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个商人外出做生意时，在街边看到一只乌鸦被关在笼子里，那叫声可怜极了。于是商人买了这只乌鸦，随后将它放生。没想到，商人这一举动竟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结局令人慨叹。
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得从头说起。
话说，这商人名叫李彦，是个心地善良之人。这天，他在南下进货的时候，听见叫得撕心裂肺的声音，找了会儿，发现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乌鸦。
李彦觉得乌鸦可怜极了，于是他上前对那个提着笼子的小孩问道：“这只乌鸦能否卖给我？”小孩道：“可以，不过要三锭银子。”
李彦立马应下，从腰包里拿出3锭银子交给小孩，拿到乌鸦后便将它放生。
李彦这举动被旁边一个名叫李立的马贩子看得一清二楚，他心下想道：“答应得那么爽快，还能随便掏出3锭银子买一只乌鸦又放生，一点都不心疼，定是个有钱又善良的人。”
下一秒，李立看见李彦身旁有一个皮箱，又知他是来此地进货，便猜到那皮箱里肯定有不少钱，于是他打起了坏主意。
李立朝着李彦走去，说道：“我看公子这马可累坏了，再这么下去，这匹马可就废了呀，公子要不考虑跟我租一匹马来分担货物？”
李彦听到这话，想着此次货物甚多，便立马答应下来。
随后，李立道：“我恰好要去城外办事，等下你出城的时候，我和你一块出去吧！”李彦是个爱结交好友的人，便同意了。
却说，他们出发后，李立一路上都在找话题，以消除李彦的戒备心。当他们聊得正欢时，恰巧来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树林里，李立立马放慢脚步，走在李彦的后面，掏出他的棍子，朝着李彦的头砸了过去。
李彦被这一砸，顿时晕了过去。李立即刻在原地挖坑，将李彦给埋了。收拾干净后，便将李彦的皮箱拿走，以为人不知地不觉。
然而，无巧不成书，这一幕被李彦放生的那只乌鸦看得清清楚楚，仔仔细细。
次日，乌鸦一大早便到县衙里面到处乱串，在县令升堂时大叫，那叫声令人听了都觉得痛心。
县令见此，便开口对旁边的衙吏说道：“此乌鸦叫得如此令人心碎，定是有冤屈。”
没想到，县令刚说完，那乌鸦叫得更加悲凉，好像能听得懂县令讲的话。
县令讶异极了，对乌鸦说道：“若真是如我所说的一样，我便让衙吏跟着你去查看究竟。”
说罢，便吩咐一名衙役跟着乌鸦。吩咐完之后，乌鸦便开始往外飞，还不时回头看衙役走到哪里了。
最后，乌鸦带着衙役到城外的树林，来到埋着李彦的土堆面前停下，然后在那里哀嚎。
衙役见了这土堆，顿时明白此事不简单，于是加快脚步回到衙门，报告县令，乌鸦也跟了回来，在空中回旋惨叫。
县令听到衙役的汇报后，说道：“那定是冤屈之人了。”于是他带人一同到那土堆查看。挖开土堆一看，里面有一具身体，看着像才走不久。
随后，县令在那身体旁边发现了一条马鞭，由于没有其他线索，暂时无法断案，所以县令带着马鞭回到衙门。
当天晚上，县令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穿着朴素，但面相善良的人跪着对他说道：“求大人为我做主！”
县令问道：“你是何人？有何冤屈？”
那人道：“我叫李彦，昨日到此地进货，要离开的时候租了一匹马，走到城外时就遭到马主人的暗算。”
县令道：“马的主人是谁？”
李彦道：“此人非桃非李，非坐非行。”说罢，便消失了。
县令被惊醒，觉得此梦不简单，看着天也快亮了，于是他穿好衣服，坐在椅子上思考。
等到天亮时，县令立马升堂，然后对衙役们说道：“现在立马把城里出租马匹的人都抓起来。”
不久后，所有出租马匹的人都被抓来。县令问道：“你们当中有人害人性命，夺人钱财，还不速速招来！”
那几个人一同说道：“冤枉啊，县令老爷明察！”
县令又说道：“前日有个商人到此地进货，租了一匹马却遭到马主人暗算，那马鞭都落在那里，还不主动认罪？”
那些人还是不认，县令便让他们都上报自己的名字，当听到李立这个名字时，县令停顿了一会儿，捋着胡须思考：“非桃非李便是李，非行非坐便是立。”
想到这里，县令抬起头狠狠地盯着李立，然后放其他人离开，唯独将李立留了下来。
然而，到了这时候，李立还是嘴硬，说道：“为何县令老爷唯独留我下来，我是冤枉的呀！”
县令道：“哼！既然不如实招来，那便行刑，来人！上刑具！”
