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种子基因库”在哥伦比亚成立，将粮食研究纳入高科技领域｜绿会科技创新伦理问题前瞻研究（03）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老话蕴藏着关于农作物生物多样性的深刻道理。随着人口增长，人类对于粮食的总量和品质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地球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急剧丧失，给人类未来的粮食安全带来了诸多挑战，因此粮食与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如何保存也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建立全球种子库，可以成为人类在世界上拥有的所有植物种质资源的储备和应对。
为爱捐赠，请点击https://t.cn/A6MhwBof
近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国际科技伦理工作组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了解到，拉美国家哥伦比亚在2022年3月宣布成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热带作物银行，建立在Cali附近，主要用于保存的豆类、木薯和热带牧草。
2022年3月15日，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马尔克斯（Iván Duque Márquez）为这个名叫“未来种子基因库”（Future Seeds，下文简称未来种子库）的设施揭牌。下面是这个开幕式的一些图片。
来源：alliancebioversityciat
来源：alliancebioversityciat
来源：alliancebioversityciat
我们知道，人类目前的食物，主要只依赖少数作物。但这些作物是由大自然、农民和科学家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产生的惊人的野生和驯化植物的多样性而产生的。全世界迄今7000多种用于农业的物种中，只有150种在被用于广泛的种植，这种种植品种，乃至人们粮食品种趋向单一的状况，对人类生活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等都很不利。
据估计，仅在20世纪，75%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已经丧失。这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未来的主食作物将需要利用自然多样性来抵御即将到来的极端环境。那么，如何与时间赛跑、保存对于人类“有饭吃”至关重要的粮农遗传资源？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是一个专注于粮食安全的全球研究伙伴关系，运行着11个基因库。虽然这11个基因库只包含了目前基因库中持有的种质资源总数的10%，但它们却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中国绿发会是该条约的观察员）指导方针下分配的种质的94%。ITPGRFA是一项旨在通过保护、交流和可持续利用世界植物遗传资源来保证粮食安全的国际协议。根据ITPGRFA的原则，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免费获得保存在种子库中的种子和植物材料。
“未来种子库”（Future Seeds）这一最新设施由CGIAR的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Bioversity)、国际热带农业中心(CIAT) 管理，包括来自100多个国家的37000多个豆类样本、6000个木薯样本，以及22600个热带牧草样本。这些储存着种子、幼苗和含有遗传信息的组织的基因库，对实现全世界的粮食和营养安全至关重要。
据悉，它也将成为研究人员的创新中心。在这个网络中，“未来种子”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作物品种的“图书馆”，也是一个创新中心，它将利用基因组学、大数据、机器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来加速开发适应气候的作物。而且，它的整个全球目录是开放的，无专利的，由政府、多边组织和基金会共同资助；植物遗传材料对培育植物新品种的研究人员是免费的。作为一个种子库，CIAT也向世界各地的弱势农民提供种子。
这个“未来种子库”不仅将为人类托管世界上最大的豆类、木薯和热带牧草收藏，拥有共计超过6.7万个不同的样本，而且还将扩大其收藏范围，以涵盖其他重要作物及其野生亲缘，从而支持全球粮食和营养安全。
