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在超市看到了保鲜膜，不是很明白在学校有什么用，就像之前看到的火锅底料以及需要煮的醪糟（可能是我狭隘了吧）[报税][报税][报税]
P2：看到了超可爱的牙签盒子[送花花][送花花][送花花]
P3:已经十点多啦，吃个小包子垫补，等着吃中饭[赢牛奶][赢牛奶][赢牛奶]
P4:看到草坪上点缀着黄色花花，紫色花花，超漂亮[送花花][送花花][送花花]
P5:看到一朵超级大的蒲公英，用耳机做对比[允悲]（想起来昨天路过一大片草地的时候看到了光杆司令——被风吹走只剩杆的蒲公英）
P6:好喜欢在花盆里有落花呀
P7: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吃中饭啦，可以慢慢地！
P8P9:买了番茄味儿超浓的面，纠结了一段时间后买的一份锅包肉（有点硬，吃不了确实是[允悲]没事，慢慢吃就可以吃完哈哈哈哈。话说，嚼的我好累[可怜][可怜][可怜]）
今天上了毛概课，其实，老师很可爱啦（在呼吁我们看一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新闻联播）
今天是自由的，未来也是自由的，我终于可以在校园自由压马路了[打call][打call][打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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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自由的，未来也是自由的，我终于可以在校园自由压马路了[打call][打call][打call]
“仁政” 走向 “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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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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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康德哲学与先验自我
康德总结了自古希腊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以来，特别是笛卡尔以后，欧洲大陆唯理论和英国经验论哲学对自我意识问题的探讨，明确地把人的问题置
于哲学的首位，对人的问题从多种领域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的研究的哲学传统。严格说来，西方哲学史上，对自我意识问题的探讨，只是到了康德这里，才真正形成为一种学说或理论。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犹如一颗明珠熠熠生辉，既反映出先哲的思想精华，又为后人启示着条条思想发展之路，从而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从某种角度上回答了休漠对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诘难。休漠从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出发，坚持“知觉之外一切不可知”，以“观念的显微镜”去
验证知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他认为经验只能扩展知识而不能保证其普遍必然性，经验归纳法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因果推断值得怀疑，传统的自然科学知识甚至数学与几何知识都值得怀疑。休漠的怀疑论动摇了传统科学知识大厦之根基，也把康德从“教条主义的迷梦”中惊醒。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通过对先验自我意识在认知活动中表现为理论理性，通过先验自我意识具体化、经验化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次递增的经验的认知能力，同时在三个阶段分别产生纯直观形式、知性范畴、理性理念，并且分别以它们作出先验的和经验的综合来“为自然立法”，从而既解决了知识如何扩展的问题，又解决了知识因何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问题。所以说，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从某种角度上回
答了休漠对知识的诘难，解答了长期困扰哲学界的“休漠问题”，从而为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其次，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表现出其哲学思想的终极关怀，第一次指明了人类追求真、善、美之永恒理想。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所表达的先验
自我是一个真善美有机统一的完整自我。先验自我意识于不同的领域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在人与自然的认知领域，先验自我意识设定出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这自在之物一方面包括物质性的部分，它刺激经验主体而最终构成知识中质料的因素，成为对感性材料来源的终极解释;另一方面，自在之物又包括先验自我意识本身这一精神性的部分，它产生知识中作为形式的诸先天因素。先验主体以这些先天的形式要素去综合质料的因素，来为自然立法，而对这种被立法的自然(康德称为现象界)，人类要在其中认识的，正是其先前早己放进去的东西，故而能够获得“真”的认识，这就追求到了“真”。同时，先验自我意识成为对经验主体存在的终极解释。这两者相结合就表现出对整个宇宙(包括经验