李立听到这话，顿时吓得瑟瑟发抖，慌乱之下，他便招了，说道：“我认我认，求县令老爷不要罚得太重。”然后将前日发生的事情一一招来。
最后，李立被判了斩刑。断案时，那乌鸦忽然飞到李立头上，对他猛啄一顿，啄得他头破血流，然后在所有人震惊的眼神中撞墙而亡。
所有人对乌鸦这一举动都感到惊异，县令道：“这是一只懂得感恩的乌鸦呀！人为鸦死，鸦为人亡。“
随后，县令命人把这只乌鸦埋着李彦旁边。
故事名为《乌鸦报恩传》，改编自《郭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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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得从头说起。
话说，这商人名叫李彦，是个心地善良之人。这天，他在南下进货的时候，听见叫得撕心裂肺的声音，找了会儿，发现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乌鸦。
李彦觉得乌鸦可怜极了，于是他上前对那个提着笼子的小孩问道：“这只乌鸦能否卖给我？”小孩道：“可以，不过要三锭银子。”
李彦立马应下，从腰包里拿出3锭银子交给小孩，拿到乌鸦后便将它放生。
李彦这举动被旁边一个名叫李立的马贩子看得一清二楚，他心下想道：“答应得那么爽快，还能随便掏出3锭银子买一只乌鸦又放生，一点都不心疼，定是个有钱又善良的人。”
下一秒，李立看见李彦身旁有一个皮箱，又知他是来此地进货，便猜到那皮箱里肯定有不少钱，于是他打起了坏主意。
李立朝着李彦走去，说道：“我看公子这马可累坏了，再这么下去，这匹马可就废了呀，公子要不考虑跟我租一匹马来分担货物？”
李彦听到这话，想着此次货物甚多，便立马答应下来。
随后，李立道：“我恰好要去城外办事，等下你出城的时候，我和你一块出去吧！”李彦是个爱结交好友的人，便同意了。
却说，他们出发后，李立一路上都在找话题，以消除李彦的戒备心。当他们聊得正欢时，恰巧来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树林里，李立立马放慢脚步，走在李彦的后面，掏出他的棍子，朝着李彦的头砸了过去。
李彦被这一砸，顿时晕了过去。李立即刻在原地挖坑，将李彦给埋了。收拾干净后，便将李彦的皮箱拿走，以为人不知地不觉。
然而，无巧不成书，这一幕被李彦放生的那只乌鸦看得清清楚楚，仔仔细细。
次日，乌鸦一大早便到县衙里面到处乱串，在县令升堂时大叫，那叫声令人听了都觉得痛心。
县令见此，便开口对旁边的衙吏说道：“此乌鸦叫得如此令人心碎，定是有冤屈。”
没想到，县令刚说完，那乌鸦叫得更加悲凉，好像能听得懂县令讲的话。
县令讶异极了，对乌鸦说道：“若真是如我所说的一样，我便让衙吏跟着你去查看究竟。”
说罢，便吩咐一名衙役跟着乌鸦。吩咐完之后，乌鸦便开始往外飞，还不时回头看衙役走到哪里了。
最后，乌鸦带着衙役到城外的树林，来到埋着李彦的土堆面前停下，然后在那里哀嚎。
衙役见了这土堆，顿时明白此事不简单，于是加快脚步回到衙门，报告县令，乌鸦也跟了回来，在空中回旋惨叫。
县令听到衙役的汇报后，说道：“那定是冤屈之人了。”于是他带人一同到那土堆查看。挖开土堆一看，里面有一具身体，看着像才走不久。
随后，县令在那身体旁边发现了一条马鞭，由于没有其他线索，暂时无法断案，所以县令带着马鞭回到衙门。
当天晚上，县令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穿着朴素，但面相善良的人跪着对他说道：“求大人为我做主！”
县令问道：“你是何人？有何冤屈？”
那人道：“我叫李彦，昨日到此地进货，要离开的时候租了一匹马，走到城外时就遭到马主人的暗算。”
县令道：“马的主人是谁？”
李彦道：“此人非桃非李，非坐非行。”说罢，便消失了。
县令被惊醒，觉得此梦不简单，看着天也快亮了，于是他穿好衣服，坐在椅子上思考。
等到天亮时，县令立马升堂，然后对衙役们说道：“现在立马把城里出租马匹的人都抓起来。”
不久后，所有出租马匹的人都被抓来。县令问道：“你们当中有人害人性命，夺人钱财，还不速速招来！”
那几个人一同说道：“冤枉啊，县令老爷明察！”
县令又说道：“前日有个商人到此地进货，租了一匹马却遭到马主人暗算，那马鞭都落在那里，还不主动认罪？”
那些人还是不认，县令便让他们都上报自己的名字，当听到李立这个名字时，县令停顿了一会儿，捋着胡须思考：“非桃非李便是李，非行非坐便是立。”