“未来种子库”视频截图。
“未来种子库”视频截图。
未来种子库的一个另外重要功能是，科普、公正教育。据悉它是11个种子库中唯一的一个设计用于教育和培训的此类设施，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透明的玻璃墙，这样来参观的人员就能通过玻璃墙，看到里面的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场景。此外，Bioversity和CIAT还在哥伦比亚的周边设立了多个实地观测站，这样就能为获得无需检疫的高质量种子提供最佳条件，并且可以方便在国际上分发。
此外，通过未来种子库，还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基因库合作，优化冷冻保存协议，确保植物健康，并托管其他关键作物的收藏，包括安全复制品。此外，新一代遗传资源科学家也将接受未来种子方面的培训。
未来种子库外观。图源：CIAT
笔者在CGIAR的官网上看到，这个基因库在绿色建筑、可持续设计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未来种子库是世界上第一座获得LEED（能源和环境设计领先）白金级认证的基因库建筑。它有一个标志性的节能建筑设计，包括一个外部“皮肤”遮篷，以抵御太阳辐射，太阳能电池板，热控制，自然通风和雨水收集。该建筑本身将传达一个关于环境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的强烈公众信息。据介绍，相对于世界各地的其他基因库，基因库以最高的技术和科学标准运行。
另外，笔者注意到：贝索斯地球基金会向哥伦比亚“未来种子库”这个植物基因库认捐1700万美元。在剪彩仪式上，也能看到贝索斯的影子。
种业，事关粮食安全。2022年4月11日，也就是前几天，我国领导人考察了海南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凸显对于支持种业创新的高度重视。据央视报道，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搭建的公共科研平台，告别了曾经各个科研机构、高校的“各自为战”，南繁育种科研在这里实现了联合攻关，南繁产业集群发展的效应逐渐凸显。
本文作为一个#科技创新中伦理问题前瞻研究#系列案例第三篇，笔者想提出以下问题，权作抛砖引玉，供读者讨论：
（1）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来促进种业创新？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粮食上自给自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只有国家之间的交流，包括植物遗传资源实现交流和惠益分享，才能够实现发展与繁荣。笔者也注意到近日《北京市种子条例》正式实施了，文件中提到“在确保生物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单位和个人从境外引进种质资源】，丰富本市种质资源多样性。”
（2）农业的未来必将走向数字化。在诸如遗传资源数字序列（DSI）等趋势下，如何确保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体系下，实现信息的惠益分享？
（3）中国如何通过国际性框架——比如能否通过《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来从全球种业的国际合作中获益，并且保护和推动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众所周知，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如何动员私营部门、社会力量的参与“造芯”？如何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形成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比如上文中贝索斯地球基金会的这类例子）
（5）种质资源的流失、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丧失，其实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工业化园林运动也不无关系。从城市化的园林绿化政策来说，大胆设想一番，（1）是否可以鼓励“让野草长”，更多的探索“荒野式管理模式”？（2）进一步说，是否可以鼓励“街角菜园”？尤其是一些温度条件适合的城市中，随着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老年人有热情投入到种植中来，能否通过诸如街角菜园、口袋公园、公地租赁或托管等方式，发挥老年人口在种质资源的挖掘、保存与传承方面的热情和创造性？