主体人)的终极解释与终极存在的关怀。在道德实践领域，先验自我意识以善良意志这一先验主体的形式，制订出先验道德律来引导经验主体依照先验道德律不断地实施道德行为，以期达到绝对的善，即“至善”，这就实现了“善，表现出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在审美活动领域，先验自我意识以反思判断力这种先验能力来对人与自然关系予以反思，在彻底地依据先验道德律的前提下，道德的人的行为自由与自然的客观目的相符合，这时人与自然的对立就完全消失。人一方面超越了自然，另一方面超越了经验形式的自身，这就在达到最高的善与最彻底的自由的同时，产生了真正的美感，追求到了美。故而，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以宙美之我为桥梁，把认知之我与实践之我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真、善、美完整统一的自我意识。在康德之前的西方哲学发展史上，虽然每位哲学家的思想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人与自然的终极关怀，但是，只有到了康德这里才第一次明确指出什么是、以及如何达到人类追求真、善、美这一永恒理想，第一次全面地展示出其思想
的终极关怀。
最后，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作为其哲学之核心，高扬了人类理性，突出了人类的主体能动性，抬高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国际黑格尔联合会主席亨利希教授曾指出，“康德哲学的核心是他根据自我意识的状态和形式而对认识的诸种形式的论证。”康德哲学思想体系之所以给世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关键在于他定下了其批判哲学的“对象必须依照知识”这一“哥白尼式”的革命基调，而这一基调则是通过他那以先验自我意识一为其前提与基础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主旋律得以表现出来的。可以说，在康德哲学中，没有先验自我
意识，就没有先天综合判断:没有先天综合判断，就没有全新的知识论。同时，没有先验自我意识，其同样富有“哥白尼式”革命意义的伦理学与美学也不会存在。康德正是以先验自我意识为其思想体系大厦之坚固基石。他在建造思想体系大厦的过程中，以先验自我意识的形式高扬了人类之普遍理性，突出地表现了人类在认知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审美领域中的主体能动性，从而抬升了人类在宇宙中相对于自然的主体地位。在康德思想中的人，不再是受自然控制、受上帝支配的、处处被动的人，而是超越了自然、超越了自身，摆脱了一切外在束缚、获得了最终的解放，完全自由的、追求到了真善美的人，是自己作自己的主人的人。正因为如此，康德以先验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哲学思想被认为是体现在德国思想领域中的法国政治革命，它成为当时德国社会中思想启蒙的先导。
尽管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但它依然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需要我们予以正确地认识。
其一，先验自我意识不能等同于主体。康德指出先验自我意识为一种单纯的形式主体与逻辑设定，他以先验自我意识代称人类的普遍理性，甚至指称整
个人类，而以经验自我意识指代经验主体，即个人。在其全部思想体系中，是先验自我意识在进行认知活动，是先验自我意识在制订先验道德律，在实施反思判断。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先验自我意本质上是等同于主体的。但是我们认为，而且康德也曾明确指出，先验自我意识本质上为一种纯粹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是属于主体所有的。先验自我意识与主体的关系是主体的属性或能力与主体的关系，是表述与被表述的关系。虽然先验自我意识的各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主体的作用与地位，但是严格说来，先验自我意识不等同于主体，两者毕竟有差别。
其二，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颠倒了认识过程中主客观的位置。康德的思想，尤其是知识论，是以先验自我意识为最终根据与最高条件的。他认为，
感性直观之纯形式、知性范畴以及理性理念，皆先天地产生于先验自我意识，逻辑上先于知识经验而存在。先验自我意识通过先验综合与经验综合的作用才使得他称之为现象界的自然得以成立。自然界的一切都打上了人的主观烙印，这与马克思所称的“人化自然”颇为相似。但实质上，外界自然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自然界有其固有的规律性，人类只有在正确地认识这一客观条件之下，才能对之实施科学的合理的能动的改造与利用，从而才在原始的自然界打上人的主观烙印。正是在此意义下，马克思才提出“人化自然”这一概念。康德试图让“对象依照知识”，让客观符合主观，虽然对于探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因素不失为一种全新的尝试，但根本上说，这是颠倒了主
客观位置，是一种本末倒置。
