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忠保胎中心# 我们今天来看下这位患者病例：她今年37岁，之前有过5次试管不着床及胎停病史。外院保胎经历中有一次曾用药多种（包含地屈孕酮、固肾安胎、黄体酮、肝素、HCG、优甲乐等）后胎停，胚胎基因染色体结果显示基因未见异常。 后来到保胎中心就诊保胎，检查患者磷脂、免疫均阴，此次保胎仅两种用药(未使用低分子肝素）顺利通过NT 。

其实低分子肝素并不是保胎药，应对妊娠合并血栓前状态或血栓状态等病理时才需要用药 。对于胎停、流产或复发流产史者，由于病因不同，并不能浅而概之一定要用低分子肝素。复发流产史者存在血栓前状态或血栓指征等才是用低分子肝素指征。保胎中心的每一种用药都是通过分析病史和患者化验检查科学分析诊断后得出的。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看待用药与治疗的关系，秉承科学理念，不盲目、不过度。

【中国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新能源电动车？】

先发制人，后发制与人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的道理。

一、后发制于人的中国汽车工业
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之后，我国开始转变思路，开始用市场换技术，毕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站在国家的层面上，实际上在乎的并不是这个企业发达或者说赚更多的钱，而是让企业赚到钱以后可以推动整个产业链的提升，从而最终到提升整个国家的汽车工业水平。毕竟，我们有市场，有钱赚，赚了钱，市场经济可以买技术嘛。

在当时而言，确实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下，我们的汽车工业由小到大，成为了汽车制造大国。但是靠着这个策略可以实现汽车工业由弱到强么？从我国近现代历史经历上看，这种靠钱就能买到技术乃至核心技术的想法从来都是稚嫩和天真的。毕竟，无论是我们有求于人或者别人有求于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要求都是“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所获取的远没有所付出的多，依旧面临重重壁垒的限制和阻碍。

汽车行业看似简单，然而行业内涉及的技术应用层面却极为广泛。汽车设计、零配件加工、整体装配、全面工况测试和调整改进等每一个环节都涉及到大量的技术经验积累。比如和终端用户关系最密切的测试和调校，这些都是靠时间积累的产物，是以往造车经验积累的集合，这些正是我国车企以及供应链企业普遍缺失的东西，也是被掐脖子的重要环节。一个产品的成败并不是由某一个企业来决定的，而是一个产业链来决定的。工业强国强在体系，并不需要所有东西都自己去干自己来造，有一种能力叫做整合，能做到整合效益最大化那才是本事，世界上多得是手里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例子，这是缺乏整合能力的表现。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车把自己的产品送到外面去请人调校。

回到具体的技术上，我们由于起步晚，虽然跑的很快，但是还是大幅度落后。比如先进发动机的问题，就说发动机的缸体，怎么样坚固耐用还要重量轻？又怎么样流程简便工序少？甚至还要成本可控可量产？这些都是一个个难题和壁垒，要攻克这些问题需要前仆后继的人力和资金投入，甚至长时间没有结果，在这种状态下，还要不要搞下去？确实感觉很为难。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搞了这么多年，我们的自主品牌始终在高端品牌上无法体现出优势和竞争力，即便是国内做的做好的领克品牌，平均售价目前也只达到了15W左右，这已经是在燃油车中国产自主品牌最优秀的天花板了。低售价带来低利润带来低研发，所以，感觉这个恶性循环很难被跳出来。

二、咱们就换个跑道比赛吧？

我们最大的智慧就是灵活，毕竟教员在更早的时代就讲究灵活。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

那么在燃油车这个赛道，别人马拉松已经跑了大半，而且也没有像小兔子一样睡觉，我们怎么办呢？追眼看是追不上了，要不我们就换个比赛项目吧？

别人：你这样真的合适么？
所以我们选了新能源的赛道，我个人理解这个赛道的优势主要在于：

（一）能源方面的考虑
我国是煤炭储量和消费的大国，同时我国又是石油、燃气的“弱国”，每年需要大量的油气进口支持，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的加剧。用两个时间节点的数据分析就会看的很清楚。

1998年，中国原油进口量是2732万吨，当年中国原油产量1.6亿吨，进口原油只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
2019年，中国原油进口量高达5.1亿吨，当年中国原油产量1.91亿吨，对进口原油的依存度超过72%。

结合最近国际形势的情况，就不难理解国家力推新能源汽车的决心，毕竟把能源这种生命线交在别人手里，实在是太不安全了。

（二）换道超车的布局
当前新能源电动车的储能电池主要是锂电池，而我国是锂资源储备的世界第三大国，同时，目前普遍应用于电动汽车的永磁同步电机中电机的转子需要用到稀土材料来制作，我国又是稀土资源大国，稀土储备量居世界首位，国际稀土市场份额中我国占据九成以上，因此在能源方面我国具备发展新能源电动车的天然优势。

技术方面来看，传统汽车领域一向对发动机变速箱等部件的机械结构设计等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直到今日，国外尤其以欧美车系厂商在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无可撼动的地位，有着丰富的技术经验和技术壁垒，但面对新能源车这一新的领域，无论国内国外现在大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因此当前我国具备发展新能源车的两大关键优势，抓住目前新一轮行业竞赛机遇，我国有望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独领鳌头，实现“弯道超车”。

（三）智能出行的探索
汽车，作为一个成熟的物种，已经诞生了接近150年，随着超级城市的发展，作为城市最主要交通工具的汽车已经越来越拥堵，作为提高通勤效率的工具现在在多种情况下，反而拖累的通勤效率，给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在地面道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来解决交通出行的问题。比如下面百人会上何小鹏提到的点对点的全场景辅助驾驶，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畅想。

