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燕：《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读书学典:《论语.宪问》14.38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公伯氏，名寮，字子周，鲁人。与子路同做季氏的家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及马融等，都把他列为孔子弟子，孔子家语弟子解里没有公伯寮，若干古注或认为他不是孔子的弟子。或认为因暗地里将孔子呈献鲁定公的简札私自透漏给季氏，由此孔子得罪季氏，决定开始周游列国，由此退出孔子弟子行列。或认为他因愬子路，被后人剔除其弟子之名。（李炳南《论语讲要》）
▲愬：sù，同“诉”，谮（zèn）也，即诬陷、中伤。
▲子服景伯：子服何，鲁国大夫，谥号是“景”。《集释》:“汉鲁峻石壁画七十二子像有子服景伯。”
▲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夫子指季孙大夫，季孙氏被公伯寮的谗言迷惑了。惑志，指相信了谗言。
▲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吾力：指景伯是孟孙之族，当有势力。肆诸市朝：肆，指陈尸，意思是杀了公伯寮。子服景伯有能力阐明子路无罪，而后让季孙氏杀死诬陷人的公伯寮。《正义》:“周制杀人有陈尸三日之法。“钱穆：“大夫尸于朝，士尸于市。公伯寮是士，当尸于市。此处市朝连言，非兼指。”
▲道：大道。大道的兴废，不是公伯寮所能左右的。张轼：“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废兴有命，公伯寮何所预于其间哉？"
■现代翻译：公伯寮向季孙氏诬陷子路。子服景伯把事情告诉了孔子，说：“季孙大夫已经被公伯寮的谗言迷惑了，已对子路有疑惑。但我的力量还能把此事向季孙陈说清楚，让季孙大夫杀了公伯寮，把他陈尸街头。”孔子说：“大道如果能行，这是命啊；大道如果将废，也是命啊。公伯療能够把天命如何呢！”
●何晏等《论语集解》：马融曰：“愬，谮也。伯寮，鲁人，弟子也。” 孔安国曰：“鲁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季孙信谗，恚（huì，恼恨）子路。” 郑康成曰：“吾势力犹能辨子路之无罪于季孙，使之诛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陈其尸曰肆。”
●皇侃《论语义疏》：子路时仕季氏。而伯寮谣季氏，令信讥谮子路也。子服景伯告孔子。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而又此说助子路，使子路无罪，而伯寮致死。言若于他人该有豪势者。则吾力势不能诛耳。若于伯寮者，则吾力势，是能使季孙审子路之无罪，而杀伯寮于市朝也。殷礼：“杀大夫已上于，杀士于市。杀而犹陈曝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孔子答景伯：以子路无罪。言人之道德得行于世者，此是天之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人君道废坠不用于世者，此亦是天之命也。子路之道废兴由天之命耳。虽公伯寮之谮，其能违天命而兴废于子路耶。江熙曰：“夫子使景伯辨子路，则不过季孙为甚，拒之则逆其区区之诚，故以行废之命期之，或有如不救而大救也。”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道之废行皆由天命也伯寮、子路皆臣於季孙，伯寮诬子路以罪而谮於季孙也。子服景伯以其事告孔子，言季孙坚固已有疑惑之志，谓信谗恚子路也。有罪既刑，陈其尸曰肆。景伯言，吾势力犹能辨子路之无罪于季孙，使之诛寮而肆之。孔子不许其告，故言道之废行皆由天命，虽公伯寮之谮，其能违天而兴废子路乎！
●陈祥道《论语全解》：不知命者，以兴废在人，而有所难辨，子服景伯是也；知命者，以兴废在天，而无所校，孔子是也。盖道待命而后行，命待道而后立；以道处命，则死生无所恤；以命处道，则废兴无所累。君子之于道命，虽死生不得与之，况废兴乎哉？孔子于伯寮言命，孟子于臧仓言天，其致一也。
●朱熹《论语集注》：谢氏曰：“虽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实寮无如之何。”愚谓言此以晓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圣人于利害之际，则不待决于命而后泰然也。