其三，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夸大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并未真正解决物质与意识的对立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康德的自然界其质料因素即感性杂多由物自体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这是其认识论中可贵的唯物成分。但是在自然的形成过程中，他过分夸大了先验自我意识所体现出的人的主体能动性。先验自我意识产生先天的知识形式对感性杂多予以规整，从而为整个自然界立法。康德在主客观关系上的本末倒置，使得他建立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观的现象界。当代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指出，康德的“这个所谓‘真实的世界’—即我们所唯一熟悉的、能够有意义地谈论的、经验上实在的世界—就其根本性质来说，是我们自己的(空间—时间的)直观能力和悟性的构成物。”对此，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公然把自己的那种认识论思想称为“形式的唯心主义”或“先验的唯心主义”，以期与笛卡尔的“经验的唯心主义”也与贝克莱式的“质料的唯心主义”或“神秘的幻想的唯心主义”区别开来。康德说:“因为我的这种唯心主义并不涉及事物的存在……，因为在我的思想里我对它从来没有怀疑过，而是仅仅涉及事物的感性表象。”。我们认为，康德的这种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因为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是人类始终面临的屏障，人类只可认识与利用而不可绝对地改变，人类不可能在实质上为自然立法。康德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在认知活动中为自然立法，在道德实践中为人自身立法，只注重人的自身而忽视客观自然的存在，这使他的理论始终在主观的圈子里打转，使得他试图解决的主客观的统一，不过是在真正的物质与意识的统一问题上打了一个擦边球而己。康德并未彻底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思想体系所表现的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之永恒理想，无异于沙滩上建楼房，是不具备稳固基础的。
其四，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讨论的是人的抽象的认识能力，它所表现的主体为抽象的人。康德为了克服唯理论者的“独断论”和经验论者的“怀疑
论”，提出在认识世界之前要事先批判地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确定它所达到的范围和界限。但是，他脱离了实践活动，脱离了具体的认识对象和认识过程去考察认识能力，这是一种抽象的考察，一种片面的考察。对此，黑格尔曾批判说，这就好象是“以为在得到知识以前已在认识，或是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勿先下水游泳。”康德要求在求知前考察认识能力诚然不错，但他没认识到，考察思维形式己经是一种历程了。所以，我们必须在认识过程中将思维形式的活动和对于思维形式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这正如列宁所说，“为了学会游泳，必须钻
到水中。”我们认为，认识能力是体现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的，而具体的认识活动是在人类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发生的。从发生认识论的观点看，“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种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就是劳动实践，实践产生了认识。实践过程中，人类对客体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各种概念，如时间、空间等。这些概逐渐念固化在人脑中，成为人类特有的认知结构。人类正是以这些认知结构进行再认识，继而指导进一步的实践。这本是一个在
不断往复中前进的过程，但是康德却孤立地抽去其中一个片段，当作认识的全过程。这就是他把纯时空形式与知性范畴认作先验自我意识所产生，却不能够解释如何产生，以致于带有“天赋观念论”之嫌疑的原因。由于康德考察的是一种抽象的认识能力，为此，这种抽象的认识能力所体现的主体也就是抽象的人，而非处于实践活动中的具体的人。
康德总结了自古希腊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以来，特别是笛卡尔以后，欧洲大陆唯理论和英国经验论哲学对自我意识问题的探讨，明确地把人的问题置
于哲学的首位，对人的问题从多种领域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的研究的哲学传统。严格说来，西方哲学史上，对自我意识问题的探讨，只是到了康德这里，才真正形成为一种学说或理论。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犹如一颗明珠熠熠生辉，既反映出先哲的思想精华，又为后人启示着条条思想发展之路，从而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从某种角度上回答了休漠对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诘难。休漠从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出发，坚持“知觉之外一切不可知”，以“观念的显微镜”去
验证知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他认为经验只能扩展知识而不能保证其普遍必然性，经验归纳法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因果推断值得怀疑，传统的自然科学知识甚至数学与几何知识都值得怀疑。休漠的怀疑论动摇了传统科学知识大厦之根基，也把康德从“教条主义的迷梦”中惊醒。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通过对先验自我意识在认知活动中表现为理论理性，通过先验自我意识具体化、经验化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次递增的经验的认知能力，同时在三个阶段分别产生纯直观形式、知性范畴、理性理念，并且分别以它们作出先验的和经验的综合来“为自然立法”，从而既解决了知识如何扩展的问题，又解决了知识因何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问题。所以说，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从某种角度上回