想到这里，县令抬起头狠狠地盯着李立，然后放其他人离开，唯独将李立留了下来。
然而，到了这时候，李立还是嘴硬，说道：“为何县令老爷唯独留我下来，我是冤枉的呀！”
县令道：“哼！既然不如实招来，那便行刑，来人！上刑具！”
李立听到这话，顿时吓得瑟瑟发抖，慌乱之下，他便招了，说道：“我认我认，求县令老爷不要罚得太重。”然后将前日发生的事情一一招来。
最后，李立被判了斩刑。断案时，那乌鸦忽然飞到李立头上，对他猛啄一顿，啄得他头破血流，然后在所有人震惊的眼神中撞墙而亡。
所有人对乌鸦这一举动都感到惊异，县令道：“这是一只懂得感恩的乌鸦呀！人为鸦死，鸦为人亡。“
随后，县令命人把这只乌鸦埋着李彦旁边。
故事名为《乌鸦报恩传》，改编自《郭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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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太上老君吗
原文：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道德经》第十七章，老子把中华道统最大的特色说出来，叫作道政合一。就是主政者、从政者，他都按照道来施政，这在其他的国家，我们还没有看过。
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我们可以看到，老子把君王分成四个等级，最高的等级叫作太上。太上指的是最上等的政治，它是道政合一。这样大家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后来尊称老子为太上老君，就是因为老君是修道的人，在众多的修道人当中，我们认为，而不是老子自己认为，最高等级的就是老子，所以我们尊称他为太上老君。
“太上，不知有之”，老百姓隐隐约约感觉到，好像有人在治理这个国家，可是大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为什么？比如，我们看鱼在水里面，水跟它的关系是很自然的。水没有说这个鱼怎么老在自己这里搅和，鱼也没有感觉到水在供应给它最好的东西。两者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相忘于无为，各遂其性，各做各的事，各过各的生活，各安其位，各得其乐。
“其次，亲而誉之”，次一等的，彼此之间互相亲近，互相赞美。这就是儒家所讲的礼乐安民，修己安百姓。所以，儒家的最高等级对老子来说，那是次一等的。道家主张我不给你压力，你也不要给我压力；我不必感谢你，你也不必感谢我；我们各人走各人的道，但是彼此都在同一个道上。大家可以从这里去领会一下。
“其次，畏之”，似乎有点法家的感觉。当然了，老子当时还没有很明显的法家意识，只是隐隐约约有那种主张。我们今天把法治看得很高明，实际上是很惭愧的事情。大家很害怕违法，而一旦违法，政府就认为是你不对，就要惩罚你。这并不是一种很理想的政治。包括儒家所主张的礼治，都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讲法治，是不是应该把礼治，也一并看看。我们一天到晚在讲法治，那根本是西方人的观念。西方人不知道什么叫礼治，不知道什么叫道政合一，他们就认为法是最高的等级，这是他们的事情。
“其次，侮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政府越禁止，社会就越紊乱；老百姓越反抗，政府施压就越强；最后人民不怕死，就开始来抗议，然后集会游行，对政府给以更大的压力。现在大家打开电视机都可以看到，几乎西方的国家都是这样的。政府骂老百姓，老百姓骂政府，彼此就像孔子所讲的“君不君，臣不臣”。大家看看现在西方的政府，总统看上去了不起，却整天挨骂，简直被骂得不成样子，这成何体统！可是我们总觉得西方是对的，好像我们也应该那么开放、自由。其实，冷静想一想，那完全是刁民，是暴民政治，是非常可怕的。
老子为什么说会越来越差呢？主要就是：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君王不讲诚信，不以诚信来修己待人，老百姓就不相信君王。在我们的历史上，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幸好每次都能及时还本归原，调整过来。