（6）种子资源保存，只是政府的事情吗？如何动员农民、城市居民的“田间地头”老种子保存？事实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中华保护地体系中，针对野荞麦、崇仁麻鸡等地方特色粮农种质资源的保护推动就是鲜活的例子。很多古老的地方品种、特色资源都是在老百姓家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和深山老林里得以保护和延续，一些地方品种的濒危、珍稀程度不亚于大熊猫。种质资源的保护，需要全社会、尤其是基层和草根的广泛参与。
（7）种子库的公共教育功能，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案例中“未来种子库”这个玻璃外墙的种子库，或许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发。实际上，科研设施的建设，天生承载着科学普及、环境宣教的功能。要充分利用科普资源助推“双减”工作，发挥我国种子库等设施科普功能，功在千秋。就比如，刚刚在4月12日，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发布了《关于举办2022年全国科技活动周的通知》，指出，“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设主会场，展示‘科技冬奥’‘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大科技创新成就，开展以生物安全为重点的国家科技安全教育，并强调“聚焦‘双碳’、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国家重大战略，”笔者希望北京的种子库们能更多的考虑开放、科普，为“双减”政策下的儿童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和去处。更重要的是，不要局限于仅在5月份下旬科技周这段时间，而是作为全年的日常工作，变得儿童友好，面向学校、大众开放。
中国农科院的作物科普基地，笔者2019摄
中国农科院的作物科普基地，笔者2019摄
【注】本文为#科技创新中伦理问题前瞻研究#系列。该系列是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国际科技伦理工作组推出的针对国际科技伦理重大议题、前沿问题、新兴和典型议题的案例研究和前沿资讯。科技创新，伦理先行。“科技创新中伦理问题前瞻研究案例集”旨在助力中国科学界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建设世界一流学会，助力我国科技界有效防控科技伦理风险，不断推动科技向善、造福人类，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本文参考资料来源：Mongabay、CIGAR、alliancebioversityciat、CBCGDF、CCTV等）
文 | Linda
审 | 绿茵
编丨青鸯
【拓展阅读】
中国绿发会：《守护农耕文明，筹建国家或地区性民间种子库｜2021全国两会议提案》
https://t.cn/A66rY2xI
中国绿发会：《新冠疫情后难以保存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收藏的长期战略
》https://t.cn/A66rY2xf
肯特·纳多齐：预祝昆明CBD COP15圆满成功，欢迎中国加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
baijiahao.baidu.com/s?id=1728103929077528892 https://t.cn/A66rYGQs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老话蕴藏着关于农作物生物多样性的深刻道理。随着人口增长，人类对于粮食的总量和品质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地球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急剧丧失，给人类未来的粮食安全带来了诸多挑战，因此粮食与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如何保存也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建立全球种子库，可以成为人类在世界上拥有的所有植物种质资源的储备和应对。
为爱捐赠，请点击https://t.cn/A6MhwBof
近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国际科技伦理工作组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了解到，拉美国家哥伦比亚在2022年3月宣布成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热带作物银行，建立在Cali附近，主要用于保存的豆类、木薯和热带牧草。