答了休漠对知识的诘难，解答了长期困扰哲学界的“休漠问题”，从而为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其次，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表现出其哲学思想的终极关怀，第一次指明了人类追求真、善、美之永恒理想。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所表达的先验
自我是一个真善美有机统一的完整自我。先验自我意识于不同的领域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在人与自然的认知领域，先验自我意识设定出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这自在之物一方面包括物质性的部分，它刺激经验主体而最终构成知识中质料的因素，成为对感性材料来源的终极解释;另一方面，自在之物又包括先验自我意识本身这一精神性的部分，它产生知识中作为形式的诸先天因素。先验主体以这些先天的形式要素去综合质料的因素，来为自然立法，而对这种被立法的自然(康德称为现象界)，人类要在其中认识的，正是其先前早己放进去的东西，故而能够获得“真”的认识，这就追求到了“真”。同时，先验自我意识成为对经验主体存在的终极解释。这两者相结合就表现出对整个宇宙(包括经验
主体人)的终极解释与终极存在的关怀。在道德实践领域，先验自我意识以善良意志这一先验主体的形式，制订出先验道德律来引导经验主体依照先验道德律不断地实施道德行为，以期达到绝对的善，即“至善”，这就实现了“善，表现出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在审美活动领域，先验自我意识以反思判断力这种先验能力来对人与自然关系予以反思，在彻底地依据先验道德律的前提下，道德的人的行为自由与自然的客观目的相符合，这时人与自然的对立就完全消失。人一方面超越了自然，另一方面超越了经验形式的自身，这就在达到最高的善与最彻底的自由的同时，产生了真正的美感，追求到了美。故而，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以宙美之我为桥梁，把认知之我与实践之我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真、善、美完整统一的自我意识。在康德之前的西方哲学发展史上，虽然每位哲学家的思想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人与自然的终极关怀，但是，只有到了康德这里才第一次明确指出什么是、以及如何达到人类追求真、善、美这一永恒理想，第一次全面地展示出其思想
的终极关怀。
最后，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作为其哲学之核心，高扬了人类理性，突出了人类的主体能动性，抬高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国际黑格尔联合会主席亨利希教授曾指出，“康德哲学的核心是他根据自我意识的状态和形式而对认识的诸种形式的论证。”康德哲学思想体系之所以给世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关键在于他定下了其批判哲学的“对象必须依照知识”这一“哥白尼式”的革命基调，而这一基调则是通过他那以先验自我意识一为其前提与基础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主旋律得以表现出来的。可以说，在康德哲学中，没有先验自我
意识，就没有先天综合判断:没有先天综合判断，就没有全新的知识论。同时，没有先验自我意识，其同样富有“哥白尼式”革命意义的伦理学与美学也不会存在。康德正是以先验自我意识为其思想体系大厦之坚固基石。他在建造思想体系大厦的过程中，以先验自我意识的形式高扬了人类之普遍理性，突出地表现了人类在认知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审美领域中的主体能动性，从而抬升了人类在宇宙中相对于自然的主体地位。在康德思想中的人，不再是受自然控制、受上帝支配的、处处被动的人，而是超越了自然、超越了自身，摆脱了一切外在束缚、获得了最终的解放，完全自由的、追求到了真善美的人，是自己作自己的主人的人。正因为如此，康德以先验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哲学思想被认为是体现在德国思想领域中的法国政治革命，它成为当时德国社会中思想启蒙的先导。
尽管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但它依然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需要我们予以正确地认识。
其一，先验自我意识不能等同于主体。康德指出先验自我意识为一种单纯的形式主体与逻辑设定，他以先验自我意识代称人类的普遍理性，甚至指称整
个人类，而以经验自我意识指代经验主体，即个人。在其全部思想体系中，是先验自我意识在进行认知活动，是先验自我意识在制订先验道德律，在实施反思判断。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先验自我意本质上是等同于主体的。但是我们认为，而且康德也曾明确指出，先验自我意识本质上为一种纯粹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是属于主体所有的。先验自我意识与主体的关系是主体的属性或能力与主体的关系，是表述与被表述的关系。虽然先验自我意识的各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主体的作用与地位，但是严格说来，先验自我意识不等同于主体，两者毕竟有差别。