讲到这里，老子接着告诉我们，看到这些事实应该怎样做，就是：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景象。“悠”，说的是很悠闲，很悠长，不会三天两头就乱了。这也是老子一再说的要处无为之事，要行不言之教。所以“悠兮”，我们可以把它跟“处无为之事”连在一起想；“贵言”，可以把它跟“行不言之教”合在一起想。其实，“言”这个字在《道德经》里面，多半是负面的。
老子要我们把脸上能够关闭的器官，尽量关闭起来。比如，眼睛能够闭起来，就不要乱看；嘴巴能够闭起来，就不要说话。鼻子不能闭，否则人就没气了；耳朵也不能闭，因为要听四方八面所有的声音，然后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贵言”，“贵”，是重视的意思。若真的很重视自己的话，就不能多说。所以，贵言就是不要多说话。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这一点儿也不假。但不是说我们闭了眼睛，闭了嘴巴，什么都不做，就叫无为。因为老子要求我们要功成事遂。意思是说，我们要在默默当中，完成天下太平这样的大事，使得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但是最了不起的是最后这句话：百姓皆谓我自然。百姓都说我自然，一切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百姓不知道这是君王所赐，也不必感恩。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宗教？因为宗教是要人感恩的，要人害怕上帝，要人感恩上帝，连吃一餐饭都要感谢上帝的恩赐，这是中国人很难做到的。
《道德经》一共出现过五次“自然”，这是第一次。其实老子所讲的道，完全表现在自然。
老子所讲的自然，有三个主要的内容。一个就是天然。天然是什么，是物理的自然，春夏秋冬，四季交替，自然。第二个，人性的自然叫天性。人的天性，人的本性，人的自性，食色性也。也是人的自性。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要自然地去发展，不能压抑，所以思想家没有一个人叫我们禁欲。没有。要自然发展，自然生，自然死，自然活。第三个，合乎自然规律的、人为的种种措施，都叫自然。所以“无为”，就是没有违反自然的规律。 https://t.cn/Evk4evd
原文：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道德经》第十七章，老子把中华道统最大的特色说出来，叫作道政合一。就是主政者、从政者，他都按照道来施政，这在其他的国家，我们还没有看过。
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我们可以看到，老子把君王分成四个等级，最高的等级叫作太上。太上指的是最上等的政治，它是道政合一。这样大家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后来尊称老子为太上老君，就是因为老君是修道的人，在众多的修道人当中，我们认为，而不是老子自己认为，最高等级的就是老子，所以我们尊称他为太上老君。
“太上，不知有之”，老百姓隐隐约约感觉到，好像有人在治理这个国家，可是大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为什么？比如，我们看鱼在水里面，水跟它的关系是很自然的。水没有说这个鱼怎么老在自己这里搅和，鱼也没有感觉到水在供应给它最好的东西。两者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相忘于无为，各遂其性，各做各的事，各过各的生活，各安其位，各得其乐。
“其次，亲而誉之”，次一等的，彼此之间互相亲近，互相赞美。这就是儒家所讲的礼乐安民，修己安百姓。所以，儒家的最高等级对老子来说，那是次一等的。道家主张我不给你压力，你也不要给我压力；我不必感谢你，你也不必感谢我；我们各人走各人的道，但是彼此都在同一个道上。大家可以从这里去领会一下。