2022年3月15日，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马尔克斯（Iván Duque Márquez）为这个名叫“未来种子基因库”（Future Seeds，下文简称未来种子库）的设施揭牌。下面是这个开幕式的一些图片。
来源：alliancebioversityciat
来源：alliancebioversityciat
来源：alliancebioversityciat
我们知道，人类目前的食物，主要只依赖少数作物。但这些作物是由大自然、农民和科学家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产生的惊人的野生和驯化植物的多样性而产生的。全世界迄今7000多种用于农业的物种中，只有150种在被用于广泛的种植，这种种植品种，乃至人们粮食品种趋向单一的状况，对人类生活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等都很不利。
据估计，仅在20世纪，75%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已经丧失。这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未来的主食作物将需要利用自然多样性来抵御即将到来的极端环境。那么，如何与时间赛跑、保存对于人类“有饭吃”至关重要的粮农遗传资源？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是一个专注于粮食安全的全球研究伙伴关系，运行着11个基因库。虽然这11个基因库只包含了目前基因库中持有的种质资源总数的10%，但它们却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中国绿发会是该条约的观察员）指导方针下分配的种质的94%。ITPGRFA是一项旨在通过保护、交流和可持续利用世界植物遗传资源来保证粮食安全的国际协议。根据ITPGRFA的原则，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免费获得保存在种子库中的种子和植物材料。
“未来种子库”（Future Seeds）这一最新设施由CGIAR的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Bioversity)、国际热带农业中心(CIAT) 管理，包括来自100多个国家的37000多个豆类样本、6000个木薯样本，以及22600个热带牧草样本。这些储存着种子、幼苗和含有遗传信息的组织的基因库，对实现全世界的粮食和营养安全至关重要。
据悉，它也将成为研究人员的创新中心。在这个网络中，“未来种子”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作物品种的“图书馆”，也是一个创新中心，它将利用基因组学、大数据、机器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来加速开发适应气候的作物。而且，它的整个全球目录是开放的，无专利的，由政府、多边组织和基金会共同资助；植物遗传材料对培育植物新品种的研究人员是免费的。作为一个种子库，CIAT也向世界各地的弱势农民提供种子。
这个“未来种子库”不仅将为人类托管世界上最大的豆类、木薯和热带牧草收藏，拥有共计超过6.7万个不同的样本，而且还将扩大其收藏范围，以涵盖其他重要作物及其野生亲缘，从而支持全球粮食和营养安全。
“未来种子库”视频截图。
“未来种子库”视频截图。
未来种子库的一个另外重要功能是，科普、公正教育。据悉它是11个种子库中唯一的一个设计用于教育和培训的此类设施，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透明的玻璃墙，这样来参观的人员就能通过玻璃墙，看到里面的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场景。此外，Bioversity和CIAT还在哥伦比亚的周边设立了多个实地观测站，这样就能为获得无需检疫的高质量种子提供最佳条件，并且可以方便在国际上分发。
此外，通过未来种子库，还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基因库合作，优化冷冻保存协议，确保植物健康，并托管其他关键作物的收藏，包括安全复制品。此外，新一代遗传资源科学家也将接受未来种子方面的培训。
未来种子库外观。图源：CIAT
笔者在CGIAR的官网上看到，这个基因库在绿色建筑、可持续设计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未来种子库是世界上第一座获得LEED（能源和环境设计领先）白金级认证的基因库建筑。它有一个标志性的节能建筑设计，包括一个外部“皮肤”遮篷，以抵御太阳辐射，太阳能电池板，热控制，自然通风和雨水收集。该建筑本身将传达一个关于环境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的强烈公众信息。据介绍，相对于世界各地的其他基因库，基因库以最高的技术和科学标准运行。