●张栻《癸巳论语解》：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废兴有命，公伯寮何所预于其间哉？不曰已而直，曰道之将行与废，方之。孟子予之不遇鲁侯之论，亦可以见圣贤气象之兮矣。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人当安命而不必尤人也。昔子路仕于鲁为季氏宰，鲁人有公伯竂谗愬子路于季孙。季孙听谗言而疑子路，鲁大夫子服景伯，怀不平之心，以其事告于孔子曰：夫子之于子路，固将因伯竂之愬而不无惑志矣。谗邪安可听其害？正以吾之力，犹能诛伯竂而陈其尸于市朝，以正其罪，而明其诬也。孔子闻而晓之曰：君子岂不欲行其道于天下？而道之或行或废，莫不有天焉。其为道之将行也，与则动与世合，是命之通也；其为道之将废也，与则动与世违，是命之穷也。行与废皆由于命，则由今日何独非命？使命而得行，竂必不能使之废；其因竂而废者，即命之当废耳。公伯竂其如命何哉？子大夫其听之可也。审乎孔子之言，见君子进退，上关天意，凡得失毁誉，俱当置之度外，但孔子不言命，而于弥子瑕则曰有命，于公伯竂则曰命也，盖不欲以行废之权归之谗謟之人耳。
●刘宝楠《论语正义》：子路以忠信见知于人，不知寮何所得愬，而季孙且信之。《朱子或问》以为“在墮（huī）三都（三都是季孙氏的费邑、孟孙氏的郕邑、叔孙氏的郈邑。三族之家臣势力渐强，经常以下犯上，侵凌“三桓”，甚至越过“三桓”而干预国政，或以其控制之邑为据点发动叛乱。孔子为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为了加强君权，为防止家臣据“三桓”之私邑反叛，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建议鲁定公拆毁“三桓”私邑，三桓后来反对堕三都，行动就此半途而废。）、出藏甲之时（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史记孔子世家》）”，说颇近理。当时必谓子路此举，是彊公室，弱私家，将不利于季氏，故季孙有惑志。夫子言道“將行”、“将废”者，子路墮都，是夫子使之，今子路被愬，是道之将废，而己亦不能安于鲁矣。然行废皆天所命，若天不废道，虽寮有愬，季孙且不听之。若天未欲行道，此自命所受宜然，非关寮愬。言此者，所以慰子路而止景伯之愤也。张尔岐《蒿庵闲话》曰：人道之当然而不可违者，义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争者，命也。贫富贵贱、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强也，君子与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当以义知命矣。凡义所不可，即以为命所不有也。故进而不得于命者，退而犹不失吾义也。小人尝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争则智邀之，智力无可施而后谓之命也。君子以义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争命，故其心多怨。圣人之于命，安之矣，实不以命为准也，而以义为准。圣贤之与众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
●钱穆《论语新解》：景伯言吾力犹能言于季孙，明子路之无罪，使季孙知寮之枉愬，然后将诛寮而肆诸市也。若道将行，此是命，寮之愬终将不入。若寮之愬得行，是道将废，亦是命，与寮无关。孔子言此，以晓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本章当于上章“不怨天不尤人”合参。人道之不可违者为义，天道之不可争者为命。命不可知，君子惟当以义安命。凡义所不可，即以为命所不有。故不得于命，犹不失吾义。常人于智力所无可奈何处始谓之命，故必尽智力以争。君子则一准于义，虽力有可争，智有可图，而义所不可，即斯谓之命。孔子之于公伯寮，未尝无景伯可恃。孔子之于卫卿，亦未尝无弥子瑕可缘。然循此以往，终将无以为孔子。或人称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此等处，卻似“知有可为而不为”，此亦学者所当细参。
★此章言道之废行皆由天命也。 https://t.cn/RxRVHIh
▲公伯寮：公伯氏，名寮，字子周，鲁人。与子路同做季氏的家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及马融等，都把他列为孔子弟子，孔子家语弟子解里没有公伯寮，若干古注或认为他不是孔子的弟子。或认为因暗地里将孔子呈献鲁定公的简札私自透漏给季氏，由此孔子得罪季氏，决定开始周游列国，由此退出孔子弟子行列。或认为他因愬子路，被后人剔除其弟子之名。（李炳南《论语讲要》）
▲愬：sù，同“诉”，谮（zèn）也，即诬陷、中伤。
▲子服景伯：子服何，鲁国大夫，谥号是“景”。《集释》:“汉鲁峻石壁画七十二子像有子服景伯。”