“其次，畏之”，似乎有点法家的感觉。当然了，老子当时还没有很明显的法家意识，只是隐隐约约有那种主张。我们今天把法治看得很高明，实际上是很惭愧的事情。大家很害怕违法，而一旦违法，政府就认为是你不对，就要惩罚你。这并不是一种很理想的政治。包括儒家所主张的礼治，都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讲法治，是不是应该把礼治，也一并看看。我们一天到晚在讲法治，那根本是西方人的观念。西方人不知道什么叫礼治，不知道什么叫道政合一，他们就认为法是最高的等级，这是他们的事情。
“其次，侮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政府越禁止，社会就越紊乱；老百姓越反抗，政府施压就越强；最后人民不怕死，就开始来抗议，然后集会游行，对政府给以更大的压力。现在大家打开电视机都可以看到，几乎西方的国家都是这样的。政府骂老百姓，老百姓骂政府，彼此就像孔子所讲的“君不君，臣不臣”。大家看看现在西方的政府，总统看上去了不起，却整天挨骂，简直被骂得不成样子，这成何体统！可是我们总觉得西方是对的，好像我们也应该那么开放、自由。其实，冷静想一想，那完全是刁民，是暴民政治，是非常可怕的。
老子为什么说会越来越差呢？主要就是：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君王不讲诚信，不以诚信来修己待人，老百姓就不相信君王。在我们的历史上，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幸好每次都能及时还本归原，调整过来。
讲到这里，老子接着告诉我们，看到这些事实应该怎样做，就是：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景象。“悠”，说的是很悠闲，很悠长，不会三天两头就乱了。这也是老子一再说的要处无为之事，要行不言之教。所以“悠兮”，我们可以把它跟“处无为之事”连在一起想；“贵言”，可以把它跟“行不言之教”合在一起想。其实，“言”这个字在《道德经》里面，多半是负面的。
老子要我们把脸上能够关闭的器官，尽量关闭起来。比如，眼睛能够闭起来，就不要乱看；嘴巴能够闭起来，就不要说话。鼻子不能闭，否则人就没气了；耳朵也不能闭，因为要听四方八面所有的声音，然后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贵言”，“贵”，是重视的意思。若真的很重视自己的话，就不能多说。所以，贵言就是不要多说话。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这一点儿也不假。但不是说我们闭了眼睛，闭了嘴巴，什么都不做，就叫无为。因为老子要求我们要功成事遂。意思是说，我们要在默默当中，完成天下太平这样的大事，使得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但是最了不起的是最后这句话：百姓皆谓我自然。百姓都说我自然，一切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百姓不知道这是君王所赐，也不必感恩。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宗教？因为宗教是要人感恩的，要人害怕上帝，要人感恩上帝，连吃一餐饭都要感谢上帝的恩赐，这是中国人很难做到的。
《道德经》一共出现过五次“自然”，这是第一次。其实老子所讲的道，完全表现在自然。
老子所讲的自然，有三个主要的内容。一个就是天然。天然是什么，是物理的自然，春夏秋冬，四季交替，自然。第二个，人性的自然叫天性。人的天性，人的本性，人的自性，食色性也。也是人的自性。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要自然地去发展，不能压抑，所以思想家没有一个人叫我们禁欲。没有。要自然发展，自然生，自然死，自然活。第三个，合乎自然规律的、人为的种种措施，都叫自然。所以“无为”，就是没有违反自然的规律。 https://t.cn/Evk4evd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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