另外，笔者注意到：贝索斯地球基金会向哥伦比亚“未来种子库”这个植物基因库认捐1700万美元。在剪彩仪式上，也能看到贝索斯的影子。
种业，事关粮食安全。2022年4月11日，也就是前几天，我国领导人考察了海南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凸显对于支持种业创新的高度重视。据央视报道，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搭建的公共科研平台，告别了曾经各个科研机构、高校的“各自为战”，南繁育种科研在这里实现了联合攻关，南繁产业集群发展的效应逐渐凸显。
本文作为一个#科技创新中伦理问题前瞻研究#系列案例第三篇，笔者想提出以下问题，权作抛砖引玉，供读者讨论：
（1）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来促进种业创新？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粮食上自给自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只有国家之间的交流，包括植物遗传资源实现交流和惠益分享，才能够实现发展与繁荣。笔者也注意到近日《北京市种子条例》正式实施了，文件中提到“在确保生物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单位和个人从境外引进种质资源】，丰富本市种质资源多样性。”
（2）农业的未来必将走向数字化。在诸如遗传资源数字序列（DSI）等趋势下，如何确保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体系下，实现信息的惠益分享？
（3）中国如何通过国际性框架——比如能否通过《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来从全球种业的国际合作中获益，并且保护和推动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众所周知，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如何动员私营部门、社会力量的参与“造芯”？如何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形成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比如上文中贝索斯地球基金会的这类例子）
（5）种质资源的流失、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丧失，其实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工业化园林运动也不无关系。从城市化的园林绿化政策来说，大胆设想一番，（1）是否可以鼓励“让野草长”，更多的探索“荒野式管理模式”？（2）进一步说，是否可以鼓励“街角菜园”？尤其是一些温度条件适合的城市中，随着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老年人有热情投入到种植中来，能否通过诸如街角菜园、口袋公园、公地租赁或托管等方式，发挥老年人口在种质资源的挖掘、保存与传承方面的热情和创造性？
（6）种子资源保存，只是政府的事情吗？如何动员农民、城市居民的“田间地头”老种子保存？事实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中华保护地体系中，针对野荞麦、崇仁麻鸡等地方特色粮农种质资源的保护推动就是鲜活的例子。很多古老的地方品种、特色资源都是在老百姓家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和深山老林里得以保护和延续，一些地方品种的濒危、珍稀程度不亚于大熊猫。种质资源的保护，需要全社会、尤其是基层和草根的广泛参与。
（7）种子库的公共教育功能，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案例中“未来种子库”这个玻璃外墙的种子库，或许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发。实际上，科研设施的建设，天生承载着科学普及、环境宣教的功能。要充分利用科普资源助推“双减”工作，发挥我国种子库等设施科普功能，功在千秋。就比如，刚刚在4月12日，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发布了《关于举办2022年全国科技活动周的通知》，指出，“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设主会场，展示‘科技冬奥’‘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大科技创新成就，开展以生物安全为重点的国家科技安全教育，并强调“聚焦‘双碳’、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国家重大战略，”笔者希望北京的种子库们能更多的考虑开放、科普，为“双减”政策下的儿童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和去处。更重要的是，不要局限于仅在5月份下旬科技周这段时间，而是作为全年的日常工作，变得儿童友好，面向学校、大众开放。