目前日益成熟的自动驾驶技术和快速通讯技术，给解决交通问题带来了很多想象，比如通过辅助驾驶来降低驾驶疲劳，通过自动驾驶来提升交通效率，甚至通过飞行技术来解决立体交通的问题，通过我国现在的移动互联网先发优势，来对未来的出行方式进行全面探索，力争占据先发优势，这也是我们发展智能新能源汽车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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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如何安全“激活” 浙江给出解法】#象山政务#3月1日，全国首部公共数据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开始施行。从2020年2月至今，在2年多的时间里，条例经历了酝酿、起草、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等环节。护航公共数据共享开放和安全利用，浙江给出了具有全国引领性的解法。

到底什么是公共数据？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公共数据为何要共享、开放？如何保护公共数据安全？我们试图通过全方位解读，给出答案。

海量公共数据 就在身边

何为公共数据？《条例》给出了明确界定——是本省国家机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运营单位，在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收集、产生的数据。此外，根据本省应用需求，税务、海关、金融监督管理等国家有关部门派驻浙江管理机构提供的数据，亦在其中。

严谨的概念界定背后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公共数据的概念对群众其实是‘可感’的，并非远离生活。”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人用一系列例子进行了说明，“比如汇集在省人社部门的社会保险个人参保信息，汇集在红十字会的捐赠物资信息，公共服务运营单位掌握的水电燃气使用信息，金融监管部门掌握的个人征信报告，电商平台根据规定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数据等等都是公共数据。”

浙江在线记者从省大数据局了解到，截至2021年底，浙江已累计编制公共数据目录190多万项，省级平台归集公共数据800多亿条，数据共享累计调用700多亿次，开放数据超59亿条，走在全国前列。如此规模体量且不断滚动增长的数据，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管理好、利用好？浙江走入了立法阶段——

为公共数据立法 恰逢其时

时间轴拉回去年2月18日，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浙江以一场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开启牛年新局。从2003年数字浙江，2014年四张清单一张网，2017年最多跑一次改革，2018年政府数字化转型，至此，浙江进入了一个数字化改革的新阶段。

“《条例》构建了公共数据领域的基础性制度，为纵深推进我省数字化改革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浙江省司法厅司法一处处长邬呈辉表示，对浙江而言《条例》的诞生“恰逢其时”。

从国家层面看，除了现行的《网络安全法》之外，《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于去年正式施行，这为地方制定法规奠定了上位法基础；从省域层面看，浙江在近20年的数据实践中，已形成了不少制度成果。2017年发布的《浙江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侧重数据的采集、归集、共享，2020年发布的《浙江省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更关注开放和安全，这两个地方政府规章为公共数据的全过程管理打下了基础。

邬呈辉表示，《条例》制定过程中，贯彻落实了数字化改革有关一体化、制度重塑等要求，将我省行之有效的成果和经验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对公共数据范围进行了拓展，赋予了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以法律地位，致力于推进公共数据的充分共享、有序开放和安全利用。同时，以问题为导向，明确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服务外包的权利与义务。

作为要素的公共数据 等待“激活”

数据的共享、开放与利用，不仅事关改革，也是撬动群众和企业享受更好公共服务的底层力量。《条例》共分八章五十一条，其中对公共数据的共享、开放与利用都分设了章节。“公共数据应当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第四章公共数据共享的首条如是写道。

去年，众多最佳应用在数字化改革中涌现，已经对“共享”进行了充分实践。通过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数据共享，越来越多民生实事更加便利。以去年第二批最佳应用中的“浙里办票”为例，该应用打破了各部门数据“孤岛”，单位或个人认证后，就能自动归集名下财政电子票据和税务电子发票，享受全省电子发票一站式归集、下载、查验、存储等服务。

此外，共享、开放与利用更是公共数据流通与高效配置的关键。此前国务院文件中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并列。“公共数据是支撑党建统领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法治的重要基础资源，是推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生产要素。”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最初我们对于条例名称是否要加上‘管理’二字有过深度探讨。”参与草案撰写的浙江（浙大）立法研究院执行院长郑春燕提起了立法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如果公共数据只是政府用于管理，而不用来发展是非常可惜的。”而开放与利用，正是《条例》着重强调的内容，“提升公共数据质量，要有市场力量参与，但完全放开又会涉及许多问题，那么市场力量怎么进来呢？为了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我们在条款上做了一些制度设计，比如第三十五条的授权模式，可以授权符合规定安全条件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运营公共数据。”郑春燕建议，相关部门要积极吸引企业加入公共数据的资源开发利用大潮中，让企业利用公共数据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划定公共数据的安全线 势在必行

当公共数据面向社会开放，随之而来的担忧便是安全。划定公共数据的安全线，亦是《条例》所向。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规处处长吴恩玉表示，《条例》制定过程中着重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改革与立法的关系、公共数据充分流通与个人信息有效保护的关系、公共数据高效利用与保障数据安全的关系。

“条例开宗明义就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在推动公共数据创新应用的同时，要对公共数据管理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作出细化补充规定。”吴恩玉表示。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收集数据时，不得强制要求个人采用多种方式重复验证；数据有异议或不准确时，可以提出校核申请；自然人认为开放的公共数据侵犯合法权益时，可以提出撤回数据的要求……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见诸条例各处。

此外，吴恩玉表示，立法过程中将保障数据安全贯穿制度设计始终，还设置了公共数据安全专章，为的就是确保在严守数据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释放公共数据的价值。“基于此，《条例》在安全方面设定了制度规范体系、技术防护体系与运行管理体系。“谁收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运行谁负责。”通过落实数据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对服务外包方式开展数据活动的安全管理，可以有效防范公共数据非法获取、篡改、泄露或者不当利用，保护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等。

“公共数据关乎你我，我们要依法利用，依法管理。”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