▲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夫子指季孙大夫，季孙氏被公伯寮的谗言迷惑了。惑志，指相信了谗言。
▲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吾力：指景伯是孟孙之族，当有势力。肆诸市朝：肆，指陈尸，意思是杀了公伯寮。子服景伯有能力阐明子路无罪，而后让季孙氏杀死诬陷人的公伯寮。《正义》:“周制杀人有陈尸三日之法。“钱穆：“大夫尸于朝，士尸于市。公伯寮是士，当尸于市。此处市朝连言，非兼指。”
▲道：大道。大道的兴废，不是公伯寮所能左右的。张轼：“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废兴有命，公伯寮何所预于其间哉？"
■现代翻译：公伯寮向季孙氏诬陷子路。子服景伯把事情告诉了孔子，说：“季孙大夫已经被公伯寮的谗言迷惑了，已对子路有疑惑。但我的力量还能把此事向季孙陈说清楚，让季孙大夫杀了公伯寮，把他陈尸街头。”孔子说：“大道如果能行，这是命啊；大道如果将废，也是命啊。公伯療能够把天命如何呢！”
●何晏等《论语集解》：马融曰：“愬，谮也。伯寮，鲁人，弟子也。” 孔安国曰：“鲁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季孙信谗，恚（huì，恼恨）子路。” 郑康成曰：“吾势力犹能辨子路之无罪于季孙，使之诛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陈其尸曰肆。”
●皇侃《论语义疏》：子路时仕季氏。而伯寮谣季氏，令信讥谮子路也。子服景伯告孔子。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而又此说助子路，使子路无罪，而伯寮致死。言若于他人该有豪势者。则吾力势不能诛耳。若于伯寮者，则吾力势，是能使季孙审子路之无罪，而杀伯寮于市朝也。殷礼：“杀大夫已上于，杀士于市。杀而犹陈曝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孔子答景伯：以子路无罪。言人之道德得行于世者，此是天之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人君道废坠不用于世者，此亦是天之命也。子路之道废兴由天之命耳。虽公伯寮之谮，其能违天命而兴废于子路耶。江熙曰：“夫子使景伯辨子路，则不过季孙为甚，拒之则逆其区区之诚，故以行废之命期之，或有如不救而大救也。”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道之废行皆由天命也伯寮、子路皆臣於季孙，伯寮诬子路以罪而谮於季孙也。子服景伯以其事告孔子，言季孙坚固已有疑惑之志，谓信谗恚子路也。有罪既刑，陈其尸曰肆。景伯言，吾势力犹能辨子路之无罪于季孙，使之诛寮而肆之。孔子不许其告，故言道之废行皆由天命，虽公伯寮之谮，其能违天而兴废子路乎！
●陈祥道《论语全解》：不知命者，以兴废在人，而有所难辨，子服景伯是也；知命者，以兴废在天，而无所校，孔子是也。盖道待命而后行，命待道而后立；以道处命，则死生无所恤；以命处道，则废兴无所累。君子之于道命，虽死生不得与之，况废兴乎哉？孔子于伯寮言命，孟子于臧仓言天，其致一也。
●朱熹《论语集注》：谢氏曰：“虽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实寮无如之何。”愚谓言此以晓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圣人于利害之际，则不待决于命而后泰然也。
●张栻《癸巳论语解》：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废兴有命，公伯寮何所预于其间哉？不曰已而直，曰道之将行与废，方之。孟子予之不遇鲁侯之论，亦可以见圣贤气象之兮矣。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人当安命而不必尤人也。昔子路仕于鲁为季氏宰，鲁人有公伯竂谗愬子路于季孙。季孙听谗言而疑子路，鲁大夫子服景伯，怀不平之心，以其事告于孔子曰：夫子之于子路，固将因伯竂之愬而不无惑志矣。谗邪安可听其害？正以吾之力，犹能诛伯竂而陈其尸于市朝，以正其罪，而明其诬也。孔子闻而晓之曰：君子岂不欲行其道于天下？而道之或行或废，莫不有天焉。其为道之将行也，与则动与世合，是命之通也；其为道之将废也，与则动与世违，是命之穷也。行与废皆由于命，则由今日何独非命？使命而得行，竂必不能使之废；其因竂而废者，即命之当废耳。公伯竂其如命何哉？子大夫其听之可也。审乎孔子之言，见君子进退，上关天意，凡得失毁誉，俱当置之度外，但孔子不言命，而于弥子瑕则曰有命，于公伯竂则曰命也，盖不欲以行废之权归之谗謟之人耳。