中国农科院的作物科普基地，笔者2019摄
中国农科院的作物科普基地，笔者2019摄
【注】本文为#科技创新中伦理问题前瞻研究#系列。该系列是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国际科技伦理工作组推出的针对国际科技伦理重大议题、前沿问题、新兴和典型议题的案例研究和前沿资讯。科技创新，伦理先行。“科技创新中伦理问题前瞻研究案例集”旨在助力中国科学界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建设世界一流学会，助力我国科技界有效防控科技伦理风险，不断推动科技向善、造福人类，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本文参考资料来源：Mongabay、CIGAR、alliancebioversityciat、CBCGDF、CCTV等）
文 | Linda
审 | 绿茵
编丨青鸯
【拓展阅读】
中国绿发会：《守护农耕文明，筹建国家或地区性民间种子库｜2021全国两会议提案》
https://t.cn/A66rY2xI
中国绿发会：《新冠疫情后难以保存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收藏的长期战略
》https://t.cn/A66rY2xf
肯特·纳多齐：预祝昆明CBD COP15圆满成功，欢迎中国加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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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牌：革自己的命，成为高端新能源品牌，这是唯一的机会
“品牌向上会是一个漫长的变革过程，会有阵痛，需要和过去的自己、过去的负资产做分割。”
“但这也是魏牌绝无仅有的唯一机会。”
2022年3月和4月，魏牌CEO李瑞峰先后两次与汽车商业评论深入交流，阐述了魏牌即将开启一场自我革命式的品牌向上变革计划。
2016年11月的广州车展上，以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姓氏命名的魏牌横空出世，第一个扛起了中国自主品牌第一个向上，向高端品牌突破的大旗，并喊出了“终结合资品牌暴力时代，让豪华触手可及”的口号。
在品牌初期，凭借着“以魏之名”的品牌承诺和加持，以及VV7系列的产品力，特别是它突出的外造型设计和出色的产品性能，赢得了市场的好感，这也是魏牌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达到40万辆累计销量规模的基础。
从行业视角来说，魏牌的出现不仅提升了长城汽车的品牌形象，也助推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自主品牌走上了品牌向上之路，也实现了与合资主销产品在15万元~20万元区间内的正面竞争，打破了合资产品在市场躺赢的市场格局。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自主品牌进入15万元~20万元价格区间的赛道，合资品牌产品的价格不断下探，再加上魏牌VV系列产品的更新速度稍缓，魏牌无论是在持续前进的品牌势能上还是销量上都遭遇了瓶颈期。
2020年和2021年，魏牌在VV系列城市产品的基础上，拓延出了一条越野SUV的新赛道，随着坦克300的亮相和上市，又一款火爆市场的产品成功杀入市场。
但也是因为看到越野SUV在2021年的快速崛起和未来品类分化的新机会，坦克品牌在2021年规划了系列产品，并成为了独立品牌。
这在销量数字上，无疑又一次对魏牌造成了一些损失。也让刚刚找到新方向的魏牌再次陷入思考，失去了坦克产品序列后，它该往何处去？
打造高端新能源品牌
目前魏牌旗下在售的三款车型分别为摩卡、拿铁和玛奇朵，而真正揭开魏牌再一次重塑品牌，再次冲高的产品是3月刚刚上市的摩卡DHT PHEV，它的四驱版售价已经站在了30万元以上的价格区间。
市场上也有争论，魏牌的产品到底是否能够支撑起这样的价格，认为魏牌应该脚踏实地继续在15万元~20万元的区间内继续深耕，想方设法再次打造一款爆款产品。
但李瑞峰在与汽车商业评论的交流中表示，他们也在思考，魏牌，这样一个以魏之名，骨子里带有魏建军执着、坚持和对汽车热爱的品牌，它的目标是重新回到自主品牌销量的第一阵营吗？
显然，无论是从魏牌本身还是长城汽车集团内部，都对它有着更高的期待。
长续航DHT技术、NOH智慧领航辅助驾驶技术，以及长城汽车全新电子电气架构的智慧线控底盘、智能座舱平台和IDC3.0高算力智能辅助驾驶计算平台的全面赋能，让魏牌将目标锁定在了零焦虑智能电动的全新的品类，聚焦长续航DHT和智能化的新赛道，立志成为高端新能源品牌。
