者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这一度使得基辅当局产生了对北约方面的不满以及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猜疑。

美国害怕以“改革者”身份出现的中俄

作为美国霸权的基础支撑，在生产领域，美国从传统制造业转向金融业，把低附加值、中间环节的制造业向外导出。如今，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1950年的40%降到2018年的15.60%，无法在生产领域满足相关贸易规则的新供给，而服务业贸易优势尚未转化为多边制度霸权。次贷危机暴露出美国经济的重大弊端，包括过度金融创新、经济空心化、债务驱动型增长、贸易财政双赤字等。同时，新兴工业国家群体性崛起，在整个生产体系与美国实体产业资本进行竞争。经济本土主义和贸易保守主义再次高涨。在2010年之前，美国尚且与中俄之间维持着相对良性且密切的关系，但从2011年开始，美国与中俄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其核心矛盾就是美国希望维持世贸组织框架不变而中俄作为新兴势力却在力推世贸组织的自我革新。美国害怕以“改革者”身份出现的中俄，因为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即便是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部分美国盟国，也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2011年开始，美国开始动用多边规则和单边霸权双重手段对中俄施加压力，最终导致美国与中俄之间的外交关系急转直下。美国希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方向能够服务于美国“霸权再强化”进程，摆脱世贸组织对美国权力的制度性约束，而以中俄为代表的新兴势力则一致要求全球化进程应该更多考虑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类全体福祉，美国当前不愿意将手中权力分出，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萨特对自由做了进一步的阐发。让我们首先从萨特与以往一些哲学家的不同点开始，然后再谈他自己对自由的正面阐述。

以往的哲学家大都把自由与意志联系在一起，一谈到自由即指意志自由。萨特却认为，不仅人的意志，而且人的情感乃至人的整个存在都是自由的，自由就等于人的存在。

他说：“自由不是一种被孤立地加以注意和描述的人的心灵能力。我们在此试图确定的就是，人的存在就他决定了虚无的显现而言，这存在就作为自由显现给我们。这样，自由作为虚无的无化的必要条件就不是人类本质的一种属性了。我们已经进一步注意到：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联系不能比之于世界的事物与本质的联系。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是它使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是搁在他的自由上面的，我们所说的自由不可能与‘人的现实’的存在分开。人并不是先存在以随后取得自由，人的存在与人的自由并无分别。”

在此，萨特为“人的存在就是自由”提出的论据还是来自他对意识结构的分析，即“意识是虚无”，虚无又意味着自由，自由就成为意识的内在结构，而被萨特归结作为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人，自然也就是自由了。“没有什么享有特权的精神现象，我所有的存在方式都同等地表明自由，因为它们都是我自己的虚无方式。” 这样，人的自由不但不是人的本质的一个属性，相反，人的本质倒必须依赖于人的自由，亦即人的存在而确定。

萨特坚持不仅意志，而且情感也是自由的，这是为了充实他的人是完全自由的论点。他认为，有一种相当普遍的, 趋势（如某些唯理论者），把自由与意志行动视为一体，而在激情的领域内则引入决定论，即认为人的感情是不由自主的，而意志则可自主，可以支配感情，这样人就同时是自由的和被决定的。而萨特认为人不可能这样，人要么完全自由，要么完全不自由，自由必须是一个完整的自由，自由等于人的全部存在。

另外，萨特在《笛卡尔的自由》一文中还批判地分析了另一种自由：即思想的自主和判断的自由。萨特认为：“在行动领域内，在社会政治活动领域内或艺术创造的领域内验证你的自由是一回事，而在理解和发现的行为中验证它是另一回事。” 笛卡尔主要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他的基本经验不是创造的自由，而是自主的思想，即发现存在的本质之间联系的思想，他迷醉于数学，认为思想的独自行进过程是自由的，但须依据规则，而不能发明规则。萨特提出了笛卡尔的功劳——比如对自由和力量、成功作了区分；领悟到自由的否定方面；肯定有创造性的自由等等。但是，萨特认为笛卡尔把创造性的自由只是归之于上帝是错误的。笛卡尔把上帝看成是所有存在和所有肯定性的根源，同时又没有把否定理解为建设性的，因而，“笛卡尔的自由与基督教的自由在此会合了，那是个错误的自由。笛卡尔派和基督教的人只是对恶自由，对善却不自由；对错误自由，对真理却不自由。” 也就是说，人只能拒绝恶，而不能发明善，只能拒绝谬误，而不能发明真理，只具有一种非创造性的自由。然而，萨特认为：“如果人不发明他自己的善，如果他不建立自己的科学，他只是名义上自由的。”