其二，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颠倒了认识过程中主客观的位置。康德的思想，尤其是知识论，是以先验自我意识为最终根据与最高条件的。他认为，
感性直观之纯形式、知性范畴以及理性理念，皆先天地产生于先验自我意识，逻辑上先于知识经验而存在。先验自我意识通过先验综合与经验综合的作用才使得他称之为现象界的自然得以成立。自然界的一切都打上了人的主观烙印，这与马克思所称的“人化自然”颇为相似。但实质上，外界自然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自然界有其固有的规律性，人类只有在正确地认识这一客观条件之下，才能对之实施科学的合理的能动的改造与利用，从而才在原始的自然界打上人的主观烙印。正是在此意义下，马克思才提出“人化自然”这一概念。康德试图让“对象依照知识”，让客观符合主观，虽然对于探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因素不失为一种全新的尝试，但根本上说，这是颠倒了主
客观位置，是一种本末倒置。
其三，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夸大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并未真正解决物质与意识的对立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康德的自然界其质料因素即感性杂多由物自体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这是其认识论中可贵的唯物成分。但是在自然的形成过程中，他过分夸大了先验自我意识所体现出的人的主体能动性。先验自我意识产生先天的知识形式对感性杂多予以规整，从而为整个自然界立法。康德在主客观关系上的本末倒置，使得他建立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观的现象界。当代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指出，康德的“这个所谓‘真实的世界’—即我们所唯一熟悉的、能够有意义地谈论的、经验上实在的世界—就其根本性质来说，是我们自己的(空间—时间的)直观能力和悟性的构成物。”对此，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公然把自己的那种认识论思想称为“形式的唯心主义”或“先验的唯心主义”，以期与笛卡尔的“经验的唯心主义”也与贝克莱式的“质料的唯心主义”或“神秘的幻想的唯心主义”区别开来。康德说:“因为我的这种唯心主义并不涉及事物的存在……，因为在我的思想里我对它从来没有怀疑过，而是仅仅涉及事物的感性表象。”。我们认为，康德的这种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因为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是人类始终面临的屏障，人类只可认识与利用而不可绝对地改变，人类不可能在实质上为自然立法。康德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在认知活动中为自然立法，在道德实践中为人自身立法，只注重人的自身而忽视客观自然的存在，这使他的理论始终在主观的圈子里打转，使得他试图解决的主客观的统一，不过是在真正的物质与意识的统一问题上打了一个擦边球而己。康德并未彻底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思想体系所表现的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之永恒理想，无异于沙滩上建楼房，是不具备稳固基础的。
其四，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讨论的是人的抽象的认识能力，它所表现的主体为抽象的人。康德为了克服唯理论者的“独断论”和经验论者的“怀疑
论”，提出在认识世界之前要事先批判地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确定它所达到的范围和界限。但是，他脱离了实践活动，脱离了具体的认识对象和认识过程去考察认识能力，这是一种抽象的考察，一种片面的考察。对此，黑格尔曾批判说，这就好象是“以为在得到知识以前已在认识，或是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勿先下水游泳。”康德要求在求知前考察认识能力诚然不错，但他没认识到，考察思维形式己经是一种历程了。所以，我们必须在认识过程中将思维形式的活动和对于思维形式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这正如列宁所说，“为了学会游泳，必须钻
到水中。”我们认为，认识能力是体现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的，而具体的认识活动是在人类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发生的。从发生认识论的观点看，“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种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就是劳动实践，实践产生了认识。实践过程中，人类对客体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各种概念，如时间、空间等。这些概逐渐念固化在人脑中，成为人类特有的认知结构。人类正是以这些认知结构进行再认识，继而指导进一步的实践。这本是一个在
不断往复中前进的过程，但是康德却孤立地抽去其中一个片段，当作认识的全过程。这就是他把纯时空形式与知性范畴认作先验自我意识所产生，却不能够解释如何产生，以致于带有“天赋观念论”之嫌疑的原因。由于康德考察的是一种抽象的认识能力，为此，这种抽象的认识能力所体现的主体也就是抽象的人，而非处于实践活动中的具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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