同时在产品规划上，无论是接下来推出的圆梦复古SUV，还是即将上市的MPV、中大型SUV，产品价格区间都将锁定在30万元~40万元的价格区间。
而这个价格区间，也意味着魏牌要与BBA等传统豪华品牌和蔚小理这些造车新势力同台而战。
“品牌向上会是一个漫长的变革过程，会有阵痛，需要和过去的自己、过去的负资产做分割。”李瑞峰说，“虽然窗口期可能很短，但这也是魏牌绝无仅有的唯一机会。”
而这个唯一的机会和展开自我变革的时机，已经在长城汽车内部得到了共识。
汽车商业评论了解到，魏牌的这次转型，在长城汽车内部不仅仅是魏牌一个品牌的任务，更是将魏牌作为一个样本和试验田，为未来集团内各个品牌的向上转型进行试水和经验摸索。
“在长城汽车内部，一个虚拟的联合作战团体已经形成，每周都要听取魏牌这一轮品牌向上转型的报告，大家集思广益，共同探讨问题和解决问题。”李瑞峰说。
同时，无论是在技术上、智能制造等诸多领域，长城汽车的高管与业务模块都与魏牌的向上冲高形成了绑定，成为所有集团管理层和相关利益方的共同使命。
放下包袱来革自己的命
当魏牌的品牌重塑和再次冲高在集团战略层面达成共识后，魏牌的变革也正式展开。
在李瑞峰看来，这一场变革首先需要的自信和勇气。
汽车商业评论了解到，2022年春节后，魏牌内部召开了向死而生的动员大会。
“我们的团队和相关方就必须要有向死而生的勇气，必须有斩断桥梁的勇气，不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李瑞峰说，“我们内部一定要变思维，同时转换身份。”
李瑞峰指出，过去魏牌的业务都是to B端的，是管理经销商，是要求经销商去如何服务于客户。
而现在魏牌的一切都是魏牌以用户为中心，思考如何直接高效地服务于客户，让集团和品牌力的每一个人都是首席产品体验官、首席用户运营官。
同时，李瑞峰还要求品牌内部要抛开官僚主义，不能只想着自己的考核和职责，太注重自己的地位是否受到威胁，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
“在这场变革中，我们都是新兵，都要以空杯归零的心态来面对新的挑战，新的机遇，都要去把自己以前的传统营销的固有思维、经验主义这种负资产去打破。”李瑞峰说，“首先就是革我自己的命，如果我不改变，第一个就把我拿走，找到符合的人去做。”
为此，魏牌不仅展开以用户为组织模式的扁平化变革，还将考核机制发生了转变。
李瑞峰表示，魏牌现在不是简单地以未来的销量和利润作为考核指标，既然是品牌向上突破，它是要结我们长期品牌战略的坚守，全部是以用户满意度，用户的口碑评价，以及对我们整个车辆使用过程中的质量评价，以半年期和一年期来作为我们整个管理团队的定性和定量的考核的权威度的考核评价。
下一步，魏牌还将在销售渠道上展开变革。
汽车商业评论了解到，目前魏牌有300余家经销商渠道，下一步魏牌将会从中遴选出那些与魏牌志同道合，为了品牌长远的发展，为了更好的客户运营，更高的客户满意度，更高的产品和品牌这种美誉度的长期经营利益共同体，来为魏牌保驾护航。
在渠道的形式上，魏牌也将从单纯的代销模式转向合伙人模式或者混合性经营模式，在经销商的人力、服务等方面全面进行面向未来服务30万元以上产品价格区间和消费人群的渠道能力和客户满意度转变。
同时，魏牌也还将依托魏牌的APP，和车机端、销售、服务甚至是产品工程师等全业务链大通，真正打造一个可以直面消费者需求和改进建议的平台。
魏牌，以魏之名，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将它真正打造成为长城汽车内部最重要、最高端的品牌。
“品牌向上会是一个漫长的变革过程，会有阵痛，需要和过去的自己、过去的负资产做分割。”
“但这也是魏牌绝无仅有的唯一机会。”
2022年3月和4月，魏牌CEO李瑞峰先后两次与汽车商业评论深入交流，阐述了魏牌即将开启一场自我革命式的品牌向上变革计划。
2016年11月的广州车展上，以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姓氏命名的魏牌横空出世，第一个扛起了中国自主品牌第一个向上，向高端品牌突破的大旗，并喊出了“终结合资品牌暴力时代，让豪华触手可及”的口号。
在品牌初期，凭借着“以魏之名”的品牌承诺和加持，以及VV7系列的产品力，特别是它突出的外造型设计和出色的产品性能，赢得了市场的好感，这也是魏牌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达到40万辆累计销量规模的基础。
从行业视角来说，魏牌的出现不仅提升了长城汽车的品牌形象，也助推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自主品牌走上了品牌向上之路，也实现了与合资主销产品在15万元~20万元区间内的正面竞争，打破了合资产品在市场躺赢的市场格局。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自主品牌进入15万元~20万元价格区间的赛道，合资品牌产品的价格不断下探，再加上魏牌VV系列产品的更新速度稍缓，魏牌无论是在持续前进的品牌势能上还是销量上都遭遇了瓶颈期。