●刘宝楠《论语正义》：子路以忠信见知于人，不知寮何所得愬，而季孙且信之。《朱子或问》以为“在墮（huī）三都（三都是季孙氏的费邑、孟孙氏的郕邑、叔孙氏的郈邑。三族之家臣势力渐强，经常以下犯上，侵凌“三桓”，甚至越过“三桓”而干预国政，或以其控制之邑为据点发动叛乱。孔子为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为了加强君权，为防止家臣据“三桓”之私邑反叛，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建议鲁定公拆毁“三桓”私邑，三桓后来反对堕三都，行动就此半途而废。）、出藏甲之时（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史记孔子世家》）”，说颇近理。当时必谓子路此举，是彊公室，弱私家，将不利于季氏，故季孙有惑志。夫子言道“將行”、“将废”者，子路墮都，是夫子使之，今子路被愬，是道之将废，而己亦不能安于鲁矣。然行废皆天所命，若天不废道，虽寮有愬，季孙且不听之。若天未欲行道，此自命所受宜然，非关寮愬。言此者，所以慰子路而止景伯之愤也。张尔岐《蒿庵闲话》曰：人道之当然而不可违者，义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争者，命也。贫富贵贱、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强也，君子与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当以义知命矣。凡义所不可，即以为命所不有也。故进而不得于命者，退而犹不失吾义也。小人尝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争则智邀之，智力无可施而后谓之命也。君子以义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争命，故其心多怨。圣人之于命，安之矣，实不以命为准也，而以义为准。圣贤之与众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
●钱穆《论语新解》：景伯言吾力犹能言于季孙，明子路之无罪，使季孙知寮之枉愬，然后将诛寮而肆诸市也。若道将行，此是命，寮之愬终将不入。若寮之愬得行，是道将废，亦是命，与寮无关。孔子言此，以晓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本章当于上章“不怨天不尤人”合参。人道之不可违者为义，天道之不可争者为命。命不可知，君子惟当以义安命。凡义所不可，即以为命所不有。故不得于命，犹不失吾义。常人于智力所无可奈何处始谓之命，故必尽智力以争。君子则一准于义，虽力有可争，智有可图，而义所不可，即斯谓之命。孔子之于公伯寮，未尝无景伯可恃。孔子之于卫卿，亦未尝无弥子瑕可缘。然循此以往，终将无以为孔子。或人称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此等处，卻似“知有可为而不为”，此亦学者所当细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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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收藏家、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编印
之《兰陔絜养图咏附家庆图咏》简介
据《江苏艺文志•苏州卷》载：《兰陔絜养图咏》《家庆图咏》均为清代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中癸丑科状元潘世恩所作及所辑。民国年间由潘世恩玄孙潘景郑先生合辑为《兰陔絜养图咏附家庆图咏》编入陟冈楼丛刊甲集，该书封面由吴湖帆于癸未双十（1943年11月7日）题签。目前可称为稀见孤本古籍。《兰陔絜养图咏附家庆图咏》应为潘氏家族往来赠笞诗文总集。
见孔夫子旧书网（https://t.cn/A66FVY4p）
之《兰陔絜养图咏附家庆图咏》简介
据《江苏艺文志•苏州卷》载：《兰陔絜养图咏》《家庆图咏》均为清代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中癸丑科状元潘世恩所作及所辑。民国年间由潘世恩玄孙潘景郑先生合辑为《兰陔絜养图咏附家庆图咏》编入陟冈楼丛刊甲集，该书封面由吴湖帆于癸未双十（1943年11月7日）题签。目前可称为稀见孤本古籍。《兰陔絜养图咏附家庆图咏》应为潘氏家族往来赠笞诗文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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