可见，是神的自由还是人的自由？是创造性的自由还是非创造性的自由？萨特的回答显然是后者。是人，而不是上帝，享有创造性的自由。人的自由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和基础。在此我们看到：所谓“创造性的自由”并不是在客观规律范围内的创造性自由，而是超越必然，为所欲为，自己创造规律和价值的自由，萨特和笛卡尔都认为有这种自由，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一个把它归之于上帝，另一个则把它归之于个人。

下面我们再看萨特从正面对“自由”概念的阐述。

萨特认为自由等于人的存在，而人的存在则可还原为行动，或者说“做”（faire，英译为doing），萨特说他在这一点上同意行为主义，即“人的现实并不是先存在随后行动，而是对他来说，存在就是行动，停止行动也就停止存在了。” 人，就是他行动的总体。“除了在实际的爱的过程中所表现的爱以外，没有其它的爱；除了在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天才以外，没有其它的天才。”

然后，萨特说他感到奇怪：哲学家们总在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问题上解说不休，却不去弄清行动概念所包含的结构，他认为自由就包含在行动的结构之中，行动就体现着自由，自由是行动的首先条件。

首先，决定行动的只是行动本身。行动者都是有意图的，这就意味着要接受一个“迫切需要的东西”作为他行动的条件，这个迫切需要的东西就是他没有的东西，他缺少的东西。也就是说，行动者意欲的是他尚不是的东西，而不是他已经是的东西。没有任何事实状态能推动行动，相反，是由于缺少，由于对事实状态的虚无和否定，由于一个要超越已达到的结果的意图，才有行动。这样，“事实上一旦我们把这种否定世界和它自身的力量归之于意识，一旦虚无构成确定一个目的的主要成分，我们就必须承认，所有行动的独立和基本的条件就是这行动者的自由。” “决定行动的目的和动机的就是行动，行动就是自由的表现。”

然而，行动就意味着选择，或者说：“对于人的现实来说，存在就是选择自己，它不接受从外面和内部来的任何东西。”我要永远地选择自己，否则就要变成纯粹的自在而非自为了。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这选择即具体，又本体，“自为的选择总是在一个不可比的独特的具体境遇中选择。但这个选择的本体论意义也是真的。”选择与有意识是同一的，一个人要选择必须是有意识的，一个人要有意识必须选择。（他反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本文由慧田哲学编发）。所以，无论我们的存在是什么，都是一种选择，甚至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是你选择了不选择。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关联到这一根本、本体的对自己的选择，是它创造一切原因和动机，这个从生到死一直吓唬我们的绝对的改变，是不可预见和不可理解的。

“我们是通过选择自己来选择世界的（不是指选择创造了自在，而是指给予它意义），通过否认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种内在否定，我们使这世界作为一个世界出现。”选择就意味着介入世界，并给世界以意义。事物的价值，它们所扮演的手段角色，都勾画出我的形象，即我的选择。所有的东西都向我报告我的选择，即我的存在。揭示世界的就是我们对目的的有意选择。这世界就根据那选择的目的而被揭示为这样一个或那样一个世界（在这样一种或那样一种秩序中）。

而自由呢？萨特认为：自由归根结底是依靠选择而存在的，或者说，自由的基本行动就是选择。“由于自由不是给定的事实也不是性质，它只能依靠自我选择而存在。……我们只能把自己领悟为正在进行的选择，而自由正在于这个事实：这选择是无条件的。” 自由并不意味着成功，而只是意味着选择的自主。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就是对自己的不断选择，不断更新，不断创造。实际上萨特对自由与选择并不怎么区分，总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

自由的谋划是根本的谋划，因为它就是我的存在，而“野心”，“爱情”或“自卑情结”都不能视为根本的谋划，或者根本的动机。人通过不断地选择实行这种谋划，而选择是无根据的、无基础的，呈现为荒谬，实际上它就是荒谬。结果是选择给了被选择的东西以根据，而自身却无根据，因此有了自由的荒谬。

综上所述，在萨特那里，自由首先不是沉思冥想，退隐心灵的自由（例如斯多葛派的自由），自由总是与行动联系在一起，总是意味着积极介入世界；其次，自由不是指那种按照规律、遵循必然的行动，或者遵循某种原则规范的道德践履中的自由。自由就是选择和创造的自由，这种选择是无根据可依，无规律可循，无标准可从的。选择的荒谬性正好符合自由的绝对性。于是，这样一个人出现了：在他那儿，天上什么也没有——因为上帝死了；地上什么也没有——因为没有他人他物可以依赖，我必须独自选择；前面什么也没有——没有召唤他的理想；后面什么也没有——不依靠过去的经验。萨特强调的就是这样一个人正在选择的瞬间，这一瞬间被本体化了，我们永远也拿不准这个人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就是萨特的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甚至可说是宿命的“自由”。
（节选自何怀宏《生命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