2020年和2021年，魏牌在VV系列城市产品的基础上，拓延出了一条越野SUV的新赛道，随着坦克300的亮相和上市，又一款火爆市场的产品成功杀入市场。
但也是因为看到越野SUV在2021年的快速崛起和未来品类分化的新机会，坦克品牌在2021年规划了系列产品，并成为了独立品牌。
这在销量数字上，无疑又一次对魏牌造成了一些损失。也让刚刚找到新方向的魏牌再次陷入思考，失去了坦克产品序列后，它该往何处去？
打造高端新能源品牌
目前魏牌旗下在售的三款车型分别为摩卡、拿铁和玛奇朵，而真正揭开魏牌再一次重塑品牌，再次冲高的产品是3月刚刚上市的摩卡DHT PHEV，它的四驱版售价已经站在了30万元以上的价格区间。
市场上也有争论，魏牌的产品到底是否能够支撑起这样的价格，认为魏牌应该脚踏实地继续在15万元~20万元的区间内继续深耕，想方设法再次打造一款爆款产品。
但李瑞峰在与汽车商业评论的交流中表示，他们也在思考，魏牌，这样一个以魏之名，骨子里带有魏建军执着、坚持和对汽车热爱的品牌，它的目标是重新回到自主品牌销量的第一阵营吗？
显然，无论是从魏牌本身还是长城汽车集团内部，都对它有着更高的期待。
长续航DHT技术、NOH智慧领航辅助驾驶技术，以及长城汽车全新电子电气架构的智慧线控底盘、智能座舱平台和IDC3.0高算力智能辅助驾驶计算平台的全面赋能，让魏牌将目标锁定在了零焦虑智能电动的全新的品类，聚焦长续航DHT和智能化的新赛道，立志成为高端新能源品牌。
同时在产品规划上，无论是接下来推出的圆梦复古SUV，还是即将上市的MPV、中大型SUV，产品价格区间都将锁定在30万元~40万元的价格区间。
而这个价格区间，也意味着魏牌要与BBA等传统豪华品牌和蔚小理这些造车新势力同台而战。
“品牌向上会是一个漫长的变革过程，会有阵痛，需要和过去的自己、过去的负资产做分割。”李瑞峰说，“虽然窗口期可能很短，但这也是魏牌绝无仅有的唯一机会。”
而这个唯一的机会和展开自我变革的时机，已经在长城汽车内部得到了共识。
汽车商业评论了解到，魏牌的这次转型，在长城汽车内部不仅仅是魏牌一个品牌的任务，更是将魏牌作为一个样本和试验田，为未来集团内各个品牌的向上转型进行试水和经验摸索。
“在长城汽车内部，一个虚拟的联合作战团体已经形成，每周都要听取魏牌这一轮品牌向上转型的报告，大家集思广益，共同探讨问题和解决问题。”李瑞峰说。
同时，无论是在技术上、智能制造等诸多领域，长城汽车的高管与业务模块都与魏牌的向上冲高形成了绑定，成为所有集团管理层和相关利益方的共同使命。
放下包袱来革自己的命
当魏牌的品牌重塑和再次冲高在集团战略层面达成共识后，魏牌的变革也正式展开。
在李瑞峰看来，这一场变革首先需要的自信和勇气。
汽车商业评论了解到，2022年春节后，魏牌内部召开了向死而生的动员大会。
“我们的团队和相关方就必须要有向死而生的勇气，必须有斩断桥梁的勇气，不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李瑞峰说，“我们内部一定要变思维，同时转换身份。”
李瑞峰指出，过去魏牌的业务都是to B端的，是管理经销商，是要求经销商去如何服务于客户。
而现在魏牌的一切都是魏牌以用户为中心，思考如何直接高效地服务于客户，让集团和品牌力的每一个人都是首席产品体验官、首席用户运营官。
同时，李瑞峰还要求品牌内部要抛开官僚主义，不能只想着自己的考核和职责，太注重自己的地位是否受到威胁，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
“在这场变革中，我们都是新兵，都要以空杯归零的心态来面对新的挑战，新的机遇，都要去把自己以前的传统营销的固有思维、经验主义这种负资产去打破。”李瑞峰说，“首先就是革我自己的命，如果我不改变，第一个就把我拿走，找到符合的人去做。”
为此，魏牌不仅展开以用户为组织模式的扁平化变革，还将考核机制发生了转变。
李瑞峰表示，魏牌现在不是简单地以未来的销量和利润作为考核指标，既然是品牌向上突破，它是要结我们长期品牌战略的坚守，全部是以用户满意度，用户的口碑评价，以及对我们整个车辆使用过程中的质量评价，以半年期和一年期来作为我们整个管理团队的定性和定量的考核的权威度的考核评价。
下一步，魏牌还将在销售渠道上展开变革。
汽车商业评论了解到，目前魏牌有300余家经销商渠道，下一步魏牌将会从中遴选出那些与魏牌志同道合，为了品牌长远的发展，为了更好的客户运营，更高的客户满意度，更高的产品和品牌这种美誉度的长期经营利益共同体，来为魏牌保驾护航。
在渠道的形式上，魏牌也将从单纯的代销模式转向合伙人模式或者混合性经营模式，在经销商的人力、服务等方面全面进行面向未来服务30万元以上产品价格区间和消费人群的渠道能力和客户满意度转变。
同时，魏牌也还将依托魏牌的APP，和车机端、销售、服务甚至是产品工程师等全业务链大通，真正打造一个可以直面消费者需求和改进建议的平台。
魏牌，以魏之名，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将它真正打造成为长城汽车内部最重要、最高端的品牌。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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